老师万能朋友圈

格勒

【采访笔记】

和笔者见面时，思媛穿了一件款式很糟糕的长裙，裙子收腰的地方十分生硬，像是制作时刻意偷工减料。好在思媛的容妆、手袋、鞋子精致有品，让这位8岁孩子的妈妈看起来非常优雅，落落大方。

“这裙子，是孩子的班主任老师卖给我的，我特意穿来给你看看。”思媛笑着说，孩子上小学不到两年，她已经从孩子班主任那儿买了两万多元的各类产品。

温情老师朋友多

记得孩子6岁刚入学时，思媛第一次见到儿子的班主任高老师，非常激动。高老师30岁刚出头，戴着无框近视眼镜，一头波浪长发，身材窈窕气质出众。不仅形象好，对孩子更充满爱心。上学第一天，当着家长的面，逐个拥抱班级的学生，抚摸每个孩子的小脸，问他们的名字，孩子们迅速消除了陌生感，思媛的儿子更大胆地亲了老师一口，逗得教室里学生和家长们哄堂大笑。思媛在旁边站着，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庆幸自己儿子遇到一位充满人情味的好老师。

开学后第一件事是选举“家长委员会”，家长委员会成员负责协助老师开展工作，和老师走得最近，对孩子在班级的“地位”大有帮助，家长自然不甘落后。思媛在家长群里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强调自己工作时间有弹性，曾做过专业舞蹈演员多才多艺，吃苦耐劳敢于付出……经过几轮投票，思媛成为家长委员会的一员。

家委会成立不久就迎来学校运动会，每个班级都要统一订制服装。按惯例，这种花钱的事，班主任老师是不能参与的，要由家长委员会来负责。其中的“潜规则”是——家长委员会订完服装款式，私下里要给老师发过去看一下，老师同意才行。

接过任务，思媛在网上、商场广泛搜罗，选出六七种服装，全部拍下照片，标好价格，家委会5名成员看完，认为哪款都不错，用微信发给老师定夺。高老师似乎对每样都不满意，很委婉地逐个挑毛病。

眼看運动会临近，服装还确定不下来。思媛正着急，家委会的会长突然微信她，让她去看高老师的朋友圈。

打开一看，高老师刚在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替朋友的童装店做个广告——新款儿童运动套装，炫酷多彩，萌萌日韩风，进口面料一级环保，适合班级集体订制，团购更优惠，这个运动季，你还等什么？”

信息的下面，是9张童装图片。思媛一看，立刻意识到什么，私信会长：“看老师的意思，是喜欢她朋友卖的这款，要不咱们问问老师这款衣服多少钱？”

家委会几个人一商量，派思媛去老师那儿打听口风。高老师在微信里用语音说，这只是她最近关注童装，无意中发的。但话锋一转，又说，她朋友卖的童装质量都不错，她之前教过的班级，都是从她朋友那儿订的运动会套装。

这就明白了。思媛向高老师要了朋友的联系方式，一聊才知道，这个朋友根本没有实体店，是微商，而且价格比思媛在商场看的童装还要贵上30%。

那天晚上，家委会几个人商量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从高老师朋友的手中订购。几天后，童装发过来，虽然款式尚可，但做工极差。有的家长在孩子穿之前用洗衣机洗一遍，拿出来就有地方开线了。家长们很不满意，家委会的压力很大，但想着如果老师能因此高兴，花点儿冤枉钱，也认了。

不订奶站起来

谁知，这只是开始。随着时间推移，老师的朋友圈越来越丰富，今天发圈点评学校附近的某个托管班靠谱，明天发圈推荐一款儿童阅读矫正器，过两天，又盛赞学校附近一家牛奶屋销售的牛奶甜香可口。

高老师踩的时间点很准，比如盛赞某个牛奶屋，正好第二天，学校就发通知提倡学生下午在校喝牛奶。学校给提供某品牌牛奶，但不强制，各班级的家委会也可以自己找商家订。

到这时，家委会对高老师的套路已了然于心，也都有些反感。于是在张罗订奶这件事上，谁也不卖力气通知。结果，虽然班级最终选择了高老师盛赞的那个牛奶屋每天下午提供温牛奶，却不是全员订奶，有六七个孩子没订。

没两天时间，高老师忽然在班级全体家长的微信群里连发了七八张图片，照的是全班多数学生在喝牛奶，没订奶的同学却站立着发呆。高老师语重心长地说：“每天一杯奶，是为了让学生宝宝们身体更强壮，才能承担繁重的学习。这几位宝宝没有订奶，我今天让他们挨个站起来询问原因，他们都不知道因为什么，是没有接到通知？还是家里已订了牛奶？”

消息一发出来，没订奶的几位家长立刻表示马上就订。同时，在家委会的小群却炸了锅——不订奶，就要让孩子罚站吗？

家委会几个人讨论半天，觉得还是不要和老师激化矛盾，毕竟孩子在老师手里。何况，高老师既然能做出这种事，一旦和她公开对着干，后续她就可能暗中收拾带头闹事家长的孩子。

掐住家长的“七寸”

于是，只好忍。一来二去，忍耐竟然成了习惯。思媛说，学生家长是一个很奇怪的群体，一方面希望大家能齐心合力制约老师，不让老师为所欲为，另一方面，自己私底下又拼命想和老师搞好关系。“如果老师让学生家长集体干什么出格的事，大家都很气愤，即便不去找老师或学校理论，也会消极怠工。而如果老师单独找某个家长，提出出格要求，这个家长反而受宠若惊，拼尽全力也要办到，觉得是在和老师拉近私人关系。”

高老师显然深谙学生家长的心理，日常班级买卷纸、收班费、搞演出、定托管班，都让家长委员会替她出头运作。而她则专注于和每一位家长建立私交，经常和家长单独微信联系，说说孩子的近况，让家长“感激涕零”。

与此同时，高老师朋友圈卖的东西品类越来越多，从学生保健品、童装、女性时装，再到各类山货，餐饮优惠券、美容美发用品。总之，所有商品都是“替朋友宣传”。

“我们后来也明白了，那些‘朋友，其实就是她自己的微信小号。”思媛说，隔三差五，某个家长就会接到高老师的微信：“我朋友手里有一批BB霜的尾货，很便宜，你平时好像用这个档次的，要不要试试？”

孩子上学一年多时间，思媛几乎每个月都接到老师的微信推销，扛不过情面，各种劣质高价的商品买了一大堆。她询问其他家长，也都是类似的情况，却都敢怒不敢言。

更甚者，班级中有几位家长在各自企业中是管理层，高老师不但微信联络，还找些由头让这些家长请她吃饭，席间推销各种商品，期望家长能动用单位的权力购买大宗商品作为职工福利。

终于有忍不住的家长，开始去学校和教育局反映情况。但高老师总能收到风声，将微信圈的信息删得一干二净，然后动员家委会去查找“叛徒”。

“我们家委会的几名成员已打定主意，等高老师教完二年级，就托人找学校领导，要求换老师。”思媛说，告状已经证明无效（因为没人敢实名举报），只好托人。

“真希望小学的教育体制能够更严格，堵住这些钻漏洞的老师。”思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