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福祉水平的综合评价与时空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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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范大学 a.地理科学学院;b.人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1 引言

随着发展观的不断演变,福祉水平作为评价区域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逐渐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福祉是反映人良好生活状态的多维度概念,直接反映了人们生活的幸福度和满意度,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所在。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新常态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即要稳步促进经济增长,又要不断提升民生福祉。

福祉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至今福祉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是对福祉概念的界

定。早期国外学者Diener对福祉的内涵进行了研究,认为福祉是一种幸福,是个人基于自身价值观和标准的自我状况评价[2]。其后国内学者王圣云认为,福祉是一个反映人的良好生活状态的多维度概念。第二阶段是应用评价指数或指标体系对福祉进行评估,描述其空间差异。钟永豪、林洪等基于福祉内涵,构造出“国民幸福指数”(NHI)指标体系;李桢业运用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实证分析了我国沿海12个省份的居民幸福指数差异[3];封志明等分析了基于不同尺度的人类福祉空间结构和格局态势[4];胡鞍钢等采用人类发展指数(HDI)对我国1980—2010年HDI地区分异进行了动态研究[5]。第三阶段是通过定量化研究,探讨福祉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王圣云等采用纳入环境敏感性的人类福祉指数(HDPI)对福祉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对福祉变化的驱动模式进行了探讨[6]。

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发现,在内容上福祉研究尚未明确提出福祉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研究方法上ESDA(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的运用聚焦于截面数据,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福祉水平变化的时间维度。本文试图从经济、社会和环境第三个方面构建福祉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我国31个省份(未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为研究单元,通过引入Rey提出的ESTDA(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框架[8,9],运用LISA时间路径、时空跃迁等方法对1990—2015年我国省域福祉水平的时空动态性进行探索,以期为我国及各省份进一步提高人类福祉水平、缩小福祉水平空间差异等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 福祉水平内涵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 福祉水平内涵

狭义的福祉是指健康并且物质上富足的生活状态,广义的福祉是涵盖经济、社会和人居环境等多维度的以人良好生活状态为核心的多元概念。福祉与生活质量内涵不同,生活质量有好有坏,而福祉仅表示好的生活质量。福祉具有发展的累积性和阶段性,包括主观福祉和客观福祉两方面,本文的福祉水平综合评价仅指客观福祉[10-15]。

2.2 福祉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广义的福祉水平内涵,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和数据可获得性的原则,构建包括经济福祉、社会福祉和环境福祉三维框架下的福祉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16-20]。首先,纳入经济福祉评价指标,用以反映经济发展过程中带动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和生活质量提高的趋势与程度,具体包含恩格尔系数(负向指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人均可支配收入。其次,纳入社会福祉评价指标,用以反映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发展提供给人们生活的满足,主要涵盖生活便宜指数、社会安全指数、医疗服务指数、教育发展指数、社会保障覆盖率、老年人福祉指数。第三,纳入环境福祉评价指标,用于反映人居环境质量的好坏对生态空间的影响,具体包含环境污染指数(负向指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的天数。

(续表1)

注:带*为负向指标。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评价方法

熵值法利用评价指标的信息熵效用价值来确定指标权重,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多指标信息重叠和人为赋值的主观性,增加指标量化分析的科学性,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多指标权重的确定,本文关于我国福祉水平的评价主要通过该方法进行。

3.2 时空格局分析方法

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全局自相关用于探测整个研究区域的空间关联模式,可有效检验福祉水平在整体上的空间依赖性与异质性。局部空间自相关可进一步度量每个空间单元与其相邻单元同一属性相关程度,通常用Moran散点图中四个象限来研究局部的空间不稳定性。

(1)

(2)

式中,n为省域单元数量;T为年度时间间隔;d(Li,t,Li,t+1)为省域单元i从第t年到t+1年的移动距离;d(Li,1,Li,T)为省域单元i从首年到末年的移动距离[21-24]。

3.3 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包括:①住房自有率、平均受教育年限、80岁及以上人口比率根据《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全国1%人口普查资料》中各省数据计算整理得到。②每千人养老机构床位数、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通过《中国民政统计年鉴》获得。③其他社会经济指标和环境指标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公报直接获得或通过计算得出。针对数据缺失,采取“均值法”补齐。

4 我国福祉水平的时空演变分析

4.1 我国福祉水平的时空分布

基于1990—2015年我国福祉水平的测度结果,本文主要采用自然断裂法将福祉水平分为低福祉、较低福祉、较高福祉和高福祉四种类型，具体见图1。

1990年,我国福祉水平呈现层级分布状态,高福祉地区(北京、上海、广东)呈点状分布,较高福祉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四川为西部的福祉高地。北部、西北和西南沿边地区为低福祉和较低福祉地区。1995年,我国福祉指数分布格局与1990年的分布格局大致相同,低福祉区连片分布,较低福祉省域集中分布在中部地区。2000年,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成为我国的福祉高地,西部地区福祉的“孤峰”明显增多,西藏、四川和云南成为较高福祉地区,低福祉地区的面状分布特征被打破,范围明显缩小。2005年,较高福祉和高福祉省域呈“廊道式”集中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重庆、西藏、四川成为西部地区的较高福祉区;较低福祉省域数量明显增多,低福祉省域呈点状分布在西南、西北地区。2010年,吉林省成为东北地区的福祉低值区,全国低福祉和较低福祉省区的数量多、范围广。2015年,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广东、重庆和四川成为高福祉区,省区数量明显增多,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的高福祉地位保持不变,四川和重庆仍是西部地区的福祉高地。较高福祉省区呈轴带式集中分布在我国中部地区,低福祉省区范围逐渐向西偏移。总体来看,在时间变化方面,我国福祉水平呈现逐渐增长的态势;在空间格局方面，我国福祉水平大致呈现“东部走廊式的高值区、中部轴带状次级高值区、西部组团状低值区”的级差化分布格局。

图1 1990—2015年我国福祉水平分布状况

我国福祉水平主要包括经济福祉、社会福祉和环境福祉三个方面:①经济福祉呈周期性波动,且“高峰”与“洼地”突出。1990—2015年我国经济福祉呈“上升—下降”的反复过程,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始终保持在前五名,上海、北京分别保持第一名、第二名,其他3个省份排名时升时降。这5个省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对其他省域具有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处于西部地区的云南、甘肃、贵州则是我国经济福祉水平的洼地。②社会福祉水平复杂波动。自1990年以来,我国社会福祉波动的规律性较差,且空间分布呈现与经济福祉高低不一致。四川、山东、河北的社会福祉水平始终保持前列,山东、四川分别成为东部与西部地区社会福祉的高地,上海、西藏的社会福祉水平下降最为明显。③环境福祉波动上升。随着国家发展观念的转变、环境保护与治理投资的加大,我国省域环境福祉呈逐年提高的态势。从空间上看,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的省区如西藏、宁夏、云南和东部地区的海南环境福祉水平较高,尤其是海南和西藏,环境福祉水平连续两年分别保持第一名、第二名。经济较发达的环渤海地区(辽宁、河北、山东)和河南、山西省区出现了“团状”环境福祉的低值区,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资源开发强度大,经济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环境破坏较为严重(图2)。

图2 1990—2015年各省域经济、社会、环境福祉水平变化状况

4.2 我国福祉水平的空间关联

1990—2015年，我国的福祉水平全局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Z值>1.96,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0.05),统计结果可信,说明我国福祉水平总体上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即我国高福祉省域在空间上邻近,低福祉省区在空间上也相邻。从Moran′s I 指数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来看,Moran′s I 指数波动上升,说明我国福祉水平的空间差异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

表2 我国福祉水平Moran′s I 值变化

4.3 我国福祉水平的LISA时间路径

几何特征:相对长度主要用于揭示福祉水平局部空间结构的动态性。从全国尺度来看,LISA时间路径呈现东北—西南移动路径长、东南—西北移动路径短的分布特征。从区域尺度来看(图3a),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移动路径长,原因在于我国“振兴东北”和“西部大开发”国家战略的实施,使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水平、生活质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福祉水平变化较大。从省域尺度来看,西藏的移动路径最长,为2.993,贵州达到1.702,反映出西藏、贵州等省区具有多变的局部空间结构。江苏的移动路径最短,为0.493,山西、山东次之,相对长度分别为0.559和0.582,表明江苏、山西、山东的局部空间结构稳定性较强。

弯曲度用于揭示福祉水平在空间依赖方向上的波动性。从图3b可见,西部地区弯曲度大于东部与中部地区。其中云南的弯曲度最大,达到31.180,表明该省发展受周边国家的溢出效应影响较大,经济、社会抗外界干扰能力弱，因此在局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较强的波动性。东部与中部省区的弯曲度较小。其中，山东弯曲度最小,为1.238,上海次之，为1.429,表明山东、上海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反映山东和上海的福祉水平结构稳定、波动特征不显著。从综合相对长度和弯曲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可见,我国西部地区具有多变的空间结构,东部与中部空间结构稳定。

移动方向:通过对比我国各省域单元在1990年和2015年Moran散点图中的位置坐标变动情况,本文借助GeoDa软件分析了各省区位置坐标的移动方向,基于平均水平将其分为以下四种类型:0°—90°为正向协同增长方向，90°—180°为反向增长方向，180°—270°为负向协同增长方向，270°—360°为反向增长方向。从整体上来看,协同向上和共同向下移动的省份共有15个,占研究省域的50%,表明我国省域福祉水平演化的空间整合性较强。其中,协同向上移动的省区有9个,占协同增长省区的60%,说明各省份正向空间整合性较高,呈现正向协同增长的态势。从分布地区来看,正向协同增长省份主要位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较好的地区,基础条件好、经济实力强是其空间联动性强的主要原因;共同向下移动的省份主要位于西藏、青海等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吉林、黑龙江,呈现负向协同低速增长特征(表3)。

图3 相对长度和弯曲度空间分布状况

移动方向省份0°—90°京、蒙、皖、闽、赣、湘、川、滇、陕90°—180°津、冀、晋、辽、沪、鄂、粤、贵、甘180°—270°吉、黑、琼、藏、青、新270°—360°苏、浙、鲁、豫、桂、宁

4.4 我国福祉水平的LISA时空跃迁

LISA时间路径分析揭示出我国各省域LISA坐标的变化大小及其变化趋势,本文进一步借用Rey提出的转移概率矩阵和时空跃迁来刻画Moran散点图中局部空间关联类型的相互转移过程。从Local Moran′s I转移概率矩阵(表4)看,我国省域福祉水平的空间结构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不同关联类型间转移量较少。其中,LLt→HLt+1型转移概率最大,为0.222,转移个数达到6个,其他各类型转移概率较低;LLt→HHt+1、LHt→HLt+1型转移概率为0,在近25年内低低聚集区变为高高聚集区，低高类型区转移为高低类型区的现象没有发生,说明各省域的福祉水平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巨大反转。Rey将时空跃迁分为Ⅰ、Ⅱ、Ⅲ、Ⅳ四种类型。Ⅰ、Ⅱ、Ⅲ型转移概率较小,其中Ⅰ型跃迁概率为10.7%、Ⅱ型跃迁概率为11.3%、Ⅲ型跃迁概率为1.3%。Ⅲ型跃迁主要为新疆和河南,1990—1995年新疆的空间自相关由HL跃迁为LH,从以空间极化为主的高值区跃迁为低值区;1995—2000年,河南省由HH跃迁为LL,从以溢出效应为主的高值集聚区变为低值集聚区。Ⅳ型转移概率为76.7%,反映出各省域福祉水平具有较高的路径锁定特征(表5)。

表4 Local Moran′s I转移概率矩阵和时空跃迁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的空间自相关一直保持在HH象限内,以溢出效应为主,福祉水平较高。其中,辽宁省为东北地区的福祉高值集聚区,北京、天津为华北地区的福祉高值集聚区,上海、江苏、浙江、山东为华东地区的福祉高值集聚区,对外围省份具有一定的辐射作用。广东、四川的空间自相关一直为HL。由于广东、四川分别为华南、西南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中心,对外围省份的空间作用以极化为主。宁夏、海南一直处于LL象限,属于低值聚集区,难以改变自身的地位。内蒙古、广西、吉林一直保持在LH象限内,受周围省域涓滴效应的影响,福祉水平增长潜力较大。西南、西北、华中地区的省份跃迁频率较高,一定程度上是受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政策的影响(表5)。

表5 各省域LISA时空跃迁类型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构建经济—社会—环境三维框架下的福祉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来对我国省域福祉水平进行测度,运用空间自相关、ESTDA方法分析福祉水平的时空演变,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从时间过程上看,我国福祉水平呈现增长的态势;从空间格局上看,福祉水平大致呈现“东部走廊式高值区、中部轴带状次级高值区、西部组团状低值区”的分布格局。在时间变化上,各子系统福祉水平呈波动上升的趋势,环境福祉增长幅度最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经济福祉、社会福祉水平与环境福祉水平高度的不一致。②我国福祉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高(低)福祉省域在空间上邻近的分布格局;从Moran′s I指数变化趋势上看,我国福祉水平空间差异呈波动缩小的趋势。③综合相对长度和弯曲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具有多变的空间结构,东部、中部空间结构稳定。LISA时间路径的移动方向中,协同增长省区比例为50%,表明我国省域福祉水平演化的空间整合性较强。其中,正向协同增长省区分布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较好的地区,负向协同增长省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④我国福祉水平局部空间结构较为稳定,LISA时空跃迁在不同类别间转移量较少。从Moran′sI的时空跃迁类型来看,1990—2015年未发生时空跃迁的概率为76.7%,反映出省域福祉水平具有较高的路径锁定特征。

鉴于福祉是包涵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多元概念,因此在稳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不断提升民生福祉,但不能以环境破坏为代价。鉴于省域福祉水平空间差异性的存在,以及各省域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自身的福祉水平在全国中的位置,因此应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尤其是在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安全等方面。鉴于省域福祉水平均不同程度地受到邻域间时空依赖效应的影响,因此,中部与西部的福祉高地如湖北、四川应积极发挥区域增长极作用,引导先进的生产要素向其周边地区流动,促进中西部地区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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