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广场：异地倾倒垃圾

关键词：异地倾倒垃圾

曾经广受关注的“垃圾跨省倾倒太湖案”二审近日宣判。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三名涉案人员上诉，维持原判。在此前的一审中，三人因污染环境罪、诈骗罪分别被判处四年零六个月至五年零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一时间，“异地倾倒垃圾”再次引发媒体热议。

人民法院报：“跨省倒垃圾案”终审，反思不能停

法院二审驳回涉案人员上诉，一锤定音，维持原判，这是犯罪所应付出的代价，也是依法治国，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必然选择，既罪罚相当，也契合各方期待。

垃圾本应妥善处置以免危害环境、破坏生态。本案中，垃圾被倾倒于风光秀丽的风景名胜区内，造成景观破坏、水体污染、生态环境受损的严重污染后果，且造成巨大公私财产损失。通过刑罚对污染环境行为进行惩处，不仅是制裁犯罪，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生存之本的必然选择。但制裁犯罪只是手段，如何警示各方，避免类似犯罪再次发生，反思却不能停。

不难发现，案件的发生不是偶然，只有深刻反思现行垃圾管理的制度设计，革除垃圾非法转移的动力，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类事件发生。垃圾处置难虽然是当前大中城市普遍面临的顽疾，暴露出城市垃圾处置能力的严重匮乏，但这重在拓展思维、因地制宜，绝非是异地倾倒、污染环境、以邻为壑的理由。同时，被各方看好的垃圾分类管理已推行多年，但始终难见明显成效，这是否也是促成垃圾非法、异地倾倒的一个因素？无疑也值得反思。

澎湃新闻：跨省倾倒垃圾，“源产地”尽到监管责任了吗？

如果说垃圾转运过程难以监督，那么垃圾产生和接受处置的前后两端是容易监督的。尤其是前端，落实明确“卖主”的责任，就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一线办案人员痛心疾首地表示：“无论是在招投标环节，还是在领取生活垃圾处置费环节，只要相关地区环卫部门严格审核，哪怕只是给垃圾接收处置单位打个电话询问一声，都能发现这些垃圾没有运往其应该运到的地方，都能避免案件的发生。”

在信息时代，打个电话有那么难吗？归根结底还是责任心的缺失，以为垃圾只要离开自己地界就万事无忧了。这种懒政思维是垃圾倾倒“以邻为壑”频发的根源。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垃圾转运的全程追踪很快将不再是难事。但技术不是万能的，明确责任主体，才有利于技术发挥最好的效用。

“谁产生垃圾，谁负责到底”应该成为共识。一个地方的垃圾如果本地不能处理，本地相关部门也有义务从头盯到尾。垃圾非法倾倒、掩埋，中间环节的黑心商人自然要依法惩治，对垃圾的“卖主”也要追责。

南方网评：“异地倾倒危废”岂能成不死顽疾

异地倾倒危废的确是一种“老病”。以“异地倾倒危废”为关键词进行网络搜索，这样的事件不在少数，且不仅仅是一两年特有的现象。“异地倾倒危废”无疑是在埋下“生态炸弹”，祸害的是生态环境，更戕害着一方百姓的利益。但是，即便有媒体的报道、舆论的谴责不断，这种现象仍未曾绝迹，似若不死顽疾，难以根治。

更令人愤慨的是，这其中已经形成了黑色利益链，其中的套路不难理解，而且其核心因素就是为了“利”。不过，这些利益链条能够形成气候，除去不法分子的胆大妄为外，其根子更在于缺乏行之有效的异地监管，尤其是源头监管；加之，部分群众的环保意识淡薄，对异地倾倒危废现象以及潜在的危害了解不深，甚至对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就极容易给这样的违法行为提供便利。

对异地倾倒危废行为需要依法严厉打击。比如，广西通过健全环保、安监、交通、海事、公检法等相关部门工作协调机制，强化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并与广东签署了联防联控合作协议，形成跨省联防制度和打击合力。事实上，也唯有协调各方，形成全流程、网络化的监管体系，才能对跨地域环境犯罪实现精准打击。

经济参考报：治理垃圾跨省倾倒不能有鸵鸟心态

面对组织化、规模化、跨界化的垃圾跨省倾倒非法“产业链”，一些省市并没有从根源上剖析，拿出系统解决方案，没有对垃圾跨省倾倒形成监管闭环，有的只是就案件处置个别责任人。

打开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正门成为当务之急。垃圾移出地大多工业发达，有大量工业和生活垃圾需要处理，但往往缺乏无害化处理能力。企业要正常生产，为了逃避监管，一些人便动起“歪脑筋”，寻找中介或非正规环保服务公司把垃圾“送出去”，催生跨省倾倒现象。因此，打开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正门成为解决垃圾跨省倾倒问题的关键所在。中介乱象也该治治了。一个案件牵出一家两家非法倾倒的中介公司或中间人，而这些黑色“产业链”上的中介数量之多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因为一次违法倾倒行为就要涉及联系生产企业的中介、联系船运的中介、寻找“有资质的处理公司”的中介。

垃圾跨省倾倒事件暴露出一些不法分子追逐暴利的心理，也折射出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管“漏洞”。不敢面对问题，不去解決问题，或是在监管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躲就躲”，如此“鸵鸟”政策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