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国家文化安全思想探析

董前程，张晓霞

（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0028）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俄国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与俄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科学地认识和回答了俄国社会变革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极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凝聚力与战斗力，夯实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群众基础。

一、从国际共运的实践维度揭批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

20世纪之交，西欧的第二国际各国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由于垄断资产阶级政策的调整，各国的工人政党先后进入议会并组成了自己的议会党团，走改良主义之路的呼声甚嚣尘上。面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错误观点与思潮，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与第二国际日益泛滥的修正主义思潮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理论上严正批驳西欧马克思主义者所鼓吹的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在帝国主义时代是行不通的，维护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的纯洁性，有力地遏制了这股小资产阶级势力质疑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狂潮，推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一战爆发后，列宁流亡海外，但他克服困难，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对帝国主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和研究，精辟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特征、实质、矛盾和历史地位；尤其抓紧研究了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观念上层建筑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揭示了修正主义产生和泛滥的历史根源和社会经济根源。

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列宁严厉谴责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宣扬的“保卫祖国”的口号。随着战争的进行，针对考茨基等资产阶级学者在帝国主义问题上散布的“超帝国主义论”等种种荒谬理论，列宁认为：不管考茨基抱着什么样的善良意图，“考茨基的‘理论’的客观即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1］679列宁进一步指出：“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扬和平，是愚弄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在今天，宣传和平而不同时号召群众采取革命行动，那只能是散布幻想，腐蚀无产阶级，使他们相信资产阶级的仁爱，使他们充当交战国秘密外交的玩物。”［2］276列宁彻底批判了考茨基和屠拉梯之流的社会和平主义论调，深刻地阐明了垄断资产阶级的观念上层建筑是建构在其经济基础之上的一整套虚假的、欺骗麻痹民众并使之丧失主体功能的意识形态说教，是垄断资产阶级用来维护本阶级利益、由其思想家编造出来以歪曲颠倒的形式来掩蔽真实社会关系的工具，是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借以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体系。

二、从俄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破解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理论困境

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国家爆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料想到的，这就产生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与俄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列宁的意识形态学说之所以能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自成具有俄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在于他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杰出的革命家一样，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原理，首先致力于俄国国情研究。俄国特殊的国情以及俄国革命的复杂情况为列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第一，对俄国社会形态作了科学认识和分析，正确回答了俄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战胜了各种社会思潮，取得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列宁对20世纪之交的俄国国情有着深刻的分析和科学的认识。在深刻阐明俄国社会资本主义性质的同时，列宁也清楚地认识到，尽管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过渡到了垄断阶段，但俄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小农占优势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的国度。十月革命时的俄国仍然是一个封建色彩浓厚的社会，尽管资本主义成分已有较大发展，但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复杂的经济基础状况加之农奴制改革留下的大量封建上层建筑以及西欧的自由主义革命运动，对俄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出现了各种新思潮和政治社会组织。随着革命浪潮的风起云涌，各种关于俄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和主张也随之产生。为了引导俄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列宁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对俄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和探索，划清了同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界线，而且严格区分出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的不同，明确指出俄国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民粹派、孟什维克派、合法马克思主义派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批判。他的结论是：在俄国，“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3］556。同时，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论证了俄国革命的可行性，批驳了普列汉诺夫的东方国家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观点。

第二，从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出发，强调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从经济基础看，这是由俄国资本主义不发达、资产阶级的政治软弱性决定的，这就决定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复杂状况。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担负起这个任务，那么它就会在历史的挑战面前畏缩不前，这个挑战是：“我们敢不敢胜利？”列宁论证说：“俄国的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仅仅重复这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不够的。要善于理解他，要善于把它应用在政治口号上。”［3］608其次，从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着眼，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是走在自发的工人运动前面，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而党的力量就在于它是用先进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列宁同时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需要革命理论，还在于它负有向自发的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使命。因为社会主义学说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从有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单靠自身的力量只能产生出工联主义意识，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意识，而社会主义“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4］29列宁还指出，当时俄国社会上存在的不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没有第三种思想体系，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要比社会主义思想久远得多，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多，因而能使工人阶级自发而又最深地接受其影响。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4］38，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思想，通过控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从而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三、从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维度探索文化安全建设之道

列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依托在苏俄这样的民族国家的视野出发，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全面地从政权建设的维度思考如何维护无产阶级国家文化安全，“并因此而成为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个提出并广泛分析共产党在落后国家执政必然面临文化制约难题的领袖人物”。［5］

第一，如前所述，列宁从一开始就对俄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具有清醒的认识，即从整体来说，俄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前的“农民”的封建的国度。列宁指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依然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空前落后的国家，是一个贫穷和半开化的国家”。［6］直到1920年，俄国文盲仍占近70%，所以列宁说：“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证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7］这种状况必然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文化安全建设带来严重困难。为维护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列宁对此做了不懈的努力与斗争，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思想。

首先，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改变了苏联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的构成，这就提出了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加强政权建设的问题，尤其是党的建设问题。列宁进一步加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列宁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致力于在俄国建立一个不同于在资本主义和平时期建立起来的第二国际党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以领导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思想上必须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是在政治上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三是在组织上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8］。正是在列宁的指导下，俄共成长为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与号召力的政党，战胜了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等错误思潮对党肌体的侵蚀，保持了队伍的稳定。

上述建党思想在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得到了继续贯彻和执行。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退却，在经济中广泛利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潜伏着蜕变成一般资产阶级国家的危险，因此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侵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9］

为加强党的建设，列宁采取了在党内禁止派别活动，注重意识形态领导权，坚决反对出版自由等举措。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许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10］

然而，随着俄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俄共自身的文化素质问题对执政党建设带来了新的严峻挑战。十月革命后，通过观察共产党的执政实践以及主要领导人的工作状况，列宁对苏联共产党文化状况、精神面貌表现出深深的担忧。晚年的他已经愈益深刻地认识到文化传统的历史惯性作用对执政党自身带来的挑战。

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总是会对现实政治生活产生制约与影响。这个问题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中，已经有所意识，并将之形象地比喻为“死人抓住活人”［11］。列宁则也有过相似的论述：“旧社会死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遗害我们。”［2］4071922年5月下旬，列宁在给斯大林并转政治局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全部生活中和我们的一切不文明现象中的主要弊端，就是纵容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12］702列宁从共产党执政实际出发，系统分析了奥勃洛摩夫精神、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传统、官僚主义习气、缺少法治精神等旧文化在其中产生的深刻制约与影响。列宁对党内的奥勃洛摩夫精神或习气这种典型的“农民文化”是深恶痛绝的。1922年3月，他在一篇文献中大声疾呼：“只要看一下我们如何开会，如何在各个委员会里工作，就可以说老奥勃洛摩夫仍然存在，对这种人必须长时间搓洗敲打，才会产生一些效果。”［13］12-13同时，在政权建设上，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克服党内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列宁要求俄共（布）中央建立工农检查院以与各种官僚主义、拖拉作风作斗争。列宁在晚年深深感叹道：“官僚不仅在我们的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我们党的机关里也有。”［12］784对俄共（布）缺少法治精神，过于迷恋个人意志和行政权力的力量的现象，列宁在对共产党执政效果的文化分析中，对俄共高级领导人素质问题如托洛茨基、皮达可夫等进行了严肃批评，其中尤以斯大林为最。

其次，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根据马克思的世界交往理论，主要从俄国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出发，论述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好东西的必要性。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能否成功就在于能不能把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学到手，以加快改变落后状态，实现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所以，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14］列宁还对那些自以为很革命而反对向资本主义学习的人提出严厉的批评。针对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也一味陶醉于“鲜明的”革命性，脱离俄国的具体特点而空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错误，列宁又指出：“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15］531列宁甚至特别指出：“要不惜采用独裁的方法加紧仿效，甚于当年的彼得，他曾不惜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对付野蛮，以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加紧仿效西欧文化。”［15］526列宁还多次强调学习、引进美国的先进文明成果的必要性。他认为，同美国这样的先进民族比较起来，俄国人是比较差的工作者，因此，“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充分地向人民提出的一项任务”。［15］491

最后，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侵蚀。列宁认为，加强与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好东西，这是苏俄恢复和发展经济、取得社会主义成功的必要途径，但由此也会带来一些危险，这种危险不仅有经济上、政治上的挑战，也有思想上的冲击。克服这种危险，既要靠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制定正确的政策，保持严格的纪律，慎重地进行行动；也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东西也是一场特殊的斗争，保持思想上的警惕性。

列宁指出：在实行租让制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抵制资本主义的腐朽性问题。他指出：“租让企业在经济上对我们有很大好处。当然，它们在建设一些工人村时，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腐蚀农民。但是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12］792他还进一步强调指出：“从资本主义同布尔什维主义冲突的危险性来看，应当说租让是战争的继续。但这是另一种范围内的战争。必须监视敌人的每一个行动。需要用各种办法来进行管理、监督、影响和诱导。”［12］328

列宁特别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对抵制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重要作用。他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三大任务：“一是要教育党员消除因执政而产生的狂妄自大；二是要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三是要教育人们坚决地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16］

列宁反对在思想上搞“和平共处”，预见到了资本主义可能采取和平的手段颠覆社会主义，在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他指出：“……相反，他们对我们采取的战争行动在形式上虽然较少带有军事性质，但在某些方面对我们来说却更严重更危险。”［17］由此可以看出，列宁认为这种手段在某些方面来说比武力手段更具有危险性，要谨防资本主义的和平攻势，警惕帝国主义的非军事手段。

第二，如前所述，列宁深刻地认识到在俄国这样一个具有浓厚封建传统的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巨大而繁重的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任务，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同渗入布尔什维克内部的俄国历史传统中有害的痼疾做顽强的斗争。列宁借助于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正是在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扩张野心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做不懈斗争的过程中，把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转化运用到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学说。在无产阶级政权建设这一维度，列宁初步形成了马克思民族文化安全思想。

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与爱国主义相结合，以反对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传统在俄国带来的民族压迫。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集中表现为热爱“祖国”。但祖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形态中，无产阶级对待祖国的态度和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与表现形式都是不一样的。列宁坚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进一步指出：“祖国这个概念要历史地看待。在为推翻民族压迫而斗争的时代，或者确切些说，在这样的时期，祖国是一回事；在民族运动早已结束的时期，祖国则是另一回事。”［18］因此，列宁明确指出，“正是从大俄罗斯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必须长期教育群众，使他们以最坚决、最彻底、最勇敢、最革命的态度去捍卫一切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民族的完全平等和自决的权利”。［1］453列宁之所以强调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不仅在于它表现为反对本国统治阶级利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一剥削阶级的爱国主义说教对内进行民族压迫和对外侵略掠夺，声援别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支持他国人民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还在于它表现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家园，热爱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本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努力为祖国的独立自主统一和发展繁荣富强而奋斗。从维护民族文化安全和民族团结的层面来讲，这对于立国之初面临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和本国封建落后文化侵蚀的苏俄而言，具有积极意义。

列宁之所以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了新的理论阐发，还在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种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严重侵蚀了俄共这支队伍。列宁一贯主张民族平等，强调“我们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对我们当中产生的一点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都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因为这种表现根本背离共产主义，会带来极大的害处”。［12］101然而极为不幸的是，俄罗斯“许多世纪以来……养成了一种可耻可憎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12］100；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心理，早已“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即使在共产党内也不容易获得克服。

列宁是通过对民族自决权原则的论述来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这两种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的表现的。列宁认为，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都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相容的。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剥削阶级民族观的表现。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这两个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的口号，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1］339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正是基于民族自决权这种政治理念，列宁还从苏联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上作出努力，以重建被压迫民族与俄罗斯民族之间的互信，借以消除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这一落后的政治文化传统对苏联民族文化的腐蚀和侵害。这主要体现在1922年列宁对斯大林代表俄共（布）主持起草《关于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共和国的关系》的决议案草案中的“加入俄罗斯联邦”这一政治用语的处理上。对此，列宁解释道：“我希望，这一让步的精神是明白易懂的：我们承认自己与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即‘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13］213-214为了确保这种平等原则的贯彻，列宁要求苏联的领导机构重新改组，并且要求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由各主体民族的代表轮流担任；要求保证各苏维埃共和国有自由退出的权利；联盟中央只保持对各加盟共和国的军事、外交方面的控制，而在其他方面各共和国享有足够的自治。

［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陶德麟，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9.

［6］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79.

［7］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56.

［8］姜长斌，等.苏联兴亡史论（修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87-188.

［9］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

［10］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85-86.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1.

［12］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4］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70-171.

［15］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李爱华，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44.

［17］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13.

［18］列宁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