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峡地区岩溶景观的美学价值

2018-03-19 21:58陈全黎
关键词:天坑喀斯特洞穴

陈全黎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公元1636年农历9月19日,“中国喀斯特之父”徐霞客从老家江苏江阴出发,开始了长达四年、行程万里的中国西南探险之旅。在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的“石山”地区,徐霞客发现了一种奇峰异洞的地貌景观:“西南始于此(云南罗平),东北尽于道州(湖南道县),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1]这就是面积5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在缺乏现代探险装备和测量工具的条件下,徐霞客亲自考察了250多个石灰岩溶洞,描述了峰林、峰丛、漏斗、竖井、暗河、天窗等20多种岩溶景观的特征。1914年,丁文江追寻霞客遗踪,“独行滇东、滇北二百余日,倦甚则取《游记》读之,并证以所见闻。始惊叹先生精力之富,观察之精,记载之详且实。”[2]1953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者,利用现代测量设备测绘的桂林七星岩平面图,竟与徐霞客当年目测步量的结果惊人接近[3]。在中国历史上,徐霞客最早洞见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与喀斯特的地缘关系。在黔南、滇东的少数民族地区,徐霞客目击了“山皆童然无木”的石漠化景观,见证了明王朝“改土流产”的恶果。从这种意义上说,徐霞客的旅游日记,不仅是“一个人的国家地理”,而且是“一个人的民族志”。

徐霞客不会想到,他开创的“石山”研究,比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早了200多年。1893年,南斯拉夫学者斯维奇发表关于“Karst”(地名,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石灰岩地貌的研究成果。此后,“喀斯特”成为世界通用的地质术语[4]。1966年,在桂林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喀斯特学术研讨会上,根据与会专家的建议,“喀斯特”改名“岩溶”①。1976年,中国地质科学院成立了岩溶地质研究所,并于1982年创办了学术刊物《中国岩溶》。1986年,卢耀如主编了《中国岩溶——景观·类型·规律》一书。1988年,袁道先主编了《岩溶学词典》,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国家标准《岩溶地质术语》。2001年左右,朱学稳、朱德浩、陈伟海、黄保健、熊康宁等喀斯特研究专家,开始参与“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工作。2007年,云南石林、贵州荔波、重庆武隆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2014年增补广西桂林、贵州施秉、重庆金佛山、广西环江)。

令人遗憾的是,在徐霞客的考察路线图上,我们没有看到“三峡”这个古老的地名。从理论上说,徐霞客“穷长江之源”的“万里遐征”,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北线(水路,穿越三峡,溯江西上)和南线(陆路,桂林—贵阳—丽江)。徐霞客选择了更为艰难的南线,这种路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喀斯特研究“重南(珠江流域)轻北(三峡地区)”的地区偏向。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中国南方喀斯特研究院分别落户桂林、贵阳,与徐霞客的路径选择不谋而合。与此相应,在“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的7个提名地中,有5个位于徐霞客考察过的地区(广西、贵州、云南),仅有两个位于三峡地区。

纵观徐霞客之后的中国喀斯特研究史,在喀斯特研究走向专业化、科学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这就是美学研究的缺失。这种情形最典型地体现在“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过程中。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世界遗产公约实施操作指南》,世界自然遗产提名有4条评价标准(美学价值、地球历史、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其中第1条即为美学标准:“具有独特的自然美与美学价值(exceptional natural beauty and aesthetic importance)。”②在这4条评价标准中,美学标准是最难把握的,因为“美学价值”不像其他3条标准,可以采用自然科学术语精确表述,也很难进行科学的定量评估。

实际上,即使对黑格尔这样的美学大家来说,究竟什么是“独特的自然美与美学价值”,恐怕也很难说清楚。黑格尔之所以将自然美排除在美学研究的范围之外,一个最简单的理由是:“就自然美来说,概念既不确定,又没有什么标准,因此,这种比较研究就不会有什么意思。”[5]仅从技术层面来说,正是自然美研究的困难,导致以艺术哲学为主导的传统美学对自然美的忽视。直到环境美学兴起之后,自然美才成为美学研究的重心。1948年,针对户外旅游对自然荒野的侵犯,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了“环境保护主义美学”的概念,成为环境美学的思想先驱[6]。1962年,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人们开始关注滥用杀虫剂(DDT)造成的危害。这些经典著作的出版,直接推动了西方美学的“环境转向”。1966年,罗纳德·赫伯恩发表《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一文,指出自然美应该成为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1982年,艾伦·卡尔松在其主编的《环境美学:阐释论文集》中正式提出了环境美学的学科概念,指出环境美学的主要任务是采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人与环境的审美关系”。此后,阿诺德·柏林特、约·瑟帕玛等美学家相继出版了自己的环境美学专著,标志着环境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的环境美学开始传入中国。在中国的环境美学研究中,一直存在一个巨大的争议,即环境美学究竟是哲学美学,还是应用美学。艾伦·卡尔松在《美学与环境》一书中指出,“环境美学关注的对象从荒野、田园景观与乡村,延伸到城市景观、左邻右舍、集市、购物中心等等。因而,环境美学的谱系包含多种不同类型,比如自然美学,景观美学,城市景观美学和城市规划,也许还包括建筑美学。”[7]对此,陈望衡认为,环境美学不是景观美学,也不是应用美学。景观美学是一种工具性的、形而下的艺术学科,而环境美学首先是一种哲学。“尽管环境美的表述方式主要是描述,对环境的审美主要是体验,但是,千万不要忽视,环境美学,从其本质上来说,它是哲学的。”[8]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亨利·梭罗、利奥波德、蕾切尔·卡逊等思想先驱奠定的哲学基础,环境美学不可能具有理论深度和批判锋芒。另一方面,环境美学如果不和环境保护、景观设计、旅游开发等实践领域相结合,就会成为不接地气的空中楼阁。因此,采用环境美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三峡地区岩溶景观的美学价值,无论对中国的喀斯特研究,还是环境美学本身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和现实意义。

约·瑟帕玛认为,环境美学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描述、阐释、评价。其中,对自然环境、审美体验的描述是第一位的[9]。如果用现代的地质学术语描述,所谓“三峡”是指长江切穿七岳山背斜、巫山背斜和黄陵背斜之后,形成的三大峡谷: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而在历史上,人们对“三峡”的成因知之甚少,对“三峡”的描述主要是文学性的。其中最著名的文学描述,出自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柽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10]。

如果采用现代的美学术语,这篇仅有155字的绝妙佳文,事实上描述了长江三峡的三种审美形态及其产生的审美体验:(1)壮美(乘奔御风);(2)优美(清荣峻茂);(3)凄美(哀转久绝)。孙绍振指出,一位并未到过三峡的地理学家,能写出如此经典的文字,要感谢两位前人为他准备了精彩的素材,这就是袁山松的《宜都记》和盛弘之的《荆州记》。郦道元的贡献在于,他采用非常巧妙的空间(山水)和时间(春夏秋冬)结构,将三种反差极大的审美意象融为一体[11]。

在今天的地质学家看来,郦道元对长江三峡的描述,充满想象和夸张的成分,很难作为科学研究的有效证据。要对三峡地区的岩溶景观进行科学的描述,就必须采用专业探险家提供的测量数据。这就需要对三峡地区的洞穴探险史做一个简单的扫描。

1861年4月1日,英国探险家布莱克斯顿率领的“扬子江上游探险队”到达宜昌。布莱克斯顿的探险计划是,利用《天津条约》中“英法人士可以自由在中国内地游历”之条款,穿越三峡,进入四川、西藏,然后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由于四川境内发生暴乱,探险队抵达宜宾屏山,就匆匆折返。探险计划的流产,使这次探险活动成了名副其实的“三峡探险”。1862年,布莱克斯顿的《在扬子江上度过的五个月》出版。该书成为西方探险家、传教士的“旅行指南”,也是研究19世纪三峡地区自然景观的重要资料。这是布莱克斯顿描述的150年前的西陵峡口景观:

这个峡谷的口部不到750英尺宽,两边是笔直陡峭的山,有300到500英尺高,有岩脊和裂缝。……在绝壁上生长着矮小的深色叶子的松树,和偶尔出现的竹丛,显示着春天的清新,加上后面高大的山峦和陡峭的绝壁,组成了一幅无法描述的景象[12]。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探险装备和测量技术的落后,布莱克斯顿的“拓荒之旅”未能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测量数据。三峡地区的峡谷、洞穴、天坑、竖井、地缝、伏流深不可测,在SRT和洞穴潜水技术诞生之前,所有的探险活动只能是“走马观花”。借用单之蔷关于南极探险的说法,我们可以将SRT诞生之前的洞穴探险称为“英雄时代”,而将SRT诞生之后的洞穴探险称为“技术时代”。

中国洞穴探险的“技术时代”始于1982年。这一年,也就是徐霞客到达桂林345年后,时任英国洞穴研究会副主席Andy Eavis访问桂林,开启了中英联合洞穴探险的序幕。通过合作,中国第一代技术型探险家学会了SRT,并组建了两支“国产”顶级洞穴探险队:Fenix重庆洞穴探险队与广西飞猫探险队。从空间上看,中国的洞穴探险始于桂林,随后移师贵州、云南,最后来到长江三峡地区[13]。1994年,朱学稳教授和Andy Eavis先生率领的中英联合探险队来到重庆奉节兴隆镇,对天井地缝、小寨天坑、迷宫河伏流进行探险。这次探险的最大成就是在科学意义上发现了世界最大、最深的天坑——小寨天坑(容积1.19亿立方米,最大深度662米),以及世界上极为罕见的地缝式岩溶峡谷——天井地缝(总长6162米,最大深度229米,最窄处1米)。根据探险获得的测量数据和科学资料,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研究所的地质学家,开始对小寨天坑和天井地缝的世界自然遗产价值进行论证,并于2003年出版了研究成果《奉节天坑地缝岩溶景观及世界自然遗产价值研究》。

2001年5月,英国剑桥大学数学专业的艾琳·林奇来到重庆武隆,开始了她的探洞之旅。她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中国最深的洞穴——气坑洞,揭开了武隆天星竖井系统的神秘面纱。艾琳·林奇所在的红玫瑰探险队已经探明,武隆天星竖井系统由7个垂直深度超过500米的竖井组成。其中,气坑洞以1026米的垂深,成为中国最深竖井。从气坑洞洞口(标高1162米)垂直向下,是一段深达708米的竖井洞穴,然后向北转为水平洞穴(标高454米)。经过“时间耗尽段”、“信仰丢失段”、“真诚保持段”、“地狱之河”(标高309米),最后到达终点水塘(标高242米)。在芙蓉江江口电站蓄水之后,从“地狱之河”到终点水塘的水平通道已被水淹没[14]。这样,艾琳·林奇就成为最后一个见证中国最深竖井的探险家。在艾琳·林奇绘制的密如蛛网、错综复杂的天星竖井系统剖面图上可以发现,气坑洞与苗坑Ⅰ洞、苗坑Ⅱ洞的连接点,都在海拔450米左右的横向通道上,接近芙蓉洞的洞口标高[15]。艾琳·林奇提供的测量数据,为解释三峡地区岩溶景观的地质成因提供了科学依据。

2007年12月,“中国的艾琳·林奇”——重庆姑娘刘佳开始参与涪陵万丈坑的探险活动。直到2009年2月28日,刘佳所在的Fenix重庆洞穴探险队创造了中国人进行洞穴探险的最深记录——841米。万丈坑因此位列中国最深竖井第二名。凭借这个成绩,刘佳登上《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成为两部户外探险纪录片(《梦想无界》、《极限黑暗》)的主人公。2015年11月6日,在利川腾龙洞召开的第二届亚洲跨学科洞穴学术会议上,刘佳与艾琳·林奇第一次见面③。这两位为中国的洞穴探险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传奇女性,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中国南方喀斯特几位著名的“形象代言人”:广西桂林的“刘三姐”、湖北恩施的“黄四姐”、云南石林的“阿诗玛”、云南大理的“五朵金花”。

探测数据表明,除天坑和竖井之外,三峡地区的水平洞穴同样榜上有名。在“中国最长洞穴”排行榜上,利川腾龙洞(已探明长度59.8公里,据张远海2008年数据)屈居第二,不及贵州双河洞(已探明长度100公里)。与世界最长洞穴——美国猛犸洞(总长590公里)相比,更是望尘莫及[16]。而从洞道规模看,腾龙洞洞口至4000米洞道的容积为1575万立方米(据鄢志武2006年数据),是单位长度内世界上最大的洞穴[17]。任何一位初具喀斯特专业知识的游客,在惊叹于腾龙洞“卧龙吞江”的壮美景象时,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以清江的流量,怎么可能产生规模如此宏大的洞道(旱洞)?对此,有人提出一种大胆的假说:在三峡贯通之前,古长江借道清江,造就了腾龙洞[18]。

这个假说看似荒谬,实则可能解开三峡地区岩溶景观空间分布的历史之谜。三峡地区两个世界级的喀斯特景观:奉节小寨天坑、利川腾龙洞,都分布在长江南岸的两条支流(大溪、清江)上,与珠江水系红水河南岸的喀斯特分布(大石围天坑群)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南向分布的奇特现象,是否与古长江的南流有关?在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中,有这样一个镜头:穿着裤衩的韩三明凭栏远眺,欣赏夔门的风景。此时,夔门上空掠过一只飞碟,消失在高耸的群峰之间。这个镜头被人做过太多解读。事实上,贾樟柯只不过想告诉观众:在三峡地区,神秘的北纬30度,还有很多未知之谜有待人类破解。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维特根斯坦说,对于无法言说的东西,我们只能保持沉默(《逻辑哲学论》)。这使我们想到腾龙洞的大力宣传者张良皋先生的感叹:“洞穴之美是空间美,只能身历其境才能尽情观赏,用任何手段企图‘再现’洞穴之美都是徒劳。”[19]言说沉默的自然,这是环境美学研究的悖论。在这方面,一些具有深厚文学功底和美学素养的喀斯特研究专家,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单之蔷的《桂林为什么不申遗?》(《中国国家地理》2011年第10期),朱千华的《南方秘境——中国喀斯特地理全书》(中国林业出版社,2014),就是科学与艺术、自然与人文结合的典范。从整体上看,在当前的喀斯特研究中,尤其在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需要我们正视。

一是简单套用艺术美学的理论模式,忽视了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以陈伟海、朱德浩为代表的奉节天坑地缝世界自然遗产价值研究课题组,将小寨天坑的美学价值概括为三个方面:(1)世界上最大、最深的天坑;(2)完美的几何形态(坑口近似对称圆形,独特的双层嵌套结构,深宽比接近1:1);(3)极高的可观赏性和可亲近性(一条羊肠小道直达洞底,无需SRT垂降)[20]。这样的描述不仅专业,而且准确、全面。而从环境美学的角度来看,研究者仍然参照或搬用了传统的艺术美学尤其是“如画美”的理论模式。阿诺德·伯林特在《环境美学》中指出,以艺术哲学为主导的传统美学很难洞见自然美的真谛,因为它忽视了自然美与艺术美的主要区别:其一,自然美没有边界,没有基座,没有框架;其二,自然美不仅诉诸欣赏者的视觉,也诉诸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其三,人在欣赏自然美时,并非在风景之外,而是在风景之中[21]。以此观之,小寨天坑的美学价值就不仅体现为欣赏者在一定距离之外“看”到的“如画美”和“形式美”,也体现为欣赏者“进入”天坑之后的全部身心感受,以及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神秘体验。

二是缺乏比较视野,未能洞见三峡地区岩溶景观的独特价值。长江三峡、桂林山水、云南石林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三大喀斯特奇观,分别代表中国南方喀斯特三种典型的地貌景观:峰丛、峰林、石林,三种典型的美学形态:壮美(千米级)、优美(百米级)、奇美(十米级)。如果用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学风格来描述,长江三峡是苏轼的“大江东去”,桂林山水是柳永的“晓风残月”,云南石林是李贺的“牛鬼蛇神”。三峡地区的岩溶景观,以其高、大、深、长的景观特征,雄奇壮丽的美学形态,区别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的喀斯特景观,真正称得上“大美喀斯特”。

根据地质学家的研究,长江三峡的岩溶景观,是化学溶蚀(包括下行侵蚀和溯源侵蚀)与构造抬升双重作用的结果[22]。景才瑞、刘昌茂认为,长江大约在第三纪末就切穿了黄陵背斜分水岭,成为向东流的大河,但当时还不是陡峭的峡谷,两岸地貌比较平缓,相对高度不大[23]。新生代第四纪以来,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三峡地区的地壳剧烈抬升,长江的巨大流量和强烈下切,为三峡地区岩溶景观的形成提供了水动力条件。陈伟海、朱学稳等人认为,武隆天星竖井系统的垂向和横向洞道,为三峡地区的剧烈大幅抬升和相对稳定的间歇性抬升提供了重要证据[24]。即在剧烈抬升期,形成下切的峡谷、地缝和竖井。在间歇抬升期,形成多层水平洞道。借用朱学稳的概念,三峡地区的岩溶景观属于“入渗型峰丛喀斯特”,桂林地区的岩溶景观属于“流水型峰林喀斯特”,云南石林的岩溶景观属于“浸润型石林喀斯特”[25]。在三峡地区,大气降水通过地面漏斗迅速渗入地下,地下水埋深达到几百米甚至上千米。长江作为三峡地区最低排水和溶解基面,决定了岩溶景观的最大垂直溶蚀深度。在桂林地区,地下水位埋深为2~3米,大气降水和来自非喀斯特地区的外源水,共同塑造了“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平原峰林景观。在云南石林地区,地下水埋深为20~30米,大气降水沿着石灰岩的裂隙溶蚀,形成千姿百态、鬼斧神工的锥状石柱[26]。

三是见物不见人,仅用冷冰冰的数据和化学方程式来解释岩溶景观的地质成因,忽视人类的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与地质学的解释模式不同,环境美学更加重视人与自然之关系。考证历史,关于三峡地区的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最早记载,出自先秦典籍《世本》。该书记载:

巴郡南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思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27]。

这一传说看似荒诞不经,实则无意间揭示了巴人祖先与喀斯特洞穴之间的亲缘关系。单之蔷在《汉语遭遇喀斯特》一文中指出,汉语中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关于洞穴的词语,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同于稀树草原上的非洲人,本身就居住在洞穴中(例如北京山顶洞人)[28]。对于现代人来说,洞穴意味着恐惧和黑暗,而汉语中与洞穴有关的词语,都表达了“光明”的含义(例如洞见、洞察、洞烛、洞彻、洞穿、洞明、洞悉、洞晓)。这使我们联想到西方的“启蒙”一词。在英语中,“启蒙”(enlightenment)的词根是“光”(light)。从“启蒙”的意义上说,巴人祖先廪君的故事与《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用蜡堵住水手的耳朵,将自己绑在桅杆上,从而战胜了塞壬妖女美妙歌声的致命诱惑。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奥德修斯的奇怪举动标志着巫术的终结和理性的觉醒[29]。与奥德修斯的计谋类似,善于计算、拒绝爱情的廪君射杀“装神弄鬼”的盐水女神,表明巴人祖先已经摆脱巫术和神话(未有君长,俱事鬼神)的束缚,开始了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

今天,巴人的聚居地、神秘的大三峡,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喀斯特旅游成为三峡地区的支柱产业。三峡地区现有5A级景区13家(重庆市8家,宜昌市3家,恩施州2家),年旅游综合收入超过3500亿元④。在喀斯特旅游的井喷式发展中,也存在明显的隐忧,这就是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提出的“技术侵犯自然”(technology ravished nature)[30]。为了增强景观的可进入性和视觉美学效果,三峡地区岩溶景观的商业开发,普遍采用绝壁栈道、观光电梯、悬挑廊桥等高难技术。技术对自然的侵犯还表现为日益普及的户外探险活动。借助PETZL公司生产的探险装备,从三峡地区的深邃洞穴,到亚马逊河的原始丛林,人类的足迹已经延伸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一些以攀岩、探洞、绳降为生活时尚的旅游,并未严格遵循探险者的职业道德:“Take nothing but pictures, kill nothing but time, leave nothing but trace。”这使我们想到为三峡地区的洞穴探险做出重要贡献的探险家艾琳·林奇。在地下一千米深处,艾琳·林奇所在的“红玫瑰”探险队坚持带走所有的生活垃圾,除了打入岩壁的锚钉之外[31]。

“能有机会发现一朵白头翁花,如同言论自由一样,是人不可剥夺的权力。”这是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开头写下的格言警句。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指出,白头翁花敢于反抗肆虐的暴风雪,在早春时节第一个顽强地绽放,因而成为荒野与自由的象征[32]。环境美学就是一朵俏丽的“白头翁花”,一朵铿锵的“红玫瑰”。环境美学的存在价值,不是为自然美的商业开发进行合法性论证,而是通过自然美的欣赏和体验,唤醒人们的“生态共同体”意识,筑造人与水、石、动物、植物和谐共存的美好家园。

注释:

① 相对于“喀斯特”这个西方术语,“岩溶”更形象、更准确地揭示了石灰岩地貌的成因,更易被中国的老百姓接受。根据国家标准《岩溶地质术语》,“岩溶”是指水对可溶性岩石(碳酸盐岩、硫酸盐岩、卤素岩)进行的化学溶蚀作用。因此严格地说,“岩溶”与“喀斯特”不是对等名词,而是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碳酸盐岩、硫酸盐岩、卤素岩,后者仅指碳酸盐岩。根据学术惯例,本文在同等意义上使用“喀斯特”和“岩溶”两个术语。参见《岩溶地质术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2329-90),中国标准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② 世界自然遗产第1条评价标准即世界遗产第7条评价标准,参见《世界遗产公约实施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第16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http://whc.unesco.org/en/guidelines。

③ 参见8264户外资料网(驴友论坛——户外运动——探洞绳降)重庆洞穴探险队副队长“小葱”(即刘佳)发布的消息和图片,链接http://bbs.8264.com/thread-5194883-1-1.html。

④ 数据来源于国家旅游局官网“旅游名录”数据库,以及2016年重庆、宜昌、恩施三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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