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方言历时语音研究的新突破
——读《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札记

汪银峰，单鸿飞

(辽宁大学 文学院，沈阳 110036)

汉语语音史包括通语史和方音史两部分，可以说这是语音史研究的两条主线。以往学术界比较关注通语史的研究，忽略了方音史这一主线，致使汉语方音史的研究成为薄弱环节。李新魁提出，汉语音韵学今后应该加强方音史这一领域，方音史研究不仅是汉语语音史的一部分，而且对共同语语音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1]。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汉语方音史的研究较为关注，特别是关于南方方言的语音史研究，林亦先生《百年来的东南方音史研究》便是对这方面的总结成果。在北方方言的语音史研究中，河北、山东和山西的方言史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研究著作，如张树铮《清代山东方言语音研究》、乔全生《晋方言语音史研究》等。相比而言，东北方言的语音史研究较为滞后，甚至可以说至今还无人涉猎。我们不禁要问，东北方音史研究滞后的原因是什么？哪些因素成为东北方音史研究的瓶颈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研究观念的滞后。提到东北方言，学术界普遍认为，东北方言形成时间晚，且与北京话较为接近，差异较小，没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刘晓梅在概括百年东北官话研究时也提到了这一点：“东北官话是一支最终形成较晚的官话，由于历史较短，且与北京官话接近程度甚至大于北京官话与冀鲁官话的接近程度，因而受到的重视远远低于其他官话方言。”[2]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我们对东北方言，特别是东北方音史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研究队伍匮乏，不能形成持续的研究态势。但实际上我们对于东北方言形成时间并不清楚，特别是东北方言的源头，以及东北方言与今北京话的关系等等，悬而未决的问题颇多。因此，我们要取得东北方音史研究的突破，首先要打破传统的研究观念和模式。第二，研究材料的匮乏。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东北方音史研究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献材料的匮乏。对东北地区的开发虽自战国已开始，但人口构成长期以来为多民族聚居，近代以来汉族人口逐渐占据优势，但文化发展相对来说较为滞后，缺乏记录东北方言的文献材料。正如李无未先生所言：“最主要的是，文献几乎无处可追寻。没有了文献的支撑，东北方言史研究的大厦还能树立起来吗？只能是空想的东北方言史研究楼阁或者曰东北方言史研究海市蜃楼。”[3]

由此可见，东北方音史研究的滞后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原因。值得欣慰的是，2016年，邹德文教授《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的出版，改变了当前东北方言历时研究的现状，作为国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东北方音史的著作，为我们建立了东北方音史研究的新模式，探索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研究之路。笔者也曾经对东北方言做过零星的考察，深知东北方音史研究的困难，一直想找机会谈谈对东北方音史研究的思考，该著作的出版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下面，我们就结合这部著作，谈一谈该书对东北方音史研究的价值及对今后研究的思考。

1 方音史研究与观念思路的突破

由于受到以往学术观念的影响，东北方音史研究历来不受到重视，甚至认为研究东北方言价值不大。所以东北方音史要有突破，首先就要在研究观念和思路上实现突破。我们认为东北方音史不仅值得研究，而且大有可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东北方音史是构建汉语方音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如通语史的构建需要了解不同时期通语的面貌及演变情况，同样，汉语方音史的构建也需要了解不同时期不同方音的面貌及演变情况。因此，汉语方音史如果缺少了东北方音史一环，也是不完整的，残缺的。第二，研究北京话的渊源，研究北京话发展史，对东北方言是不可回避的。胡明扬早已指明这一点：“今天的北京话和周围的河北方言差别很大，而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东北话反而很接近，和哈尔滨话相去无几，和远在东北边陲的宁古塔的话几乎基本相同，这又是怎么回事？这一类问题还有很多，都需要花功夫去研究探索。”[4]东北方言的研究可能会成为探寻北京话源头、构成和演变的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第三，语言接触研究的优质样本。由于历史和地理因素，东北方音的构成应该说来源很复杂，既有当地土语，还有移民方言的影响，同时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接触和融合，如蒙古语、朝鲜语、满语、俄语、鄂伦春语等。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哪些语言成分最终保留在东北方言中，成为东北方言的“语言底层”，以及不同语言接触的方式、层次及变异等，都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的，可以说是语言接触研究的优质样本。

《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突破了以往研究观念的束缚，从更宏大的视角关注东北方音史的研究，邹德文教授对其研究意义有明确的阐述：一可以填补东北方言史研究的空白，二可以为完善汉语语音史的修撰提供素材，三可以为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的研究和正音工作提供重要的材料和结论，四可以证明普通话基础语音系统的来源。邹德文教授在研究观念上明确了东北方音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为东北方音史的研究打开了新思路。

2 方音史研究要紧密结合地域史和人口史的研究

方音是某个地域的人们完成交际、沟通思想的工具，因此方音研究离不开地域因素和人口构成。比如说研究客家方言史，必须要结合历史上客家人五次迁徙的时间、路线、迁入地区、迁入人口数量等诸多信息进行综合研究。同理，要研究东北方音史，首先也要弄清楚的是东北方言究竟什么时候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哪些语言或方言参与了东北方言的构成。我们知道，东北地区历史上民族众多，再加上流民、移民等因素，人口流动频繁，来源复杂，要探究其形成的状况和历史的确是一个难题。虽说有难度，但地域因素和人口构成是研究方音史不可回避的，甚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基础。硬骨头总是要有人去啃的。邹德文教授《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从文献材料入手，用大篇幅考察了清代东北地理与行政区划，特别是对辽金以来东北地区的人口构成及居住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梳理，“重点探讨汉族移民、流民、被掠人口的数量、来源地、到达东北的时间等，探讨清代东北地区各民族间的语言接触(以语音相互间的影响为例)，考察‘官庄’人口来源以及对东北方言音系形成的影响，流民、移民、流放者三类汉族人对东北方言音系形成的影响”[5]2。对历史上东北地区的地理因素、行政区划、人口构成等自然要素的梳理，为东北方言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邹德文教授提出了清代东北方言的两个源头：辽东话和胶辽话。以上通过文献材料和移民史资料来考察清代东北方言的形成，有理有据，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3 方音史研究与文献材料的挖掘

材料是语言研究的基础，没有材料，一切研究都无从做起。邹德文《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之所以取得了东北方言历时研究的突破，首先应该得益于材料的挖掘和突破。该著作从东亚汉字文化圈视角去挖掘文献材料，主要根据几部反映清代东北方言的韵书古籍，如《黄钟通韵》《音韵逢源》《奉天通志》等，同时结合日、韩等国反映东北方言的域外文献《华音启蒙谚解》《你呢贵姓》《骑着一匹》《学清》《支那语讲义》《满洲土语研究》等。以前者立论，以后者验证并且兼顾发展变化，全面、系统地探讨清代汉语方言语音系统的若干特征，并对这些特征的形成、发展、对后世语音的影响作出说明和合理的解释。关于选取的几部朝鲜和日本汉语教科书文献，邹德文阐述了其对东北方言语音研究的重要价值：“这两部书流传之时又逢我国的清代，因为历史、地理、陆路交通、贸易交流、生活习俗、移民等方方面面的原因，使得朝鲜王朝的韩语会话教材的语音系统跟当时的东北方言有千丝万缕的亲近关系。”[5]119“在清代同期的日本，为开展汉语教育或为其他目的而出现了一大批汉语教科书，其中有一些日本汉语教科书是直接以汉语东北方言为内容的，这些书为研究者留下了比较丰厚的语言材料，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探求其中潜藏着的清代汉语东北方言的语音系统特征，从而为目前研究尚不充分的清代汉语东北方言音系提供一些可借鉴的参考。”[5]146对日韩汉语教科书或会话书的关注，突破了以往研究材料的限制，从根本上解决了东北方音史研究材料匮乏的短板。

邹德文教授在东北方言材料的挖掘上迈出了第一步，这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拓宽了思路。葛兆光提到：“真正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中，既能摆脱‘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固执偏见，也能跳出‘以西方来透视中国’的单一模式，通过周边丰富文献资料和不同文化视角来反观中国，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6]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本文文献，应充分挖掘域外文献，从不同视角来丰富对东北方言的研究和探讨。除了日韩等东亚诸国的汉语教科书外，我们认为民族文献材料应是我们今后挖掘的重点。东北作为满族的发祥地，在建立清帝国之前，满族已在东北经营几十年，为了巩固统治和谋求发展，除了吸收汉民族的优秀文化，也创立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大量的满语满文文献亟待整理和挖掘，这也是研究东北方言的宝贵财富。近年来，学术界对国内外的满文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甚至有学者利用满文文献来研究汉语语音，如王为民的《满文文献与尖团音问题》《从满汉文献对比看北京话前后中元音合并的年代》等。满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必然会推动东北方音史的研究。

此外，“燕行文献”作为明清时期李氏朝鲜出使中国的使行文献，时间跨度大，形式多样化，涉及面较广，大概有500多种，且内容丰富，重现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700年来重要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通过对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使行路线的分析得知，东北地区一直都是使行线路的重要地区。朝鲜使节经过东北，接触比较多的即是当地的语言情况，有些使臣或随行人员将其语言情况记录并保存下来，成为我们今天了解明清时期东北方言的使用及语言特征的宝贵材料。笔者近年来对“燕行文献”进行了一些整理和研究，其中也涉及到明清时期的东北方言，如《域外汉籍“燕行录”与东北方言研究》《域外汉籍〈入沈记〉与清代盛京语言》《朝鲜时代燕行文献与明清辽东方言考》等，希望能够扩展东北方音史研究的材料。

文献材料的挖掘为我们重建东北方音史提供了一种可能，但由于材料复杂，需要拨开云雾，剥茧抽丝，提炼不同时期东北方言语音的特征，的确也非易事，重建东北方音史任重而道远。还好，邹德文教授迈出了第一步，为东北方音史研究探索了一种新的模式。

4 方音史研究与研究方法的突破

传统的音韵文献是我们探索古代汉语语音的重要材料，但由于汉字的性质，只能体现汉语的音类，无法展现当时汉语的音值。《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这一限制，将本土音韵文献与域外对音文献结合起来。李无未先生在序言中充分肯定这一点：“域外文献，尤其是朝鲜、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教科书语音材料，因为运用标明音值标音标记，是最为直接的第一手资料，把它纳入研究中，如虎添翼，更可以做到精确标音，证明传统韵书等韵图音位的可靠性。毫无疑问，这种处理文献的理论和方法，跨越了语音文献混沌的鸿沟，就实现了清代东北方言语音文献使用的最大效能化，这是远远超出前人的。”[5]3这种结合弥补了传统音韵文献的不足，同时也契合了现代语音学研究的理念。从本质上，这也是研究观念的突破，研究模式的创新。由于文献材料的复杂，邹德文教授通过分析两部韵书反映的语音现象，提取了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的12条特征，避免卷入音韵文献音系性质的纷争，从宏观上来概括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的特点。

在处理本土音韵文献时，我们必须要明确一点，古代韵书韵图的编撰者，不是语音的记录者，其编撰的目的则是通过韵书韵图的设计来展现编纂者个人的思想。因此，为了更好地释读韵书韵图，必须将编纂者定位为韵书韵图的设计者，挖掘编纂者的音学思想和设计理念，以及编纂者的音学思想对韵书韵图设计、音系描写产生的影响，并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深入分析其音学思想的来源及产生的时代背景，如此才能更全面准确地剖析音韵文献的价值。这种现象在明清韵书韵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如王松木所言：“此种将音韵学与象数学相互融通的做法，在明清韵图设计中并不罕见，特别是哲学思想愈能自成一家的编撰者，韵图中杂糅象数思想的现象愈是鲜明。”*引自王松木未刊稿《知源尽变——论方以智〈切韵声原〉及其音学思想》。只有明确了编撰者的编撰思想和设计理念，才能更客观地运用音韵文献材料，避免进入自说自话、过度阐释的论证怪圈。

5 余论

《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以清代东北方言作为切入点，运用本土文献和域外文献，为我们考察了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的重要特征，探索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新模式。同时，该著作也为我们今后研究东北方言提供了诸多的生发点：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明代或明代之前东北方言的语音状况也是值得研究的，要构建东北方音史，不同时期东北方言的语音情况都是不可缺少的，明清几百年来东北方音史的演变及规律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从共时的角度来看，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特征中，哪些是汉语移民方言的影响，哪些是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以及在语言接触过程中语音变异的特征、方向和规律等等，都是值得我们继续进行探索的。可见，关于东北方言史的研究，这只是一个开始，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相信不久的将来，通过东北学人的努力，东北方言史的面貌会逐渐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