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词研究视域下现代学人的转型

谭若丽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语言文学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民国初期词坛与晚清词坛一脉相承，受常州派影响巨大。常州词派以比兴寄托、意内言外为表现手法，以反映战乱频仍、人民苦难等现实为主要写作内容，能与当时的人民产生心灵共颤。晚清四大家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取常州派路数，不囿于流派壁垒，广泛吸收各家之长，为词派注入新活力，成为晚清常州派的杰出代表。四大家中王鹏运年岁最长，入民国时间最短，在词的创作上，对朱、郑、况及后辈热情指点，诸人皆推王鹏运为领袖。王鹏运去世后，朱祖谋以其声誉特隆，被目为词坛泰山北斗。他入民国时间最长，去世时的1931年已是民国中晚期。他广交同道，参与建立多个词学社团，广授学徒，培养了一大批常州词派的忠实追随者。朱祖谋无疑是民国初期词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词家，同时也是常州词派在民国初期风行的大力推手。朱祖谋成为词坛领袖后，校注梦窗词，力倡梦窗风。20世纪20年代，梦窗热的种种弊端逐渐显露，批评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其中，胡适批判最为激烈，认为梦窗词是靠华丽词语堆砌而成的，并引用张炎评判之语曰：“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这话真不错。”[1](P165)连朱氏授砚弟子龙榆生对这一现象也颇有异议。1931年，词坛盟主朱祖谋去世，梦窗词的热度开始消退。1937年，全国抗日大潮爆发，战火连天，生灵遭劫。词人的愤慨、悲悯无法再以平静之心仔细酝酿。他们需要爆发，需要怒吼，梦窗词已不适应此时词人的需求。词人倾向于用岳飞、辛弃疾、陈亮、刘克庄、陈维崧、龚自珍的豪壮之词来痛斥侵略者，嘲讽不作为政府，歌颂英雄。出生在晚清民初的一代词人成长起来，开始登上词坛，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詹安泰、钱仲联、顾随、卢前、丁宁、沈祖棻等成为词坛的生力军。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经或一直在高校任教，具有学人身份。学人成为这个时期词创作的骨干。相比于由晚清入民国的词人，他们更易于放下门户之见，兼容众家之长，从而形成了个人独有的风格。

学人是新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的士。要说清二者的区别，需要从士阶层的发展历史说起。士传统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最早的是先秦的游士。他们游历于君主之间，希冀以自己的主张辅助君主。汉以后，士大夫以儒学为中心，开始将道统与政统相结合。随后的朝代中，儒学地位虽偶有变化，但总体处于上升趋势中，并形成“内圣外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处世修身原则。读书士子是士大夫的预备役，升庙堂之高则在朝为士大夫，退江湖之远则于乡村为绅。城乡朝野，整个社会阶层因士子的中心联系作用而成为一体。传统士子是社会精英，处于四民之首。内心深处，他们自觉保护文化传统，传承文化，并以言行为其他阶层做出榜样。传统士阶层的存在与政统有着紧密联系。清晚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一步步分解着这种亲密关系，预示着传统士阶层末路的来临。这些事件就是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与科举制的废除。

士阶层转变的渊源需要从甲午海战说起。泱泱大国败于弹丸小国，素有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也不愿客观分析原因，而是将矛头直指清政府，认为清末新政学习西方技艺并不能解决中国贫弱的问题，如梁启超所说，洋务新政“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2](P12)。他们认为，中国要想根本摆脱现状，应该放弃所有的旧制度，建立新的制度与模式。这无疑是对清政府继续存在是否必要的质疑。内外忧患的危机，迫使清政府进行改革，学习实用的西方技艺，于是，将古典文化束之高阁，成为潮流所趋。然而，甲午海战的失利分明诉说着对一味学习西方技艺道路的质疑，既然向西方学习的效果不佳，就需要寻找其他路径。于是，清廷变换策略，扶持义和团，谋划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计策：最好结果是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最不济一方被消灭，也可改变腹背受敌的局面。清廷自统治需求出发，却无形中加速了自身的灭亡。因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支持，传统士子阶层认为这传递出了“清廷不可恃”的信号。此结果的产生，源于传统士人以传承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为职责，具有防患于未然的文化忧患意识。“太平天国讲的正是‘子不语’的‘怪力乱神’，代表着一种‘亡天下’的可能。”[3](P10)太平天国所披基督教外衣，被认为有可能颠覆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太平天国运动即使反对的是满洲政权，士人阶层也坚定地站在了太平天国的对立面，主张彻底镇压，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认为这种外来文化会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威胁。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看来，太平天国所信奉的上帝，义和团的刀枪不死，都是超出人力的非正常之事，是圣人所不提倡的“怪力乱神”之属。清廷支持义和团的做法，正提示着朝廷已不可救亡和振兴中国。在此背景下，他们急于找到新的民族象征，能够富强国族，使中华屹立世界。由此，整理国学，清理中国学术源流，保存其中的精粹，以复古为革新，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这一观念为清末士人广泛认同。于是，在清末民初声势浩大的整理国故潮流中，出现了像朱祖谋等积极校注出版前人及同时代人著作的学者。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文化传统道统与学统相分离的契机，此时整理的国学要关注社会现实，于是，先秦诸子学说因相比儒学更有优势而大兴。在实用性为指导原则的时局背景下，诸子学地位提高，中国文化以多元化的姿态焕发出新的光芒。

朝廷不可恃，反满呼声高涨，世纪末的恐慌，与反满呼声交融，织就悲伤与阴霾的大网，窒息般压迫在清末士人的周围。中国未来的晴空亟待一场疾风骤雨的扫除，辛亥革命应时而起。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马勇先生在《重寻近代中国》中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未准备充分的运动，其成功是机缘巧合，之所以这样断定，是因为清末的中国已孕育着现代化的因素，即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这一因素此时尚未发展成熟，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乱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拔苗助长的不良后果。辛亥革命后，依照西方模式建立的民国，剪发改历，反对封建制，将留恋前朝的士子一律斥为遗老。他们口中的遗老，泛指留恋过去思想顽固陈旧的人。与遗民指称相比，其有着明显的贬义指向。晚清民初读书人虽以“遗”为特征，但情况却比以往复杂得多，因此，遗民应是对其更为合适的称呼。遗民作为一个群类形象，在中国历史中并不鲜见，在以往改朝换代的经验中，从来就被视为以个体去就进退护持群体道德信仰的名教典型。清季民初遗民相比以往，情况复杂，类型众多，有一味反对任何新事物者，有以清廷为立足点主张有所改良者，有仇视清廷，强烈要求推翻清室，变革一切旧制度旧习俗者；然而，清季读书人真为清王朝效忠者少，大部分遗民要么对于清朝的生活制度、习俗、文化已成习惯，突然之间的改变令他们不适，于是自以遗而终老，要么因不适应现代城市的嘈杂快速等，被新时代抛弃而为遗民，要么看到了现代化建立后的信义丧失，道德败坏，转而怀念清朝成为遗民。其之所以被目为遗老，源于其坚守文化传统。信守“夷夏之别”是儒教传统的伦理规范，惟其如此，明遗民受到了很高的追捧，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然而民国易清是政体的改变，民初遗民既抛弃了政治革命中应有的价值评价，也抛弃了民族革命中应有的情感评价，而更多地只是借鉴“时间话语”和“文字话语”等形式表达他们的政治倾向。这也许就是民初遗民长期为民国人所鄙视的原因所在。然而，他们并未因此放弃忧民的责任与文化坚守的自觉。就文化话语而言，民初遗民不仅比较多地关注传统文化中的夷夏观念、君臣观念、孔教观等观念，而且在他们的相关实践活动中，多以赓续学术、从事文化传承和整理为职志，因此，民初遗民的活动和实践使得他们更多地呈现出文化遗民的特征。面对中西碰撞中辛亥革命极端的断裂方式，清末民初遗民自觉地担负起修史、著书、教育等重任，坚守传统文化，承载起赓续民族文化的重担。此外科举制的取消，政治政策的变化，也影响着晚清民国时期读书人的生活与思想。科举制的取消，改变了读书人的社会生存方式与经济基础，共同推动着读书人从传统士阶层向近现代新知识分子的转变。科举制度创立于隋，盛行于唐，发展于宋，衰亡于明清，扩大了应试者的范围，使广大下层民众有了入仕机会，为贫寒之士开辟了登进之途。通过科举制的人才选拔，上层统治者减小了下层民众的摩擦张力，有利于维护政权的稳定。明清时期，科考模式僵化，内容固定，已不利于士人的培养。晚清，甲午战争失败后，人们没有从军事上寻找原因，而是认为西方教育重技艺多实用，中国传统教育重精神多空谈，要改变中国贫弱现状，必须从教育入手，停止举制，改变教育内容，兴办现代化新式学校。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延续千年的人才选拔制度终于走到了尽头。科举制的废除使政教开始分离，原本具有政教两特色系统的士不再是主要参政者，而是转变为政治监督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不再紧密，由此出现了以学术研究与教育为主职的学者。

民国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时期，是传统与现代交织、新旧杂糅的一个过渡时段。处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时代里，相比于传统的士，新时代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不再是依附关系。他们具有独立的思想。相比于晚清民初遗老，他们多接受新式教育，甚至有留学经历，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结构。他们借用西方理论哲学，进一步思考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复兴道路，努力引导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然而，习惯与传统早已融于血肉，他们虽努力摆脱着束缚，同时又终究摆脱不了传统这根脐带，于是，在他们身上出现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特有的二律背反现象。民国学人在这一转型时期精神上的矛盾时时可见。面对外敌入侵的抗战，他们在出仕任政，还是远离政治作独立安静的学术人问题上纠结挣扎。无论是“五四”时期选择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以“民主”“科学”为追求目标，还是清末民初以遗民心态闭关书斋，保存国学，以守护传统为职责，其精神核心都是“以天下为己任”。处于由传统士阶层向近现代新知识分子转变的读书人的心路历程，无疑是这个大转变时代的最好的记录资料，而晚清民国时期的词人，正是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亲历者与见证者。晚清民初遗民词人是此经历的第一代读书人。他们多受私塾教育，与传统文化有密切联系，在转型之际选择坚守文化传统，赓续民族血脉的重责。民国学者型词人则是这剧烈变化时代中的第二代读书人。相比于晚清民初词人，民国中后期学者词人的经济来源与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传统的士在读书过程中可以通过教书、幕僚等方式养家，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与教育花费相对较低。到了民国时期，新式学堂集中于城市，读书人少额外来源，生活花费大，未来不定，因此，诸多读书人便转而投身于报刊、出版甚至商业等领域。当此之际，生存已成为第一需求，读书则成为兴趣爱好或是职业读书者的事。在此背景下，于新式高校任教的民国学者词人，以教书为职业，既能够满足其生存需求，又拥有充足的时间和必要的环境从事学术研究，故其词作高格典雅，多有学者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