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生命存在的真相

2018-03-22 12:03李金燕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8年3期
关键词:真相存在

李金燕

摘 要:《时时刻刻》叙述了个体存在的虚假和死亡的真实,讲述了拥有不同主体意识的三位女性为摆脱虚假的生存现状,努力追寻本真存在的过程。她们的生活被死亡的意识所包围,因而她们努力追寻本真的向死存在,试图挣脱异化的环境,争取个体的自由。小说中对人物死亡意识的描写,折射了作者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思考,以及对生命价值的追寻和社会的批判。

关键词:《时时刻刻》 存在 真相 死亡意识

《时时刻刻》是美国当代重要的作家迈克尔·坎宁安的代表作,他因这部作品获得普利策奖和国际笔会/福克纳奖。小说的精妙之处在于作者进入伍尔夫灵魂深处,汲取伍尔夫的小说《达洛维夫人》的思想精髓,在借鉴小说思想内核基础上,进行创新性写作。《时时刻刻》巧妙地利用《达洛维夫人》,将处于不同时代的三位女性的精神状态和生活世界联系在一起,平行地叙述她们对死亡和存在的思考。作者在小说中还原作家伍尔夫的形和神,她在小说中是主体性最清晰的一位女性。她正在创作小说《达洛维夫人》,试图通过写作寻找可能的读者,以死亡对抗异化的世界;而另外两位则是生活在不同时期的美国女性,她们拥有较模糊的主体意识。其中劳拉是《达洛维夫人》的读者,领悟了小说的精髓,体验到死亡的“快感”;而克拉丽莎则是一位有着与《达洛维夫人》女主人公相同名字和类似命运的女性,在死亡面前认识到本真的自我。小说揭示了她们在对死亡思索的过程中,不断地剥开束缚自己的层层外壳,以探寻生命的真相。

一、弗吉尼亚·伍尔夫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20世纪20年代生活在英国伦敦郊区的作家。《时时刻刻》在序言中便把读者带到伍尔夫的死亡空间。伍尔夫的死亡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她作为前驱作家,成为后辈作家小说中的人物,被写死了,这展示了坎宁安试图摆脱前辈作家伍尔夫存在的阴影和束缚,以探索自由创作空间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是坎宁安对伍尔夫的死亡在本体论上的探讨。他在小说中真切地“还原”了伍尔夫自杀前创作《达洛维夫人》的心灵历程,呈现了她对人生的困境和死亡的看法。作者试图探讨她死亡的原因,以解读她生命存在的真相及其价值。

(一)前驱作家之死

坎宁安在小说序言中就把伍尔夫写死了。一方面,后辈作家总是处于传统作家影响的阴影之下,感觉到自己的创作能力受到前辈作家的威胁,内心充满不安,产生了“影响的焦虑”的情绪。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说道:“伟大的前驱们,他们垄断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认真地观察我们自己。他们使我们存有偏见而过分地颂扬他们的能力,从而削弱我们的自我意识。他们用自己盛名的光辉吓唬我们。”坎宁安是伍尔夫的忠实读者,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文学创作的手法深受伍尔夫的影响,这使得他在创作时,产生了受伍尔夫思想影响的焦虑心理。他把伍尔夫写死了,体现了他潜意识中试图摆脱伍尔夫的影响,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希望对伍尔夫的创作有进一步的超越,开拓可能的创作空间。另一方面,当后辈作家内心产生了激发自己的创新潜能的想法时,他内心便产生了“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结。“当任何强者诗人开始踏上探索之路时,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的俄狄浦斯也就附在了他的身上。”后辈作家在潜意识中,将阻碍他们发挥自我的前辈作家看成了自己命运的“统治者”,对他们产生了既恐惧又憎恶的矛盾心理,企图将他们“扼杀”,并取而代之,以获得自己在文学世界中理想的位置。坎宁安内心对前辈作家怀有“弑父”情结,这也是他在小说开头便把伍尔夫写死的潜在原因。他试图让自己的创作挣脱伍尔夫的“统治”。他意识到只有当自己摆脱了伍尔夫的束缚,才能开始探索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这时,真理才能在他面前敞开,他才能把读者带入自己虚构的“真实”的小说世界,寻找属于自己的真相,追求自身在文学世界中的一席之地。

(二)伍尔夫之死

为了颠覆前辈作家伍尔夫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坎宁安不但把伍尔夫写死,而且用自己的话语重构了伍尔夫的生命历程,试图探寻伍尔夫死亡的历史真相。文本叙述伍尔夫生活在“城市”和“乡村”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它们不仅是两个对照的物理空间,而且是映射她的潜意识心灵世界的一面镜子。它们既是伍尔夫对生与死、本真与非本真存在的思考,也隐喻着她对人生理想的选择。伍尔夫对自己的存在有着清醒的认识,她认为自己的生命价值在于追求危险的生活,如果自己在乡村安定下来,会像小鸟一样在安乐窝慢慢死去。小说中的“乡村”对她而言,意味着平静、安逸、精神正常。这种生存方式使个体本真存在被遮蔽,甚至消亡,是常人所选择的虚假的生活方式;而回到“城市”生存,则意味着回到“权力中心”,她可以过着危险、反叛和精神失常的生活。她将拥有更多的与权力进行对抗的可能性,可以拥有最大限度的观察、体验和言说空间,这隐喻着伍尔夫对艺术本真的追求。

伍尔夫希望通过本真的创作来揭示社会真相,以唤醒多数受压抑的人们。她认为作家应该义不容辞、不惜一切代价去抢救那被传统所压抑的人们。小说中所叙述的“头痛”有双重含义,它既是伍尔夫生理上的疾病,又是一种外在的强大力量的化身。这种力量是压制人的社会体制和吞噬人性、腐朽颓败的社会文明,它们侵袭与之相抗衡的异端。小说叙述了伍尔夫作为社会的反叛者,被剧烈的“头痛”缠绕着。“头痛”像病毒一样栖居在她的体内,不断地侵袭她的身体。它们也犹如一道道“强光”连续不断地投射进她的眼睛,腐蚀她的心灵。她与辐射“头痛”的“强光”抵抗的唯一方法便是寫作,通过写作来寻找可能的“普通读者”。“荒诞之极乐就是创作。……在这天地之里,保持人的觉悟,确是意识的冒险,作品就成了唯一的机会了。创作,就是第二次生命。”写作让伍尔夫保持头脑的清醒和生命的活力。她意识到“现在的读者被主流体制话语的偏见和谬论所统治……她希望唤起广大公众的、普通读者的良知和独立精神来抵制主流社会的体制化虚假话语”。

小说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伍尔夫在生命的晚期,内心怀着深刻的绝望和虚无的情绪。一方面是由于她找不到可能的“普通读者”。她竭力呼唤,却得不到读者的回应。她在1940年6月9日的日记里说:“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即写作中大写的‘我已经消失,没有读者,没有回声,这就是死亡的一部分。”同时,她在6月22日的日记里同样感慨:“没有外界反应,我几乎意识不到大众的存在。”在8月2日的日记里,她再次说:“那本书问世后,一片沉寂,仿佛泥牛入海,静静地留心着,面对一个彻底而永恒的沉默。”正如她在《达洛维夫人》中无奈地悲叹,社会反叛者赛普蒂莫斯独自穿过历史的长河,冒着生命危险追求到的真理,最终“传到首相的手里”,受权力所控制,被权力所利用,而不被自己期望的大众所掌握。麻木的芸芸众生对先驱们苦苦追求的科学和真理毫无感知力。另一方面,因为她意识到“头痛”已经把自己打倒了,自己的努力失败了。作为孤独的叛逆者,微弱的力量不足以抵抗这普照天下的“头痛”的“强光”。她感到“世界如沙漠缺水一样缺乏黑暗”。世界缺乏“黑暗”的力量与侵蚀人们意志的“强光”进行对抗,因此,“强光”无处不在,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横行霸道,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她清晰地看到那“强光”,像“恶魔吸尽了世上所有的美、所有的希望,待到它结束之后,世上剩下的就是一个活死人的王国——没有欢乐,令人窒息”。“恶魔”把人们平均化、异化,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吞噬。人们被抹去个性,失去了内核,成为空洞的躯体。因此,她感到自己“冒险”的生活失去意义,随着自己抵抗“强光”的理想的失败,本真的存在也消失了,真理也被掩埋起来了。

作者真实地还原了作家伍尔夫的形象,小说描述她敏锐地捕捉到自己所处时代人物的内心和社会本质。她对时代超前的判断,使她显得落落寡合。她虚弱的呼唤声被喧嚣而动荡不安的社会所淹没,心怀寂寞和悲凉。她最终对生命产生了幻灭感,选择了死亡。“思想精英们,摒弃了他们的生命,是在最纯粹的精神叛逆中,处在精神自杀上进行的。真正的拼搏在于尽可能地反其道而行之。”伍尔夫认为一旦自己的精神被剥夺了,为躯体而苟延残喘地活着,人生就毫无意义。她的死是“精神上的自杀”,她只为高贵的灵魂和真理而活。因此,她的死亡不是屈服,而是挑战。死亡,使她意志的自由和创造的生命力无法被外界剥夺,让生命保持完整的内核,以获得个体的尊严。同时,伍尔夫的死亡,使她的生命获得“绵延”。“死亡作为生命整体的一部分在肉体终结之后仍然作为生命存在着,在延伸着生命的轨迹,这延伸正是生命之流连续不断的‘绵延之态。”作者认为伍尔夫虽然死了,但她生命自由的意志、本真的存在和热忱地追求真理的精神继续存活在文学世界中,活在那些可能的读者心中,激励着他们追求生命的真相,正如小说《时时刻刻》中她的读者劳拉·布朗。

二、劳拉·布朗

小说中劳拉·布朗这一部分,叙述了“二战”后住在加州的家庭妇女劳拉·布朗一天的生活。她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忠实读者,她一本接一本地读伍尔夫的作品,吸取她的思想。这一天,她用所有家务之余的时间阅读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这本书让她产生了强烈的死亡意识。伍尔夫在1923年6月19日的日记中说,在《达洛维夫人》里,“我想描述生与死,精神健康与异常;我要抨击这个社会制度,并表现它如何起作用;要把它最紧张的运转方式表现出来”。她所说的“生与死,精神健康与异常”隐喻着两股主要的维持社会运作的对抗力量。小说中赛普蒂莫斯是社会的“异端”,他洞察世间的真相,独自反抗这制造假象的社会秩序。他以“疯狂”的行动和话语来揭示社会的真理,以死亡来对抗那制造死亡的体制;以布雷德肖爵士为代表的自甘臣服于野蛮权力者,则是社会上的“健全者”,他们是社会的中心力量,忠实地维护社会制度,迫害追求真理的“疯狂者”,劝诫他们要过平稳的生活,禁锢他们的思想,扼杀他们的个性;而社会制度,就像一种黏合剂,把这两种对抗的力量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产生冲突。它运用隐秘的手段规训绝大多数的正常人,使他们变成“健康者”,让他们去压制少数叛逆的、追求真相的“病人”,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社会真相被理性、和谐、有序的社会制度统治并吞噬着。而小说中的劳拉隐约能认识到社会的真相。伍尔夫仿佛化身为赛普蒂莫斯,成为真理的揭示者。她通过赛普蒂莫斯的死亡传达了自己对生命的理解,也启发劳拉认识社会的真相,使她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

作者巧妙地效仿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这一创作手法,在《时时刻刻》中也通过叙述伍尔夫的死,来唤醒主体意识模糊的劳拉。当她阅读《达洛维夫人》时,伍尔夫的死亡不断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她不断地思索为什么“一个才华如此出众、如此不可思议、有着如此无限深沉的悲哀女人,一个极有天赋的女人,却在口袋里放了一块石头,向河中涉水而去”。作者揭示了劳拉在小说中,看到伍尔夫探寻生命本真存在的心灵轨迹。她未完全被世俗蒙蔽的心灵,使她能够与伍尔夫本真的灵魂进行对话。她洞察了伍尔夫的失败和死亡悲剧,看到她是“被生活和艺术对她的难以实现的要求击败”了。由此,她看透了人生的真相和世界的本质,伍尔夫的死激发她对自己生存现状的思考。由此,她意识到自己非本真、被异化的存在。

小说细腻地描述了劳拉感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异化的世界中,她的生活充满了强烈的不存在感。她感觉自己犹如一只被“麻醉了的蝴蝶被钉在板上一样”,失去了清醒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的生活。她对自己的丈夫丹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她与丹的结合是由于自己被选中了和害怕孤独,也出于自己的社会道义感所产生的爱怜之心。婚后,她生活在一个平庸的中产阶级世界里。她身边的人们过着如《达洛维夫人》中的威廉爵士所召唤的“平稳的”生活。他们对生活麻木无知,毫无个性和生命活力。她的丈夫与基蒂的丈夫一样都是从战场回来后,分别成为商店的办公员和公务员,做着平庸的工作,过着安稳的生活,沉沦于追求舒适的物质享受的生活中,没有精神的追求。他们渐渐地被这个有秩序、和谐的世界所改造,变成一个“彻底的失败青年”。小说中唯有劳拉能模糊地意识到在这贫乏的世界中,自己将成为一个庸碌无为的家庭主妇。虽然拥有看似“美丽”的岁月,但在短暂的青春消逝后,剩下的只是一个毫无生气的躯体,她将被这个无情的世界所抛弃。她意识到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和失败者。在那舒适而沉沦的世界中,自己的才能得不到发展,原来充满自由、时时刻刻在读书的劳拉·西尔斯基已经死去。为了适应这个虚假的生活环境,她不得不压抑真实的自我。她不断地抑制自己对生活的满腔怒火和反常的行為,强迫自己去操劳孩子、蛋糕和服饰等日常事务。在平庸的世界里,别人无法理解她“古怪”的行为,她也无法与身边的人进行心灵的沟通。作者深刻地剖析社会的本质,揭示了劳拉真实的个性受到那把所有人都印在同一个模子里的社会准则所束缚。

小说独特之处还在于,作者深刻地剖析劳拉痛苦的内心世界,揭示她努力地在本真与非本真的自我之间寻求平衡的矛盾内心,并且从哲学层面叙述劳拉对死亡的感悟。当劳拉自杀失败,从旅馆出来时,脑海中产生了时空和身份错乱的幻觉。她满脑子萦绕着小说的情节,恍然觉得自己同时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扮演着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苍白,迷人”的伦敦的女人——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是“不成熟的、仓促行事”的母亲。劳拉空洞的躯体处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而精神却活在20世纪20年代的伦敦——伍尔夫所建构的小说世界中。作者巧妙地叙述劳拉将真实与虚幻的两个世界折叠在一起,穿梭于这两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体验着生与死的界限,感受着真实与虚假的生活,扮演着两个不同的自我。现实的虚无让她沉浸在伍尔夫真实死亡世界中不能自拔,伍尔夫的死诱惑着她,她想象着自己跟伍尔夫一样死去。海德格尔认为:“向死存在本质上就是畏。”“畏”使人们认识到死亡的确定性。既然死亡是确定存在的,那么死亡便会对人们的存在构成威胁,使人们对死亡产生畏惧的心理。如若人们在生活中意识到死亡的恐惧,他们便能够认识到生命时间的有限性,从而惧怕陷入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中虚度光阴。所以一旦人们认识到自己必须承担起死亡的责任,他们便可以挣脱现实的平庸,获得个别化的存在。小说中劳拉有着强烈的死亡意识,因为死亡可以让她从安稳、沉沦的日常世界中挣脱出来,获得本真的存在和自身的完整性,从而筹划自身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因此,作者叙述她感觉到死亡可以给自己带来无限的自由和心灵的慰藉。

三、克拉丽莎·沃恩

克拉丽莎·沃恩是纽约的出版编辑,她的自我认识虽然没有伍尔夫那么清醒,但她比劳拉有更强的主体意识。她意识到传统的婚姻对女性的异化,从而反叛传统的妻子角色。她寻求自由的职业,追求同性婚姻。但她与萨莉组建同性恋家庭,仍未能逃脱强有力的社会常规的制约。小说中,作者巧妙地将“正常者”克拉丽莎与“异端者”路易斯、理查德和玛丽组合在一起,从而使“异端者”与“正常者”的个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异端者”在小说中承担起仲裁者的角色,他们是克拉丽莎的审判员,使读者可透过他们的眼睛,看到克拉丽莎真实的心灵世界;同时,他们也成为克拉丽莎的一面镜子,使她通过这面镜子不断认识自我。

小说描述了克拉丽莎为年轻时抛弃美好爱情而感到遗憾,并通过路易斯的眼睛,让读者看到克拉丽莎平庸的婚姻生活。克拉丽莎常常脱离常人麻木的日常状态,想到自己的死亡,想象着自己死后把骨灰撒在维尔弗里特的大沙丘上。她希望能回到那个曾给她带来美好回忆的地方,把生命埋葬于此。那时她既爱理查德,也爱路易斯,而理查德和路易斯也彼此相爱。他们三个人一起,过着由三个人(异性恋和同性恋间)组成的家庭生活,这是一种理想的家庭组合模式,他们彼此相爱,情感是自然的、无拘无束的,却是冒险的,是违反常规的。因为它打破了由两人(异性恋间或同性恋间)组成的传统家庭模式,这种家庭组合方式束缚了人们的自然情感。但她离开那个理想的家庭,最后过着平庸的同性恋生活,因而她陷入非本真的生存状态。小说叙述克拉丽莎与昔日的恋人路易斯再次重逢,把她平稳的生活与路易斯冒险的生活作对比。路易斯反叛不羁,不顾及年龄和世俗的约束。他勇敢地追求世界上的爱,一个又一个地换恋人,把自己的所有奉献给爱情。他不断与恋人进行“荒唐的争论”,过着痛苦而充盈的生活。而克拉丽莎与萨莉生活虽平稳却没有精神上的愉悦,她们一起生活十八年了,没有过激烈争论,彼此的情感还有许多“没有探索过的领域”。她在舒适的家庭中,感到十分陌生和虚空。她感觉自己的住宅楼像阴曹地府。日复一日地生活在这虚幻的楼房里,是一种永恒的、痛苦的折磨,她唯一确定的是“老年、失败和绝望的真实气味”。小说展露了她在潜意识中,希望摆脱现有生活的束缚,渴望路易斯把她带走,去体验一场没有未来的爱情。

小说中,理查德曾把克拉丽莎命名为“达洛维夫人”,除了因为克拉丽莎的名字正好与《达洛维夫人》小说的主人公的名字一样,还因为她的命运实质和小说中的“达洛维夫人”一样。克拉丽莎既不会像伊莎贝尔那样为了自由,而“缔结灾难性的婚姻”;也不会像安娜,为了爱情而“倒在火车的车轮之下”。她将会过上富足而平庸的生活,成为他人眼中“有魅力”的女性。实际上,文本中的克拉丽莎与伍尔夫小说中的“达洛维夫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她们的本体被束缚人的社会规则的深洞所吸引。首先,她和多数浅薄庸俗的美国上流社会人士有相似之处,喜欢举办宴会,醉心于社交;其次,她热衷于追逐影星,被名望的光环深深地吸引着,她身边的人只有理查德是唯一对名人没有兴趣的。而且,她相信“只要按规矩办事,男人有的,她也能有”,被制约她的虚假的社会规则所诱惑。由此,她被玛丽·克鲁评价为“老派的同性恋”——是一个衣冠楚楚、有一份体面的职业的男人气的女同性恋,而且无知、虚伪,像普通夫妻般生活在一起,追求物质享受,庸俗无比。

同样,作者让理查德这“疯狂”者的角色,来唤醒“沉睡”的克拉丽莎。理查德与《达洛维夫人》中为真理死去的赛普蒂莫斯一样,有伍尔夫生存意志的影子。他是不被社会异化的边缘者。他拒绝接受社会给他颁的文学奖,拒绝成为可能的权力话语中的“经典作家”。他是敢于揭示社会真相的诗人。但他的作品没有销路,得不到普通读者的共鸣。他有着与伍尔夫被“头痛”击败的相同命运,认为自己的人生失败了,在颁奖前自杀了。“无情地‘直视死亡,势必让我们看到死亡的悲剧核心所在,给我们以震撼性灵的警醒。反思死就是对生的反思的集中体现,我们正因为对死亡之思而现焦虑之感,才能对生命本质有着最具深度的探求,才能洞悉生命的真相。”理查德的死亡悲剧,使克拉丽莎对生命的存在进行反思,终于看清了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真实面目。她面对着死去的理查德,想对他“坦白自己希望过相对平常的生活的愿望(和大多数人的愿望没有什么不同),坦白她是多么想要他来参加她的晚会,在她的客人面前展示忠诚”。她意识到自我被社会所异化,沉沦于虚幻的现实生活中,阻挡了她迈向本真的、“危险”的世界。过去,她逃避那浪漫而深沉的爱情,是由于希望过平稳的生活。目前的她总是按照社会要求的方式来维持与理查德的关系,而这种方式是理查德所厌恶的,他不需要克拉丽莎为自己准备宴会,也不需要她为自己的生活过度操劳而丧失自我。他希望克拉丽莎找回真实自我,由此,理查德在自杀之前追问她:“你记得他吗,你的另一个自我?她怎么样啦?”最终,克拉丽莎在理查德死亡的“呼唤”声中找到了自己本真的存在,获得了新生。

《时时刻刻》叙述了三位女性在失去平衡的世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平衡点。她们在生活中挣扎着向着本真的死亡而存在。伍尔夫在虚无的生活中挣扎着,走向死亡,获得了精神的自由和生命的尊严;布朗太太在死亡的边缘挣扎着,最终坦然地接纳真实的自我,逃离家庭藩篱,寻找自我存在的可能性;克拉丽莎在正视死亡悲剧的痛苦中挣扎着,潜意识中的本我浮出“水面”,体悟了自己真实的存在,获得了生命的自由。作者通过小说中人物的死亡意识的表达,体现了他对伍尔夫探寻生命真相思想的继承;此外,他也用自己富有洞察力的眼光捕捉,并真实地刻画了所处时代的奴役人精神的社会本质,和被异化的个体命运,因此,也体现了他在创作上对伍尔夫的思想有所超越。我们面对荒诞的世界,如若能够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对自身的死亡进行思考,不断否定虚假的自我,总是心怀不安地警醒自己不要成为无差别的常人,召唤自己超越平庸的世界,那么,每个个体的生命将会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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