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革命歌谣的创作及其艺术特色

张妙

摘 要：歌谣，作为“抗战”语境下的一种集语言、音乐、舞蹈及诗歌等体裁熔为一炉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较高的思想意义、艺术创造力和更广泛的群众性，成为革命群众文艺最主要的形式之一。这些歌谣，在思想内容上充分反映出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抒发了对拯救他们的共产党、八路军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表达了决心“抗战”到底的斗志和不畏艰险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艺术风格上则明朗欢快，千姿百态。“抗战”歌谣壮大了革命根据地的文化阵地，充实丰富了中国歌曲的宝库，在歌曲的体裁体例上有了新的拓展。

关键词：革命歌谣 内涵 艺术特色

革命根据地“抗战”歌曲的普遍流行，带动了“抗战”歌谣的创作。歌谣，作为“抗战”语境下的一种集语言、音乐、舞蹈及诗歌等体裁熔为一炉的艺术表现形式，是军民的战斗生活与思想感情最直接、最真切的艺术反映，深刻影响着其他文艺创作活动，具有较高的思想意义、艺术创造力和更广泛的群众性，成为革命群众文艺最主要的形式之一。

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抗战”歌谣，大体可分为三种形式：一种是适合舞台和街头表演的、有曲谱的创作，如《东南西北》《十圈圈》《朱总司令下命令》；二是为地方民歌小调改填新词，采用旧形式演唱新内容的歌谣，如《绣荷包》《逃难歌》《姐妹观灯》；三是口头流传，类似“顺口溜”那样，没有曲谱，如《赶快回》、《打火车》、《红旗插上太行山》等。

“抗战”歌谣创作的题材十分广泛，反映的“抗战”生活是多方面的，并且是人民群众在生活中长期创作形成的，因而一般易唱易记，也便于填词和流傳，表现出民间歌谣所特有的细腻和动人的风格。英勇的八路军挺进山西，老百姓热情歌唱《延安出救星》：“日本鬼子烧又杀，/人民苦难重。/延安府，出救星，/来了恩人毛泽东，/带来八路军。”《太阳不落照太行》：“太行山下没太阳，/千年万载遭灾殃；/如今来了共产党，/撵走黑暗亮堂堂；/受苦人民翻了身，/太阳不落照太行。”

首战平型关，八路军115师把日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平型关下的繁峙县人民欢呼雀跃，夸赞《平型关上逞英雄》：“英勇善战八路军，/平型关上逞英雄。/坂垣师团被歼灭，/‘抗战史上第一功。”在最危险的时候，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要活就要干》：“山上流水哗啦啦，/云雀叫呀哈哈哈。/鬼子来了咱就打，/打不过，咱就飞走啦，/叫鬼子干急没办法。/白天修路晚上破，/找到电杆马上拢。/叫鬼子有腿不能走，/有嘴变哑巴。/鬼子想来大扫荡，/埋了地雷等着他，/管叫他回老家。/要活就要干，/要干就得干到底，/要干就要干胜利！”

尽管日军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线，但广大的山区、农村在抗日军民手中，人们对“抗战”前景充满信心。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浑源县，人们传唱： “日军占了一条线，/八路军占了一大片。/八路军好，日军背，/割了洋烟种萝卜。/萝卜也熟了，/日军也死了。”

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使日军陷入灭顶之灾。在太行山区传唱的《鬼子怕八路》，把侵略者的窘境丑态刻画得形象逼真： “日本人，真不行，/缺少粮草和救兵。/天天钻在据点里，/心惊肉跳光念经。/白日想回家，/晚上怕雷崩，/

哎哟哟，怕的就是八路军。”

根据地人民组织起来，站岗放哨，参军支前，变工互助，减租减息红红火火地生活。在晋中，妻子《送郎参军打日本》：“一道道水，一道道山，/我送郎君汾河畔。/汾河流水永不断，/千言万语说不完。/小日本，真可恨，/放火烧杀又奸淫。/郎君参军打日本，/打败日本再回村。”在晋察冀抗根据地，姑娘们以嫁给八路军为荣： “柳树开花一团金，/寻人要寻抗日人，/有吃有穿真光荣，/每天起来打日本。”前方杀敌，后方支前。晋绥根据地的妇女踊跃做军鞋：“针线儿不大麻麻密，/线不断来手不歇。/军鞋双双做得好，/战士穿上正合脚。”

当年流传在晋中一带的歌谣《欢迎八路军进城》再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深：“八路军，进了城，/家家户户都欢迎。/男的架柴烧茶水，/妇女穿针忙补缝。/娃娃掏出落花生，老汉送儿去参军。/叫同志，唤弟兄，多年痛苦无处伸。/如今你们进了城，为咱报仇把冤伸。”

八路军赢得了人民由衷的拥护和爱戴，老百姓说《八路军为了咱》：“梨子树，开鲜花，/军队和咱是一家，/咱们拥护八路军，/八路打仗为了咱。”

《军民好比一家人》：“东八路，西八路，/都是咱们的好队伍，/见了群众满脸笑，/抽空给你担水扫街道。/八路军，老百姓，/军民好比一家人。”

甚至觉得《八路比咱爹娘强》：“太阳出来满地红，/八路军处处为百姓。/不讲吃喝不讲穿，/为的是百姓少负担。/不避风霜不怕冷，/为的是百姓少受穷。/不为名誉不为官，/为的是百姓把身翻。/不怕牺牲不怕苦，/为的是百姓享民主。/头上亲人数爹娘，/八路军还比爹娘强。”

连孩子们都知晓《比个八字给你瞧》：“要问哪个队伍好，/弟弟妹妹咧嘴笑，/伸出两个手指头，/比个‘八字给你瞧。”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根据地的人民早已不是“抗战”前那种受剥削、受压迫的愚昧百姓了，他们是站到了历史的潮头上来认识自己，认识周围的社会，并且放眼观望世界风云了。在根据地的民谣中，就有国际形势题材的作品出现，而且完全是老百姓的创作，如《苏德战争》《中英美北非会议》《莫斯科三国会议》等，歌颂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军。如在《第二战场开辟》这首歌谣中唱道： “六月六号两点钟盟军把陆登，/在法国北海岸先占克恩，/腰斩科坦丁，二战场打得凶。/老乡们，腰斩科坦丁，/二战场打得凶。/艾森豪威尔盟军指挥官，/统大兵百余万进攻海滩，/飞机坦克车展开大战。/老乡们，不到一个月就把瑟堡占。/收复卡芬京城，红军真英勇，/明斯克快占领，夏季攻势凶，/英美苏东西南三面齐夹攻。/老乡们，希特勒不完蛋，/你说他怎能行。”

这些歌谣，在思想内容上充分反映出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抒发了对拯救他们的共产党、八路军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表达了决心抗战到底的斗志和不畏艰险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艺术风格上则明朗欢快，千姿百态。

一是乐段短小，三五句为一段，而段落多的，内容包涵量也大，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民间歌谣的传承很大程度上维系于民众集体性程式化的发展脉络形态，歌谣的艺术创作结构也大多都会有一个现成的基本话语组合框架被套用效仿。如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的“四季歌”“五更调”“八段景”“十杯酒”“十二月歌”等歌谣结构形式，即是按照人们掌握的自然时序为线索而编连，把各种事件、典故或历史人物等主题内容编排在一首浑然一体的歌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演绎流传。山西革命抗战歌谣在艺术创作结构方面，同样继承了传统民间歌谣的这种语言系统模式。

二是故事性强，讲明事件的来由并从中刻画人物。如《左权将军》叙述左权的身世，并誓死要为左权将军报仇：“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乡们，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参加中国革命整整十七年，/他为国家他为民族费尽心血， /老乡们，他为国家他为民族费尽心血。/日本鬼子五月扫荡咱路东，左权将军麻田附近光荣牺牲啊……”

三是多采用赋比兴手法，歌词明朗，婉转抒情，妙语迭出：“七月里连阴八月里暗，共产党领导我们打日军。阳婆婆上来满山红，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又如，“天上的星星地上的灯，八路军多得数不清”。这些歌谣并没有固定的形式，因为它首先是由群众用口语唱出，四言、五言、七言等都有，平仄自由，押韵也不十分讲究，韵脚多是根据地方语音来定。

四是大量运用比喻、拟人、双关、重叠、白描、夸张、象征、谐音等修辞手法，集中了人民群众的语言艺术精华，展现了人民群众无穷的艺术创造力。而且各种修辞手法往往并不是孤立单一的运用，各修辞格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常常交替出现，甚至交织于一体，从而创造出一幅幅情景交融、生动鲜活、令人神往的艺术画面。如《八路军拉大栓》：“瞄了一瞄准叭勾打死个小日本，他两眼一瞪就上了西天哪哎嘿呦。”既运用了摹声，又采用了双关，还蕴含着比喻、夸张的色彩，在轻松幽默之中展现了人民群众对于抗战胜利的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再如唱响全中国的《东方红》，首先用“东方红，太阳升”的起兴手法，通过日出东方的祖国壮丽山河烘托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伟大光辉形象。整首歌谣综合运用了赋、比、兴、象征、比喻、比拟等修辞手法，以最隆重、最热烈、最诚挚的朴实情怀表达了中国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崇敬。

抗战歌谣的兴起和新民歌的发展，有力地抵制、反击了日伪军的反动宣传，鼓舞了抗日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激发了成千上万人民群众的艺术创造力，并且壮大了革命根据地的文化阵地，丰富了中国歌曲的宝库，在歌曲的体裁体例上有了新的拓展。一方面，“抗战”歌谣与民间歌舞表演相结合，形成了载歌载舞、欢快热烈的歌唱表演作品。如贺敬之分别与刘炽、马可合作完成的《胜利鼓舞》《南泥湾》等，都融会运用了民间歌舞表演的艺术表现手法。另一方面，“抗战”歌谣与多声部声乐相结合，演绎出一些体裁多种多样的群众性合唱作品。如《吕梁山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晋察冀民众四唱》《生产四部曲》等等，都是一部部联合演唱形式，具有山西民间风味与民歌风格。再者，抗战歌谣与话剧戏曲相结合，开启了新秧歌、新歌剧的崭新局面，创作出如《农村曲》《军民进行曲》《无敌民兵》《兄妹开荒》《减租会》等新式歌剧。这类作品既吸收了中國民间歌谣曲调，又吸纳了西方作曲技法，歌词则富有农民群众的语言特色，结构与情节相比以往更加复杂多变。这类歌剧的素材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斗争，曲风都来自于各地民歌民谣，因此，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顺势在解放区掀起了新秧歌运动，从而极大提升了民间“抗战”歌谣的艺术高度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