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因与塞拉斯的科学哲学思想异同探论

摘要：作为西方重要分析哲学家的蒯因与塞拉斯，他们俩的整体主义与本体论承诺，以及科学实在论等等思想，都是西方现代科学哲学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但是，如果从捍卫差异性，探寻相通性的原则出发，并且深入地分析蒯因与塞拉斯的科学哲学思想，那么，他们俩既有与理性和科学精神结盟，致力于推翻思辨的形而上学和消除哲学上的神秘性等分析哲学家们的共同之处，又有如蒯因的本体论承诺与塞拉斯的日常影像等在科学对象、科学方法与途径方面的认知差异。在探究蒯因和塞拉斯的科学哲学思想同与异的基础上，论证了蒯因与塞拉斯他们俩在西方现代科学哲学领域里的作用与贡献。

关键词：整体论；本体论承诺；日常映像；科学实在论

作者简介：[HTF]吴新民，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哲学逻辑、逻辑哲学以及西方哲学等（湖北 武汉43005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4BKS038）。

中图分类号：B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8）01-0013-09

西方现代科学哲学直接导源于分析哲学，溯源则可至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从科学目的就是“求真”以及科学理性为一切现象“祛魅”来看，西方现代科学哲学思想既是蒯因与塞拉斯的分析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当下英美自然主义思潮中不可或缺“科学”要素的源头。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蒯因与塞拉斯的科学哲学思想，他俩又有差异。蒯因科学哲学理论就是他的整体主义科学观和他的本体论承诺。但作为蒯因学生的威尔弗利德·塞拉斯，他的科学哲学思想则主要是“科学实在论”。就本质而言，科学哲学是一种知识论——它将科学看成是一种知识体系，并将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凝聚到一个关键点上，那就是科学知识。因而从科学哲学不同的主题来分析，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实质就是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的划界，人们谈论的科学进步本质上也就是科学知识的进步。蒯因认为，科学是常识的延伸，哲学是科学的继续。而且从要点和方法而言，哲学无异于科学，它们都要求将事物阐释得清楚明白。很显然，蒯因的这些思想也影响到了他的学生——威尔弗利德·塞拉斯。因而，從科学创新的角度来分析、比较与探究蒯因和塞拉斯这两位分析哲学家的科学哲学思想，在当下全球经济发展、文化融合的进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西方现代科学哲学导源于分析哲学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

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文化理想形成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质开始定型，科技思想开始萌芽。西方有亚里士多德、欧几米德等，中国有墨子、鲁班等。正是因为有了一大批古代时期的思想家、工匠，以及他们独特的创造、创新活动与思想文化洞见，所以在这样一个所谓的轴心时

代里，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奠定了东西方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不同民族传统文化里的理想原型和社会进步要素。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降，人类进入到了第二个文化轴心时代。而且在这样的第二个文化轴心时代里，表现为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或者说东西方文化大融合，进而逐渐形成新的人类文化。并且这一时代科学，不仅以求真为主要的目的，而是更多地关注科技对社会与生产、生活的各种效用。不少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大科学时代。追溯过往，东西方文化的理想原型既属于某一个时代又超越某一时代，它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各自特质。如果人们对这种特质进行研究，不难发现清晰的西方文化精神旨趣，即被称为西方哲学两个原点：起于赫拉克利特“逻格斯”的知识理性与起于阿那克萨戈拉“努斯”的实践理性。而且，从“哲学就是文化的精神内核”这一意义上来看，人们也不能忽视西方早期自然哲学中的那些丰富的科学哲学思想。正是由于这一原故，有人认为西方早期的自然哲学就是西方的传统科学哲学。但准确地讲，只有那些思索自然界的结构和宇宙秩序的人才称为“自然哲学家”，而那些发展科学理论本身的人则称为“科学哲学家”。

古希腊哲学与古代中国相比有三点不同：首先，西方自泰勒斯哲学肇始就言必及物，而中国哲人则尚悟，认为多言无益；其次，不论以类比的方式把对他人行为的观察传递到对自己行为理解的传统经验论，还是把自己通过反思而得到的认识类比地传递到他人行为的二元论，西方哲人都重视抽象思维，中国哲人则是尚直观、重实用的思维方式；最后，古希腊哲学是以思考为主的伦理学，而中国哲学重社会、谈人际，是以情感为主的伦理学。相较于一般的科学而言，科学哲学通常有两个重要的功能：即解释功能和批判功能。前者是首要的和基础性的，它是核心任务和功能，任何批判都是基于某种具体的解释而产生的，而科学解释的核心又是概念分析与概念进步。西方科学哲学的萌芽大致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人们在生产生活技术进步并创造和丰富物质文明的同时，“有钱、有闲、好奇的人”开创了“仰望星空”的哲学与科学探索精神，人们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的自身全面进步和发展。亚里士多德的归纳和演绎的分析方法，以及他对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科学知识增长规律所作的探讨，都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精髓所在。所以说，不论是科学精神还是方法论，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应该视为西方传统科学哲学的萌芽。近来，有学者将科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将科学萌芽时期一直到近代牛顿力学产生之前，统统称之为前科学时代；二是将近现代时期的科学认知与发展称之为“小科学时代”。这是因为，文艺复兴以后，近现代伽利略等对经典科学所作的哲学探索，更加地丰富了科学认知论和方法论，自始也标志着西方独立的科学哲学学科形成。齐尔塞尔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商业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工匠与技师的社会地位，理论研究者也出于现实的关切而开始注重经验研究。”ZIISELE：The social origins of modem science，Do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3：7此时，科学的目的性更加明确；三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所谓大科学时代。但值得强调，尽管现代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对于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传承和发展无处不在，然而，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直接导源于西方分析哲学。罗蒂说，“胡塞尔的嫡传（萨特和海德格尔）和罗素的嫡传（塞拉斯和蒯因）又提出了有关必然真理的可能性这类问题，正如黑格尔提出了有关康德的问题一样。”[美]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6页。所以，虽然东西方哲人在传承的道路上所呈现出来的是不同的珍珠链，但殊途同归，他们都是人类智识的传递者。从过往到现在，闪耀在西方科学天空有一串耀眼的哲学家，人们应该注意的是蒯因与他的学生威尔弗利德·塞拉斯，尤其是蒯因与塞拉斯的科学哲学思想。

科学是人的活动，它包含着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科学之所以能够作为概念体系，是由于它已经对于生活实践进行了抽象，因而从属于思维活动。也就是说，之所以科学能够作为人们的概念体系，就是因为科学是从哲学母体中走出。而且，作为分析哲学重要工具的逻辑与逻辑理论，虽然都依赖于对语言的谈论，但逻辑是世界探源的，并不是语言探源的，这一点是由“真”这一谓词决定的。尽管在方法论上，分析哲学与现代科学哲学如出一辙，它们都用细致的分析来把握对象，且科学技术是由技术和科学这两个部分组成，但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技术要比科学产生得早得多。如果从“人猿相揖别，几个石头磨过”的人类打磨石头算起，那么人类技术的产生几乎与智人同步出现。但是，科学导源于哲学，从古希腊米利都的哲学家们算起，哲学的产生至今也只不过是几千年的时间而已。精确地算，如果从科学萌芽时期的亚里士多德算起，到如今也只不过是二千五百多年。然而，之所以短短的时间人类的科学技术能够迅猛地发展，就是因为科学理论、实验和技术这三者之间逐步确立了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循环。值得指出的是，前科学时代是一个人类技术实践独行期，这是因为人类的抽象思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人开始是自发的意象思维，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了自觉的意象思维，再后来才有了主体意识和概念思维。如果说，技术在人类经验的积累之下不断地进步，理论科学家在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出新的科学理论，实验科学家不断地在前人实验基础上创新实验仪器和方法，且继而他们在各自作用的路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相互促进，那么蒯因与塞拉斯无疑是站在了“理论科学家”的这一旗帜之下，并且他俩闪光的现代科学哲学思想融入了如今生命洋溢的科学洪流之中。

二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与塞拉斯的科学实在论的相通之处

蒯因的科学哲学是他分析哲学的有机构成部分，这也是包括塞拉斯在内的所有分析哲学家们的共同传统。蒯因科学哲学的两个理论基石就是他的整体主义科学观以及他的本体论承诺。蒯因主张“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科学”。虽然在蒯因那里知识是静态累积的，但由于作为科学入口的观察句是因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而真或假的场合句，并不是真值恒定的恒久句，所以观察句是可错的，从而是可修正的。可错论在蒯因的静态整体论中得以生成。也因此，有人认为蒯因的静态整体论中潜存动态整体论的元素。从知识整体论的角度讲，蒯因认为整个知识体系，包括从地理和历史的最偶然的事件到原子物理学甚至纯数学和逻辑的最深刻的规律乃至认识论和本体论，是一个人为的构造物，它只是沿着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但是接受经验检验的却不仅是处于构造物边缘或距离边缘较近的那些陈述，而且包括距离经验遥远的那些陈述，包括逻辑与数学的陈述以及形而上学原理等，因为全部科学，数理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同样地但更极端地被经验所不完全决定的。在蒯因看来，人们谈论观察语句来说明科学认知的客观性，就是因为语言渗透着理论，每一个观察句的背后都有一个相关的知识体系。因为我们从自己的感观表面受到的影响出发，以我们集体积累起来的代代相传的创造性，设计出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系统说明。“为了说明人对于科学理论的掌握，我们应当看他是如何习得理论语言的。”[美]威拉德·范·奥曼·蒯因：《指称之根》，涂纪亮、陈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页。蒯因特别注意探讨语言学习理论，并把这看作他的自然化认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蒯因的本体论承诺，也有整体论的意义。蒯因认为，如果我们承认一个命题是真的，那么我们要承认至少一个实体ɑ的存在。以“李老太家里养的那只猫是灰色的”为例来看。依照蒯因的看法，如果该命题真，则从本体论上来说，人们承诺了满足“有一个且只有一个，是李老太家的，是灰色的，是猫”这些约束条件的对象。

毫无疑问，蒯因所持的逻辑主义、科学主义倾向，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精确科学，如逻辑、数学和物理学的范式与方法奉为圭臬，并且以此来统辖所有科学，崇尚理性和逻辑，并且坚持逻辑——数学方法的霸权地位。蒯因的本体论承诺是他的另一科学哲学理论基石。对于ɑ是H这一命题的真理来说，人们不禁会问，是什么会确保它是真的，而且使它为真并成为它的基础，或说作为它本体论的基础，显然，就是ɑ是H这一性质或事态。这里ɑ是指称，是对象，H是涵义，是有主体断定与认知特征的，在这一情境中，ɑ和H结合在了一起。蒯因认为，本体论承诺不应理解为预设，而应理解为蕴涵。它可严格定义如下：理论r在本体论上承诺实体ɑ，当且仅当，r逻辑蕴涵存在x（存在x=ɑ）承诺性质F，当且仅当，r逻辑蕴涵存在x，x是F。应该说，蒯因并不是一位经验主义者，但他特别重视经验并强调感觉材料的作用。蒯因有两个经验主义信条：一是“科学的一切证据都是感觉证据”；二是“对于词语意义的一切传授都必须最终依赖于感觉证据”。在蒯因看来，语言的某个部分，只有当存在着证实或否证它的经验时，才具有经验意义。感觉材料并不具有一种非物非心的中立意义，因为我们只有援引人所共见的事物，只有通过感觉材料在时间对象中的反映，才能够认清自己的感觉材料。而“观察句正是位置适宜的观察者会相当确定地达到坚定的一致意见的场合句。这样，当科学家受到同事们怀疑的压力时，观察句就是他往往会转而诉诸的东西。”[美]L汉肯森·内尔森、杰克·内尔森：《蒯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75、30页。可以说，在科学思维与语言认知以及方法论方面，蒯因与塞拉斯十分相近，他们都主张只有在整个语言的语境之中，语词才有意义。而且，对句子的集中注意，也使得20世纪科学哲学的一些更重要的发展变得容易了起来，“塔斯基的真理论，亨普尔和内格尔的解释模型，理论和辩护逻辑的模型，以及将一阶量词理论发展为科学的典范形式”[美]L汉肯森·内尔森、杰克·内尔森：《蒯因》，第75、30页。等。但如果与此前的逻辑经验主义者相比，蒯因则十分注重语言发生等经验事实。只不过“作为一位杰出的逻辑学家，蒯因更加喜好运用现代逻辑工具，使科学的理论具有某种精确形式，并且蒯因所偏爱的精确形式就是逻辑和数学中所说的一阶理论。”吴新民：《蒯因逻辑思想疏析》，《晋阳学刊》2005年第3期，第55页。蒯因把逻辑学既看成是一項实用主义的工程，又看成是一项追求真理的事业。因此，在“分析哲学导源于现代逻辑”的人看来，蒯因既可以称之为精通哲学的逻辑学家，也可称之为精通逻辑的哲学家。

与蒯因相比，作为“科学实在论”创始人之一的威尔弗利德·塞拉斯，他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对理论实体的存在所作的论证。可以说，塞拉斯的科学哲学思想既有其父“批判实在论”的影响，也有其师蒯因分析哲学的传承。塞拉斯于1937年到哈佛大学学习，受教于刘易斯、蒯因门下。1938年塞拉斯去依阿华大学任教，结识了费格尔。1951年在明尼苏达大学升为哲学教授，后转到耶鲁大学任哲学教授和研究生导师，1963年又转到匹茨堡大学任哲学教授，直到1982年退休。科学导源于哲学，“反思平衡、概念分析和先验论证是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张志林：《哲学家应怎样看科学？》，《哲学分析》2012年第3期，第24页。在这一意义上，哲学研究的普遍性和规范性必须与科学研究的描述性相结合。塞拉斯认为，人的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任何两个相继的可观察行为，在本质上都包含有非常复杂的，与言语行为相关的“不确定的”事实。而在这一问题上，蒯因则是将心灵主义语言习得的方法称为实指法，实指法学习就是学会将听到的词语和同时被观察到的对象或状态联系起来。蒯因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把科学活动当作是在一定论域里的理论阐释活动，并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与整个理论背景相关，因此，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也与整个理论背景有关。与蒯因相似，在塞拉斯看来，理论框架至少更能真实地反映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常识映像只不过是对经验关联的一种概括，而理论框架能够对这种经验概括提供一种机理性的说明。人们如果归纳塞拉斯的“科学实在论”，那么它有很明显的三条原则：一是可以用一些理论术语指称假设性的实体；二是一些假设性的实体是存在的候选者，它们可能是世界上实在的事物、质量和过程；三是一些存在的候选者是可以证明的。但应当指出，20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影响扩大，理论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一方面人们采用对真理的实质化说明，继续延伸亚里士多德的真理符合论；另一方面又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理论，有拉姆赛的真理冗余论，有塔尔斯基的真之语义概念等以及真之减缩论等，尤其是蒯因的“去引号论”的出现，更是将关于真之理论的解释与争议推向高潮。

三蒯因整体论与本体论承诺分析及塞拉斯日常映像与科学映像

蒯因整体论的论题是严肃对待意义的证实结果，其整体论信念是，我们的自然理论是作为一个集合体而面对着经验，并不是逐个的特殊理论面对着经验。蒯因认为，一个人接受了一种理论，也就有义务接受一种本体论，也就等于接受了一个最简单的、可以把原始经验的零乱材料置于其中并加以整理的概念框架。科学家的目标就是构造一个理论，一个句子集，人们可以用有助于人们和预测感觉接受器的激发方式，给那些句子加上真值。但蒯因的知识整体论里，经验证据对于理论整体的决定是不充分的，这应该是相互冲突的命题在同一个理论体系中共生的根本原因。由于蒯因主张相互冲突的命题均可通过对理论体系的适当调整而予以保留，所以类似范式转换这样的动态元素在蒯因的整体论中得以孕育。并且，蒯因的整体论在回答确定性的寻求这个古老的问题时，就只能得出相对的确定性这样的结论。应该说，蒯因的科学哲学思想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蒯因主张从科学本身出发，从而理解科学的发生与发展，反对一切超科学、超自然的因素对于认识论的介入；另一方面蒯因又反对极端的科学主义。在蒯因看来，这忽略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功能价值。人们也无法通过研究科学与经验的关系来给科学划界，从而达到实现拒斥形而上学的目的。因为我们是在继承下来的理论网络系统内工作，我们还应尽自己的责任去完善它们。并且，这个网络系统本身也是以多种样式与经验相关联的，因而只是在它的边缘处同经验直接面对，特别是功能与价值体系。在蒯因看来，由于科学包含着世界贡献和主体创造性贡献之和，所以科学本身就是超越了人的直接经验的。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中，蒯因批判了逻辑经验主义。蒯因试图建立一种没有教条的经验主义，一种建立在一般经验主义之上自然化的认识论。因而在研究了蒯因的整体论与本体论承诺所阐发的思想后，有人认为蒯因的科学哲学思想受到了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使蒯因科学哲学走向了反对心灵主义，神秘主义与先验主义道路，从而完成了用蒯因自己“特色”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对传统认识论的“祛魅”。

相比蒯因，作为首创“科学实在论”之一的塞拉斯，他在对心灵所做的自然主义解释中，是把心灵视为一种有特殊功能的器官。塞拉斯认为，对于理论物理学家来说，人的理论影像是一个由物质粒子、力和场所组成的旋涡；对于生物化学家、生理学家、社会学家、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来说，人又具有一些各不相同的理论影像。因而科学的影像这个概念是许多个形形色色的影像的组合，其中每个影像又都是把某种概念框架应用到人身上所得出的结果。虽然在逻辑与方法论意义上，塞拉斯预设了常识映像在实体意义上的优先性，但是塞拉斯就是通过科学映像对常识映像的超越，并且以此来表明人们应该如何尽可能地从理论的高度来理解世界。在塞拉斯看来，物理学和心理学不可能共同具有一样的规律。作为一类的心理现象与作为一类的物理现象之间，它们是无规则性和不可还原性的。塞拉斯对此解释道，由于心理状态之间、心理状态与行为之间的联系需要在理性的基础上来进行言说。所以，一旦人们脱离了常识心理学解释世界，也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理性特征以及连续一贯的行为解释框架相应了。塞拉斯曾试图把常识性认识与对世界的说明性理解之间的紧张状态，转化为两者结合的一个“立体映像”。这是因为，人们需要立足于对当代理论物理学和神经科学等学科的前沿性认知，来超越常识映像的经验关联层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世界认知的进路有许多，而科学认知一定是实在论的。“古典实在论着重论证宏观实体的实在性，科学实在论则着重论证微观实体的实在性。塞拉斯的这个观点后来被普特南等人继承和发展。”涂纪亮：《美国哲学史》（第三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43页。因而人们有理由相信，塞拉斯立足于常识映像和科学映像的定义和阐释，对科学哲学的理论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质言之，塞拉斯是在立足于人类概念思维起源的基础上，进而阐述思想要素与世界要素之间的统一性联系的观念。而且，还通过把科学看成是一种不断接受批评的进化过程，并以此来进一步阐述他的“科学實在论”。不过，这里需要指出，如果溯源塞拉斯的“科学实在论”的思想之源，那么则主要来源于其父罗·伍·塞拉斯的“批判实在论”和“进化自然主义”理论思想基础的启发。

科学只要有进步就有创造，有创造就有主体性，有主体性就不可能完全“实在”。但科学拷问自然并通过实践和实验来探寻自然奥秘，所以科学研究、科学说明、科学解释又不是向壁而造的观念，不可能完全反“实在”，因为“人类世界或人化物体的属人空间，才是人的实践的空间。”吴新民：《内格尔的自然主义观考诠》，《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39页。由于塞拉斯以科学认识的成就来论证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所以其理论被称为“科学实在论”。塞拉斯指出，讨论理论实体是否存在，就是讨论科学理论名词是否有指称，也就是讨论是否有任何实体能满足科学理论的名词所要求的种种标准。塞拉斯在《哲学与人类的科学映像》一文中，基于语言和逻辑分析技巧探讨了哲学的发展目标和内在动力。所以，塞拉斯的日常映像对象存在于日常知识的框架之内，但日常知识的对象并不是真正存在着的，它们只不过是康德所说的“现象”。现象句是对象的表達与描述，观察句则是人的主体性认知。有时同一个“物自体”因为角度不一样，既可以说它是现象的又可以说它是观察的。塞拉斯认为，人们说明一个对象，也就意味着人们告诉这个对象是什么。人们接受了一个理论提供的说明框架，也就相当于接受了由这个说明性理论所假定的理论实体。塞拉斯就是将“原初影像”所作的关系的提炼和范畴的提炼称为明显的影像，而把从假设性的理论结构的成果中推演出来的“影像”，称为科学的影像。就这一点而言，塞拉斯比蒯因论述得更加接近科学。在方法论上，塞拉斯认为，科学知识依赖于日常知识，相对于科学知识的框架而言，日常知识的框架在方法论上是第一位的，但在将来的适当条件下，日常知识的框架将被科学知识框架所取代。因为不仅人们的经验概括需要通过某种理论来说明，而且这种理论说明也并不是从理论结构中得出的一般推论。

四蒯因与塞拉斯科学哲学思想的差异性分析及其原因思考

利奥塔将后现代的任务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有捍卫差异性。蒯因与塞拉斯的科学哲学思想就有一些差异性：针对理论系统问题，蒯因认为，人们宁愿要一个理论而不愿意要另一个理论，或者因为前者比后者简单，或者因为它更适合于科学的系统化以及解释和预测的目的，但更优美和更精致常常起着决定的作用。蒯因反对承认“精神对象”的本体论地位，并且他还建议以行为主义的术语来解释精神论用语。蒯因建议，行为是确定此类对象并将其个体化的一种方式，而并没有建议行为是精神状态（无论此类状态原本是什么）。所以说，蒯因将精神对象作为不足道之物而取消的设定，与其说阐明了什么，还不如说遮蔽了什么。蒯因一贯坚持精神论用语中设定的对象——心智、思想、观念、信念等等——是一个不恰当的研究主题，并且迄今仍未得到足够的澄清以在解释中发挥作用。而在塞拉斯那里，他认为科学的影像（理论框架）是明显的影像的产物。哲学家在世界上所看到的，不是一幅错综复杂的具有多方面的图画，而是两幅同样错综复杂的图画，分别称为“明显的影像”和“科学的影像”。塞拉斯把明显的影像看作一种理想的类型或结构，它能使他把古典哲学传统与英国的日常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的现象学联系起来。很明显，塞拉斯的这种关于明显的影像和科学的影像两者关系问题所提出的论点，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科学实在论”立场。而与塞拉斯不同，蒯因的“实在论”应是他的本体论承诺。蒯因把同一性标准的清晰性视为本体论可接受性的最低标准。蒯因作为一位逻辑学家，他是把直观看成是自变量，把概念看成是函数。蒯因的谓词逻辑的本体论承诺，可以严格定义如下：理论T在本体论上承诺实体a，当且仅当，T逻辑蕴涵（x）（x=a）；承诺性质F当且仅当T逻辑蕴涵（x）F（x）。应当注意，这里的蕴涵是逻辑蕴涵，至少相当于严格蕴涵或者衍推，而不是实质蕴涵，因为后者太弱了，会得出一些反直观的结果。对比之下，反观塞拉斯则没有一阶逻辑技术性手段的情结，他的两个影像理论则更多地是从哲学认知论的角度来谈论问题。

进一步讲，随着西方分析哲学的发展，到了20世纪中后期，一些“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鸣和论争开始主要是围绕着“真理”而展开。而作为西方重要的分析哲学家蒯因与塞拉斯，他们俩则遵循着科学自然主义，科学自然主义又是试图说明精神状态与物质状态的同一。虽然此时“实在论”主张的是一个命题拥有独立于人们心灵的客观真值，它的真，取决于独立于人的主体而存在的事实。比如，普特南就认为“真理不外乎在语词或思想符号与外部事物和事物集之间的某种符合关系”。与此针锋相对的“反实在论”则主张一个命题的真就在于它的可证实性，独立于人们心灵的客观真值并不存在。然而，信奉科学自然主义的蒯因与塞拉斯既强调了科学的整体经验性特点，又不忽视主体以及假设对象在科学思维中的作用。不过，细分起来，蒯因与塞拉斯又有一定的差别，如他们俩对经验知识的合法性条件的追问过程，就有所不同。在求助“自然”概念上，蒯因是在自然科学意义上使用“自然”这一概念，而塞拉斯则是在自然主义心灵哲学意义上来使用“自然”这一概念。可以这么说，蒯因的分析更加靠近“客观对象”，而塞拉斯的论证则更加地靠近“主体思维”。换句话说，塞拉斯的论证使本体论承诺发生了转移，也就是从常识的客体转向科学所假定的那些客体。也因此，与蒯因相比，塞拉斯只限于仅仅从人的概念思维角度，强调常识映像中的人类判断标准的主体间性，没有深入到科学思维与科学活动的过程之中。这样一来，如果从当代科学哲学的走向来分析的话，那么塞拉斯关于人类认识的常识映像与科学映像的种种阐释，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中有许多难以自身克服的困难。

在科学认知上，蒯因与塞拉斯的区别表现在，塞拉斯是用自然主义心灵哲学中的行为主义理论来说明人的心灵属性与经验是不同质的，但他又强调二者之间可以相互渗透。在有些人看来，塞拉斯的这种思想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其父罗·伍·塞拉斯的“批判实在论”和“进化自然主义”的观点继承而来。可以说，塞拉斯就是把心灵视为一种有特殊功能的器官，并以此来对心灵做自然主义的解释。对比之下，蒯因则是站在还原论的立场上，主张心灵自然化，并试图说明心灵属性与经验的同质性。有学者认为，蒯因是一种自然化的经验论，他是试图把人的心灵属性还原为科学事实。语言是思维的物质载体，科学认知涉及到语言的指称问题，蒯因与塞拉斯在这一问题上也有差异。塞拉斯认为，“讨论理论实体是否存在，就是讨论科学理论的名词是否有指称，也就是讨论是否有任何实体能满足科学理论的名词所要求的种种标准。”吴新民：《塞拉斯映像理论的心灵哲学意蕴析论》，《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64页。但值得指出，所有的科学哲学问题都是关于科学本质和内容的问题，所有的知识要么是科学，要么是希望成为科学。确切地讲，不管是自然主义还是知识实在论、科学实在论。在分析哲学家们看来，成熟科学的名词都是有指称的。如普特南的科学实在论就有三条原则：首先，成熟的科学名词都有指称；其次，成熟的科学理论定律也近似于真；再次，就是那些前后相继的科学理论应该都看成是"科学知识的会聚"，它们必然有着共同的指称。在科学辩护方面，蒯因与塞拉斯也有差异，塞拉斯的看法是，一个理论只有在能够提供一种说明的条件下，才能够说它得到了科学辩护；而蒯因不同，他认为这种有关科学哲学本身的问题，只有在科学范围之内，才能够加以解决。

五结论

人类进化的历史漫长，从旧石器时期到新石器时期，人类是通过生存的基础需要而产生了一些简单的技术，包括制造工具和掌握工具的方式方法等，根本谈不上概念思维，更没有科学。原始人从自发的意象思维到自觉的意象思维，这本身就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人们现在还无法考证人类何时有了概念思维，但多数学者认为是人类有了语言符号之后。有一点可以肯定，从米利都的泰勒斯开始，人类有了哲学思考。科学也就慢慢地从哲学中走了出来，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应该可以看成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最早源头。到了20世纪初，西方分析哲学、科学哲学兴起，科学哲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就成为了它们的基本特点。然而，从认知科学的维度探究蒯因與塞拉斯的科学哲学思想，他们俩既相似又不尽相同。相似点就是他们俩都有共同的科学文化源头，因为西方现代科学哲学导源于分析哲学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而且，蒯因和塞拉斯在科学思维与语言习得与使用关系问题上也十分地相近。有学者认为，在这一点上，蒯因与塞拉斯的观点甚至是一致的，他们俩都主张语词只有在“整个语言的语境中”才有意义。蒯因的整体论观点否定了单个语句甚至语句内成分（如单数词和谓词）的意义。而与蒯因不同的是，塞拉斯则没有把整体论推向极端，他仅仅是将其限制在与推理相关的语句集合之中。应该说，科学思维是概念思维的升华，因此有人认为塞拉斯留给常识映像的是人类概念思维社会的、伦理的和价值的维度，而留给科学映像的则是那些认知与说明的维度。西方有学者将哲学概括为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可以说，塞拉斯就是把那些“应该怎么样”的问题留给了常识映像，而把“是什么”的问题留给了科学映像。

总而言之，现代科学以科学理论为导向以科学实践为基础，并确立一种符合科学精神的科学生存论。起源于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它的发展的每一步都和科学仪器进步有关。人们在强调个案和深度的前提下，深入的定量定性分析，从而在其中得出研究成果并由此概括出普遍性来。无庸讳言，到了“经济文化化”或“文化经济化”的当下，在科学研究与科学实践中，则更加突显出了科学思维创新的先导性作用，以及科学仪器等物质力量的重要性。这是因为，科学是不断地发现与创新的动态历史过程，它与社会文化、哲学以及各门技术学科相互联系。可以这样讲，从分析哲学走出来的西方现代科学哲学明确地具有精确分析的特点，而蒯因的整体论与本体论承诺以及塞拉斯的日常映像与科学映像，也都是产生于分析哲学基础上的科学哲学思想。尽管蒯因明确地反对逻辑经验主义对分析与综合的严格区分，但是对于蒯因与塞拉斯科学哲学思想的差异性分析及其原因思考，则是着重强调他们俩在科学认知、科学方法论等方面的各自不同特征。概言之，蒯因与塞拉斯都是西方分析哲学领域里的重要人物，如果我们从“理论科学家”这一意义上来探究他们俩的话，那么蒯因与塞拉斯在现代科学哲学领域中的地位不可或缺。

Abstract：As important analytic philosophers in the west，the thoughts of Quine and Sellars，the holism and ontology on commitment，and scientific realism and so on，are indispensable precious resource in Western Philosophy in modern scienceHowever，if starting from defending the differences and exploring the similarity principle，and deeply analyzing their philosophy of science，we found that they hav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ational and scientific spirit and the common ground of analysis philosophers in dedicating to the overthrow of speculative metaphysics and elimination of philosophical mystery，as well as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Quine[KG-*2/3]s ontological commitment and Sellarsdaily image in the scientific object and scientific methods and ways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between Quine and Sellars，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role and contribution of them in the field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Key words：holistic theory；ontological commitment；daily image；scientific realism

【责任编辑陈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