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庸装饰了巴黎”

朱零

法国有几位诗人，对我们当代汉语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波德莱尔，比如兰波，比如马拉美，比如瓦雷里，还有许多许多，这些人的许多诗句，至今还回响在我们的脑海里。诞生于十九世纪80年代的法国象征主义诗学，曾经是我们这一代诗歌写作者所膜拜及模仿的重要诗歌源头之一。

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深藏着一个秘密，还有一位法国诗人，我一直引以为知己、同道和兄弟，这个秘密我从未对外公开过，他的作品，这些年来，我估计读了应该有七八遍，甚至上十遍。他一生所有的作品，汇总起来也就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只有三千多行，翻译成汉语，也就四万多字。

是的，他就是维庸，弗朗索瓦·维庸。

维庸1431年的愚人节出生于巴黎，这个年份很好记，因为这一年，英国人在卢昂以“叛教者和异教徒”的罪名烧死了圣女贞德，这两件事表面上看毫无联系，但隐隐之中，似乎也有一些不可言说的内在关联。了解维庸生平和读过维庸诗歌作品的人都知道，维庸是整个法国诗人中，最具法兰西精神和异教徒本质的人。“异教徒”这三个字，搁在贞德身上，足以招致死罪，但搁在文人身上，比如維庸，却能导致一位伟大诗人的诞生。愚人节出生的人，弄不好，会愚弄整个世界。

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当代，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法国，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维庸都是一个特殊人物，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一位诗人的经历，能像他一样具有传奇色彩，他身上的标签，可以用流浪汉、窃贼、土匪、死刑犯等来简单概括，他参加过恐怖组织，会撬锁，会开保险柜，持刀杀过人，许多时候靠抢劫过日子，被判过许多次刑，包括死刑，他是我所知的世界范围内唯一一个把抢劫和盗窃当做职业或者说从事这个行业的诗人。当然，在五百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能在这里怀念他，追忆他，恰恰是他的另外一个身份——诗人，而不是我上面提到的其他身份。这位伟大的诗歌天才兼杀人犯是法兰西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是法兰西现实主义诗歌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在通读他的作品的时候，我甚至意外地发现，在许多时候，他比魏尔伦还要激进，比兰波还要锋利，在许多句子的用词上，他要更加先锋、准确和生动，他的语言，也显得更加有力，就连阿波利奈尔的许多诗歌作品，都留有维庸的影子。

维庸的一生一直是个谜，他的生活相当的灰暗，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每一天活得都像是惊弓之鸟，就连他的死亡，至今也无人能说得清楚，他到底是哪一年死的？死亡的原因是什么？这一切都被历史遮蔽着、隐藏着，最起码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能解开谜底。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维庸，或者说我们能了解的所有一切关于维庸的生平，还是只鳞片爪，我们对他的这些了解首先是来自于他的诗歌，他的诗歌许多段落都是写实的，人物事件地点，脉络清晰，一咏三叹，这一点很像杜甫，他们的诗就是他们的传，读他们的作品我们仿佛置身其中，另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来自于当年司法部门的材料——那些关于维庸的刑事诉讼案卷的审判书，这些审判书现存于巴黎国家档案馆里，通过这些案卷，我们基本可以还原当年维庸所犯下的案底和日常生活，以及他的朋友圈及那些鸡鸣狗盗、蝇营狗苟的不堪往事。

维庸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由于家庭贫困，他的母亲就将自己无法养活的儿子送给了圣帕努瓦-勒贝图奈修道院的纪尧姆·德·维庸神甫做养子，并把儿子的名字改成了弗朗索瓦·维庸，他的原名叫弗朗索瓦·德·蒙戈彼埃。维庸在修道院长大并受到了良好的基础教育，神甫看来对自己的养子照顾得不错，维庸在十八岁的时候，取得了业士学位，相当于高中毕业吧，1452年夏天，二十一岁的维庸又获得了学士学位，相当于大学本科毕了业。小伙子毕业后无所事事，整日里游手好闲，因为他是在修道院长大，身边不免有许多教士朋友，那时候的教士鱼龙混杂，那些有犯罪前科以及感觉到自己即将滑入歪门邪道的人，无不想办法谋一个教士资格，因为作为教士，万一哪一天犯了案子被司法部门抓起来，他就可以要求由神职法官来审判，因为神职法官的判决比普通法庭的判决，要轻得多。维庸整天跟这些混混们混在一起，所作所为可想而知。小偷小摸、泡妞、抢劫、打架斗殴无所不为，过着放荡荒淫的生活，这些日子在他的早期诗歌作品中都有体现，无论修鞋的白姑娘，还是胖子玛高，无论是制头盔的美人儿，还是做风帽的让奈特，还是做针线包的卡特琳，她们都在维庸的诗行里，摇曳生姿，年轻的维庸尽情地挥发着荷尔蒙。可是好景不长，1455年6月5日，维庸终于放荡过了头，犯下了命案，他为了那个叫卡特琳的姑娘，与一位叫赛穆亚思的教士争风吃醋，在争斗中，维庸最后用石块砸倒了对手，那个叫赛穆亚思的倒霉蛋，最后不治身亡，维庸成为了杀人犯。

这场争斗闹剧维庸成为了胜出者，当时的现场情况在查理七世颁布的赦免令中，有详细的记载：“弗朗索瓦·维庸，二十六岁，或左近，于安息日在吾巴黎城之圣-雅克大街，坐于圣博努瓦-勒卞图奈教堂大钟之钟面下方之一石上，一名为吉尔之神甫与一名为伊萨博者与彼同在，时约九时或左近”，接下来都是维庸的叙述，因为对方已经死了，没法开口为自己做辩护了，他说这时候赛穆亚思过来向他挑衅，一开始自己好言相劝，说两个大老爷儿们不值得为一个女人动手，可是对方不听，自己越退让，对方以为自己越害怕，后来赛穆亚思从袍子下面拔出一把匕首，刺中了维庸的头部，“以至于血流如注，维庸，为安全计，着一大衣，并于其下腰间藏匿一把匕首，遂抽出匕首还击，刺向赛穆亚思，不意竟将其刺中”，但当时并没有刺中赛穆亚思的要害，根据维庸的自证，两人继续缠斗，你追我赶中，维庸拿起一块石头砸中对方的脑袋，对方倒地不起，被送到了就近的修道院，后来又转到主宫医院，第三天，“因救治不力”，赛穆亚思死在了医院里。而维庸自己当时也被刺中头部，就去附近找了一位剃头匠为他包扎，这位剃头师傅一边包扎，一边旁敲侧击打听事情的原委，包扎完了之后，忙不迭地去政府告密去了。

维庸也不傻，剃头师傅问他名字时，居然淡定地编了个假名，说自己叫米歇尔·莫顿，但即使用假名也逃不过政府的追捕，没几天就被抓了回来，接下来维庸就是自辩，尽力为自己开脱责任。如果国王都像查理七世这么仁慈，那天下的死刑犯，会减少很多。查理七世最后居然相信了维庸的自辩，仅凭维庸的一面之词，没做任何调查，就做出了当事人属正当防卫的结论，说维庸当时的行为无可指责，最后宽恕并了结了这桩案件，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国王在最后的赦免书中还写道：“令检察官对此事永保沉默”。

维庸逃过一劫，要知道，当时比这轻得多的罪行，都得上绞刑架。这一次，就算他躲过了初一吧。

没过多久，维庸的手，就又开始痒痒了。有一天夜里巴黎的纳瓦尔学院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原本存放在学院小教堂圣器室内的保险箱被人撬开了，里面的五百金埃居被人盗走，学院报案后，国王派了检查官调查此案，他们传唤了九名当时号称开锁专家的锁匠，对此案的作案过程进行了一一还原，此后侦查范围逐渐缩小，所有证据都指向一个人——维庸，以维庸为首的这伙人听到风声后，迅速作鸟兽散，大部分人都逃到了海上，只剩下包括维庸在内的两三个人在巴黎就地躲藏，过了一段时间后，眼见风声渐渐减小，其中一个人在饭馆吃饭时，不知是因为喝了点小酒，还是吹牛逞能，就说到了自己参与的纳瓦尔学院盗窃案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正好被邻桌的一位教士听到，这位教士似乎更应该做一名密探，而不是神职人员——他去举报告密了，当时的巴黎办案机关马上进行了调查，顺藤摸瓜，眼看就要抓到维庸了，这时的维庸早已是惊弓之鸟，吓得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或许他连换洗衣服都沒有，就匆匆消失在巴黎的夜色中，至于去哪儿，我们的主人公根本没时间考虑，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跑，离巴黎越远越好，越远越安全。

从他出逃那个晚上开始，他就踏上了亡命天涯的道路。鬼知道此后他都经历了些什么，我们从他若隐若现的履历中，勉强可以看到他一会儿被投进了监狱，一会儿又莫名其妙地跟王子、也是当时写诗的诗人、我们暂且把他称为学院派诗人吧，因为他写作的路子跟维庸完全是两个路子——奥尔良的查理来往密切，此间他还因为盗窃一个圣器室里的圣杯被关进了监狱，因为他是惯犯，屡教不改，被奥尔良主教蒂勃·德·奥克西尼大刑伺候，身上戴上了锁链，禁闭在地牢里，另一次，他似乎还在水牢里受过罪，总之，他的生命一直在监狱内外徘徊，进进出出，但关键时刻，也就是要出审判结果的时候，他总是能遇到好人，总有某个贵人出面保释他，比如这一次，路易十一路过奥尔良，就将他保释了出来，他又可以回到巴黎，与他的旧友重聚了。一伙盗贼杀人犯重聚，会有什么好事儿？他一生中最大的麻烦悄悄地来了，该来的总会来的，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1461年以及1462年，维庸因盗窃打架斗殴连续被捕入狱数次，巴黎国家档案馆资料显示，1461年底，维庸因盗窃罪被关进夏特利的监狱，后由神学院出面干预，维庸写了保证书并交纳120金埃居罚款后被释放出狱，1462年，维庸在参加一场斗殴中，一位主教的公证人被打伤，另一说法是此间还参加了盗窃，此次事件被官方定性为极其严重的恶性事件，必须从重从严处罚，没过多久维庸就被判处死刑，在巴黎接受绞刑。

维庸当然怕死，他怕绞刑。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此前他的同伙就有被处以绞刑的，他也曾想象过自己的死法，他们这些人，早就知道自己的结局，肯定是不得好死，但当死亡真的来临，恐惧还是弥漫了全身，求生的欲望使得他坚决上诉，他不服判决，他想，以前我杀人都没判我绞刑，这次你们判得太重了，他要求法庭改判。

上诉之后，维庸焦急地等待着结果，并想象着如果法庭不改判，他的尸体在绞刑架下飘荡的可怕场景。1463年1月5日，法庭的终审裁决下来了：取消死刑，驱逐维庸离开巴黎，十年之内不得返回。

从此以后，我们的诗人不知所终，这个世界上再无维庸的消息，他永远活在了那些遥远的传说中了，但他的诗歌，却流传了下来，成为法兰西以及整个世界的瑰宝。

维庸的所有作品分为两个部分，较早之前写的、也就是在他25岁或之前写的，都收入到《小遗嘱集》里，之后写的，则收入到《大遗嘱集》里。《小遗嘱集》里的诗歌大都由八行诗句组成一首诗，每行有八个音节，而《大遗嘱集》里的作品则增加了变化，许多作品插入了十分优美的歌谣和回旋曲。我一开始还不清楚维庸为什么把自己的作品集命名为《遗嘱集》，后来读到《大遗嘱集，第75》时，才明白，原来这都是别人给命名的，后来，作者也只好表示默认了：

感谢上帝，我还记忆犹新：

在我出走之时——1456年末，

我随手写了一些遗训

有些人也不问询我，

就要美其名为“遗嘱”。

此非我本意，是他们猜度。

这又何妨？正如俗话所说：

自己的事，自己不能做主。

国内翻译家杨德友先生也把维庸的大小遗嘱集翻译后合在一起，交给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叫做《遗嘱集》，杨德友先生是目前国内研究翻译维庸的代表人物之一。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从一出生，就是死亡的候选人，谁也逃不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所有人写出来的文字，都是遗嘱，所有作者都是遗嘱作者，所有作品都属于遗嘱范畴，仅凭这一点，维庸就是一位世事洞明的智者，不但看透了人世，也饱受生活的煎熬和无奈，并最终，接受命运的安排，黯然离开巴黎，作为死亡的候选人之一，不知死神在哪里收留他？接纳他？并最终宽恕他？

维庸在上诉之后，心怀忐忑，写下了四行诗：

我是弗朗索瓦，注定苦命，

在彭多瓦附近的巴黎出生，

可以用那六尺长的一根粗绳，

我脖子得知我屁股有多重。

——《大遗嘱集，杂诗13》

这最后两句，可以说是千古绝唱。可以想象在绞刑架下飘荡着的尸体，绞索套在脖颈上，屁股随风晃啊晃，维庸在临死前还不忘幽巴黎一默，他说自己“在彭多瓦附近的巴黎出生”，其实彭多瓦是巴黎的乡下，放到现在，就好像我们说“在顺义附近的北京出生”一样，这种对巴黎的又爱又恨之情，跃然纸上。说实话，我最初被维庸打动的，就是这四句话，尤其这后面两句，这种神来之笔，非得经过生活的磨难，并坦然接受生活的千锤百炼之人，才能怀着对生活的追求、对生命的渴望，无奈之后对自己、对这个人间作最后的一次戏谑，当脖子得知屁股重量的时候，这个人也就见到了上帝了。

据说马雅可夫斯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就会反复吟诵这四句诗来缓解忧郁的心情。

四行诗远远不能表达他此刻的心情。我们现在确信，他是害怕死亡的，他既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又渴盼着奇迹的来临。对于死亡，他很早之前就有过清醒的认识：

历代的教皇，历代的国王，

孕育在皇后子宫的王储，

都有一死，僵冷、被埋葬，

皇位、王位也必定易手，

那么身为莱纳的小贩，我

岂能不死？我死是上帝的旨意：

但我享受过人生的快乐，

公正的死亡我不畏惧。

——《大遗嘱集，第42》

可以看出，维庸希望得到公平和公正，如果是公正的死亡，他会坦然接受。他在另一首杂诗里，对那些往昔的生命，也有着清晰客观的描述：

没人能够把死亡抗拒，

没人能逃避死亡的律令。

但是我仍有一事不明：

波西米亚国王朗塞洛在哪里？

还有，他祖父又在何方？

但英勇的查理曼大帝如今安在？

善良的不列顛武士克拉金在何方？

王太子奥维尼公爵在何处徘徊？

还有勇猛公爵阿朗松？

但英勇的查理曼大帝如今安在？

——《大遗嘱集：〈又一首歌谣：往日的王爷〉》

他所追问的这些人，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所在何方。这种对生命的不断叩问，或者说明知故问，何尝不是一种追怀和感伤？一种凭吊和直视？唯有直视过去，才能正视现实，死亡是每个人的归宿，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人生的终点都一样。但归宿的途径千差万别，维庸想到不久之后，自己很有可能被吊在巴黎的某座绞刑架下，不禁悲从中来，写下了他生命中最悲壮的诗篇：《维庸墓志铭：绞刑犯的歌谣》，全诗比较长，我在这里节选其中的几段：

……

看我们被吊在这儿的五六个人，

我们的肉体，原来都强健十分，

到如今已被咬食，已经腐烂，

只剩下骨头已经枯干化作灰尘。

请世人不要笑话我们境遇悲惨，

请祷告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愆。

……

雨水横竖弹打、冲刷了我们，

阳光晒得我们发黑又枯干，

喜鹊和乌鸦啄食我们的双眼，

还把我们的胡子和眉毛拔完。

我们再也得不到一刻的平安，

风忽然向西忽然向东吹不断，

我们听凭摆布随风不断旋转，

鸟雀的啄咬早超过了裁缝的顶针。

……

耶稣我主啊，你才是我们的主人，

让地狱不要再为难我们，

我们和地狱无关，绝不恋栈，

世人啊，这些话绝对不是戏言。

请祷告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愆。

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了多年前看过的京剧《李七长亭》的画面，故事讲的是强盗李七因打劫皇纲，被捕入狱。劫皇纲是死罪，李七想到自己的下场时，有一段极其精彩的念白，好像是裘盛戎先生配的音，颇似维庸此时的心情：“做贼的不听劝，半夜三更称好汉，偷牛马，劫彩缎。大元宝，手内抓；吃花酒，落花店，指望一场好富贵，谁想坐了他娘的二年半。天不容，把事犯，刀枪矛子解上县，头门上，也要礼，二门上，也要钱。上面坐的活阎罗，哇呀呀，两旁衙役赛鬼判。太爷堂上发了怒，李七堂下皮肉烂。堂上发下一支签，绳困索绑丢在监。有朝一日京师到，去了老子九斤半。尸首抛在阴沟里，猪来吃，狗来餐，乌鸦头上打旋转，打旋转。”两人都面临着死亡，都想象着死亡来临时自己的怂样，古今中外，在死神面前还能逞英雄的人，毕竟不多。

如果本次事件没有接下来的转折，这首诗，应该是维庸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首诗歌。在诗中，他已经认命了，他完全猜想到了自己吊在绞刑架下的情景，他此刻别无所求，只求上帝早点让他下地狱，最后请求上帝赦免他在世时的罪愆，他连最后的忏悔都已经完成了，只等那一刻的到来。在此之前，他甚至都想好了死后的归宿之地：

不得把我葬在其他地方，

只能葬在圣阿维修院之中，

让人人都能把我观望，

不是肉体，而是画像——

制作等身大的肖像一张，

用墨水也许不贵，不必铺张。

坟墓吗？就不必了。何况

地板也承受不了那重量。

——《大遗嘱集，第176》

这最后一句“地板也承受不了那重量”，跟上面我提到的那四行诗中的最后一句“我脖子得知我屁股有多重”，是何其相似，诗人在作品里的气息一脉相承，既诙谐，又沉重，这样的情感，深入骨髓，没有被死神召唤过的人，不足以谈生命。即使想到了自己的墓碑，维庸也能以游戏的心态面对：

其次，在我的墓碑石面上，

不同于其他什么装饰纹章，

只需用大号字端正写上，

如果没有墨水现成备用，

就用黑炭和黑石棒，

用力小心，

不可把石面擦伤，

这样我就活在世人记忆之中——

我生前喜欢笑闹寻求舒畅。

——《大遗嘱集，第177》

维庸每到关键时刻，都有贵人相帮，即使法庭判他有罪，基本上也都是进去不久就能出来。这次也不例外，1463年1月5日，议会根据维庸提出的上诉，经合议庭裁定后，决定撤销上一次宣判结果，改为驱逐出巴黎，十年之内不得返回。

奇迹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维庸身上，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维庸听到终审裁决后，喜出望外，写出了《致议会法庭的赞辞》和《向监狱门卫献疑：呼吁的歌谣》两首诗，这也是我们目前所知的维庸在世时写的最后两首诗。前一首对议会法庭充满了感激和由衷的赞美，开头几句是这样写的：

我的五项感官：双耳，舌头，双眼，

还有你呀，触觉，亦即全身，

这些器官都已遭受到严重的伤损，

但是每种感官都作出了如下的声音：

“威严的法庭，我们向你呼唤

是你让我们免于灭亡，保持生存，

现在我们亲口道出自己的语言，

虽然不足以抒发出充分的称赞，

但依然同声赞颂……”

这确实是动了真情，维庸调动了自己所有的感官，来感谢议会的不杀之恩，我相信只有在此时，维庸才真正感觉到了生命的可贵，能活着，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诗的最后一节，维庸又流露出他滑稽、幽默的一面，他说：

老爷，不要拒绝给我三天的宽限，

让我做好准备，对亲朋好友说声再见，

没有他们的帮助，

我没有一块钱。

法庭本来判决立即把他驱逐出巴黎，可他拿到判决后，却跟法庭讨价还价起来，说自己第一需要跟亲朋好友告别，第二需要跟他们借点钱，自己身上一块钱都没有了，无法出门，请求法庭给他三天时间来办理此事，说白了就是借点钱再走。第二首诗是写给监狱的看门人的，说的是庆幸自己作了上诉，才有了这个好结果，看来那时候，狱卒跟犯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和谐的，或许在巴黎的监狱里，一直都这样？

十五世纪的巴黎，监狱里的犯人可以跟狱卒成为朋友，可以以诗人自居，随时随地都能写诗，就连死刑犯都可以用诗歌的形式提出上诉，确实是够人性的，巴黎不愧是一座以浪漫著称的城市，法国人的浪漫和人性，是有源头的，法国的现代诗歌，也是有源头的，维庸就是。

我年轻的时候，我们那个小地方写诗有个小团体，俗称文学社，有一段时间突然流行一个句式，现在想不起来是从哪儿流传过来的？是由哪位朋友开始带头写的？反正每写几行，罗列出一大堆人名，然后每一段结尾，都用一句反问句：“（这些人）如今安在？”其实全是在套用维庸那句著名的“但是，去年的白雪如今安在？”当时想想，确实很高大上。我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就模仿这个句式写过几首，比如：

秦皇汉武如今安在？

唐宗宋祖如今安在？

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如今安在？

我的先祖朱元璋如今安在？

闯王李自成如今安在？

还有一种写法就是把人物换成女性，名门淑女，从古到今，一路排将过来：

花木兰如今安在？

佘太君如今安在？

卓文君如今安在？

文成公主如今安在？

秋瑾如今安在？

張志新如今安在？

林昭如今安在？

……

这么连着排比下去，真是气势不小，关键是要把那些当年的历史人物列出来，大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当时就知道，这个句式，最早出现在十五世纪的法国，人家法国诗人维庸，五百多年前就在玩了，我们直到今天，才当宝贝一样据为己有，想来这还不是丢人的问题，这是文学观念和理念远远落后的问题。这个句式，现在我才知道，《圣经》里早就有了，只是维庸的大遗嘱集里的两首诗，一首是《歌谣：往日的贵妇》，哀婉的是名门淑女，另一首是《又一首歌谣：往日的王爷》，追忆的是帝王将相，这才把这挽歌式的叠句发扬光大，这才风靡世界。古今中外，都以不同的方式，向维庸致敬，向古老的诗意致敬。下面我们来看看中世纪的外国歌谣里的“如今安在”是怎么写的，比如这首“历代君主如今安在？历代将相如今安在？名贵财物如今安在？历代强人安在？时间的金钱安在？都像影子一样飘飞，都像梦幻一样消逝。”

再看这首：

在我们之前，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如今安在？

在层层叠叠的坟地也看不到他们；

满目的灰土和飞虫，下面是腐肉枯骨，

起来，起来，守灵啊，为此做好准备。

可见，“如今安在”这个句式，一度成为了全世界诗歌写作的流行语。前两天我在读邵燕祥老先生的那本作家出版社出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时，居然发现了老先生也在用这个句式。他在写到自己年轻时如何憧憬延安，并在看到一则新闻图片时引发了如下感慨：

中央社播发的占领延安图片，只是突出了国民党军队长驱直入的胜利，并不能告诉我延安怎么样了：群山安在，宝塔安在，夕阳还辉耀着山头的塔影吗？窑洞安在，延河安在，窑洞里和延河边的人转移到哪里去了呢？折聚英安在，高大干安在，王贵李香香安在，开荒的兄妹和懒虫二流子安在，那活动在窗花一样的版画里上冬学、闹春耕的婆姨们安在，毛主席接见过的劳动发家丰衣足食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安在？

可见“如今安在”这句式，影响力是多么巨大，可以这么说，是维庸这个天才，让中世纪的语言熠熠生辉，发扬光大，并影响到全世界，中国也不例外。

维庸的才华和想象力，从下面这首诗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在喷泉之旁我因干渴死亡，

虽燥热如火，我颤抖得打牙作响，

我虽在祖国，却在遥远的国度，

在大火之旁，却在火焰中发抖，

赤裸如毛虫，却穿着庭长的盛装，

我含着眼泪发笑，等待但没希望，

唯一的安慰就是悲惨的绝望，

我虽然欣喜，却毫无一丝欢畅，

虽然强壮，却没有权益没有力量，

受到欢迎，又被赶走，一直是这样。

……

对我最亲的人最惹我生气，

说真话的人谎话说得最彻底，

……

我认可一切法律，却向往逍遥，

怎么办？从当铺赎回我的衣裳，

受到欢迎，又被赶走，一直是这样。

——《大遗嘱集，〈歌谣：给布洛亚赛诗会〉》

这首诗是前面我提到过的那位王子、学院派的公子哥奥尔良的公爵夏尔在布洛亚城堡举办诗会时，邀请维庸写的。赛诗会是当时贵族们喜欢玩的一种文字游戏，一大帮人聚在一起，吃饱喝足，然后开始消遣文字。这类游戏在我国也早已流行，最著名的莫过于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召集谢安、孙绰、王献之等42人，在绍兴郊区兰亭举办雅集，不仅得诗37首，王羲之还在“微醉之中，振笔直遂”，写下了书法史上著名的《兰亭集序》。维庸他们玩的游戏规定第一行必须以“在喷泉之旁我因干渴死亡”开始，接下来大家就可以自由发挥，就是这样的游戏文章，维庸都能挥洒自如，想象力爆棚。一句“我认可一切法律，却向往逍遥”，道尽了诗人内心的矛盾与纠结，维庸也是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敢于袒露自己劣迹、罪行、恐惧、内疚和悔恨的诗人。

有评论家认为维庸的作品有潜在的庄严，所有作品都指向一个主题：生命短促、人间万物脆弱、永恒的虚空。在这里我想再加上一句：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在宇宙间寻找自由的轨迹。

维庸生前并没有出版过作品，他的这些脍炙人口的诗歌最初是通过手抄本流传的，甚至是口头流传的。直到1489年，他的作品才第一次在巴黎出版，然后一发而不可收，在他去世后的70年里，据不完全统计，他的作品共出了35版，但在1533年以后的四百多年时间里，维庸突然被人们遗忘了，没有人再提起他，这似乎是文学史故意的，像一个恶作剧，这里面的故事情节颇值得玩味。维庸的再次走红，再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然后再一次蔓延到全世界。法国有一个“维庸学会”，这个学会对维庸是这么介绍的：“自五个世纪前第一次刊印作品以来，弗朗索瓦·维庸仍然是法国中世纪最著名的诗人”。

最后，我同意法国著名诗人马罗（1496-1544）对维庸的评价，我个人觉得，这句话完全可以刻在维庸的墓碑上：

维庸装饰了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