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ntage“古着”诱惑

卡生

“古着”——Vintage，

就像是某个时代的文化缩影，

表面上消费了鞋衣饰品，

实质上代表着他们对某种价值观和

文化的认同。

我们走访了三位在北京经营古着店铺

多年的店主。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有中国

“古着第一人”之称的李勇和他的

百花深处胡同39号乙，

到刘可呵护了10年的Mega Vintage，

再到那磊与张淼的设计古着DDR……

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

以及店铺冷热交替的变迁，

都是“古着”文化在中国的缩影。

好莱坞的“古着迷”蒂塔·万提斯

2017年12月，明星蒂塔·万提斯（Dita Von Teese）出席一个奢侈品牌活动，身穿一袭1995年的John Galliano 春夏灰色长裙就上了头条。万提斯是好莱坞的“古着迷”，没人见她穿过当下的日常服饰，这位时装大师让·保罗-高提耶（Jean-Paul Gaultier）的灵感女神，将“古着”的优雅和经典变成了好莱坞最时髦的代名词。

到了今天，“古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时尚消费者从跟风的时尚消费中渐次脱离，向着个性化蜕变。满足个性化，成为年轻一代的极大诉求。

我們可以在古着店铺里找到马龙·白兰度标志性的Levi's 501牛仔裤，前卫设计师山本耀司的80年代秀款西服，以及Dior代表50年代女性时髦风貌的New look套装。

在意大利罗马，人们参加复古骑行

到底什么是“古着”？有一个普遍的国际定义：至少有30年以上历史，保存完好，已经停产，代表其所处时代设计风格的服装服饰;年代划分为20世纪20年代～80年代。也就是说，真正的古着是不可复制的时代经典，流行于某一时代，能代表某个时期的特定元素，无论面料、剪裁还是用途都是时代缩影，拥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古着”文化上世纪90年代才在中国兴起，最早以旧货市场的形态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物美价廉是它的一大特征，更像一个风格混杂的二手商店。2008年前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古着才开始起步，古着店经营者以个人喜好作为原动力，有了对年代和设计的认知。2011～2013年的古着市场成为热门，时尚杂志和明星推动了这个行业的发展，但接下来古着市场并没有如杂志报道的那样一路引吭高歌，而是陷入沉寂。

李勇在自己的店铺里，他的希望是在中国做一个军装博物馆

“古着”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它给你提供独特的视角，你可以试着去留住一些已消逝的或正在消逝的东西。

在国外一直热度不减的“古着”风尚，在国内还能否从小众的狂欢逐渐演变成为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古着”在中国的开始

李勇，北京人，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古着圈里的人称他“勇哥”，DDR古着店的老板那磊向我介绍他时说，勇哥是古着界的“原始天尊”，18岁时，他的第一件古着皮夹克便是在李勇店里买的。与李勇见面是在他的报房胡同私厨里，他的店也在这条胡同，走路三分钟，没有招牌，只接受提前预约。“别嫌破啊，这院子租下来15年了，都能拍聊斋了。”他打趣道。

说是一个店铺，其实更像是一个仓库。衣服80%是男款，少量的女装以中性为主。军装，工装，皮夹克，大衣和户外运动衣……墙上挂着一件李小龙同款的连体衣，老式陈列柜上摆放着拆下来的胡同原来的老标牌——有果胡同，十分戏谑，房梁上摆放着一台苏联制造的80年代Vespa。有人说，喜欢古着的人都有一颗活在过去的心。相比那些开在好地段且时髦漂亮的古着店，李勇的状态更像90年代的摇滚乐：地下，血性，真实。

90年代初的中国，只有国营百货和信托店铺，没有品牌专卖店，人们对品牌的认知，仅限于皮尔·卡丹。那时候李勇20出头，正处于反叛青春期，周遭的朋友都是最早一批摇滚乐手，大家都不知道该去哪里买衣服，李勇迷上了去逛潘家园的二手市场和大柳树旧货市场。

“90年代初，在王府井卖600元一件的皮衣，在潘家园10块钱就能买到，而且未必会比一手的皮衣成色差，但便宜，还环保。现在大家谈论古着，其实忽略了一件事情，再循环实际上是古着市场出现的根源所在。对于环保的概念，日本的古着做得非常专业，二手衣物做好处理重新进入市场，大家使用物品都非常珍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李勇说。

慢慢地，北京的旧货市场已经不足以满足李勇的需求，他开启了全国乃至世界淘货的经历，日本、东南亚、美国、欧洲等。李勇当时的工作是给广告公司做设计，为电影画脚本，他把旅行休假和淘遍旧货市场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他不只想做一个单纯的游客，更想深入了解一个城市和当地人，那么就去这个城市里的旧货市场吧，那里隐藏着这个城市的旧时光，那里所有的老物件都是这个城市过去的一部分。李勇回忆说：“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现在你翻翻攻略就知道该去哪里。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每天早晨绕着这个城市跑步，哪里有旧货市场，哪里有二手店，会在下午的时候再去一趟，很快，你会和当地人一样熟悉这个城市。”李勇印象最深刻的旧货市集，在旧金山海边，每月月初，800多个帐篷在海边搭起，一晃神，还以为自己到了60年代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5年时间，李勇走遍了世界上大部分旧货市场，对于这个行业里的规则，以及如何挑选货品，有了无师自通的了解。他可以在上千条牛仔裤旧货里，通过面料以及老的染织颜料挑选出品相最好的。与后来一些同行通过研究品牌和时尚潮流挑选货品的方式不同，他靠直觉和经验，他对军装极为偏爱且如数家珍。他从店里取出一件军装解释道：“你看这件衣服是美国军装，并不从属于任何一家品牌，它的皮料和内衬里的羊毛应该是那个年代最顶尖的，标签上没有尺寸只有一个合同号。这个款式如果是商业品牌，反而就不值钱了。这是历史的见证，也代表了那个时代国家军队的风貌。”品牌和年代是在古着市场里常常被提及的，但李勇认为那是理解古着文化的其中一种方式，一千个人玩古着有一千种方式。

1997年，李勇的第一个店开在了当时地下婴儿乐队的鼓手小洋的房子里，店名是门牌号：百花深处胡同39号乙。那更像朋友们的据点，大家聊天，挑选衣服，喝啤酒，一待就是一天。李勇聊起最早的店，仿佛回到了中国地下音乐文化最蓬勃发展的时间。“那时候的客人现在都是摇滚圈里的老人了，这拨人对古着的喜爱，就好像那个时候他们的状态，表达自我，以及和主流生活方式去做一些对抗。这些旧的军装、马丁靴、老的adidas符合他们的表达态度。”

之后，李勇的店搬迁过两次，店名改成了“拆那”。他的古着店，成为地下音乐人的集中地，用眼下时髦的话来说，他做了中国第一个以古着服装店为据点的音乐人派对。而这也是中国古着的开始。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商业模式，没有专业买手，更没有通达的时尚资讯和宣传平台，所有的货李勇一个人从国外背回来，靠的仅是热情和兴趣。25年的时光流逝，李勇自嘲，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叛逆的年轻人都老了。

提到中國古着的未来，李勇说，这个事情让年轻人去折腾吧，古着市场会成为一个走进主流社会的消费方式，受众更广泛，古着店分类更全面，现在时尚资讯越普及，由时尚趋势去决定的商业方式就越明确。而李勇的店，与20年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藏在胡同深处，以兴趣出发，更多的是一种情怀。

我们相约有空尝尝他做的饭菜以及自己酿的威士忌。最末，他补充了一句，其实我不喜欢用古着文化这个词去界定我的店，它更像是我与朋友们分享的生活方式，就像我做菜、看书、画画、跑马拉松一样自然而然。

学会如何对待“现代的过去”

刘可的第一家古着店Mega Vintage开在鼓楼东大街241号，到2018年刚好第十年。与他约上的当日，他正在准备晚上的庆祝派对。这家店，在古着迷看来是北京古着店铺的朝圣地，曾经有外地朋友到了北京，把逛刘可的店作为旅行清单的一站。几年前，鼓楼地区一度有无数家古着店冒出来，唯独刘可成为了最后的坚守者。

我们的采访安排在他的第二家店里进行，位于北京三里屯。Mega Vintage的经典招牌，灵感来自Holidays Inn招牌1920S～1980S Vintage Clothing & Accessories的霓虹灯橱窗设计，旁边站着的女郎穿了一身40年代Corduroy Varsity Dress，是当时美国高校啦啦队女孩的经典着装，墙上挂着66号公路的广告牌，店铺里随处都能找到从美国淘回来的摆件，可口可乐的保温箱、美国酒店干洗房的木质衣架，以及“二战”美军的医用担架等等。时光一下回转到上世纪。

刘可醉心于音乐，对服饰年代的研究是为让自己的舞台风格统一

见到刘可，他穿着50年代的Champion帽衫——他说很多年了自己没有再穿过60年代之后的衣服。采访前，他先给我看了三天前他策划拍摄的一段时装视频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秒拍上已经有了147万的点击量。

“你先看看我们刚拍的一个视频，灵感来自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和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镜头语言表达了一些我们的观点：时尚的舞台是两扇门，一扇是入口，一扇是出口，不同时代的代表设计轮流登上时尚舞台，最终会由另外的一个潮流替代，然而它生生不息，始终处于轮回中。时尚的轮回就如同俄狄浦斯循环，而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让客人们试着站在历史的视角中，学会如何去对待the modern past（现代的过去），找到逝去的文化与当下潮流发展的关联性，同时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装扮。”刘可脑子快，说话快，许多的想法似乎脱口而出，但无疑是历经10年，浸润在“古着”里不停学习的结果。

李勇店铺里的日本手信，在军用毛毯上绣以本地的龙图案 Mega Vintage店铺里的美式复古风格服装

刘可出生在北方的摇滚重镇（《我爱摇滚乐》《通俗歌曲》摇滚杂志大本营）石家庄，2002年他到北京和朋友成立了第一个朋克乐队，弹贝斯。为了确保上台演出的舞台装扮和音乐气质成正比，他开始了解70年代的朋克服饰文化，铆钉金属配饰、红格裤、磨损的衣边和马丁靴是70年代的朋克标配。那时候刘可醉心于音乐，对服饰年代的研究是为了让自己的舞台风格统一，而这成了一个萌芽。他开始意识到老旧的衣物给生活提供了别出心裁的视角，不用去跟随潮流的指引，而是用新的方式开启已经隐匿的文化。

DDR店铺里的二手奢侈品，尊重品牌最早的样式

他开始发问：潮流的兴起是源于怎样的发展历程？当人们在谈论某种风格的时候追溯的根源在哪里？当看到一件衣服时，怎么去判断创造者与它之间的关系？刘可不否认自己是一个难缠还较劲的偏执狂，上世纪中叶的日常时尚文化、音乐和好莱坞电影都是他去了解服饰的途径。他开启了大量看美国电影的模式。他有了很多发现，譬如说，战后的50年代，美国经济得到恢复，人们变得养尊处优，大家急需建立一种新的英雄主义，这时候，1953年马兰·白兰度在《飞车党》（The Wind One）里的穿着——One Star Biker夹克，Levi's 501牛仔裤，Engineer靴子，Biker帽子——成为美国青年们红极一时的模仿对象;又如1955年上映的电影《无因的反叛》，男主角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的红色Harrington夹克、Lee牛仔裤和白T-shirt也成了当时年轻人跟风的潮流。时尚潮流最终从文学和电影的层面，进入到了年轻人对反叛文化的表达。

2008年的刘可将对音乐的热情投射到对服饰年代和故事的研究上来，开了Mega Vintage。最初他店铺里的货品来自世界各地，年代和种类上没有做细分。“第一个店铺很像一个卖场，类似国外琳琅满目的古着店，年轻人进店之后找到‘淘货的乐趣，便宜，走量，风格混杂，有收藏级别的货品，也有便宜又时髦的二手衣。”那个阶段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古着才刚刚开始起步，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刘可非常清楚自己所热爱的年代和风格，但自己所喜欢的东西是否经得起市场的考验，那些刚刚接触古着的人，将以什么样的角度去理解历史、时尚、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一度困扰着他。

“其实我们这些比较早做古着的人，是和客人一起成长的。不忘初心并不是一条道走到黑，而是一直需要探索自己的路，过程里有不安与恐惧，但最终要认识学会和世界相处。国外的古着跳蚤市场，精品店随处可见，已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对中国人而言，那个年代的古着文化更像是小众的狂欢。”

他回忆说，2011年之后，是中国古着市场的一次飞跃式发展阶段，很多时尚杂志的编辑、明星造型师、摄影师开始来到他的店里借拍服装，也有大量的潮流杂志开始报道店铺，隔三岔五就有媒体来访。明星的造型师们借去单品再混搭上一些时下的品牌，让明星出席活动时免去了撞衫的尴尬。明星效应和杂志宣传，让古着文化成为一个热门词和生活方式。客人开始变多，并对古着文化背后的故事有了好奇。但这些较早“吃螃蟹”的顾客还停留在尝鲜和猎奇的范畴，热度下降之后，他们就不再光顾了。有一些老客人，几年光景之后再遇到时，已经全然换了风格。“中国人变化太快了，上一种风格还没有吃透，下一个潮流如暴风骤雨般席卷。”

“古着”在这个时期从地下冒出了头，开始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时尚圈里人的认可。“出国的人多了，信息壁垒被打破，年轻人在国外受到了更多的时尚教育。在近20年很难有大的社会运动、文化革新，而时尚的养分正来自于文化的更新换代。时尚趋势一直朝着复古的方向轮回，所以复古变成了一个时髦词。”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热闹之后，古着文化走向了相对稳定的阶段。但刘可认为，到这个时候，这个行业混淆了真正的古着的概念。广义上来说，只有那些保存良好，来自20世纪20年代～80年代的能代表某个时期经典时尚文化风貌的服装才能称为“古着”，而许多打着古着店旗号的实体店和网店，所售卖的产品仅仅只是一些来历不明的二手衣。一时间，关于“洋垃圾”“走私血衣”的报道在主流媒体上曝出，许多滥竽充数的店铺关门倒闭。刘可决定重新梳理Mega的存在价值，并做出了调整。

他将原先比较混乱的展示方式做了分区，并清除了不符合定位的产品。目前他的新店里主打美国20世纪40～90年代的服装，这部分产品的数量增加到了70%以上，所以用“美式古着”来定义他的主打产品是十分精准的。

刘可近几年把进货的地方集中在美国，每年的Inspiration Show、纽约的Manhattan Vintage Show等大大小小的市集，以及一些像中村世纪、BerBerJin、Jantique等去淘货的经销商，伦敦的Beyond Retro、Blitz的供货商，也会给他们供货。“美式古着文化多年以来一直是许多时装的灵感来源，你可以从近几年大牌的设计中找到美国文化的影子。近些年YSL对西部风格的演绎和Dior对粗犷的American Native风格的诠释都不是一种偶然;同理，这样的一种对复古的致敬和再现，会让古着市场里曾经的同类产品热卖，并且价格往往会是往年的几倍。像近年Gucci的复古变革，推动古着市场里那个年代Gucci产品的售卖。”刘可说。

目前刘可店铺里的消费主力，主要来自“80～90后”年轻人。他们对潮流趋势十分敏感，并且有更大的精神诉求，希望与众不同。而那些满身Logo的品牌崇拜者们已经在几年前成了土豪与周期性炫耀的标志，混搭、跨界让年轻人不断地寻找新的玩法。目前在刘可店里最受欢迎的“古着”是70年代的阔腿裤和职业套装，而90年代的街头、运动风格也会是2018年的大趋势。来店里的客人只有少部分是硬派的古着迷，比如他们只喜欢某个年代的某个品牌的某种风格，而大多数的年轻人没有这样的属性，他们更愿意去尝试。“我想对他们说，对于古着文化的尝试，要重拾一个旧元素，创造出新的价值，而不是被动接受某种潮流模式。在复古风逆袭的当代潮流下，一味给自己贴上各式各样的复古标签，并不说明你就具备古着的精神，古着是一种经久不衰的文化，潮流或许只是其中的某个部分。”

刘可后来给我发来一段文字，作为一个以输出古着文化为己任的年轻人，想与这个世界聊聊的寄語：“当价值已被价格取代，当一个人的财富和品味被金钱和虚荣凌驾，当所有人的梦想都变成投机突围闷声发大财时，别忘了，我们依旧可以钟情于旧衣旧物、旧饰旧事。无非是将某个年代延续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既是灵感，也是对逝去美好的维系。这是古着最有魅力的地方，它给你提供着独特的视角，你可以试着去恢复一些已消逝的或正在消逝的。我们在历史冲击波的边缘蹒跚而行，就是不想错过任何能捕捉到的绝妙风景。”

前卫设计与奢侈品古着

那磊和张淼的古着店DDR就在刘可第二家店的对面，较之美式古着的霓虹灯闪烁，他们的店开了一个小门，显得十分低调。

这对夫妇是朋友之中最让人羡慕的一对儿，一起经营店铺，一块全世界购货。那磊说他算张淼的师傅，第一家店开始的时候张淼还在潮流杂志里做美容总监，后来辞职了跟他一起倒腾古着。

采访前，那磊给了我整整一袋子Vintage Fashion英文版藏书。“相信我，要写清楚古着，你先把年代和歷史顺一遍，你会轻松很多。”我问他有多少这类书籍，他说，书100本，算上杂志和画册有1000本吧。

Mega店员、刘可和设计师Nigel Cabourn

眼前的那磊和我当年认识的他已经判若两人。大概2010年，我们分别以媒体人的身份参加了Prada当年在韩国做的Transform建筑活动，大老远就看见一个穿着皮夹克、马丁靴，留着朋克头的中国同行，带着一点玩世不恭。而现在的他，穿山本耀司廓形的大的黑色西装，整个人从花里胡哨的朋克青年进化成了一个狂热的前卫设计师爱好分子。

“我喜欢的设计师，马丁·马吉拉、山本耀司和让·保罗-高提耶都是时尚圈的怪才，他们有一些共性，反叛与大胆，身处时尚之中，却又有一颗反时尚的心。混合，对立，反抗。”那磊说。看来他只是从一个日常朋克升级成了高级定制版的反叛者。而对张淼来说，她没有太过于强调对待服装的态度，她对有设计感的、舒适的服装情有独钟，日常穿着喜欢将古着元素混搭当代服装，最喜欢的品牌是Chanel和Rick Owens。

那磊与张淼是幸福的一对儿，一起购货，并将运营古着店作为未来的事业

DDR店铺，7年来经历了三次搬迁，从胡同开始，最终落户三里屯，一路升级，但内核却没有变。DDR名字取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语（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缩写：“柏林墙让这个国家成为了两种意识形态，东德的激进与西德的秩序，这样的乱象丛生，是人类上个世纪的格局，文化如此，时尚更是。”

两人的风格喜好构成了现在店铺的特色：前卫的设计师与传统奢侈品牌共存——碰撞与和谐。这一特点，从店里的产品陈列中能找到踪迹。店里有三个货架是前卫设计师们的服装：山本耀司、三宅一生、川久保玲、让·保罗-高提耶，以及一样以反叛著称的安特卫普六君子（The Antwerp Six;1987年，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的六个同门师兄弟，开着卡车闯入伦敦时装周，开了一场前卫时装发布会，通过新奇的设计，掀起了反奢侈的风潮）。另一个区域的服装全部来自1960～2000年的奢侈品大牌：Chanel，Hermes，Dior，Celine，Gucci，YSL，Givenchy……两人分工明确，女装奢侈品的采购基本由张淼负责，男装由那磊负责。

以上两种产品占店铺的90%，剩下10%的货品是上世纪20～80年代的日常裙装。

他们立志将DDR打造成一个能与国际卖家竞争的古着店。“我印象中，2011～2013年的古着市场成为热门，上新货的第一天几乎就会被抢光，你卖什么别人都买单。后来古着热有所减退，恢复到了一个理性消费的状态。那些蹭热度的二手店改追韩流或者关门，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家在用心经营古着。这其实是一个好事情，让那些急功近利的店铺死去，留下来的重新思考中国古着该何去何从。”

目前DDR的VIP客户已经超过2000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非常懂行的专家，信任店铺对货品的挑选，以及之后清洁和缝补的售后服务。里面有从圣马丁学院毕业的中国设计师和艺术家，也有各大时尚杂志的造型师及明星经纪人，从专业角度来说，他们都可以被称为走在时尚最前沿的领路人。他们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买卖，有的已成了有共同价值观的好友。

走到每个城市，那磊都会去看看这个城市里顶尖的古着店。“洛杉矶有许多特别低调的尖货古着店，平日里关门闭户，全部预约制。这样的店几乎都是面向明星开放，通过精挑细选，都是时代品牌的经典款式，我们自然买不起，但不妨去看看世界最顶尖的古着店是什么样的。”那磊夫妇曾按下Resurrection店铺的门铃，走出一位60岁的优雅老妇，婉拒了他们逛店的要求，因为维多利亚·贝克汉姆预约了下午2点的名额。“当然，中国这样做古着生意目前不可能，但未来也许可以。”

在网上，那磊关注着各类国际古着店，并和他们进行着最前沿的资讯交流。安特卫普一家知名的二手大牌设计师店Rosier曾在网上竞拍山本耀司首秀的西服，那磊以高出起拍价50%的价格拍下这件非常珍贵的秀款。“我十分明白在亚洲乃至世界服装史里这件衣服的重要性，这是日本设计师给世界扔下的第一颗重磅炸弹。在巴黎，全世界时尚的中心，第一次由亚洲人打破了服装的概念。可见这件衣服的重要性。”

明星效应对于古着文化的推动可以说是极为有力的。美剧《欲望都市》的造型师帕特丽夏·菲尔德（Patricia Field）在剧中给四位时尚女性用自己店里的古着单品搭配品牌，让高级古着市场的单品又大火了一把。国内也一样，如果是杂志上明星借拍时穿过的衣服，不出两天就会被时装迷买走。他们曾在旧金山买过一条1995年山本耀司压轴大秀的红裙，这条红裙又由Lady Gaga在《美国恐怖故事》里穿过，品牌价值加上明星价值，让这条裙子的价格翻倍，成了一条值得收藏的裙子。很快，这条裙子被倪妮的经纪人买走。“古着浓缩的价值其实是通过服装的载体，呈现一个时代的风貌，而时代里重要的设计师和品牌则是这类服饰里最具有代表性的，这类产品是活着的古董，正如香奈儿所说，时间会过去，但风格永留存。”

那磊和张淼几乎每个月都有出行购货的计划，脚步遍布欧美、日本，而近两年他们以日本为主要战场。

“日本古着的发达程度远超你的想象，就拿东京来说，古着店就有2000多家，集中分布在下北泽（为主）、原宿、涩谷、高圆寺区。日本是古着产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所以在日本购买的古着一方面成色和保养都很好，鲜少有复刻假货，另一方面在價格上也没有欧洲那么贵。”那磊说。让人吃惊的是，日本有类似2-Street的大型古着连锁店，每个店有400平方米以上，全国有300多家连锁店，为古着市场服务的员工达到上万人，这已经成为不可置疑的产业结构，甚至在美国这样不缺乏古着文化的国家都有了分店。现如今，东京是全世界古着的集散地，每周日有不同的20个二手市场同时开放。

这样高度的行业化是那磊心中中国古着的未来，但要有这样的规模和行业标准，显然中国才刚刚开始。这里不得不提日本高度行业化的历史渊源。上世纪70年代是日本经济腾飞的时期，日本人经历了一个盲目崇拜和消费奢侈品的年代，这与中国的当下非常类似。奢侈品在日本供不应求，到了1985年，全球奢侈品的三分之二被日本人买走。为了适应市场，老牌奢侈品牌不得不在日本设立工厂，本地产、本地销，80年代这类欧洲老牌的商标上很多是“Made in Japan”一点都不奇怪，这是时代的产物。到80年代末，日本经济下滑，很多人将手上的奢侈品出售，大量的二手奢侈品进入二手市场。日本人对品牌的保养非常细心，这为货源的完整程度提供了最大保障，后续日本虽然经济不振，但古着行业却成为了完善的体系：货源的充足，店铺的量化，最终达成了一个完整的行业体系。“中国疯狂购买奢侈品的状态是日本80年代的翻版，如果几十年后，中国人对奢侈品不再盲目追捧，将自己闲置的产品放入二手市场，规模一大，那么中国的古着市场是很有希望行业化的。”

那磊朝着古着行业化的理想迈进了一步，他给DDR做了一个五年计划：做成综合型生活方式的店铺。除了古着服饰外，还有咖啡、讲座、独立出版物、媒体，它们的共通点是都与古着文化艺术相关。2018年，他会首先启动一个“收购转卖”计划，先从他们的VIP客户群体开始，他们对客人从店里买走的服装和闲置的奢侈品进行二次回收，如果客人觉得价格上无法接受，还可以选择将产品放在DDR寄卖，他们提取部分佣金。“其实做这个尝试，既不赚钱，也有很大的风险，但我认为这才是古着最初的文化意义，让一切闲置的东西进入良性循环。为此我们还会建立一个鉴定团队，对年份、产区、成色、品牌进行标准化的评估。”

那磊曾经在西班牙的一个古着店里，看到一个经营店铺40年的老人，用一生做一件事情，这是一件极让人感动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中国很难走出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设计师吗？因为我们一切变化都太快了，跟随潮流，而不是去坚守哪怕最质朴的匠人精神。”他指了指店铺里的镇店之宝，一件来自80年代日本的大振袖（也叫本振袖，用于婚礼或重要场合，一般一生只穿一次），采用友禅染和扎染工艺，贴合金箔与刺绣，这件衣服需要两个月时间制作，而现在的设计师已然没有了这样的耐心。

那磊讲述了许多在国外淘货的故事，20多个国家，50多个城市，200多个跳蚤市场，8000多家古着店，他逐渐梳理起世界各地主要古着市场的脉络，正在将各种所见所闻进行系统的记录、整理，并汇集成册——《世界古着地图》。在这本书里，他还希望将自己的淘货经验传授给古着迷们，譬如选择顶尖的旧货市场或者有门票的市场，这样产品上会有所保障;如何简单地鉴定是古着还是做旧的产品。“这几年里，我是交过学费的人，最早时也收过假的古着。判断标准最直接的是品牌商标，是否与当年的时代风格相符，是否有人工做旧的痕迹，时光是永远不会骗人的。”

到了关店铺的时间。店员们全走了，他们两人今天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这时候两人变身成了模特和摄影师，张淼穿上不同年代的衣服，那磊给每件衣服拍照。张淼讲述每件衣服时的表情十分温和，他们对古着的热爱，像英国作家伊莎贝尔·沃尔夫（Isabel Wolff）在《古董衣情缘》里写过的一段话：“我走到鞋区，拿出一双20世纪30年代的绣着黄玫瑰的织锦缎拖鞋。看着这些精致的鞋子，我就想象它们的女主人穿着它们起床、散步、跳舞或轻吻某个人。我又走到衣帽架边，看到一顶粉红天鹅绒小圆帽。看着这样的小圆帽，我把面纱撩起来，我就想象，面纱下是怎么样的脸庞？那时候我意识到，当你买了一件古董衣的时候，你不仅仅是在买面料和做工——你买的还是某个人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