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变的引路人

□ 滕征辉

梁启超16岁中举，17岁赴京会试，未中回家，途经上海，看到一些西方译著，眼界为之大开。回到广州后的一天，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见下，18岁的梁启超拜访了33岁的康有为。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八点聊到晚上七点。梁启超觉得，康“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当头棒喝之下，深感以前所学不过是应付科举的敲门砖而已，于是决定拜还是秀才的康有为为师。几人商议之下，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成立了万木草堂，宣讲他的维新学说。

等到康有为中举，1895年春，师徒联袂赴京考进士，正赶上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于是发动18省应试举人联名请愿，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此后，梁启超笔力千钧，主笔《中外纪闻》《时务报》及《知新报》等，成为公知领袖，以至于张之洞在武昌打开中门迎接他，甚至想鸣炮欢迎，那可是钦差大臣的待遇。

1897年，梁启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与杨度、蔡锷等多人交厚。次年，回京筹划维新。7月3日，他受到光绪皇帝召见，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策动袁世凯发动政变失败后，谭嗣同送他到日本使馆，由于不会日文，谭写道：“梁君甚有用，请保护之。”日人回写：“君亦应留此。”谭嗣同一笑了之，而梁启超面如土色。

梁启超第二天化装到了天津，然后东渡日本。其间，他常自称为“多泪善辩之人”，汪精卫攻击说：“梁启超之泪，奴才之泪；梁启超之辩，民贼之辩也。”

在日期间，梁启超与孙中山过从甚密，拟定了一个合作组党计划，由孙、梁牵头。梁草拟了一份《上南海先生书》，由康门弟子13人署名，认为君主立宪不可取，共和才能救危局，劝康有为退休。康勃然大怒，勒令梁速离日本，往檀香山反省。行前，孙中山给哥哥孙眉写了封信，结果梁启超大受欢迎，向檀香山华侨筹得经费八九万元。有一次在新加坡，康痛骂梁倾向革命，背叛光绪帝，逼他下跪认罪。

武昌起义后，梁启超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见事不成，转而支持袁世凯，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与孙中山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第一流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后来见袁世凯称帝之心日炽，他开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发动护国战争。

1917年张勋复辟，梁启超为段祺瑞起草马厂誓师电文，一举讨逆成功，也造成了与老师康有为的彻底决裂。有人问：“不为令师留丝毫地步，其于师弟之谊何?”梁启超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事毕，他出任了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等到孙中山渐渐势大，梁启超也就退出了政坛。

军阀混战期间，梁启超一度变身账房先生，精心料理手中的股票和保险，甚至不厌其烦地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订婚仪式做准备。他的书房叫饮冰室，在天津意租界一花园洋房的二楼，另有藏书十万卷善本的藏书楼。平生最大爱好只有两桩，他说：只有打麻将能让我忘却读书，只有读书能令我忘却打麻将。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年仅56岁。他曾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