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平台向高质量的中速增长平台转换

刘世锦

下一步怎么看全球经济的走势？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份量是相当重的，占全球经济增量的近30%。所以，过去几年全球经济不错或者有所好转，中国是有贡献的。全球经济走势也将直接影响中国，某种意义上来讲，在某些时点上可能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平台向高质量的中速增长平台转换

中国经济过去7年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平台逐步向未来中速增长平台的转换，从经济学理论来讲，其实也没有很好的经济学理论进行解释，但是根据国际经验，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都发生过类似的增长平台的转换。

这种转换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是重要的需求，比如房地产、煤炭、钢铁等等，已经达到了所谓历史需求的峰值。这个历史需求峰值在整个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需求量达到最大，或者说出现了增长速度最高点。第二是人口总量及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三是资源和环境污染的底线已经触到了，最明显的是中国雾霾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非常符合自然规律。

这种转换是经济学上现有的所谓周期理论没法解释的，是东亚追赶型的经济体特有的一种现象。大概在2009-2010年，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研究团队的时候，探讨了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一些经验，当时我们就提出中国经济要下一个比较大的台阶，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观点。当时相信的人不多。过去的七年时间，这个过程已经发生了，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减速，很多人变得悲观起来。我们从2016年开始就提出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中速增长的平台。

2017年就是一个中速增长平台形成的验证期。从实际情况来看，触底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判断得到了验证。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需求侧方面，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三大需求来源，主要是出口、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基本上触底，俗称三只靴子已经落地。供给侧方面，我们最近两三年的去产能改革应该说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主要是两个指标，一个是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利润，经历了一年多，2017年涨幅比较大。一个是PPI，经历了54个月负增长后转为了正增长。冲顶以后有些人又变得比较乐观，比如，2016年上半年以后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达到7%了，或者说7%还要持续很长时间，乐观的判断就出来了，但是，我们的观点很明确，这种情况基本上不会出现。如果有某种政策刺激达到了7%，也就能够支持一两个季度，一年肯定支撑不下来的，而且一定是大起大落，对整个经济会带来很大的波动，对经济是有伤害的。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整个经济有一个回升。根据我们最近做的研究分析模型，总需求并没有上升，而是由于去产能以后补库存，存货在上升；从供给侧来讲，生产性投资也没有回升，而且去产能以后产能利用率还提升了。但从2016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开始了一年多的增长，我们判断这种增长基本上是很难持续的。所以，2016年上半年有些人预计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会很高，但我们总的判断是前高后低。

我们判断，2018年，终端需求可能在上半年会有所回升，但幅度不会很大，终端需求中最不稳定的因素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我们做了一些比较，OECD国家在和中国同样发展水平的时候，经济结构都差不多，就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这两项比重高，高得不止一倍到两倍。从经验数据来看，这两个比重过高了，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投资的量很大。

目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整个终端需求新增量的比重大概50%左右，背后的力量是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撑，也就是地方债的问题。地方债里一部分是明债，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隐性债，有些地方隐性债务的规模超过了公开规范的债务。所以，我们感觉，如果2018年政府防范重大风险，处理地方债的力度加大的话，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会有所降低。

这又涉及到增长和风险的关系。整顿治理以后风险会有所下降，短期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回调；由于增长质量提升了，长期增长速度反而会提高。

所以，2018年最不确定的因素，或者有相当大可能性出现的一个因素，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导致整个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会有所下移。

我的基本观点，如果发生这样的变化我认为是积极的，因为中国经济在目前这个阶段需要做实。第一，重经济质量，而不是人为再次推高中国经济。就是要降风险，特别是地方债务的风险。第二，挤泡沫，包括大宗商品价格泡沫、房地产的泡沫，以及其他方面的泡沫。第三，稳定利润。前一段时间企业的利润在上升，主要集中在上游行业，但利润增速会逐步的下降。我们希望将来这个利润能有个均衡的分布，各个行业都能挣到它应该挣的钱，长时间比较稳定的均衡分布对防风险特别降杠杆是有利的。

这种格局下，中国经济今后三年增长速度应该是可以适当的降低。总的来讲是稳中有降的。今后三年的GDP增长速度有6.3%就可以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目标。2020年以后我们认为是中速增长平台，增长速度是5%-6%之间，也可能是5%左右。中国进入中速增长期以后，潜在增长率其实也就5%左右，可能4.5%-5%之间。所以，增长5%-6%也属于高增长。根据我们的研究，日本到了中速增长期以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增长速度是4%左右。我国有5%-6%的增长率就属于高增长。所以，总的来讲，我认为中国经济通过这样的调整以后，也是在适当的收缩风险。增长的质量会提高，就像十九大提出的，经济会进入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

二、汇率很可能是评估我们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

前两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低，但是用美元计价的人均GDP在8000美元已经徘徊了一两年。原因是人民币汇率贬值，2017年国内的增长也可以，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涨幅比较大，原因是人民币汇率升值了。汇率的变动是对一个国家增长质量的评估。速度稍微降低，意味着风险的收缩，整个增长的质量有所提升，汇率会给评价。即使国内的增长速度不一定很高，但是汇率升了，最后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可以比较快的速度实现增长。我觉得，汇率很可能是评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观察的角度。

三、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下一步全球经济的增长如果平稳或者往上增长，发达国家主要是稳定，因为它的增长潜力已经差不多了。新兴经济体里中国高速增长期基本过去了，逐步进入中速增长期。现在已经具备一些条件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体，比如印度，能不能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比较多，需要关注包括统一的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企业家精神、政府能力、宏观经济稳定等等因素能不能具备。发达经济体这段时间主要是恢复期，恢复以后关键是能不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增长节奏。

当下有两个因素需要关注。第一个因素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包括减税和吸引美国之外的制造业回归的政策。美国具有比中国还低的要素成本，包括土地、能源、通讯、物流、融资等等成本，这对中国将来是一个挑战，包括减税以后要素成本比较低，是不是制造业会回到美国，我觉得还需要观察。因为迄今为止，一个已经完成了结构转换的经济体又要回归制造业是没有先例的。当然不排除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通过这些调整以后制造业比重可能会有所回升，但是很可能是一种新型的制造业，比如跟现在一些新的技术相结合。这个我们现在还可以观察。但是，总的来讲，制造业在全球如果重新配置的话，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是有影响的，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挑战。

第二个因素是全球前沿科技、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可能性空间的拓展，比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新一代的技术革命，有很多新的进展，比如无人驾驶，主要的技术问题都已经解决，现在就是一个社会适应性的问题。有人甚至讲了一个笑话，说到2030年的某一天，某个城市政府管理不力，居然有人开车上街了。人开车到那时是一个不安全因素，无人驾驶进展的速度很快。这些技术进步到底对经济增长带来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需要评估的。因为90年代美国的IC产业进展很快，但是对美国经济到底有什么拉动作用，经济学界感觉是一个谜，实际上它的拉动作用并不是很大。我们现在需要关注最近新的技术进展对未来经济增长，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包括潜在增长率是不是有提升的作用。中国现在这方面也有优势，技术变革的差距并不大。中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中国有庞大的市场，我们容易推广一些新的商业模式。一些新的技术可能是发达国家突破的，但是商业化是中国的。所以，不仅仅是发达国家能够首先转化为一种潜在的增长率，中国因为庞大的市场也有一些新的机遇。当然，这依赖于全球化下一步如何推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