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传播理论视角下的文化综艺栏目《见字如面》

黄鎔 秦耀华 湖南科技学院传媒学院

一、“培养”理论与《见字如面》概述

(一)简述大众传播“培养”理论

“培养”理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也被称为“培养分析”，姚丹曾写道：“该研究是在美国学者G.格伯纳的主持下研究的，“培养分析”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了考察由大众传播的特定倾向所引起的社会影响。”(1)因而培养理论认为：电视媒介向公众传输的内容是具有特定的价值观念和认识形态意向的，这些特有的倾向是用真实事件描述，以娱乐、游戏的形式传递给受众的，它的中心观念就是在潜移默化之中构成人们的现实观和社会观。大众传播媒介潜移默化的“培养效果”，主要表现在“主流上”形成的社会观和现实观，而在“主流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电视媒介，它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超越不同的社会阶层属性广泛“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所以格伯纳等人研究认为，培养作用就是所有接受了相同信息而产生的效果，培养和教导了共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二)文化类节目《见字如面》简介

2017年，黑龙江卫视推出的一档以明星诵读历史人物信件为模式的大型文化综艺节目《见字如面》。犹如一匹“综艺黑马”，该节目在豆瓣收获了8.9的高口碑评分，足见观众对它的肯定和喜爱。该节目起源于英国一个叫“LETTER LIVE”的活动，这个活动自2013年起在英国伦敦每年举办一次，精选出124封人们认为值得公之于众的信件，邀请各领域的名人为观众诵读。我国的《见字如面》在此活动形式上做了减法，更加注重信件内容和本身内涵，赢得了观众的高度认可。从《见字如面》、《朗读者》这类节目的高收视率反映了我国受众的文化审美和情感追求在不断提高，因而满足受众的文化需求迫在眉睫，弘扬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势在必行。

二、《见字如面》节目“培养”理论运用分析

“培养分析”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项研究被称为“文化指标研究”(cultural index studies)，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它包括三个方面：制度分析、讯息系统分析(Message System Analysis)、培养分析。(2)

(一)书信精选“制度分析”

“制度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大众传播的信息生产、传达和消费过程中的各种制度性压力和制约因素，揭示大众传播内容的特定倾向性形成的原因。(3)

《见字如面》用书信揭开历史帷幕，传承书信文化。节目用娓娓道来的形式，唤醒人们心中的念想，让人们体会到了木心诗中的“从前慢”，重拾书信文化的仪式感和文字的魅力。书信内容既要符合我国信息媒介的传播制度，对社会对公众产生正面影响，又要符合节目主题。因此，节目精选出来的信件极具多样性，有公开的、有私密的，有战争年代的、有和平年代的，更有家国情怀、私人情感。每一封信都是一个故事，它们有着，不一样的个人情绪，不一样的社会背景。但是每一封信都有着宏大的历史背景以及传世价值，每打开一封信就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历史场景。嘉宾在朗读中注入自己的感触以及情绪，相当于是在历史和人物背景下对信件内容进行的二次创作。比如张国立老师朗读的那一篇韩愈的《鳄鱼文》，用文言文翻译后的白话朗读出来，语言生动幽默，再配上老艺术家深厚的台词功底和生动的表演，使得文章内容、人物情绪一目了然。

(二)视听手段“信息系统分析”

“信息系统分析”在黄浩的《公益广告对大学生认知影响研究》一文中是这样解释的：“大众传播的讯息是通过语言、文字、画面等象征符号来传达的，这些讯息在根据一定的观点和意识形态进行加工整理后具有完整意义结构的系统。因而讯息系统分析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揭示媒介信息系统的整体倾向性。”(4)

《见字如面》通过慢节奏的镜头切换及安静舒缓的配乐形成文字的视觉化。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见字如面》能让一颗颗躁动的心安静下来，离不开它慢风格的视听手段。嘉宾娓娓道来的诵读配上节目慢节奏的镜头切换，让观众能更清晰的观察到信件诵读者的表情以及情绪变化，使观者在慢节奏的镜头画面中能够静下心来更加关注信件内容本身。《见字如面》没有华丽的特效包装，没有哗众取宠的另类剪辑，只用一人一信揭示历史背景、表现人物情绪，在不知不觉间延伸了节目文化内涵，弘扬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

(三)嘉宾气质“培养分析”

“培养分析”是信息系统分析的延伸，它的目的是考察大众传播的特定倾向所造成的社会结果。

《见字如面》的嘉宾选择原则“舍流量而重内涵”，邀请的都是演艺界的老戏骨和公认的实力派演员，他们的气质十分符合节目文化内涵。在当下娱乐化、商业化、模式化、同质化已经成为受众对综艺节目潜意识的情况下，这样的《见字如面》显得尤其的清新独特。《见字如面》是一档尊重演员、致敬经典的节目，它没有游戏环节，没有复杂的规则，更没有流量明星。它植根于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用具有正面影响力的演员和他们最擅长的方式，给受众展示历史文化的魅力。

《见字如面》第一季邀请了张国立、归亚蕾、何冰、林更新、王耀庆、蒋勤勤等10位明星，他们在现场观众的注视下，读出那一封封承载着历史背景、人物情绪的信件。通过张国立、归亚蕾这些老艺术家们朗读信件形成文化传播的正面影响力，充分调动这些老艺术家作为公众人物的示范性，影响受众形成文化共识。除了明星在第一现场朗读信件外，还有第二现场的专家学者讲评。第一季由主持人翟毓红和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中南大学教授杨雨组成拆信文化嘉宾团。许子东老师是犀利尖锐的理性代表，杨雨老师则是娓娓道来的感性代表，他们在第二现场对信件进行深度的个性化解读，更加丰富了节目的文化内涵，对受众产生更深层次的文化熏陶。

三、大众传播“培养”理论在《见字如面》的运用价值

根据李普曼的传播学观点，张洪利写道：“在如今大众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理论意义上的‘现实’产生着重要的关系：一是传播媒介有选择的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二是人们在自己脑中描绘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也就是‘主观现实’；三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5)接下来本文从这三点切入分析《见字如面》在潜移默化中对受众的文化共识培养：

(一)节目主题为受众创造“象征性现实”

不同于西方的自由主义媒介规范和社会责任规范，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着我国的大众传播制度要始终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在主题上，要符合正确的社会主义传播方向，以宣传党的思想和意志为己任，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在内容上，要健康向上，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见字如面》在主题和内容传播上都做到了。每一封信都是一个故事，通过这些信件里的故事折射出不同的历史人生，嘉宾的朗读让观众体会出每一个故事里的真善美。在这些承载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人物情感的书信里，有对民族国家的挚爱，有对儿女的希望，有对朋友的关切，但不管哪一种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二)节目现场设置补足受众“主观现实”

不同于电影电视剧采用画面去还原文字内容的表现方式，《见字如面》舍弃画面的直观功能性，始终关注文字本身，让嘉宾用他们最擅长的方式，通过朗读去表达信件内容。但是观众在对历史背景、人物经历不了解的情况下，对文字内容的理解是有限度的。所以节目组在第一朗读现场之外还设置了一个文学专家解读的第二现场，主要起到自然转场的作用和解答观众对信件历史背景、人物经历的疑惑，并且分享他们独特的个人见解。节目两个现场的设置使观众在经过第一现场的明星朗读之后产生的疑惑，能在第二现场专家学者的深度解读中得到解答。《见字如面》第一第二现场的设置给了观众除了文字内容之外的关于信件的历史背景和人物经历的信息，足够多的信息补充确保观众通过节目能够在自己的脑海里描绘出完整的图像，使得受众形成自己的“主观现实”。

(三)节目示范性地培养受众“客观现实”

不同于电视综艺娱乐游戏节目的商业“泛娱乐化”，文化综艺节目始终以示范性的形态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培养公众文化共识。首先，这种示范性体现在明星嘉宾的选择上。《见字如面》的读信嘉宾团是由从艺多年的老戏骨和实力派青年演员组成，他们不仅有表演实力，还有丰富的文化涵养和强大的正面公众影响力，这使他们与文化节目高度契合从而产生更大的社会文化影响力。其次，这种示范性体现在节目信件内容选择上。《见字如面》的信件大到国家民族之情，小到私人情感之爱，每一封信都有它值得公之于众的理由。如萧红写给弟弟的信《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在家长理短的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不仅是对许久未见的弟弟简单的嘘寒问暖，还有对所有在前线抗战的“小战士”的殷殷期盼和祝福。节目用这一封信以小见大地祭出那段宏大的历史背景，用萧红的情绪感染观众，告诉观众正视历史，不忘历史。

综上所述，《见字如面》对大众传播的培养理论进行了有效的运用，在传播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受众文化共识。在展示中华文化魅力的同时，激起国人对历史的思考、对书信文化遗失的思考、对自身的思考，使人们受到启迪并有所反思。

四、结语

《见字如面》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档明星朗读书信的文化综艺节目，第一季取得的高收视和好口碑以及在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培养公众文化共识方面所起到的社会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尽管如此，评定这档节目是否成功似乎还为时尚早。要想节目持续的迸发生命力就必须思索如何继续推动节目有效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就目前来看，《见字如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

注释：

(1)罗滌，温健琳.大众传播“培养”理论视域下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德育一元主导[J].中国青年研究，2013(6)，P99.

(2)罗滌，温健琳.大众传播“培养”理论视域下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德育一元主导[J].中国青年研究，2013(6)，P100.

(3)徐玲.传播学视角下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5，P71

(4)黄浩.公益广告对大学生认知影响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4，P11.

(5)张洪利.大众旅游传播效果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7，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