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的四种理论》视角下西方传统媒介理论的启示与反思之探讨

白灿明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一、西方四大传统媒介理论

首先是传媒的威权主义理论，其基本概念为传媒作为一个机构，其功能和运作是由组织化的社会通过另一机构——政府所控制的。其次是传媒的自由至上主义理论，弥尔顿认为，言论自由是上天赋予每个公民的自由，人们开始想要寻求言论自由，而不是受到政府，官员的控制，成为傀儡。再次是传媒的社会责任论，社会责任理论有一个大前提：自由是伴随着义务的，而享有我们政府特权地位的报刊，就对社会承担当代社会的公众通讯工具的某种主要职能。最后是传媒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苏联的公众通讯工具，是党的路线的发言人和国家的工具。苏联官方的论点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

二、启发

(一)新闻哲学

笔者对本书中阐发的“新闻哲学”思想非常歆慕。以前总认为，新闻学是一门实操性很强的学科，理论色彩较淡；有技术哲学、政治哲学等学科，为什么偏偏没有新闻哲学和传播哲学？看了此书，经过思考之后，笔者认为，之所以没有形成新闻传播哲学，有如下几个因素——

首先新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时间较晚；而哲学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思维体系，时间积淀的不足，导致新闻传播哲学不为人重视；其次新闻传播学科建立之初，由于政治分歧的存在、不同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世界技术发展的限制，这也导致了新闻传播哲学发展的迟滞。

(二)新的分类方法

在本书中，可以看到“制度人”新闻哲学观(以“人是手段”为假设的新闻哲学观)和“自然人”新闻哲学观(以“人是目的”为假设的新闻哲学观)之间的博弈。笔者进行的归类是：威权主义理论、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属于“制度人”新闻哲学观；自由至上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属于类“自然人”新闻哲学观。自由至上理论坚持认为：“人是理性动物，人本身就是目的。个人的快乐和幸福才是社会的目标”，“社会的首要目标是促进社会个体成员的利益”。而威权主义理论认为：“个人只有作为社会成员才能发挥其全部潜能”，“国家作为团体组织的最高表现形式，其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类似地，苏联共产主义中的“统一性概念及其对正误的严格区分是不会允许传媒行使‘第四等级’的功能”，“物质决定论的著述也表明，他认为传媒的控制权掌握在那些拥有媒体设备的人手中”。

笔者之所以在“自然人”新闻哲学观前加一个“类”字，是因为现实的状况表明，摆脱了政治阴影的影响后，金钱逐渐代替了政治权力，重又支配了各种媒介——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力来为自己谋福利。这就意味着，笔者不敢贸然将自由至上理论和完全归于“自然人”新闻哲学观中去。

三、反思

(一)作为“组织者”的苏联大众传媒

列宁在《怎么办》中说：“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传媒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中，这句话处于“苏联的大众媒介”这部分内容中，也就是在介绍苏联的大众媒介的角色和功能的地方出现了这句话。施拉姆对这句话的含义的认识基本正确，在“作为鼓动员、宣传员和组织者的大众传媒”的内容中，施拉姆主要强调了“作为鼓动员、宣传员的大众传媒”，对“作为组织者的大众媒介”却着墨甚少，只有两句话：“……他们的言行都是有利于党所组织的活动的。”和“大量报道官方信息，以利于党和工人组织顺利开展工作。”而且这两句话都反映了同样一个信息——利于党所组织活动的开展。这是一个外向型大众传播功能，施拉姆尚未注意到“作为组织者的大众媒介”也有内敛型组织传播功能。

例如延安整风运动中的《解放日报》改版(1942年4月1日)，看似是版面顺序和新闻内容的改变，实则“是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并使报纸为整风运动服务”。那报纸究竟要为整风运动进行什么服务呢？黄旦教授在论文《从“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再审视》中指出，从客观看，由于长期处于互为分割的根据地，中共中央的集中领导未必都能落到实处；组织和思想上看，当时还没树立起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绝对地位，(党内)对于党的路线、政策等等尚有各自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因此，所谓改造党，实际上就是要扭转此种组织涣散和思想混乱，在思想上组织上统一在毛泽东及其中央的权威下。而毛泽东及其中央正可以利用报刊强大的信息传达和宣传功能去“教化”全党。“党报改造与党的改造息息关联，既是改造党的前提，也是党报改造的目的。”所以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实际上就是彻底扼止和扑灭在毛泽东看来的‘独立性’、‘同人办报’的苗头，使报纸从形式、内容到体制，完全成为党组织——这一巨大集体——的喉舌，从而为党的一元化领导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施拉姆似乎并没有完整理解“作为组织者的大众传媒”的含义，仅注意到了外向大众传播型的组织者含义，没有认识到内敛组织传播型的组织者含义。

(二)对施拉姆《传媒的苏联共产主义》的争鸣

在《传媒的苏联共产主义》这部分内容中，笔者认为，施拉姆绝大部分是以“斯大林模式”的苏联进行考察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说：“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曾说：“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人民的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这说明，斯大林模式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表现——“简单的意识形态宣传取代了独立的思想探索”——并不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大众传媒的看法。

现在，我们可以整理出施拉姆的思维过程：大前提是“马克思主义根基”，即社会变革的辩证法、物质决定论的基础和无产阶级无国家的社会目标，小前提是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已经异化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模式，最后结论是书中第108页的苏联大众媒介的6种功能。如上所述，施拉姆对大前提的内容的理解就不是非常到位，小前提又是一个特异的“马克思主义”，结论必然难以服人。

幸好，施拉姆加上了一个拯救这篇文章的形容词“苏联(的)”；若没有这层界定，把“苏联式马克思主义”传媒观而“放之四海”，那他的研究方法就根本错误了。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人会认为中国的主导传媒理论是类“苏联共产主义理论”，但也不尽然：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完全排斥大众传媒的商业功能，而我国的传媒理论现在并不排斥这一功能；前者抵制大众传媒批评政府的功能，而后者可在有限范围内进行舆论监督。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言的那样，“传媒总是带有它所属社会的政治结构和色彩”，政治结构在持续变化，那么各国主导的传媒理论同样是动态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