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镇化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分化特征及其对生计策略的影响
——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

马聪，刘黎明*，袁承程，任国平,

（1.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193；2.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北京 100035；3. 湖南城市学院城市管理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中国进入快速城镇化阶段。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7.35%，比2015年增加了1.25%，并且将持续增长。城镇化，顾名思义，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的转变过程。在中国农村，快速城镇化最直观的表现是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大量涌入，农户生计策略开始由以传统农业为主向兼业化、非农化方向转变。农户作为农村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也是农村最基本的决策单元，其生计策略反映了农户在特定环境下基于特定生计目标做出的响应，会直接影响到农户自身和区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安全与自然资源的利用状况[1]。

对于农户生计的研究，国外众多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出了一些生计分析框架，主要有英国国际发展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际关怀组织分别提出的生计框架。其中，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是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国内外许多学者运用这一框架对生计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如可持续生计[2-3]、生计多样化[4-5]、生计与土地利用[6-10]、生计与生态环境[11-13]、生计与减小贫困[14]、生计安全[15]、生计脆弱性[16-17]、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1, 18-19]等等。

在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方面，依据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农户生计策略由自身所拥有的生计资本状况决定，而生计资本是该框架的核心[20]，是农户拥有的选择机会、采用的生计策略和抵御生计风险的基础，也是获得积极生计成果的必要条件[21]。鉴于该理论支撑，国内学者开始广泛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区多位于农牧交错地带或是欠发达的生态脆弱区[22-24]，而关于中国城镇化背景下发达地区农户生计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已有研究[1,22-23]一般将农户生计策略分为以农为主和非农为主2种类型，然后运用二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定量化探讨5类生计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生计策略分类比较宽泛，并且很少将每项资本细化来研究，研究方法主要运用二分类逻辑回归模型。

上海市青浦区作为中国发达地区，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户的生计资本分化特征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和研究意义。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青浦区为例，以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为理论基础，将5类生计资本作为研究核心，将其细化为13个具体指标（包括户均拥有耕地面积、户均实际耕种面积、家庭整体劳动能力等），根据样本区实地调研结果将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具体划分为5类（传统农业型、专业农业型、农业兼业型、非农兼业型和非农型等），通过建立生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明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资本分化特征，其中，生计资本量化指标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赋值，并对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运用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定量化模拟，识别影响农户选择生计策略的主要因素，为实现农户生计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1 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

生计框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研究生计的工具。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是农村可持续生计咨询委员会在发展研究所（IDS: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及其他机构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发展的[25]，它显示了影响人们生计的主要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某种联系（图1）。

该框架由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和制度转变、生计策略和生计输出5个部分组成。图中的箭头并非意味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表示诸要素之间一系列复杂的关系：脆弱性背景（包括趋势、冲击和季节性）既可以破坏又可以创造生计资本；结构和制度转变对生计资本的获取有深刻的影响，例如政府对基础设施（物质资本）、技术改革（人力资本）或地方制度（社会资本）等的投资政策可以创造资本，还有一些政策可以通过调节公共资源所有权来减少生计资本的获取，而人们的资本越多，对结构和制度的影响越大；结构和制度转变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资本组合与使用方式，拥有更多资本的人们会有更多的生计选择和在多种生计策略中转换的能力以维持生计；不同的生计输出影响农户生计资本[20]。总的来说，该框架以人为中心，处于框架中的人们在脆弱性背景以及与结构和制度转变的相互影响下，将其所拥有的资本进行组合使用，表现为不同的生计策略，并通过从事一系列的活动来实现所追求的生计输出，而生计输出结果又会反作用于生计资本，影响生计资本状况。

在同一区域内，由于脆弱性背景、结构和制度转变等外部因素相同，因此，农户生计策略由自身拥有的生计资本决定。在不同的资本状况下，人们的生计活动呈现多样化，并且相互组合起来形成不同的生计策略。本文在此借用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来研究青浦区农户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定量化关系。

图1 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20]Fig. 1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20]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上海市青浦区地处上海市西郊（120°53'～121°17'E，30°59'～31°16'N），太湖下游，黄浦江上游，土地面积共669.77 km2，占上海市总面积的1/10。境内地势平坦，水系丰富，海拔在2.8～3.5 m之间，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日照充足，雨水丰沛，农业较发达。青浦区共有3个街道，8个镇，共184个行政村和85个居民委员会。2015年末全区常住人口120.9万人，户籍人口47.2万人，其中非农人口34.2万人。2015年实现农业总产值22.8亿元，环比下降4.0%，其中种植业产值14.6亿元，林业1.1亿元，牧业2.2亿元，渔业4.2亿元。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在2016年4月和8月对上海市青浦区农户进行的2次有关生计的实地调研中得到的。根据抽样点具有代表性的原则，分别在青浦区东西两翼随机选取2个镇，东翼为白鹤镇和重固镇，西翼为金泽镇和练塘镇，每镇随机选取3个村，共发放372份关于农户生计的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和5种生计资本拥有情况。在调查过程中采用参与式调查法，与农户进行面对面访问，并向有关专家进行咨询，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回收有效问卷363份，回收率为97.6%。

2.2 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划分

从已有研究来看，由于研究视角、目的和区域的不同，农户生计策略分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原则。因此，本文在总结已有生计策略分类的基础上[8,24,26-27]，首先按照农户的谋生方式、家庭收入来源结构将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划分为农业型、农业兼业型、非农兼业型和非农型等4种类型。而在青浦区调查发现，该区自2006年起开始大力推行土地流转政策，并且为鼓励农户积极从事农业生产，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市财政局制定了种粮补贴政策：冬前深翻、秸秆还田和种植绿肥等均有资金补贴，农药、化肥和种子等有实物补贴，根据购置大型农业机械种类的不同也有一定比例的资金补贴。在土地流转和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引导下，青浦区土地开始大面积流转，促使一部分农业型农户开始从事土地规模化经营，土地面积多在20 hm2以上，需长期雇佣劳动力，将该类农户的生计策略命名为专业农业型；其他农业型农户则主要依靠家庭内部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土地面积一般在10 hm2以下，将其生计策略命名为传统农业型。综上所述，本文将农户生计策略划分为传统农业型、专业农业型、农业兼业型、非农兼业型、非农型等5种类型（表1）。

2.3 农户生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的建立

在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指导下，根据李小云等[28]等设计的适合中国农户生计资本量化的指标体系，结合青浦区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户自身特点等实际情况，本文设定了一系列生计资本量化指标。自然资本以户均拥有耕地面积和户均实际耕种面积2个指标来衡量，前者指最初每个农户家庭拥有的口粮地数量，后者指流转后每户的实际耕种面积，这2个指标可以显示出土地的流向和家庭生计特征。人力资本主要从家庭整体劳动能力、户主受教育程度和户主年龄等3个方面来考察。物质资本包括住房情况、生产性工具数量和耐用消费品数量等3项内容。金融资本以农户的户均家庭年收入、获取的补贴机会和无偿帮助等3个方面来衡量。社会资本包括农户家中有无干部和参加社区组织等2个方面的情况（表2）。

表1 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划分标准Table 1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for livelihood strategy types of farmers

表2 生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Table 2 Quantitative index system of livelihood assets

2.4 生计资本量化

2.4.1 生计资本指标标准化 为消除量纲不同对量化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于正向指标，计算公式为：

对于逆向指标，计算公式为：

式中：xij和rij分别为第j个量化对象第i项指标的原始数值和标准化后的数值，ximin和ximax分别为第i项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2.4.2 生计资本指标权重确定 国内对于生计资本指标的赋权大多采用主观或客观的单一方法。本文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来计算得到生计资本指标权重。首先应用层次分析法（AHP）和熵权法[29]分别计算指标权重，然后再运用乘法归一化公式计算各指标的组合权重：

式中：wi1和wi2分别为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计算得到的第i项指标的权重值，m为指标个数。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得到指标层对目标层的组合权重值，准则层对目标层的权重则由指标层权重相加得到（表3）。

2.4.3 生计资本核算 在各项指标标准化和权重确定的基础上，运用综合指标法计算各项生计资本的数值（An），计算方法为：

式中：An代表某项生计资本的数值，n=1，2，3，4，5； mn为某项生计资本分指标的项数。

生计资本总值（A）的计算方法为：

表3 生计资本量化指标权重Table 3 Weights of quantitative indexes of livelihood assets

2.5 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建立

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适用于分析因变量是分类变量、且水平数大于2的情况，根据因变量水平是否有序又分为有序多分类和无序多分类逻辑回归[30]。生计策略类型为无序多分类因变量，在定量模拟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时采用无序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

对于无序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SPSS首先会定义因变量中的1个水平作为参照水平，其他水平均与其相比，对k个自变量建立n-1个Logit模型（n为因变量水平数）。

式中：i=1，2，3，…，n，表示n个因变量的n个不同水平；p(y=i)/p(y=n)为y取值为i与n的概率之比，称为发生比；αi为各回归方程的常数项；βik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表示在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条件下，xk每改变1个单位，发生比的自然对数值改变量。

在模拟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定量关系时，以传统农业型农户为参照水平建立回归模型。因变量共5个水平：传统农业型、专业农业型、农业兼业型、非农兼业型和非农型，为无序名义变量，分别赋值为1，2，3，4，5。自变量为生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中的13个生计资本指标。由于自变量间可能会存在多重共线的情况，导致模型拟合不准确，因此需进行自变量的筛选，步骤为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模型共线性诊断。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生计资本量化与分化特征分析

根据以上研究方法计算得出农户生计资本单项值和总值，分别对每种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取均值作为该类型的代表数值。结果显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在单项生计资本和总值方面存在不同的分化特征（表4）。

自然资本方面，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大小顺序为专业农业型、农业兼业型、传统农业型、非农兼业型和非农型。主要原因是土地未流转时，农户家庭拥有的口粮地一般不超过0.3 hm2，生计策略未发生分化，因此该指标在农户之间差异不大；青浦区2006年开始实施土地流转政策，耕地面积在农户之间出现分异现象，大小顺序与自然资本总值相同，专业农业型农户最高，其土地经营规模一般在20 hm2以上，农业兼业型农户耕地面积在10～20 hm2范围内，传统农业型农户耕地面积多在10 hm2以下，非农兼业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多为满足家庭需要，耕地面积较小，平均0.1～0.2 hm2，非农型农户基本无地，主要向非农化方向发展。可以看出，自然资本大小与农户实际耕种面积成正比。

表4 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生计资本量化结果Table 4 Quantitative results of livelihood assets for farmers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人力资本方面，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大小顺序为非农型、非农兼业型、专业农业型、农业兼业型和传统农业型。主要原因是非农型农户在户主受教育程度和户主年龄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与其从事的非农活动相匹配；农业兼业型和非农兼业型农户在家庭整体劳动能力方面具有优势，这2种类型农户一般为老人从事农业活动，子女从事非农活动，人口较多，故整体劳动能力较强；非农兼业型农户主要从事非农活动，专业农业型农户从事大规模农业生产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支持，故二者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传统农业型农户受劳动力年龄、数量等的限制，3项指标均最低。

物质资本方面，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大小顺序为专业农业型、非农兼业型、农业兼业型、非农型和传统农业型。主要原因是样本区农户住房为统一标准的2层楼房，故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之间没有较大差异；专业农业型农户农业机械化程度高，故生产性工具数量较多；耐用消费品方面专业农业型和非农型农户较高，兼业型农户中等，传统农业型农户最低，这与其追求的生活品质相关。

金融资本方面，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大小顺序为专业农业型、非农兼业型、农业兼业型、传统农业型和非农型。主要原因是在户均家庭年收入方面，专业农业型农户从事耕地规模化经营，经济效益最高，其次是非农兼业型农户，该类型农户以非农收入为主，且有农业收入作为补充，再次为非农型和农业兼业型农户，传统农业型农户最低；除了非农型农户，其他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由于种植水稻、绿肥或冬前深翻等获得农业补贴的户数比例较高，而非农型农户拥有补贴机会的户数比例较低，故该项指标值最低；上海市经济发达，各生计策略类型农户在无偿帮助方面无明显差异。

社会资本方面，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大小顺序为非农兼业型、非农型、传统农业型、农业兼业型和专业农业型。主要原因是非农兼业型和非农型农户在家中有无干部具有显著优势，远远超过其他生计策略类型农户，原因是这2类农户均以非农活动为主，家中拥有干部的户数比例较高；5种生计策略类型农户在参加社区组织方面无显著差异。

综合以上分析，在生计资本总值方面，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大小顺序为专业农业型、非农兼业型、非农型、农业兼业型和传统农业型。其中，专业农业型农户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可以看出，上海市青浦区实施的土地流转和农业补贴政策，使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农户生计水平得到了提高；非农型农户在人力资本方面最高；非农兼业型农户在社会资本方面最多。

3.2 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影响的定量分析

通过自变量筛选过程，确定家庭整体劳动能力、户主受教育程度、生产性工具数量、耐用消费品数量、户均家庭年收入、补贴机会和家中有无干部等7项生计资本指标作为自变量进入回归模型。应用SPSS 21.0中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模拟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定量关系（表5），似然比检验显示P＜0.001，说明至少有1个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不为0，该模型拟合是有效的、有意义的。

由表5可知，相对于传统农业型生计策略，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生产性工具数量、耐用消费品数量和户均家庭年收入越多，农户越倾向选择专业农业型生计策略。其中，生产性工具数量和户均家庭年收入影响最为显著：当其他自变量不变时，生产性工具数量每增加1个单位，农户选择专业农业型生计策略与传统农业型生计策略的发生比将扩大73.995倍；户均家庭年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发生比将扩大4.187倍。这验证了表4中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在户主受教育程度、生产性工具数量、耐用消费品数量和户均家庭年收入等方面的量化结果：与传统农业型农户相比，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可以对农业生产进行科学管理，大量的生产性工具为规模经营提供了设备基础，充裕的收入为购置农业机械、化肥、种子、农药和雇佣劳动力等提供了资金保障，耐用消费品数量越多，说明农户以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为目标，因此更倾向选择专业农业型生计策略。

表5 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多分类逻辑回归结果Table 5 Results of the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for farmers’ livelihood assets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越高，户均家庭年收入越多，农户越倾向选择农业兼业型生计策略。其中，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影响最为显著：当其他自变量不变时，家庭整体劳动能力每增加1个单位，农户选择农业兼业型生计策略与传统农业型生计策略的发生比将扩大4 072.450倍。这验证了表4中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在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和户均家庭年收入等方面的量化结果：家庭整体劳动能力高的农户家庭多为三代或四代同堂，家庭人口较多，老人从事农业活动，子女从事非农活动，与传统农业型农户相比，因为有非农收入作为补充，所以收入较高，故采取兼业化的生计策略，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则为农业兼业型生计策略。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和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户均家庭年收入和家中拥有的干部人数越多，生产性工具数量越少，农户越倾向选择非农兼业型生计策略。其中，家庭整体劳动能力、户均家庭年收入和家中有无干部影响最为显著：当其他自变量不变时，家庭整体劳动能力每增加1个单位，农户选择非农兼业型生计策略与传统农业型生计策略的发生比将扩大12 406.800倍；户均家庭年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发生比将扩大3.340倍；家中有无干部每增加1个单位，发生比将扩大60.643倍。这验证了表4中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在家庭整体劳动能力、户主受教育程度、户均家庭年收入、家中有无干部和生产性工具数量等方面的量化结果：整体劳动能力高的家庭往往采取兼业化生计策略，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中拥有的干部人数越多，整个家庭越倾向非农化方向发展，这些都为从事非农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传统农业型生计策略相比，非农为主农业为辅的生计活动组合使得农户收入较高，促使农户更倾向采取非农兼业型生计策略。

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户均家庭年收入和家中拥有的干部人数越多，补贴机会和生产性工具数量越少，农户越倾向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生产性工具数量和户均家庭年收入影响最为显著：当其他自变量不变时，户主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与传统农业型生计策略的发生比将扩大857.482倍；生产性工具数量每增加1个单位，发生比将缩小0.038倍；户均家庭年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发生比将扩大2.710倍。这验证了表4中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在户主受教育程度、户均家庭年收入、家中有无干部、补贴机会和生产性工具数量等方面的量化结果：与非农兼业型农户类似，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中拥有的干部人数越多，越倾向于非农发展，较高的非农收入促使农户采取非农型生计策略而放弃农业生产，因此，与传统农业型生计策略相比，生产性工具数量和拥有的补贴机会很少。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应当指出的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给予适当的农业技术支持，培养新型职业化农民，如对农户开展农业相关方面的培训或进行实地技术指导等；也应考虑通过一些政策鼓励乡镇企业的成立或招商引资，实现农民家门口就业，解决年轻人由于外出就业无暇照顾老人的后顾之忧，由此一来，家庭整体劳动能力上升，促使传统农业型家庭向农业兼业型或非农兼业型转变，实现了生计的多样化，增加了家庭收入；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是限制农户非农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应在教育方面加大投资力度，鼓励农民参加成人教育，提高文化水平，为农民就业提供知识保障，促进农民生计可持续。

4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上海市青浦区自2006年起大力推行土地流转政策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了农户土地规模化经营模式的演进，促使当地农户的生计策略发生了分化现象，主要包括传统农业型、专业农业型、农业兼业型、非农兼业型和非农型等5种生计策略类型。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存在差异，大小顺序依次为专业农业型、非农兼业型、非农型、农业兼业型和传统农业型。其中，专业农业型农户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非农型农户在人力资本方面具有优势；非农兼业型农户在社会资本方面表现最佳。

农户所拥有的不同生计资本状况影响其生计策略的选择：家庭整体劳动能力、户主受教育程度、生产性工具数量、耐用消费品数量、户均家庭年收入、补贴机会和家中有无干部等7个变量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以传统农业型农户为参照，在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条件下，生产性工具数量和户均家庭年收入对于农户选择专业农业型生计策略有显著促进作用；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对于选择农业兼业型生计策略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家庭整体劳动能力、户均家庭年收入和家中有无干部对选择非农兼业型生计策略有显著促进作用；户主受教育程度和户均家庭年收入对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户均家庭年收入对于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它作为金融资本可以与其它类型的生计资本进行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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