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妈祖信仰研究现状分析

2018-03-28 15:03张宜强
关键词:妈祖信仰研究

张宜强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350007)

妈祖是源于福建莆田地区的海上女神,自宋以降,由平凡人家渔女成为天后,由区域神灵成为东亚、东南亚的海上保护神。梳理妈祖信仰研究的历史,对于更好地研究与弘扬妈祖文化、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具有现实意义。除了传统文献资料的整理汇编外,随着新史学的兴起以及西方人文科学方法的引进,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妈祖信仰研究开始起步。举其要者,这些研究可分为二类。一类是传统历史学角度的切入,在分析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考察妈祖信仰的兴起地点、时间、历代敕封情况,以及妈祖信仰在扩散过程中的传播主体、传播途径、传播区域等,代表性成果有李献璋《妈祖信仰研究》、蒋维锬《历代敕建妈祖庙考略》以及徐晓望《妈祖信仰史研究》等。二是多学科、多角度切入妈祖信仰,如宗教学、体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中人类学成果最为突出,其研究主旨在于以妈祖信仰为媒介,分析妈祖信仰在国家社会中的作用,从而透视国家力量和民间社会的关系。代表性成果有林国平《妈祖籖谱考释》、甘满堂《女神与家事·国事:临水夫人与妈祖的比较研究》、张珣《文化妈祖》、林美容《妈祖信仰与汉人社会》、孙晓天、李晓非《从孤山妈祖信仰看神的再标准化》等。本文从妈祖信仰的文献资料编撰、妈祖信仰研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权力话语在妈祖信仰中的在场三个方面入手,梳理妈祖信仰研究的主要历史脉络,最后对妈祖信仰研究的未来做出展望。

一、妈祖信仰文献的整理与汇编

自从宋代妈祖信仰兴起之后,妈祖信徒以及当地文人士大夫汇编的关于妈祖显灵的文献开始问世,成为后世研究妈祖的基本文献。研究发现,现存最早的关于妈祖的文献资料是南宋廖鹏飞所写《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其中记载,妈祖“姓林氏,湄屿人,初以巫祝为事,能预知人祸福”。此后,关于妈祖的资料越来越多,散见于正史、政典、野史、方志、家谱、族谱、碑刻铭文、文人笔记、私人文集以及其他文献之中。自宋至清,文献繁多。本文根据时间先后,择其要者简述如下:元代张翥的《天妃灵著录》,该书把妈祖传说定型化。明代后期僧人照乘的《天妃显圣录》影响颇大,该书收录了妈祖传说、天妃功绩、朝廷历次褒封情况。在《天妃显圣录》的基础上,增加了天妃在清朝的显灵事迹,以及满清王朝对其敕封记载,出现了《天后显圣录》。清代乾隆年间,莆田儒生林清标编述《敕封天后志》一书,该书在妈祖信仰发展史和研究上值得重视,增加了妈祖的世系考、贤良港祖祠考、湄洲祖庙考等内容,同时该书提出妈祖的出生地并非湄洲而在林氏族群聚居的贤良港。清代光绪年间,杨浚编写《湄洲屿志略》,该书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增加了清代后期敕封妈祖的史实。

上述几本志书编撰主体主要是妈祖的信徒,记载了妈祖生平的部分事迹和历代关于妈祖封号、祭祀典礼,保留了不少民俗内容,但主要目的是通过宣传妈祖灵验来吸引广大信徒,因而也存在多方附会妈祖的生平事迹和出身背景等问题,和正史无法印证,加之与现实利益的纠缠,因而对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干扰。

妈祖研究资料编撰的另一高峰是20世纪90年代,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是蒋维锬收集整理的《妈祖文献资料》。该书依据年代的先后顺序,分别整理了宋元明清时期妈祖信仰的资料,约有四百篇,并对作者生平、历史背景、成文年代和版本异同以及资料进行了评论。

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湄洲妈祖庙董事会等合编的《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1],汇集了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间的妈祖档案资料146件。资料主要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内阁、军机处、故宫、内务府等卷宗,按照时间顺序编录,内容主要涉及清政府册封琉球国王、为妈祖请匾的记载,以及历代清朝帝王加封妈祖有功于社稷的谕令。该书为清代的妈祖研究提供了准确的档案资料,使得研究清代官府和妈祖的关系成为可能。

《妈祖研究资料目录索引》[2]虽然只是一本目录索引,没有正文内容,但其价值在于搜集资料全面,为研究者提供了详细的妈祖研究资料来源。该书分为上、下二卷,上卷为历史文献卷,下卷为现代论著资料,收入近两千条目录索引。值得一提的是,《妈祖研究资料目录索引》还收入了日文、英文等外文资料,但也有学者指出这一部分不够充分[3]。

《妈祖文献史料汇编》是以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为主编撰的大型史料汇编,迄今出版了三辑,共16本,囊括了宋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时段的文献资料,按照碑刻、散文、诗词、档案等分类编排,为学界提供了极大便利。

鉴于《台湾文献丛刊》仅仅搜集台湾地区文献,大陆学人编撰了《台湾文献汇刊》100册。随后再次编撰《民间遗存台湾文献选编》25册,以及闽南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海峡和平协同研究中心联合策划的《台海文献汇刊》60册。这三部丛书搜集史料广泛,其中包括不少少数民族地区的妈祖信仰习俗,对于学者扩大妈祖研究范围提供了极大便利。

上述妈祖文献汇编和整理具有重要意义。将分散于各地各处的文献汇集一处,使得妈祖研究文献可征、妈祖现存遗迹可与文献史料互证,为妈祖信仰研究做好了奠基工作。学者延续传统考据的优良传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郑丽航《宋至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妈祖综考》一文从朝廷赐额封号、祀典等级、祭祀规格三方面分别论述了妈祖在宋至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发展历程[4]。李伯重《“乡土之神”“公务之神”与“海商之神”——简论妈祖形象的演变》则把妈祖在不同信仰者心目中的形象做了细致区分,认为至少存在三种影响较大的形象[5]。在此基础上,阎化川《民间信仰的“正名传播”及其路径考察》对妈祖从本为女鬼后来发展至女神的嬗变过程进行考察,指出升格为正祀的“正名传播”途径存在自下而上的过程,即由地方官、绅等精英阶层予以“文化过滤”,祛除不合时宜的内涵[6]。

二、从封建迷信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1902年梁启超撰写了《新史学》长文,提出告别陈旧的史学,开创新史学,对学界影响极大。此后学术研究开始突破所谓上层雅文化的狭窄视野,逐渐关注普通民众的俗文化。在这一时代潮流下,妈祖信仰研究受到现代学者的关注。顾颉刚、容肇祖率先进入这一领域,分别发表同名论文《天后》。二人的文章延续了传统历史学的途径,主要是考证妈祖习俗的基本事实,以罗列史料居多,并无深入研究。1941年韩槐准《天后圣母与华侨南进》一文,结合华侨的开拓史来研究妈祖信仰的传播,指出妈祖在华侨对外拓展中起到了精神支柱的作用[7]。1950年,朱杰勤《福建水神天妃考》一文对妈祖信仰起源有所探析,认为妈祖信仰与经济落后、文化闭塞、交通原始有关,并预言随着科学昌明,这一信仰必将没落[8]。

上述文章在延续传统历史学方法的同时,借鉴了现代民俗学与人类学的一些方法,对妈祖信仰研究基本史实做了辨析,但由于受到西方科学主义、反传统思想以及启蒙主义视野影响,往往把妈祖信仰归结为封建迷信,认为“唯有经济落后,文化闭塞,仍用木船为主要水上交通工具之地方,始立庙以祀之”。换言之,随着科学昌明、时代进步,妈祖信仰必将消亡。归纳上文不难发现,在20世纪上半期,由于受一系列反传统激进思想的影响,中国学者虽然很早开展了对妈祖信仰的研究,但仍然带着强烈的激进色彩,而且角度较为单一,政治色彩浓厚,以批评为主[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相关研究无太多成果。我国台湾地区有关研究有所进展。李献璋在日本国学院以妈祖信仰研究写成博士论文,随后将其系列研究成果结集题名为《妈祖信仰研究》出版[10]。这本书通过对史实的考证,追溯了妈祖传说的起源与嬗变,宋代以来朝廷的敕封以及对妈祖信仰兴衰的影响,妈祖在莆田地区发祥并沿海岸线向浙江、山东到达辽东半岛乃至日本,以及福建以南的广东、香港、海南。但该书忽略了妈祖信仰沿运河向内陆的发展,其次固守于航海保护神这一神性,忽略了诸如妈祖在商业上的神性以及在妇女儿童保护上的神性。海外妈祖信仰仅仅关注了日本,忽略了东南亚的广大地区。尽管存在些许遗憾,但瑕不掩瑜,此书作为妈祖研究史上的第一部专著,引证丰富,论述严谨,许多观点至今仍然可信。

20世纪80年代区域史研究不断兴起,区域性的妈祖信仰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之同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妈祖研究得到沿海各地方政府的支持,连续多年举办国际妈祖学术研讨会,推动了妈祖信仰研究的深化。凭借前人整理考析的文献资料,各大高校涌现了一批以区域妈祖信仰为主题的硕博论文,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如海南[11]、广东[12]、福建[13]、浙江[14]、上海[15]、山东[16]、天津[17]、辽宁[18]等,同时包括部分历史漕运、河运地区的妈祖信仰。上述硕博论文主要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妈祖信仰如何从莆田湄洲岛通过海运在何时到达上述各个地区,以及妈祖信仰在传入其他地区时通过何种方式进行在地化,从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妈祖信仰随着海运路线的变迁而发生转移这一动态过程也得到重视。值得肯定的是,上述论文在参考前人资料的基础上,也对当地妈祖信仰的实际载体——妈祖庙里保留的古代碑刻、当地长者的口述资料进行辨析采纳。这种将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发掘出大量以往学者并不关注的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和口述资料,使得区域性妈祖研究的深度大大推进,也成为热点之一。妈祖信仰申遗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下考察区域妈祖信仰的活态传承也逐渐获得发展。这种各个大小区域的妈祖信仰个案研究,使得该区域内妈祖信仰的发展原因和特点更加明显[19]。

通过申遗,妈祖信仰及相关庙宇、习俗活动均获得合法地位与公开承认。与之同时,地方政府对本地文化也表现出了浓厚兴趣,积极发掘和恢复以往遭到破坏或濒临失传的地方文化、习俗技艺。在这一趋势下,作为地方文化中重要部分的妈祖文化及其相关习俗也获得重视,沿海地区从南部的海南到北部的辽宁,各地天后宫成为当地旅游景点之一,一系列习俗活动也成为亮点。

正因为妈祖信仰实现了从封建迷信到民俗文化的转变,因而各地区均开始关注妈祖与本地的联系,具体体现为各地妈祖宫庙的恢复和妈祖传播史的研究。妈祖信仰以莆田、泉州为中心向北方沿海发展,最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其中杭州和宁波这两个沿海城市妈祖庙的建立意义极为重要,起着枢纽性的辐射作用,是妈祖信仰在江浙一带也即中国宋代以来经济文化中心区域开花的重要一环。以这两个地方为中心,周边地区纷纷立庙建宫,妈祖信徒增加,妈祖信仰获得长足发展[20]。妈祖信仰的传播特别是在海外的传播,大体来说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册封使、官吏等官方途径,一种是通过华侨、商人等民间途径。这两种途径不仅把妈祖信仰带到海外,还为妈祖信仰的立足创造了社会条件[21]。

总结妈祖信仰研究不难发现,妈祖信仰由产生地莆田向四周不断传播主要是依靠商人、官兵以及道士,而且与具体历史时期官方对妈祖的敕封紧密相关。

三、“权力话语”视角下的妈祖信仰研究

权力话语由福柯提出,是用于研究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的互动关系的理论,强调权力对于知识和话语的建构作用。该理论在探讨帝国政府权力和民间信仰的关系中获得了有效的生命力。研究发现,帝国政府通过对民间信仰的鼓励、打压等手段来维系基层社会的有效秩序,而民众则和地方士绅合力通过借助民间信仰符号来表达地方对中央和国家的诉求,二者是一种互惠互动的关系。美国人类学家华琛《神明的正统化:华南地区对崇拜神明的鼓励(960—1960)》在妈祖信仰研究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可谓开创了新的范式[22]。自此之后,神明的“正统化”这一概念成为包括妈祖在内的整个中国民间信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然而对于该文章,学术界也有不少异议。有学者提出,妈祖信仰在发展过程中除了国家权力通过封赐等从上到下的力量之外,还有一种力量,即妈祖信徒以及地方士绅通过去巫化从而主动适应王朝权力和儒家祭祀礼典的要求。正统化与去巫化这两种力量共同推动着妈祖信仰摆脱早期的巫觋色彩与地方内涵,使其形象与价值内涵发生变化。这种面对王权的自我规训导致的改变对妈祖从地方之神走向沿海居民共同信仰的神灵,进而成为跨区域的最大海神提供了强大的力量。对典型神明的研究为其他民间信仰中或其他地区的神明研究起到了示范的意义。

孙晓天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辽宁地区妈祖文化调查研究:以东港市孤山镇为例》[23]。该书颇多创新,尤其是关于妈祖信仰与权力关系方面的讨论值得肯定。在王朝远去、时代革新的历史大背景下,以妈祖信仰为核心的妈祖文化也获得了各界的支持。2006年5月,湄洲妈祖祭典获批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09年9月,由中国政府提名的妈祖信俗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个信俗类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莆田地区第一个世界遗产。这标志着妈祖信仰由原来区域性、民族性的文化,提升到整个人类共同遗产的层面,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这两件事在妈祖信仰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妈祖信仰以“信俗”的名义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其有了更大的影响。从地方信仰与民间习俗走向国际,这是我国其他区域的神灵信俗所无法匹敌的[24]。

妈祖信俗再次获得国家层面并且获得国际层面的保护,其影响走出国门,这对妈祖信仰及其内涵也会产生影响。王丽梅《妈祖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现代社会功用》指出了以妈祖信仰为核心的妈祖文化在传统社会可以发挥服务统治者的作用,在今天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积极作用[25]。换言之,妈祖信仰的核心价值具有永恒性,可以为社会秩序构建提供有效支持,尽管在宏观层面(或公共层面)与微观层面(或民间层面),不同群体对妈祖信仰的理解存在差异。

四、未来展望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妈祖信仰前后嬗变和权力话语对妈祖信仰的影响三方面的归纳,可以看出妈祖信仰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坚实资料的基础上,学者们也借鉴人类学的方法结合田野调查,使妈祖信仰研究更加深入。但妈祖信仰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妈祖信仰的地域化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福建一地和周边几个省份,天津和东北等地的妈祖信仰研究仍然还有广大的开拓空间。加强南北合作,改变妈祖信仰研究南热北冷的局面,扩大妈祖信仰研究的范围与影响,实现南北资源的共享和开放,成为迫在眉睫之事。

学术研究的推进除了资料的收集整理,也需要理论创新。多年来,妈祖信仰研究成果呈现出增长趋势;然而,理论创新方面却乏善可陈。这就制约了妈祖信仰研究的深入开展。未来妈祖信仰研究方向可以从三个角度入手。

(一)妈祖信仰如何发挥海上和平女神的作用,对妈祖信仰在新时代的变化进行探索

作为海峡两岸的共同信仰,妈祖信仰如何在沟通交流中发挥加深感情纽带的作用,进而结合国家政策与方针探究妈祖信仰作为和平女神在沟通交流方面的价值,凸显学术研究的现实价值,是妈祖信仰研究获得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和动力,也是当下获得各界支持的重要背景[26]。妈祖信仰的中华文化认同的情感纽带作用必将越来越得到重视,对其深入研究和弘扬有助于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二)深入挖掘妈祖信仰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挖掘妈祖信仰本质以及妈祖信仰在当下社会治理中的功能

从世俗社会层面而言,妈祖信仰在当今社会中还有加强人际间的亲缘关系和发挥海内外华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纽带作用。妈祖信仰的核心包括忠于国家、救民济世等。对妈祖信仰的核心可以有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要文化资源,为社会安定有序做出贡献[27]。

(三)从经济和管理层面整合妈祖文化资源,开发相关旅游产业

重视以妈祖信仰为核心的妈祖产业研究,加强对妈祖文物的保护和对妈祖庙的管理,整合妈祖文化产业,发掘妈祖文化的内涵。妈祖文化在与各地区的不断交流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目前,湄洲岛作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一,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由此产生的其他效益也十分显著[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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