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五代守护故宫文物的家族

佚名

梁金生69岁，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两点一线，38年里搬了2次家，换了5辆自行车。“不喜欢跟人挤公交，一堵车他就急。”都是退了休的人，梁金生有一种妻子苏剑始终理解不了的急迫感，“他恨不得每天一出门，就能立马坐在故宫那间办公室里。”

他的生活轨道在文物和历史里穿梭。“我们一家五代人都在故宫工作，要论工作时长，除了皇帝，没有比我们更久的了。”2017年10月，在浙江卫视一档节目里，他一句话逗乐了台下的观众。到了岁末12月，综艺节目《国家宝藏》播出，年轻人看了他家的故事，在微博上刷屏：“看哭了！”

退休前，梁金生是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主任。他主持完成了故宫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文物清理，180多万件文物，精确到个位。故宫人叫他“大内总管”。

三十多年“翻旧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爷爷梁廷炜和父亲梁匡忠参与护送故宫文物南迁躲避战乱。1949年，梁廷炜又运送部分文物去了台湾，梁匡忠留在南京。“原以为跟以往每次迁移一样”，不想，家人分隔两岸。紫禁城运出的13491箱文物一分为三——南京、北京、台湾，“三个地方的箱子数加起来，最后对不上。”粱金生说，由于历史原因，很多东西无从查找。

那个年代，爷爷梁廷炜去台湾的经历，被认定为“盗窃国家文物罪”，梁家人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1968年，梁金生在内蒙古插队。插队的牧场场长信任梁金生，推荐他在当地小学教书。知青返城时，他帮“从不求人”的梁金生办下了回城指标。“为了孩子，也得回北京。”场长劝他。梁金生想，“要回北京，就一定要回故宫。”1979年，31岁的梁金生因为年龄超标，考进了故宫唯一招收30岁以上员工的工程队。在工程队，他和泥、搬砖，当壮工。干了5年泥瓦匠，身体开始吃不消时，他调到了保管部，主要管理库房和账目。

于是，梁金生在故宫到现在，主要干一件事，管账。清官里的遗存按不同时期被编上了不同的编号。梁金生需要一件件核查，还要把不同编号的文物进行考证、理顺。“一件件核查，挺难的，但是钻进去，就像跟不同时期的历史对话。”从2003年到2010年，他主持了故宫第五次文物清理工作，卯足了劲儿“想给故宫做一本清清爽爽的文物账”。这7年时间，梁金生晚上做梦会梦见账本。“梦见账上对不上的东西，在梦里知道从哪里着手去查。”王硕协助粱金生管理账目，刚入宫那两年，她觉得梁金生挺严厉的。“七年文物清理，一百八十多万件东西，一件一件去找，每个数字一点一点算出来。”2010年，文物清理结束，他写了10万多字的验收报告。清理解决了一部分历史遗留问题，还有一部分没解决。总结会上，院里给他颁发了首个特殊贡献奖，可他不甘心。六十多岁的他没忍住，做报告时哭了一场。

眼下，梁金生正在核对的是《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这本书从故宫保管部的老人手里传下来，记载的是溥仪通过溥杰偷出清宫的书籍和书画。“只要系统里有，就说明当年失散的东西已经找回来了。”他专门选了一根大红色的铅笔，找到的文物，会在目录的名字上画一个红圈。书里记载了两千来件文物，画圈的不到两百件。2017年9月核对完一遍，反过头又开始复核。

“倚老卖老”

从1985年开始，梁金生开始写工作日志，到现在，巴掌大小的牛皮纸笔记本，摞起来已经是几座小山。在同事眼里，梁金生是故宫的一个支柱，“所有经他手的事儿，都有详细的记录。”

有一次，梁金生跟美国人谈判，对方一定要（借）乾隆大阅图。“不行，乾隆大阅图去年出国，今年刚回来，绝对不能给你们（展览）。”僵持不下时，美国来的同行在院子里跟故宫的外事“吐槽”：你们这个梁先生怎么这么死板？

他心里有条原则，为了这个，他不怕别人说他“倚老卖老”。在账本里埋头久了，对领导他也會“唱反调”。有一年，某部委到故宫来，要给可移动文物定价，“国家应该掌握一个博物馆藏品的价值”。“我说定不了，定了没意义。”他给领导举例子，“齐白石一个扇子，1952年买的，花了15块钱，写上15块，能代表什么呢？文物是无价的。”会议开了两天，梁金生犟了两天，最后没办。“调查文物的损伤情况，可以对决策者起到参考作用的工作，应该做。上面为了完成任务要做的工作，不能做。”

推着他往前走的，很多都是故宫外的普通人。1985年，民国时天津第一名医陆观虎的外孙潘大卫，找到梁金生，“要捐给故宫一对儿珐琅冰箱”。冰箱是故宫里流出的，陆观虎疼爱有加，天天用核桃油擦拭。文革结束后，潘大卫想让冰箱物归原主。“我们要给他一万块钱作为奖金，”梁金生回忆，潘大卫听见就蹦起来摆手：“不要，绝对不要，就写一个市民捐赠，名字都不要写。”也是在1985年，河南农民何刚，把在自家院子里挖出的一缸银器，全部捐给了故宫。当时文物贩子扛着一麻袋钱去找何刚，他觉得“东西是国家的，得给国家”。

“他们觉得故宫是那些宝贝最好的归宿，境界是这种的。”他把手向胸前抬了抬。

“我乐意啊”

“画卷打开，再卷上，连续见光，”梁金生皱着眉头，抖抖双手，“它承受不了。”上世纪90年代，一家文物单位曾向故宫借过一批文物用于展览。2004年，梁金生去看文物的情况，“妃子们穿的彩色花盆底儿鞋，（晒）成白色了。慈禧给狗做的狗衣，也成了白色了。”让文物休眠，成了他力推的一项制度。2005年，在梁金生的提议下，故宫通过了《关于文物保管的规章制度》。他最有成就感的，是把文物的休眠制度，写了进去。按照制度要求，凡是从库房里拿出来的“一级品”文物，展出结束后必须休眠3年，3年内不得再出库。

退休前，故宫开始做藏品的数字化。他好像觉得重任在肩，一夜之间学会了用电脑。他不仅学会了打字，还跟中科院合作，帮故宫开发了一套文物查询系统。退休返聘后，故宫没人给他记考勤。14年前买来那辆自行车还是每天7点从家出发，1个小时后，办公室的门被如约推开。

2008年，刚退休那会儿，返聘费每个月给980块钱。外面有人高薪挖他：“就给九百多你也干啊？！”他笑呵呵拒绝，“我乐意啊！”

“他像一块板子，就钉在那儿了”

梁骏印象里，父亲一年四季都是衬衣、西裤。“他活在自己的一套规则里，夸张点说，烟灰缸换了地方，可能都得急。”在家人看来，梁金生古板。老伴儿苏剑爱热闹，退休之后，不存钱，全世界旅游。梁金生只和她出去过一次，“有苏联情结，只俄罗斯那趟去了”。更多时候，在苏剑眼里，他像一块板子，“搁到故宫这一个地方儿，就钉在那儿了，拉不动。”梁金生对故宫以外的世界没有很大的热情。

梁金生有个心结，也是梁家人的心结——分散在北京、南京、台湾的文物能够真正聚一次首。儿子梁骏年轻时不理解，“在我看来，存在哪里都一样，文物是全人类的财富。”后来听父亲念叨多了，他开始明白，“对他来说，迎文物回家，就相当于等亲人团聚。”

（苏紫欣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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