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赵当如，陈 为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武汉 430070）

引言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常态”以来，就已经说明我国的经济动力逐渐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也是在构建知识型社会、创新型社会的阶段中一个必然趋势。文化创意产业就在构建知识型社、创新型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并且我国文化部在2017年发布《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指出，“十三五”时期是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决定性阶段，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都说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地位逐渐提高。据统计，2016年的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3.7%，占总GDP的4%；201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3.5%，占总GDP的3.97%；2014年的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2.1%，占总GDP的3.76。可以说，我国文化及其相关产业近年来发展活力突显，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亮点之一。虽然我国部分沿海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总GDP的70%以上，并且增长率也达到15%以上，但我国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只占全国比重的7.1%左右，增长率也从前几年的10%以上降到了7%左右。虽然这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但根据国内学者许焯权[1]（2007）还有于嘉[2]（2009）、朱自强、张树武[3]（2012）以及鲍枫[4]（2013），还有国外学者Fikri Zul Fahmi等[5]（2016）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可以发现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情况可以通过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发展而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文化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融入了创意元素，它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通过以上的数据可以说明我国东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得不均衡，东西部差距逐渐加大，虽然西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也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但劣势却同样明显，发展环境的落后就是西部地区最大的劣势[6]。在当今的大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不仅会受环境影响，还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政府、政策、外界还有居民行为的影响，研究这些因素对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作为21世纪欧美国家的朝阳产业和我国的新兴产业，国内外学者就如何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李景平、王燕、杜璐璐（2016）指出，文化创意产业发挥强大的要素资源黏合功能，这在经济转型的常态下起到战略性推动作用[7]。王鹏（2007）提出，首先就要建立市场机制，达到开拓国际市场的目的来增加对产业的投资，才会对文化创意产业有推动作用[8]。石建莹、刘琦（2015）也认为，提高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化程度，加快人才的培养是发展西部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9]。Fikri Zul Fahmi、Sierdjan Koster、Jouke van Dijk（2016）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新知识的驱动[5]。Elena Zukauskaite（2012）认为，大学知识在文化产业中起到重要的作用[10]，说明知识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杨微（2009）指出，大力引进创意产业人才可以为产业发展奠定强有力的人力基础[11]。而吴建荣（2006）则提出，政府的支持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极为关键[12]。M2 Presswire（2010）也指出，政府对文化教育机构的支持是促进创意人才产生的一个原因[13]。美国区域经济学家Florida（2002）指出，在人才、技术、基础设施、环境这几个因素中人才是发展省域业最重要的因素[14]。俞黎文（2011）和张波、曲小刚、舒小林（2016）都认为，信息技术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有功不可没的作用[15～16]。文、胡兵（2014）利用截面数据空间自回归模型，对以上几个因素进行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省际研究，发现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正向自相关，而且表明技术才是推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因素[17]。

通过以上学者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研究，可以说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因素有很多，而且部分学者是将其他地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经验直接借鉴过来。可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很强的地域性，如果直接借鉴过来的话意义并不是很大，无法知晓这些措施的可行性。并且考虑到地域性影响的学者大多运用截面数据来分析相关问题，考虑到截面数据本身有缺陷，所以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并不是很令人信服，加上有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模型一般都是线性模型，即一种因素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程度呈线性关系。但实际上，这样的结果往往不是很准确，因为要素的边际效用最终都是递减的，不可能效用一直保持不变。而且对于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之前的学者提及到的因素是否是影响我国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果是的话，它们的影响程度又怎么样排序?如果不是的话，目前哪个因素最重要?同时国内有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而现有的文献大多是对我国东部和中部省份的研究，而对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就比较少。基于以上学者研究的基础，本文通过对我国西部11个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几年来的发展的考察，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我国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进行研究来解决上述问题。

二、文化创意产业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构建

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包括广播影视、动漫、音像、传媒、视觉艺术、表演艺术、环境艺术、雕塑、广告装潢、服装设计、软件和计算机服务等方面的创意群体。结合国家统计局印发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以及前文所提到的各学者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本文中研究的“文化创意产业”和《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文化产业”的统计范畴一致。基于以上文献回顾，本文以各地区的文化文物部门所属机构总收入作为衡量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指标，即以文化文物部门所属机构总收入（Industry）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依据上文中提到的研究理论，选取人才、技术、市场、政府四方面因素综合分析它们对我国西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的影响。

在影响因素替代的指标选取中，本文选取我国西部省份的政府与市场的比例（Market1）、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程度（Market2）、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Market3）、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Market4），还有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程度（Market5）五方面作为市场化程度的替代指标，以上五方面指数的值越大，就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对文化事业的财政拨款和对固定资产投资表明着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支持程度，所以本文选取文化事业财政拨款（Government1）和人均文化体育娱乐固定资产投资（Government2）作为政府支持程度的替代指标；各地区有效专利数量及各地区高技术产业产值情况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技术水平，本文将有效专利数（Techology1）与高技术产业产值（Techology2）作为衡量地区技术水平（Techology）的替代指标;一般一个地区某一产业的人才的供给反应在产业的就业人数和当地高技术人员数量上，所以本文选用我国西部各地区文化机构从业人数（Talent1）和研究与开发机构人员数量（Talent2）衡量人才的供应程度。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2010—2014）》《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0—2014）》《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4）》《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0—2014）》《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0—2014）》。

三、实证分析

（一）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考虑到我国西部各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可能有区域上的联系，所以本文先对我国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做空间自相关分析。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性表现在一个分布区域内文化文物部门所属机构总收入这一数据之间潜在的相互依赖性，表现为地理单元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程度这一属性的空间集聚特征，反映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程度的空间分布规律，是分散还是集聚，是自相关还是非自相关。参照《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本文选择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四川、云南、重庆、陕西、广西、贵州、西藏11个地区代表我国西部地区，选用我国西部地区文化文物部门所属机构总收入作为这一空间自相关研究的属性。考虑到我国中部地区部分地区对西部部分地区的影响，如广东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广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湖南化创意产业发展对贵州和重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湖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重庆和陕西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河南和山西的文化创意产业对陕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内蒙古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甘肃、宁夏、陕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先排除中部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对西部部分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再对西部各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做空间自相关分析。根据文、胡兵（2014）文化创意产业省域自相关研究[17]，可以得出我国中部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确存在空间外溢性，其研究结果为：

其中，y代表各地区得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即各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Wy表示地理权重矩阵中的矩阵元素，该矩阵为方阵，其原权重系数选取方式为相邻省份或区域为1，不相邻省份或区域为0，但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先要对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再作回归；X1～X5为不同的影响因素。从（1）式可以看出Wy系数0.458表示着相邻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区域溢出程度（式（1）其实是空间自回归模型，下文会有详细解释），因此本文以Wy的系数值0.458代表我国中部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对西部部分省份文化创意产业的溢出影响。排除中部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干扰的计算过程如下：

其中，Industry0kt表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程度，其值为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文化文物部门所属机构总收入这一原始数据；Industykt表示排除东部地区干扰后的西部部分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程度；ynt表示中部干扰省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程度，其取值为文化文物部门所属机构总收入这一数据；wkn表示中部干扰地区对西部受干扰地区影响权重矩阵w中的元素，w矩阵表示如下：

其中，矩阵k行n列的元素表示东部第n个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对西部第k个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权重，k=1，2...，6 依次表示广西、贵州、重庆、陕西、甘肃、宁夏 6 个地区，n=1，2...，6 依次表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内蒙古6个地区，例如w11就表示广东对广西的影响权重，因为广东邻域为广西、湖南、江西、福建、海南5个地区，因此w11取值为1/5，依此类推；t表示时间指的是在年份t除西部区域k外相邻东部地区文化文物部门所属机构总收入这一观测值的加权平均值，即表示西部省份文化创意产业受干扰的部分。排除了东部区域的干扰后，将排除干扰后的数据与西部未受干扰区域的数据合并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由于选取的数据包含2010—2014年，而空间自相关检验只针对截面数据，所以只能分别对每一年做检验。因此，本文选取Moran指数I、Getis-Ord指数G来表示空间相关性的情况。Moran指数I的取值范围在1和-1之间，I大于0表明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小于0表明存在负的空间自相关性，等于0表明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Getis-Ord指数G值介于0与1之间。如果G值大于期望值，则为“热点”区域，即高值聚集在一起的区域，如果G值小于期望值，则为“冷点”区域，即低值聚集在一起的区域。高值聚区域和低值聚区域都表现为正的空间自相关。利用Stata11.2对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各年收入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检验结果可得2010—2014年的 Moran 指数 I分别为 0.478、0.475、0.462、0.459、0.450，都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Getis-Ord指数G值分别为 0.465、0.473、0.467、0.483、0.486，也都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都大于E（G）值，因此可以得出我国西部文化文物部门所属机构总收入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的结论，这再一次证实了空间因素是极其重要的，有必要在模型中考虑入空间相关性使之成为空间计量模型。

（二）空间计量模型构建及估计结果

本文以2010—2014年中国西部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四川、云南、重庆、陕西、广西、贵州、西藏11个地区的年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PCA），将衡量市场、政府、人才、技术这四方面因素的多个指标进行主成分提取，接着得到综合变量作为该因素的替代变量。最终，本文以市场（Market）、政府（Government）、人才（Talent）、技术（Techology）作为解释变量，以西部各地区文化文物部门所属机构总收入（Industry）作为被解释变量。对于模型构建，与一般的计量模型相比，空间计量模型考虑了空间依赖性，而这些空间依赖性在空间计量模型中不仅体现在被解释变量和误差项的滞后项上，还体现在解释变量上，因此空间计量模型可以分为三种基本模型：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杜宾模型（SED），其中空间杜宾模型不仅考虑了被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性，还考虑到了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性；空间自回归模型模型主要考虑被解释变量上的空间相关性；空间误差模型主要考虑误差项上的空间相关性。SDM、SAR、SEM这三种模型的数学表达分别为：

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xit为解释变量，ρ为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系数，q为解释变量空间滞后系数，β为待估计系数，ε为残差绕动项，Wij是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空间权重矩阵W的矩阵元素。该矩阵为N阶矩阵，N代表不同地区，原权重系数选取方式为相邻省份或区域是1，不相邻省份或区域为0，但在计算的时候先要对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再计算。i表示不同地区，t表示时间。

为了更加准确地研究出我国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文先将所有变量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并且分别用空间杜宾模型、空间自回归模型、空间误差模型来进行估计并且在选择模型过程中，本文也进行了Wald检验、LR检验来确定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Wald检验统计量值为88.16，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LR统计量值为62.21，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SDM模型要优于SAR模型和SEM模型。同时，本文还利用huasman检验来判段是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huasman统计值分别为20.16，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估计。经过对模型的调整后，本文将Market、Government、Talent^2、Techology、ln（Techology）作为各模型的解释变量并采用MLE（极大似然法）来进行模型估计。模型估计结果（如下页表所示）。

从表的模型估计结果也可以看出，SDM模型比其他两个模型的拟合效果要好，并且Log-pseudolikel值也相比另外两个空间计量模型的值要高，而且所有解释变量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SDM模型相对于其他两个模型来说更符合本文的研究。

（三）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本文选取的数据可能会有偶然性，因此本再次选取2005—2010我国西部11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再次进行上述检验与回归，结果发现模型仍然是选择SED（空间杜宾模型），从其回归结果中发现各变量的符号也没有发生变化，且显著性水平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由于本文篇幅有限，稳健健性检验结果未能在正文中呈现）。

各模型估计结果

（四）模型结果分析

由上面的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我国西部各省份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仅受本地区的解释变量的影响，还受到相邻的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和政府支持程度及技术水平的影响，而且我国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是与市场化程度、政府的支持程度呈线性变动和技术水平还有人才供给程度呈非线性变动。详细地说，我国西部省域文化创意产业水平滞后项为0.420，通过了1%水平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我国西部地区之间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联系紧密，区域间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正的溢出效应明显。

本地区政府支持程度的估计值为0.920，且在1%水平下显著，相邻地区政府支持水平对本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373，且在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政府对一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支持能促进本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而对相邻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却有抑制作用。这是因为当政府对某一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支持程度急剧提高，相邻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劳动力和投资人会因为政府的这一政策而被吸引过来，即人才和资本流入该地区导致该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急剧加速和相邻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暂时受阻。

本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程度与本省技术水平呈非线性变动，即当技术水平较低时，对当地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影响较大；当技术水平提高时，其对当地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影响则是越来越小。这是因为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以及相关制度不完善，加上基础设施落后，导致了当地的技术吸收能力低下，因此导致西部地区的技术不能得以充分地利用和转化[18]，当技术水平较低时，这种较低的吸收能量不明显，而当引进新技术或科研成果时，这种技术吸收差这种现象就会表现得很明显，因此对当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小。而相邻地区的技术发展也对本地区有正面作用，这是因为技术的外部性，并且本地的技术的溢出对相邻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和本地技术水平对本地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相似，即随着相邻地区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对本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小。

市场和人才这两个因素的外溢性不明显，只对本地文化创意产业有影响。市场化程度的估计值为0.102，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细部地区的市场开放程度提高会对当地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积极影响，但是市场化程度对西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影响并不是太大，尽管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加强西部地区与东部地甚至国外的交流，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资源的配置，但是文化创意产品作为一种精神与视觉的体验品，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思维空间去感受其中的内涵，在目前这个节奏变化如此之大的社会很难有人能花大量时间去理解这种价值。尤其在我国西部地区，大部分群众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文化创意这类精神层面上，加上文化创意产品具有较大社会外部性，由于市场并不会因为文化创意带来的社会价值和代际价值就允许文化创意产业加速发展[19]，因此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会给当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带来太大的成效。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人才供给程度的平方呈线性变动，且估计系数为0.058，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随着人才供给程度的提高，当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西部的人才资源稀缺。在这种情况下，人才供给增加会导致边际效用递增的情况发生，而不会导致边际效用递减的发生。总的来说，西部各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合作也有竞争，合作体现在西部各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正的溢出效应明显，竞争体现在政府对当地支持程度有负的溢出效应。从各因素的系数角度分析，政府的支持和区域间的合作对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影响最大，但这也侧面说明西部文化创意产业还在起步阶段，西部文化创意产业产业发展区域依赖性较强，需要政府的培养和各地的合作。从长远的眼光上看，人才是最关键的因素，因为人才这一因素对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边际影响是加倍增长，当人才供给达到一定程度时，其影响效果必会超过政府的作用。由上文可知，人才的供给程度的提高不但对当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直接的正面影响，也会有提高当地技术吸收率这种间接影响，从而使得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翻倍加速。另外，西部各地区之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联系紧密，区域间的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和交流增加，对整个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实力的提升有帮助。

结论

本文利用2010—2014年我国西部11个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模型选择，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就市场、政府、技术、人才还有区域相关性这几个因素对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做了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西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人才供给的增加的提高只对当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影响，对相邻地区没有影响，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政府的支持程度提高不仅对当地有影响，而且对相邻地区也有影响，其中技术水平的提高对相邻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着正面影响，政府的支持程度提高对相邻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着负面影响；当前阶段政府的作用最明显，但从长远看人才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就目前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而言，应该加大政府对西部文化创意产业的支持力度，但是政府的财政支持应该具有针对性，不能盲目地向有关文化创意产业的所以子产业给予财政支持，比如应该多对西部的新闻出版这类具有外部性的产业还有风险较大的产业多给予财政补贴，而对那些市场度较高的行业政府尽量少给予支持[20]。同时，充分利用西部各地区之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联系紧密这一性质，加强区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例如加强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区域集群发展[21]，或者是发展较好的区域例如四川省应该起到带头作用，先带动周边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然后利用这种扩散效应带动整个西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第二，从长远角度来看，西部地区应该大量引进文化创意人才。虽然从分析结果上看政府的作用最明显，但是各地区政府的政策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竞争性，因此这也降低了政府绩效，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从分析结果可以发现，人才是一个潜在的影响因素，是随经济发展作用越来越明显的因素，因此政府应该出台吸引人才的相应政策来吸引人才。另外，西部文化创意企业也应该改善公司形象，提高对文化创意人才的待遇，从而使来之不易的人才留下[22]，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此刻也要对文化创意企业提供一定的补贴。除此之外，改善西部基础设施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因为只有改善基础设施，西部的技术吸收能力才会提高，才会使技术对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作用更加明显。

第三，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政府与人才在不同阶段作用并不相同，但是政府在两个阶段都起到一定程度作用，因此这两个阶段政府要尽到自己的职责，以当前阶段为主，当文化创意产业开始有较快的发展迹象时，应该积极配合各文化创意企业引进人才，将建设重任交给文化创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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