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
——巴渝文化名人研究学术思考之五

赵心宪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巴渝文化名人研究所/重庆市文史研究馆, 重庆 400067)

一、“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方法选择

“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首先涉及“地域”与“地域文化”两个概念内涵的辨识与确认。检索21世纪以来有关这个学术命题的海量文献资料，我们发现，研究者大多满足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达成共识似乎是将来的事情。从逻辑上说，先有“地域”概念，然后才有“地域文化”的概念。例如，“地域”内涵的把握至少有三个维度介入：其一，与这个地域的“时间和传统”有关，得回顾有关这个地域的历史文化；其二，要有可供比较的同类参照，以显示其实际的存在空间；其三，将其视为一个主体结构就复杂多了，有其表层的自然地理与自然经济地理等实存、深层的风俗习惯与礼仪制度，而其核心层次的价值观念等文化内容，都是应该被研究者注意认知的[1]。一般而言，特定地域被划分和命名，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划是两类性质不同的主要“区划”方式，不应该等同；但是历史上这两类“区划”密切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传统文化的形塑，行政区划可能转化为文化区划，被视为一种“区域文化”，如巴蜀文化、巴渝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久而久之，地域文化概念的出现及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也就顺理成章了；而且特指的区域文化(如巴渝文化)，往往就是文化区划所在地域的地域文化，这已经成为学界约定俗成的共识。于是，在明确的语境中，地域文化也就包含区域文化的语义，“地域文化与文学”就是地域明确的“区域文化与文学”，而且可以不加辨识地使用，似乎地域文化的内涵与区域文化的内涵差不多。事实上，区域文化的“区域”所指除自然地理的地域之外，还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种种“区域”更丰富的学术认定，“区域”文化的内涵并非如此简单。比较“区域文化与文学”与“地域文化与文学”的语义表述，后者或许因为更“接地气”，与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过程更贴近，现代中国文学地域文化自觉意识的出现，就是晚近的事情。

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百年学术史，从清末民初西方文论启迪下的地域文化意识初现，由20世纪30年代“文化空间及区域文化”的关系讨论，在“南北之辩”中迅速升温；后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地域性学术争鸣的催化，在地域作家群风格的个性化阐释中，一度出现“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繁荣景象；甚至于20世纪后期的现代文学研究热点，仍然集中在文学与地域文化关系的认识上。21世纪初，有论者认为，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和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演化规律，虽然几度成为学术主流倾向，但似乎“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至少，同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等相关领域相比，地域文化视角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并未得到充分发挥”[2]。研究者的论断，是从以下三个方面陆续展开的。

其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批“地区性现代文学史”专著的出版，展示了“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丰硕成果。相关地域文化的“地域”，有以“政治运动为标准的地域空间”，如刘增杰主编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等；有以“行政区划为标准确定的地域空间”，如《江苏新文学史》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地域性现代文学作品开始系统出版(如“贵州新文学大系”等)，地域文化视角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开始系列推出(如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等)。钱理群认为，这是现代文学研究开拓的“新领域”——“现代区域文学(文化)”研究；同时，还发现“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的研究，涉及历史学、文化学、宗教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多种学科，难度比较大”[2]。

其二，“现代区域文学(文化)”研究的“新领域”选择20世纪中国文学地域文化研究视角的原因，不是为了科学认识地域文化因素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决定性影响，而是为了建构现代文学现代性“大叙事”的整体格局。换言之，因为预设了现代民族国家“大叙事”的终极研究目标，所以才选择现代文学研究的地域文化视角。目的和手段倒置存在的潜在认识误区，因现代性的“时间使空间差异同质化”而否定地域文化视角中区域文化/文学事实上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其三，在反思现代性的学术思潮中，文化人类学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知识更新的首选，因为“文化人类学的原则是反思性的、批判性的，而非建构性的。张扬文化差异，以空间性特征来对抗和批判现代性的时间性特征，不断地打破和质疑现代性的大叙事，是文化人类学的力量所在”[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将现代性当成“固有的标准”，在学术研究中争论不断的各方，也仅关注现代性时间坐标上的实际位置，至于这个坐标是否存在，是否科学等问题，“至今仍在视域之外”。

上述 “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涉及的多个学科中，没有明确列入文化人类学，原因是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这一概念者，对文化人类学不熟悉，也没有反思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发展。当下存在两个学术层面的价值取向，即在与西方关系层次上，反思西方中心主义“质疑现代性中的民族压迫和殖民话语”；在中国文化内部层次上，反思建构现代文学大叙事的合法性，质疑研究主体“追求现代性过程中的缺失”。因此，自觉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学术原则，很难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中被确立，这当然是一种遗憾。

地域文化视角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潜在的巨大能动性，如何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呢？邓经武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文化人类学反思原则的理论自觉问题，但他用“地域文化学视角”取代表述笼统模糊的“地域文化视角”，以此研究作家创作风格形成的地域条件，这种理念是得其文化人类学原则精义的。它强调避免“静态地、简单化地研究一种文化文学现象”，并自觉使用自然地理基础上的原初性“地域”概念，确定后期价值观念的生成基础，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的“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的方法论原则。从这样的地域文化学视角来看，地域文化的本质与文学风格生成关联的源头关系就比较清楚了：“地域文化是一种民间话语系统，民间的方言、俚语、特定情境下的语意传递甚至还有‘黑话’，都是特定社会的特定构成和特定文化的真实表现，是根植于一个地域族群内心深处的‘历史记忆’。在这种‘历史记忆’作用下的地域族群，无论是‘他乡遇故知’还是民歌大合唱，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文化言说的‘言语族群’”[4]。文学研究的地域文化视野，“本质上”就在于实实在在地深入文学创作的自然地理基础的“根本动因”，揭示作家鲜明创作个性的“潜在因素”，以及中国文学历史发展在特定时段多姿多彩的内在原因。

教鹤然发表于2016年的《地域文化视角下的文学现象解读》一文，着眼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方法学术文献的梳理，认为不应将地域文化视域仅仅“限缩”于寻找地域文学的现代经典作品，或者满足于将作家作品与地域文化“印证、对接”，从而简化作家的精神世界， “偏离”乃至“遮蔽作家文学生命的本质”。教鹤然认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当前语境下，“地域、地方、地景、空间”等系列文化地理学概念，并没有从实际文学研究中成功“脱形”蒸发为理论上的文学研究方法。地域/空间的学术视角，虽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有效的观察方法，但地域文化的研究素材及其眼光，却是为了丰富文学而存在的，我们选择任何一类地域因素切入研究对象，都不应该偏离文学这个主体，以避免中国现当代地域文学研究“变成文化地理学素材和史料的堆砌”。问题是，当前学界关于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在“文学的文化地理学研究”与“地理的文学性处理研究”两个主要价值目标之间摇摆不定，与“文学地理学精髓，也是文学地理学的第一原理，在于使文学(指文学研究——引者)接通‘地气’，恢复文学存在的生命与根脉”[5]的学术目标，仍然存在不小的认知差距。

文学研究如何“恢复文学存在的生命与根脉”，不同的文学地理学知识谱系给我们的建议是不同的。

二、批评方法的文学地理学与学科建构的文学地理学

让文学研究接地气，虽然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真正说清楚这个问题的文献资料并不多。考察文学研究与地域的关联，有了“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学术命题，而跨学科确认文学研究与地理的关联，是“地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究走向世界，实际接受文化人类学价值取向的表征。

“地气”，是中国古人论述地理环境对物产及其影响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地气的“气”，指涉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阐释框架，其知识谱系的高级形态及其中国人文传统的思维方式特点，是必须注意的。天地之间充塞、贯通的“气”，由大地而生，当其感动于人、熏染于万物的时候，就为作家的文学创作接上“地气”提供了“密如蛛网”的种种通道。孕育“地气”的地理环境，总是与不同的“地形、水文、植被、禽兽”等相关联，“影响人类的审美认知、审美想象和风俗信仰，赋予不同山川水土上人们不同的禀性”，正如《管子·水地篇》所言：“地者，万物本原”[6]。杨义2001年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对于作为学术方法的文学地理学有深入的阐释，其以“在三维耦合中回归文学生命意义现场”的命题释义，论证文学地理学如何提供“接地气”的方法论启示。所谓“三维耦合”的“三维”，即天文与地理、地理与人文、人文与天文这三个认识维度。《周易·系辞上》最早提出天(文)地(理)的耦合关系，所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正是中国人推崇的大智慧。人文与天文耦合关系的最初论述，出自《周易﹒贲卦》：“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文地理学即地理与人文的耦合，成第三维耦合的意义，是使人文之化成、文学之审美与地理元素互动、互补、互释，从而使精神的成果落到人类活动的大地上。”[7]地理学的古希腊词源意思就是“大地的描绘”。地理学旨在“描绘和分析”地球表面的自然事物与人文现象的“空间变化”，探索其“区域类型和相互关系”，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与区域地理三个主要分支学科。山水文学，比如山水诗，直接依靠自然地理提供题材和灵感，但比较而言，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与文学的关系似乎密切得多。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分支结构一目了然，包括历史地理学、社会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区域地理学赋予文学以乡土的归属，如世界上的大文化区、国家区域的划分、城市和农村的差异”[7]。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经济、文化、社会的区域发展形势，让我们对区域地理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知。

研究者认为，杨义对“文学地理学本质、内涵与方法”的阐释，重心在方法论的理论阐释与应用方面。杨义以比较文学分支学科的归属来定位文学地理学学科的本质特征，所提出的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有三个要点：第一，注重文学、史学、经学、地理学的“互证、互释与互补”，考察文学 “以史实作为阐述的基点”，“述史事则以诗文曲径而通幽，谈文史则以经学为其辨证之术，论文史则以地理学为方法与视境”，批评同样重视整体宏观的论证，并不排斥文学史探究“宏大叙事”的目标。第二，“融各种批评方法之所长，如文化学、类型学、语义学、文本细读、文献考证、图表解析、叙事分析等工具方法”，批评思路是“互动性”的。笔者理解，作为批评方法的文学地理学，是以文学史的文献学为阐释平台、以文学史的发展规律解读为轴心，展开文学研究的批评工作的；属于传统文史哲“大文学”的文本解读，经、史、子、集“会通”为上，批评思路着眼于贯通学术境界，而非囿于一隅，满足于批评偶得的孤芳自赏。第三，批评同样注重各类文献材料的“综合运用”。国学经典、史学典籍、现代文学案例、朝韩地理与文化等广泛收录，以“体现交融性思路”[8]。

21世纪以来，文学地理学研究发展迅猛，沿着杨义阐释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定位目标，以其文学批评方法的理论阐释成果为平台，批评方法的文学地理学知识谱系得以成型。笔者以为，周建军、周亚芬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一文，就是将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的思维特征概括为十对关键词，同时在其分组内涵比较中进一步确认的。这十对关键词分别是：1.文学的地理基础与文化基础；2.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的地理性；3.文学的地理批评与空间批评；4.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5.文学的地理空间与审美空间；6.文学的地理空间与“文学的宇宙空间”；7.文学的生态批评、环境批评与地理批评；8.文学的时间性和空间性；9.文学地理空间的“限定域与扩展域”；10.文学地理学批评中的“人类中心与自然中心”。其中，关于“文学地域性”与“文学地理性”的比较，即可见其论述思路之一斑。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的核心概念之一，不是文学地域性而是文学地理性。“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特性”，一般称之为“地域文化研究”；从自然地理角度理解文学特征，则被指称为“地域文学研究”。仔细比较这对专有术语的特定内涵，地域文学研究与文学地理学研究其实“并不等同”：地域文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已经泛化的“文化研究”，并不是这里所强调的“文学研究”，关键是“没有重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当然还有区域地理——引者)在文学发生与发展中的作用与所产生的意义”。因为“地理因素在文学的产生过程与发展历史中，往往起着制约与规定的作用，是作家与作品产生的基础与前提。自然地理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文地理，对于文学活动的意义十分重大，甚至起着基础性的作用”[9]。

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学科建构的文学地理学，其学术研究目标显然存在着学理认识层次的现实差别。梅新林2012年发表的《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一文，对文学地理学进行了学科定位，即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他认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的灵魂是“理论的建构”，在概括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学说的内核之后，阐释了其学科建构核心“二原论”，即“场景还原论”与“版图还原论”。在笔者看来，梅新林此说是对杨义学说的延伸与补充。梅新林提到曾大兴2011年提出的有关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观点[10]，在阐述 “二原论”的基本内涵之后，他解释说：“以上说法在于针对当前中国文学史研究现状的固有缺失，以及重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需要，有学术矫正与拓新的双重目的”[11]。

2013年曹大兴接受李仲凡的访谈，就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文学地理学所具方法论的学科功能，第一次得到全面解说，其学术意义不同寻常。笔者以为，曹大兴有关文学地理学的阐释，能够帮助我们破解“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方法选择的难题。其中，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最值得关注：其一，文学非地理学，才是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出发点和落脚点”。换言之，“文学地理学必须以文学为本位”，是文学的分支学科，而不是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其二，文学地理学不是文学史的补充，与文学史没有学科的主从关系。(1)研究对象不同：前者是文学的地理环境关系，文学的地理分布、地域特点；后者是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文学的历史演变与时代特征。(2)思维特点不同：文学地理学以空间思维为主；文学史则以时间思维为主。两门学科的不同点并不影响其相互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其三，文学地理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方法论的认识层面，“真正的文学地理学方法迄今并未形成”，因为支撑它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工作正在进行，而学术史的规律是，学术方法形成于学科建成之后，只不过文学地理学学科的顶层设计框架已经有了。其四，通过文学学科框架图可见文学史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关系。学科方法存在于不同理论思维的抽象层面，文学史方法、文学地理学方法在同一理论思维层次，而文学批评方法因为与文学创作直接关联，文学研究的实践功能所需，处于文学方法应用的基础层面[12]。

通过思考文学学科系统的结构要素及其相互关联，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这两对关系的辨析可能是最基本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正如鲍列夫在论述批评与美学的关系时所说：“批评为美学生产着‘知识半成品’，而美学的宗旨则是要把批评和文艺学(艺术学)所积累的知识加以系统化……将它们提高到规律和范畴的高度”[13]。文学批评双方常常会产生分歧，由批评而引发反批评，关于文学性质及其批评目的等“普遍性问题”，只有上升到理论讨论阶段才能获得认识和解决。研究者因此将其归结到黑格尔的“普遍理性”论断上去：“批评虽然不能脱离具体个别的鉴赏经验，但这种鉴赏经验毕竟只能作为批评活动的起点和统一的认识过程的初级阶段发生作用，真正完全意义上的批评的分析和判断，恰恰是以这种鉴赏经验为对象，运用‘普遍理性’对之作‘纯粹理智的认识性的观照(黑格尔)’。”[14]“起点”也好，“初级阶段”也好，这都表明，文学批评思维的抽象层次需要比文学理论低，学术目标的理论视域较窄。有关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关系的辨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评进入历史领域”，通常是在文学批评不满足于单纯、孤立地分析文学作品，而必须寻找其在文学系统内部的种种渊源，以及梳理与社会历史复杂客观的联系时，由此为文学史研究“奠定了实践的基础”；另一方面，文学批评“是以其对于当代文学的切近感性经验、价值判断和阐释性成果，对文学史研究提供历史的参照和借鉴”[12]。因此，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知识谱系的形成过程来说，也只能处于文学系统的基础知识层面。虽然韦勒克、沃伦认为，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是“个别的研究”，文学史对文学作品是“编年的系列研究”，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研究实践，其美学区别仅仅是“相对的”。但我们认为，在文学系统结构中，文学批评研究与文学史研究却有着明显的文学知识谱系的“级别”归属，含混不得。

以上对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两对关系的辨析，是为了更好理解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顶层设计”的学术意图。曹大兴认为，文学地理学学科还没有完全成型，但不能随意将其等同于文化地理学，更不应有意无意将其简化为一种批评方法。梳理学术史，可知文学地理学学科知识结构的主体包括“五个板块”：1.学术史：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根基；2.文学地理学原理：学科的基础理论；3.文学地理学方法：学科的学术规范和操作方法；4.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学科的学术规范和操作方法；5.文学地理学批评：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学科知识实践中的应用。例如，学科知识主体的文学地理学原理，关于作家个案研究直接涉及的学术问题选项，就有“文学家、文学家族；文学活动中心，地域性文学流派，地域性文学社团，地域性文学群体，文学家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文学家的地理基因与童年记忆，本籍文化与客籍文化；地域文学、文学的地域性，文学与方言，文学与民俗，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与地理景观；虚拟文学景观与实体文学景观，文学空间”[12]等细分学术研究目标。作家研究的人文地理空间，可以得到符合学科规则的拓展与延伸，以更好认识地域作家创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三、个案应用：“梁上泉创作之谜”刍议

当代作家梁上泉的创作一直被重庆学界重点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梁上泉是国内知名的重庆作家，成名较早，成名期作品即在东南亚华人社区广泛传播、被海外华侨推崇，特别得到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专家的欣赏，音乐文学作品入选当代中国音乐经典、至今传唱不衰等。有评论家认为，梁上泉文艺创作之全面、多样与丰硕，已经成为一个“谜”：有诗集《山泉集》《梁上泉诗选》《梁上泉短诗选》(中英文对照)《不老草》等31部；有歌剧《红云崖》、与人合作的《熊猫咪咪》《小萝卜头望着我》，影视剧《神奇的绿宝石》《媚态观音》《熊猫与我同行》《梁上泉剧作选》；有流行于国内外的歌曲词作《茶山新歌》《我的祖国妈妈》《峨眉酒家》《小白杨》等。此外，梁上泉的书法、摄影作品也得到了行家的认可。

文学批评的审美阅读，有从初期的直观印象，到理性反思“登堂入室”的不同阶段，如果长期因循美感经验日积月累训练出来的阅读敏感性，习惯于美感印象式品评作品，就会特别留意作品新意体现的特出方面，直至关注其细枝末节的表现形式与艺术效果，驻足在“这一个”作品阅读的“点”上，玩味、徘徊；与此同时，“这一个”作品的地域文化关联、文学史关联，就会不自觉成为评论家文学研究层次需要的认识“盲点”。久而久之，甚至会养成个人根深蒂固的阅读、评论习惯，把文学批评类文学研究的实践经验，与文学研究的知识谱系更新、理论思维更新要求等同，从而将文学批评实践等同于文学研究实践，习惯以即时文学批评所获得的眼前的审美印象式经验，去解决文学研究需要长期思考的学术问题。

例如，梁上泉的诗歌创作，是从中学时期的旧体诗词练笔开始的。梁上泉于20世纪50年代初成为部队文艺工作者，虽然没有放弃传统诗词爱好，偶尔也有作品，创作冲动却基本被压抑在内心深处，这是为了满足文艺宣传工作的曲艺等通俗文艺写作要求。修建成渝铁路时尝试歌词创作获得成功，激发了梁上泉音乐文学的创作兴趣，由民间曲艺的音乐文学兼而为声乐艺术的音乐文学；20世纪50年代后期，又迷上歌剧形态的音乐文学。这个时期，梁上泉是以边疆题材闻名于国内文坛的青年诗人。20世纪60年代初，梁上泉在《喧腾的高原》《开花的国土》《云南的云》《从北京到边疆》《记在巴山蜀水间》等短诗集和长诗《红云崖》的基础上，精选、润色出版诗选集《山泉集》，从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足迹。梁上泉音乐文学的创作才能与传统诗词音乐文学的影响，没有因此得到彰显的历史机遇，这被视为其创作经历中的一个“谜”。

从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来看，“解谜”可能涉及地域文化研究中“超文本”概念的认知与理解。首先，“文化中的文本是涵盖文字、影像、图像等表征系统的意义集合”，涵盖“文字表意系统”“影像系统”“图像系统”；其次，文本建构在符号系统基础之上，“包含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两种”。因此，“文化中的文本不可能是一个层级的符号单独出现，它是由一个集合的系统及系统的嵌套组合而成”[15]。诗集、剧本、歌词集、书法作品集等创作文本，是语言符号的文本，梁上泉非语言符号的文本，存在于诗人的民间音乐修养和日常生活中的音乐审美表现，以及其独特的“自度曲”吟唱中语言文本的创作习惯。简言之，巴渝地域文化中的梁上泉创作，不是以“一个层级”的语言符号文本形式出现的，仅仅依靠文学评论的语言审美经验，不可能解答梁上泉创作之谜，甚至有关解答梁上泉创作之谜更重要的文献资料，都会因为研究主体的文本偏见被视而不见。

解读梁上泉创作之谜，其实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写作《诗美创造的过程描述》[16]一书的初衷。“十七年文学”时期，重庆作家群在国内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但翻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梁上泉的名字竟赫然在目。检索到的相关评论资料很多，有的还是境外的。如何整体阅读、理解、阐释作家丰富多样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站在这一堆作品前，因找不到深入其间的路径茫然无措？全面追踪梁上泉的成长经历，考察其成名的原因，特别是反思其强旺的创作动力之源，探究其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地域文化内涵，研究方法的选择成为拙作写作之前准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文学人类学思维方式的启示让笔者刻骨铭心：文学审美表现的人文意识，其实就在作家的成长过程中，与生他养他的故乡关联，与他个人的生活、学习、工作经历分不开，与其主体审美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同步。《诗美创造的过程描述》初版，即以总论四章分别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论述。例如，第一章“童年经验的文化选择”[17]，从“北山乡村文化”“达县城市文化”“‘平民化诗人’李冰如的影响”三个方面，论述故乡的红色文化遗存、中学时期城市革命文化及老师文学创作启蒙的直接引领，成为梁上泉走上文学之路并终身为之奋斗的“动力源头”之所在。这与文学地理学学科原理运用于作家创作个案研究，相关的“文学家的地理基因与童年记忆，本籍文化与客籍文化；地域文学、文学的地域性，文学与方言，文学与民俗，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与地理景观；虚拟文学景观与实体文学景观，文学空间”等研究目标都可以对应[18]。这当然属于巧合了。曹大兴在阐述文学地理学学科研究方法的时候，特别强调文学地理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不同之处，认为文学史研究可以关在书斋里，阅读文献，摇笔成文；文学地理学研究除了使用文献之外，“还必须走出书房，对文学家的出生地，以及文学作品本身所描写的自然、人文景观与地理空间等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特别值得借鉴”[12]。有意思的是，当年笔者正是翻阅文献之后，带着问题，陪同梁上泉回达县北山故乡考察十余天之后，才着手写作《诗美创造的过程描述》一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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