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开始的终结：俄罗斯走向“普四期”

刘怡

美國已故著名谍战小说家汤姆·克兰西

汤姆·克兰西的幽灵

“回想四年前的那场谈话，我们都错了，汤姆·克兰西是对的。更加讽刺的是，我们自以为有统计数据作为佐证，自以为克里姆林宫会遵循和我们一样的‘理性。而克兰西仅仅凭借惯性和直觉就猜中了一切。”

2018年春节之前，我收到了核裁军问题专家、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曾供职于美国国务院的S博士的邮件。4年前，当乌克兰危机还方兴未艾之时，我们曾在北京讨论过美俄关系的前景，连带也提到了彼时刚刚去世的谍战小说家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这位成名于“冷战”后期、曾获得里根总统公开推介的畅销书作家，对苏联及其继承者俄罗斯始终怀有不加掩饰的戒心。即使是在俄罗斯经济濒临崩溃的上世纪90年代末，克兰西的小说里依旧会出现如下套路感十足的桥段：克格勃特工活跃在全世界每一个最边缘的角落，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弹道导弹技术从俄罗斯源源不断地流向中东；克里姆林宫的实际决策权被情报机关首脑暗中攫取……而在2014年春天，S博士和我都相信这样的论调早已过时——即便是在美国和欧洲遭遇金融海啸重创、全球油价高居每桶100美元以上峰值的2011年，俄罗斯的人均GDP也没能超过2.5万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经历了能源和采矿业的大规模“再国有化”，俄罗斯经济结构的单一性和脆弱性都变得更加突出，而2014年初的能源市场已经开始急速转冷。由于人口结构和出生率的固有缺陷，以及无力承担长周期投资的风险，一切大肆渲染的远东开发计划可信度都极低。总之，按照我们当时的看法，始于2008年前后的俄美战略地理摩擦不会中止，但在乌克兰上演的多半只会是代理人竞赛。普京需要操心的事有很多，德国和东南欧的能源买家是他离不开的。“如果石油就能充当权力杠杆，为什么要冒全面对抗的风险呢？”

2017年12月15日，前俄联邦经济部长乌柳卡耶夫

4年过后，全世界上空都徘徊着汤姆·克兰西的幽灵。在美国，FBI和国土安全部的调查人员指控与俄罗斯安全机关有关的网络黑客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入侵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的邮件服务器，通过披露机密邮件内容和制造假新闻等方式影响了大选结果。由于在选战期间私会俄罗斯驻美大使，新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任职未满一月就被迫辞职，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家庭也被卷进风波。在英国，特蕾莎·梅政府谴责俄罗斯特工在今年3月4日使用神经性毒剂暗杀了一名叛逃情报人员及其女儿，并顺势驱逐了23名据称与此案有关的俄罗斯外交官。在叙利亚，今年2月初，得到美军空中掩护的库尔德人武装在代尔祖尔省的哈沙姆（Khasham）与俄罗斯民兵组织“瓦格纳集团”（PMC Wagner）的成员发生激烈交火，数架俄罗斯第五代隐形战斗机苏-57也在赫梅明空军基地现身。就连普京本人也犹嫌不足地亲自出马——3月1日，他在发表第三个总统任期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讲时，骄傲地宣称俄罗斯已经开始量产包括射程10000公里的RS-28“萨尔马特”型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全新核武器投射平台，并演示了一段模拟动画：搭载在“萨尔马特”之上的十多个核弹头穿过大气层，突破美国反导系统的拦截，狠狠地砸向特朗普的私人庄园所在地佛罗里达州。

然而和这种无孔不入的压迫感极度不对称的是，2018年的俄罗斯经济形势甚至比4年前刚刚遭遇制裁冲击时更加严峻。尽管克里姆林宫不遗余力地投入由沙特牵头的原油限产行动，使全球油价在2018年初稳定在了每桶60美元以上的水平，但连续28个月的经济负增长依然导致全国贫困人口由“普三期”开始时（2012年）的1540万人直线飙升至近2000万人，净增1/4以上。退役海军中校、圣彼得堡一家大型造船厂的中层员工季米特里耶夫告诉本刊，过去6年里，他的实际收入缩水了接近40%，新增订单的数量已经倒退回本世纪初的水平。一度超过17%的通胀率虽然在2017年内获得了勉为其难的控制，但新的危险又开始逼近：由于政府大幅削减公共开支以及青年失业率高企，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正倾向于选择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从而带来了通货紧缩的可能。而收入下滑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缺口，一度迫使普京政府暂时控制民族主义高调，雇佣更多来自中亚的外籍劳工从事低端服务业、制造业和零售业，但随之而来的安全隐患也令人侧目——2017年4月3日，一名与北高加索分离主义势力有关的乌兹别克裔恐怖分子在圣彼得堡地铁内制造了一起爆炸案，造成50余名平民伤亡。同年12月，另一起针对喀山大教堂的恐怖袭击也只是勉强被挫败。

重重压力之下，普京不得不打破对经济官僚长期庇护的惯例，实施了有针对性的问责。2017年12月15日，前经济发展部长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Alexey Ulyukaev）因为在国企并购交易中索贿200万美元被判处8年徒刑，成为2000年以后落马的最高级别政府官员。这一决定甚至招来了乌柳卡耶夫长期的支持者、也是普京最信赖的盟友之一俄联邦总理梅德韦杰夫的抱怨。而为了平息诸如社会活动家纳瓦尔尼这样的政治异见分子制造的抗议声浪，克里姆林宫要求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等国有能源和矿业巨头承担尽可能高的税负，以应对节节攀升的预算赤字。节流措施同样波及到了在中东的军事行动：2016年春天以来，俄国防部已经分几批撤出了此前派往叙利亚的航母战斗群、远程轰炸机以及地面单位，仅保留防空和空中支援力量。

换言之，尽管克兰西成功预见到了俄罗斯领导人的不甘平庸，但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前夜，俄罗斯依然是一个经济增长停滞、人均收入下滑、国民经济存在结构性缺陷的脆弱国家。2013年，受愈演愈烈的乌克兰危机影响，派拉蒙影业公司及其合资方曾经以克兰西的杰克·雷恩系列小说作为剧本框架，拍摄了谍战电影《一触即发》（Shadow Recruit）。在该片中，俄罗斯政府通过私人企业将巨额资金注入美国债券市场，企图以恐怖袭击配合“金融炸弹”的模式制造新的经济海啸，一举搞垮华尔街。在给S博士的回信中，我揶揄了一句：“可惜克兰西的数学太差。整个俄罗斯的GDP规模，目前大约只相当于美国的1/5。假如要凭金融手段发动一场足够令特朗普刮目相看的‘超限战，恐怕得先把克里姆林宫和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卖掉。”

在莫斯科河畔區法庭等待出席案件听证会。由于被控在国企并购案中索贿200万美元，乌柳卡耶夫最终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干得棒极了”

2005年2月24日，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技术人员在东西伯利亚的万科普油田进行钻探作业。在普京执政的第一个10年间，原油价格的高涨一度使俄罗斯经济情况显著转好

2011年初，“王车易位”变身总理的普京在为沙俄时代的“改革宰相”斯托雷平筹备15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时，曾经引用过那位20世纪初政治家的著名语录：“给俄罗斯20年内外安定的时间，它将变得让你认不出来。”这句名言经过中文媒体的多次转述，几乎成为象征普京“长期执政，励精图治”的最著名口号。而在私下里，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仅仅设定了一个相对审慎的经济目标：到2020年前后，使俄罗斯的人均GDP达到欧盟成员国中相对靠后的葡萄牙的水平。受益于从2006年开始的能源“牛市”，到2012年前后，这一目标一度接近完成；但随着“页岩革命”与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国际制裁几乎同时到来，俄罗斯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被永久性地冻结了。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从2013年到2016年，36个月里全俄GDP竟缩水了42.47%！

油价“熊市”对经济结构单一的俄罗斯造成的压力，通常被视为造成衰退的主因。但在莫斯科国立大学（MSU）世界经济系主任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Vladislav Inozemtsev）教授看来，还存在更严重的深层问题。他告诉本刊：2012年普京重登总统宝座、开始第三个任期后，俄罗斯经济学界和政界洋溢着盲目乐观的气氛。为了兑现关于完善医疗保健体制、提高养老金标准、升级老旧的基础设施和更新军事装备的广泛承诺，普京决定对商业和房地产大幅加税，并进一步提升巨型国有企业在能源、采矿、森林等出口支柱行业所占的产能份额。乌柳卡耶夫索贿一案，即是发生在俄罗斯石油公司意图收购另一家国企巴什基尔石油公司（Bashneft）半数股权期间。由于这种竭泽而渔的措施，大国企创造的巨额利润几乎都被“分蛋糕”式地消耗殆尽，中小工商业者和国外资本控股企业则拒绝考虑继续升级设备、扩大产能，以免被税务部门“割韭菜”。从那时起，俄罗斯经济的有效增长动力就只能靠居民消费来提供了，而硕果仅存的稻草又在两年后被经济制裁所抽走。“在莫斯科的麦当劳餐厅，点巨无霸牛肉汉堡（BigMac）的人迅速减少，因为鸡肉餐更便宜。”

低油价和制裁压力引发卢布贬值的唯一好处或许在于，在2014～2016年通胀率高企的那24个月里，俄罗斯人可以用更优惠的价格买到手机、汽车、服装等消费品；莫斯科的阿迪达斯运动服饰专卖店一度成为西欧和亚洲顾客青睐的代购目的地，因其售价折算为美元极为划算。亿万富翁、著名寡头弗拉基米尔·叶夫图申科夫（Vladimir Yevtushenkov）旗下的儿童用品零售商场“儿童世界”（Detsky Mir）即因祸得福，在3年内增开了超过200家门店，并于2017年成为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第一家成功上市的企业。但获利最多的仍是来自西欧和亚洲的家电、服装和汽车品牌，没有人会购买口碑糟糕的本国工业制品。而随着对收入增长的预期陷入悲观，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更倾向于储蓄工资收入，并控制除购买食品以外的其他开支。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2016年公布的数字，当年全国储蓄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超过了15%，较8年前净增1.7倍。

至于曾经多次被普京提及的、“耗费数万亿卢布”的基建项目，它们在粗放的管理模式和缺乏竞争的定向承包模式下，迅速沦为滋生腐败的温床。2014年索契冬奥会曾是克里姆林宫精心包装的“面子工程”之一，然而其中暴露出的乱象之多，连俄罗斯当局本身也无意否认。由俄罗斯铁路公司承建、用以连接奥运村和滑雪比赛场的一条50公里山区铁路，建筑成本竟高达87亿美元，相当于温哥华筹办2010年冬奥会的全部支出，可供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射3台火星探测车。而整个冬奥会的筹办成本最终达到了惊人的510亿美元，高于2008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较预期超支325%：而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和持续时间显然远远少于夏季奥运会。在叶利钦时代担任过俄联邦第一副总理、后来成为政治反对派的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在2015年遇刺之前曾撰文披露：不同于大部分国家的通行做法，参与索契冬奥会基建项目的俄罗斯私人公司很少投入自备资金；它们首先和大型国企设立合资企业，随后就能从国家财政中获得近乎取之不竭的拨款。一些与奥运赛事毫无关联的天然气管道、度假村、商业综合体以及游艇码头工程，在被主管官员包装成“冬奥会附属产业”后，也获得了巨额财政补贴，相关当事人则从中抽取可观的回扣。2013年初，由于遭到普京提起的问责，负责索契基建的俄罗斯奥委会副主席艾哈迈德·比拉罗夫（AkhmedBilalov）与其兄弟双双逃往英国，并宣称遭到特工追杀。普京本人对此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讥讽道：“棒极了，他们干得真是棒极了。”

3月18日，原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之女、本届总统大选唯一一位女性候选人克谢尼娅·索布恰克在莫斯科进行投票。反对派人士攻击她是普京阵营派出的“特洛伊木马”

意味深长的是，那些从权力漏洞中受惠的俄罗斯商人们并不认为自己的祖国是适合久居之地。在阿布扎布，一位长期报道俄罗斯商业新闻的美国记者告诉我：最近5年，越来越多的俄国财富新贵（尤其是发家于互联网产业的“新俄罗斯人”）倾向于获得双重国籍，或者将名下资产“蚂蚁搬家”式地转移到境外。波罗的海三国以及马耳他、塞浦路斯尤其备受青睐；在支付从25万到200万欧元不等的“投资门槛费”后，他们便可举家获得当地永久居留权、甚至欧盟公民身份。欧洲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之一、全俄头号网约车公司Yandex创始人阿尔卡季·沃洛日（Arkady Volozh）即已在2016年购买了马耳他公民身份；财富排名全俄第30位的烟草业巨头、曾任国家杜马副主席的萨维蒂斯（Ivan Savvidis）则在饱受金融海啸冲击的希腊大肆置业，从此长居南欧。作为对比，2014年俄联邦政府曾经对上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出走西欧的旧寡头们发布“资本大赦令”，鼓励他们将资产转移回国，但只有上百人提交了申请，尚不及每年申请移民拉脱维亚者的1/100。

与之相反，由于本世纪第一个10年的短暂复兴带来的人均寿命增长，以及老龄化过早到来造成的就业人口短缺，为低端服务业招募劳动力越来越成为积重难返的痼疾。美林银行独联体大区首席经济学家欧萨科夫斯基（Vladimir Osakovskiy）在2016年起草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在2006年达到适龄就业人口峰值之后，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规模正以平均每年50万人的速度迅速递减。与欧盟成员国中失业率最高的希腊、西班牙等国相比，俄联邦5.6%的失业率水平并不突出，甚至低于欧盟成员国平均水平；但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在内的大城市在建筑业、环卫和餐饮业方面依然存在惊人的岗位空缺。潜在的通缩风险和消费需求的疲软皆可以从这一角度解释。由于预计到2023年，俄罗斯公民的总体预期寿命将由目前的70.5岁增加到74岁，联邦劳动部已经在制订延迟退休的方案。但当务之急仍是继续引入廉价的中亚和高加索劳工，以解燃眉之急。

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尽管普京的民族主义者形象往往被和法国的玛丽娜·勒庞、德国的亚历山大·高兰之类高调反移民政客联系到一起，今天的俄罗斯却是欧洲移民政策最宽松的国家之一。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经济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安德烈·莫夫肯（Andrey Movchan）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当前在俄罗斯境内定居和工作的外籍人士（含已入籍者）总数超过1100万人，占据全国劳动力市场15%的份额。尽管安全部门对那些来自中亚五国和高加索、许多时候甚至缺少合法证件的“黑工”常怀疑虑，但只有他们能忍受低工资、无保障的工作环境以及警察不间断的“问候”。而本土青年会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有保障的合同，继而导致当地物价和生活成本的上涨（外籍劳工通常会将大部分收入汇至母国）。俄联邦移民局2016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共有173万名外籍劳工通过了俄语等级考试、获得了在该国的长期工作许可证，每年还会有将近20万名新人加入在俄罗斯定居的队伍。莫夫肯表示：“雇佣更多移民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尽管‘光头党之类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近年来影响不小，但政府承受不了大规模排外造成的代价。”

“短线”与“长线”

一项相当矛盾的事实是：尽管普京柄国17年的成绩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遭到了欧美媒体的口诛笔伐，但随着“反主流右翼”势力在全世界影响力的上升，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等反全球化事件的出现，俄罗斯的“主权民主”模式在欧美保守派势力眼中被重新赋予了正当性。而普京在乌克兰、叙利亚等战略地理边缘板块采取的主动攻势，除去令人惊叹其决心外，也使对俄罗斯的两极分化评价变得更为突出。担忧者视之为“冷战”时期“邪恶帝国”的再现，怀疑者则困惑于捉襟见肘的资源何以仍未耗尽。

捷克布拉格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马克·加莱奥蒂（Mark Galeotti）为此提供了一种解释：“普京擅长‘短线操作，并且玩得极为漂亮。但他承担不了‘长线维持一个帝国需要付出的经济成本。”这一看法获得了毕业于普林斯頓大学的俄裔美籍女记者朱莉娅·伊奥菲（Julia Ioffe）的响应。在今年1月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封面文章《普京到底想要什么》中，伊奥菲指出：相比于苏联后期军工联合体部署绵密的全球扩张计划，普京的战略抉择带有更强的情绪化特征；无论是2010年被破获的安娜·查普曼间谍网、在叙利亚的军事干预还是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的疑似黑客攻击，前期准备都难言完善，而是具有试探和押宝的成分在内。但奥巴马时代缺乏主动性的对外政策以及特朗普的准孤立主义倾向使这些行动造成的影响被高估了：对白宫和克里姆林宫而言都是如此。问题在于，当“普四期”接近开启之时，“短线”将以何种方式纳入“长线”安排之中？

在2017年结题的一项俄罗斯政治生态研究阶段性成果报告中，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俄罗斯研究》期刊副主编杨成曾经指出：今日俄罗斯的“普京主义”（Putinism）或者说“普京模式”，更近似杂糅有超级总统制、受管控的市场经济和主权民主意识形态的克里斯玛型（Charisma）政体。普京的地位既不似列宁一般是基于意识形态共识和一党制下的精英遴选体制，也不像斯大林那样可以有效垄断暴力机关和听命于中央的计划经济机器。对俄罗斯的新生代政治—经济精英和普通民众来说，他首先是一位资源分配者和协调人，举足轻重但绝非独一无二。这也是普京—梅德韦杰夫“王车易位”的双头模式得以在2008～2012年畅行无阻的主因。

在2000～2004年的“普一期”打倒了叶利钦时代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银行七寡头”（Semibankirschina）集团之后，普京通过对关键经济部门的“再国有化”和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建立了政商一体、中央彻底主宰地方的新统治模式。由于缺乏苏共式的干部储备体制作为精英迭代的工具，他只能长期倚重两大集团的力量：一是分布在情报系统、军警和司法机关等“强力集团”中的昔日战友或私人密友，如伊戈尔·谢钦、伊万诺夫和罗滕贝格兄弟；二是政治教父索布恰克留下的“圣彼得堡帮”官僚班底，如梅德韦杰夫和阿列克谢·米勒。所有这些新精英并非基于个人情谊或意识形态忠诚维持对普京的支持；除去独占性利益外，他们还希望在自己负责的行业内留出足够大的寻租空间，以持续地积累个人和部门权势。这致使裙带主义之风屡禁不止。

除去上层精英以外，另一套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是基层动员和监管机器。它们分布在活动频率日渐上升的青年组织Nashi（意为“我们”）和“青年近卫军”，规模急剧膨胀的网络安全和宣传机构，为打击恐怖主义和城市犯罪而新建的国民近卫军，乃至拉姆赞·卡德罗夫（车臣共和国首脑）这样的边疆豪强治下的地方行政机构中。信息监管、舆论动员与暴力工具的结合，使得普京根本不必畏惧以旧寡头和卡西亚诺夫、涅姆佐夫为中心的政治反对派。在这方面，中老年民众和低收入者是普京的天然盟友；在他们心目中，崛起于经济转轨和私有化进程中的旧寡头群体乃是强盗、骗子、黑手党的同义词，卡西亚诺夫和涅姆佐夫的政府工作履历则和1998年那场耻辱性的财政危机具有直接关联，先输一着。而普京在油价“牛市”的年代里扮演了锄强扶弱的慈父角色，在2014年之后又成为挫败“颜色革命”阴谋的英雄，正合于俄罗斯人根深蒂固的大国情结。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客座研究员多罗茜·霍斯菲尔德（Dorothy Horsfield）将参加2018年俄罗斯总统大选的8位候选人称为“普京和七个小矮人”。由于俄罗斯共产党长期以来的领导人久加诺夫（1996年他曾经将和叶利钦的正面较量拖到了第二轮投票）未能获得党内影响力日渐上升的中右翼集团的提名，自由民主党的资深候选人日里诺夫斯基的极右翼立场又过于离经叛道，普京甚至不曾提早开始运作自己的选战，而是延迟到2017年12月6日才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报名参选。前圣彼得堡市长（也是普京的政治导师和伯乐）索布恰克之女、36岁的克谢尼娅·索布恰克（Ksenia Sobchak）加入战团一度被视为新生代自由派精英觉醒的象征，但她在民众中缺乏深厚的根基，与普京本人的关系也过于密切，以至于异见分子视她为政府送入反对派阵营的“特洛伊木马”。最終，克谢尼娅·索布恰克只获得了1.67%的有效支持票数。

唯一一位可能给这次选举制造变数的反对派领袖是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但他早在2017年12月25日就被中央选举委员会剥夺了参选资格。这位激进民族主义者不仅是一名擅长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传播其主张的政治“极客”，在领导广场运动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在2013年的莫斯科市长选举中，纳瓦尔尼曾经获得过第二高的27.24%的得票率。去年3月26日，他曾在莫斯科、萨马拉等主要城市发起了一场十万人级规模的示威游行，谴责总理梅德韦杰夫的疑似贪腐行为，作为投身总统选战的预热。但中央选举委员会最终宣布：由于纳瓦尔尼曾在2013年被法庭裁决犯有三项贪污和诈骗罪行，他不具备登记参选的资格。

与此前的政治反对势力相比，草根出身的纳瓦尔尼最突出的特点，恰恰是他并不鼓吹某种虚无缥缈的“主义”，而是直接将矛头指向“普京模式”僵化之后出现的贪腐横行、收入下滑等现实弊病。根据杨成的分析，随着苏联解体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逐步成为选民的中坚力量，上世纪末盛行一时的关于“市场”“自由”等大问题的争论在今天的俄罗斯已经被弱化。构成选民中四成以上比例的年轻人（年龄小于35岁）对政府的考察标准极为现实：无论谁是最高领导人，都必须优先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并切实维护宪法规定的政治参与权和市场经济秩序。而纳瓦尔尼在民族主义立场上与俄罗斯民众的传统偏好并无分歧，他所宣扬的政治目标——惩治贪腐、提高选举透明度、给予司法机关更大自主权——在表面上也不和政府的长期宣传相抵触。是故尽管克里姆林宫以釜底抽薪之策将这名公开的挑战者排除了出去，却不得不重视他所引发的关注。

2000年，当临危受命的普京首度登上总统大选的舞台时，他还是一位年仅47岁、来日方长的政治新秀。而在“普四期”结束的2024年，他已将年过七旬、垂垂老矣，不知是否仍将掌控最高权力。根据2008年修订以后的俄联邦宪法，在结束2012～2024年连续两个为期六年的总统任期后，普京必须再度离开总统之位，或者继续“王车易位”、执掌行政权力，或者就此退休。比这更微妙的是，一路伴随他走上权力巅峰的“强力集团”战友和“圣彼得堡帮”精英群体，也在和他一同老去，并且由于纳瓦尔尼持续的贪腐指控而日渐声名狼藉。换言之，无论普京在2024年将做出何种选择，他都必须面对中枢权力精英的更新换代。大约从2016年开始，以“强力集团”第二代成员为核心的年轻政治精英开始进入总统办公厅、统一俄罗斯党高层和内阁；与此同时，在过去的3年里，俄罗斯85名地方州长中的36人被撤换，平均年龄由55岁下降到了46岁。尽管远未决定最终接班人将以何种形式产生，但普京显然已经决定了将以主动换血的方式更新他的“主权民主”。

但在未来6年里，决定俄罗斯方舟最终前进方向的注定仍将是他孤身一人。2018年3月18日日落前，俄联邦中央选举委员会最终宣布：在当天举行的总统大选最终投票中，普京获得有效选票的76.67%（投票率为67.47%），以压倒性优势毫无悬念地开始了第四个总统任期。天黑以后，普京出现在红场附近集结的一群支持者中，依然不失豪迈地宣布：“感谢大家。以俄罗斯的名义，我们将共同承担一项伟大的任务，成功在等待着我们。”到2024年，他将成为自斯大林以后执政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也是最不可替代的一位。

3月18日，一名侨居保加利亚的俄罗斯女性在索菲亚的俄罗斯驻保大使馆参加总统大选海外公民投票 ；

3月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者在其竞选总部庆祝

俄罗斯政治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中）在2017年底宣布参选总统后，由于中央选举委员会的介入而丧失了候选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