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的写作是跨越时空的对话
——读张星久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古代部分）

杨明佳

要将从先秦到晚清以来的近两千余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做有价值的知识梳理，即便在当下大数据崛起的时代，也是一个艰巨的学术挑战。因为政治思想史著述不仅对研究者的多学科的知识储备有苛刻的要求，也要求书写者必须具备严谨的学术态度，并找寻恰当的叙述方式。武汉大学张星久教授新近面世的力作《中国政治思想史》 （古代部分），就是国内政治学界对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所作的一个极有意义的探索。张教授以其厚实的史学功底与现代政治学的学术理论资源为基础，从容地吸收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丰硕成果，探求这些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部系统完整的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知识谱系，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传统中国政治思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书写方式。20世纪以来，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佳作频出。张教授在其新作中，吸取了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贯彻了他所推崇地政治思想史的治学理念，即思想史的写作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对话或论辩是东西方人文思想领域中最为普遍的一种获取知识的方式。在古代中国，既有孔子与弟子之间地对话式讨论，亦有各个流派所进行的“百家争鸣”。在一定意义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知识的累积与智慧的生成，就是这种持续对话或论辩的结果与产物。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书写，若不是建立在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持续性地对话基础上，留给读者的可能就只是断言片语的文献摘抄，而不是一种有意义的知识再生产。为走出这种学术困局，张教授在新著中便采取了这种对话模式。

一、神入与超然：对话式写作的基本方法

在思想史的著述中，要体现对话式的书写原则，必须确立恰当的方法论。关于政治思想的研究视角有三种：一是在国内学界比较主流的外在主义的方法，即把政治思想看成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外在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等客观环境的反映。二是唯心史观的研究方法，如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斯特劳斯认为，人类思想发展中存在普遍永恒的“观念的单元”，各种经典文本就是对这些“永恒观念”的阐释。三是剑桥学派的斯金纳所力推的语境主义方法，在他看来不存在一般永恒的观念，理论、观念都是对当时（历史）条件下具体问题的应答，思想言说的含义是由思想家言说时的语境决定的，研究者的使命是超越文本，在语境中理解、还原作者意图。张教授在其新作中，吸纳各家之长，既从唯物史观出发，也注重对思想史具体人物的文献做情境式的认知，同时也试图发现贯穿所有思想家的核心理念的异同与流变，从而实现了三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统一。

在唯物史观看来，任何有价值的思想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基于此，张教授在其著述中，对每个朝代的思想家们的历史背景作了分析。比如“华夷之辨”，张教授认为，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中国”与“四方”的分野，由此产生了中国为天下之中的观念，孔子在《春秋》中，更是将“尊王攘夷”、“内诸夏外夷狄”视为春秋大义的基本原则。但是这种观念随着朝代更替和民族融合，开始超越种族和地域意识，中华逐渐成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政治认同。在魏晋南北朝时，中原不仅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占领，还遭遇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在此情形下，一部分儒家知识分子一方面依旧坚持“华夷之辨”，另一方面也有部分知识分子赋予了中华新的内涵。唐代王通在撰写《元经》时就突破了“华夷之辨”的传统思维模式。宋代谢镇之提出“华夷同贵”主张，反对将夷狄视为鸟兽的狭隘主张。在张教授看来，中国古代思想家华夏观念的演变，既是客观形势所迫，也是基于历史经验对儒家文化影响力自信心的体现。由此，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观念的转变，就与朝代更替有了逻辑联系，而不是将观念更新悬浮于唯心史观的空洞解释中。

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立场的同时，张教授特别强调了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两个思考向度，即神入与超然。何为神入，“就是进入思想家的背景、情境，去理解其文本中的思想，亦即移情式理解”①。只有进入现场，才能了解他们究竟在说什么和为什么这样说。比如，作者在论述南宋功学派领袖陈亮的政治思想时就认为，陈亮的英雄主义的事功理论，不仅是陈亮对宋代对外政治羸弱的时代回应，也是对以朱熹为代表的义理学派的空疏无用之学的批判，同时他个人的生活坎坷、怀才不遇，也造就了他言辞犀利的文笔，以及崇尚英雄霸业、着力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思想值取向。此种神入式地研究，本质上是将斯金纳所推崇的情境主义研究方法，用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的有益尝试。这种情境式写作，要求著述者前期对海量的相关历史细节的梳理，否则就只能是没有历史依据的空泛之谈。

何为超然，就是“出乎其外，在理解思想家的思想、问题的基础上，跳出其个人的背景、情境，从人类政治思想史的发展总趋势上，站在今天的政治学知识平台上，进行‘概念化’处理，进而理解前人思想的地位和价值”②。张教授此新著最具新意之处也在于超然，即在每一章结尾部分，将每章所涉猎的思想史话题置于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知识体系中进行归纳和分析、如在本书第七讲的结尾部分，就把朱熹所推崇的义理、陈亮所推崇的事功之争，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联系起来，指出两派各自的价值所在以及偏颇之处，进而得出相关结论。应该说，这种讨论与思考，为我们拓展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研究，重新审视传统中国思想的现代价值，提供了有想象力的思考路径。

总之，张教授的新著之所以引人入胜，就在于其写作中贯穿对话式的叙述方式，以及合理地结合上述几种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角度。

二、跨越时间的对话：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知识谱系的内在建构

作为系统梳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首要任务是要建立起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知识谱系。张教授在其新著中，试图在中国漫长的王朝更替循环中，找寻不同朝代思想家之间的对话的精神内蕴。通过这样的努力，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知识谱系的内在逻辑得以确立，一以贯之的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知识谱系变得生动而丰富。

经历过周期性的王朝更替，浩若繁星的典籍文献被留，若按照二十四史编年体的方式来整理古代中国政治思想，不免繁琐累赘，故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著述者而言，首先必须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兴起与流变作出一个合乎知识谱系的思想史分期。应该说，张教授的新著在准确把握了每个阶段中国政治变迁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与之对应的政治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主要精神后，作出了比较严谨、科学的思想史分期。第一讲以萌芽与发端为题，介绍了商周时期中国政治思想及其内在意义。第二讲和第三讲以争鸣与繁荣为题，概述了中国古典思想的诸多流派及其对后世的巨大影响。第四讲以独尊儒家为题，解释了在秦汉期间，儒家如何脱颖而出，并从根本上奠定后世帝制中国的的德治特质。第五讲以名教自然之争与儒家文化的危机为题，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政治思想在外来文化冲击下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容纳外来思想的努力。第六讲以政治行动中的儒家为题，介绍了隋唐五代时期，儒家思想如何将传统中华文明推向盛世。第七讲以事功与义理为题，分析了内外交困下，儒家知识分子两大阵营的理论发展与治国之策。第八讲以反思与突破为题，对明清之际儒家知识分子对日益专制的现实政治的批判与反思，以及试图走出日渐僵化的王朝循环政治的努力作了阐释。思想史的恰当分期是构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知识谱系的基础工作，不仅可以让读者更好地把握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演变历史轨迹，也为写作者发掘不同时期思想家之间的政治对话提供了解释空间。

当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自成一体，有其独特的知识谱系时，就已经隐含着这样的判断与假设，无论朝代如何更替，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在们讨论政治问题时，大多秉持着类似的思维方式，共享着某些基本的价值偏好，推崇着某种一致的治国理政的制度安排，以及达成某种理想政治秩序的基本路径。这种知识谱系的内在一致性，一方面是思想传承的巨大历史文化惯性所致，另一方面在于建立在农耕经济之上的大一统政治总是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与挑战。后代思想家从前辈那里寻求思想资源也成为极其自然的选择，于是解读不同朝代跨越时空的中国思想家之间的对话，就成为建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内在知识谱系的关键所在。

从古人和先哲处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已经反映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创始者的思想中，孔子以其“述而不作”的理论风格闻名遐迩。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之所以在后世脱颖而出，就在于他首先把握了农耕文明下农夫对生命的理解、对政治的期待，即孔子从农人家庭生活的经验中抽象出了儒家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仁”。孔子在与其弟子的对话中，不仅从人本与人道角度定义了“仁”之内涵，而且还探讨了“仁”的内在人性论的根基与个体的行“仁”的道德理路。这些奠定了儒家思想乃至于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论述的内容。孔子的“述而不作”，还以对三代周公之治的历史传承者身份立于乱世之间，正如张教授在书中所分析的，“在对历史的信仰中，孔子看到了救世的希望和典范。由于西周距孔子较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各种礼制典籍灿然具备，孔子又是生活在周代礼乐文化积淀深厚的鲁国，这就很自然地使他的政治思想具体落实到以恢复西周文、武、周公的礼制作为起点的政治路线中”③。此外，张教授在新著中还对这种托古改制的思维方式进行了辩证分析，他指出这并非开历史倒车，而是借古讽今，进而阐发了一种充满着批判和超越精神的儒家仁本价值为核心的理想主义。

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传统，给后世学者结合每个朝代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重新阐释提供了条件。比如，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除先秦“百家争鸣”外，另一个思想理论建树颇多的朝代应是两宋时期。无论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还是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之学，其恢弘的学术建构，既是对宋元王朝所面临的种种政治困境的回应，也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的承袭与反思的产物。

理学在宋代的兴起既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士大夫对隋唐五代后期儒学式微，又是玄学、佛学渐成官方显学的焦虑结果，更是作为儒学继承人的精神觉醒和文化主体意识强化的产物。为抗衡佛学在形而上层面上的优势，他将先秦儒学的核心价值“仁”哲学化与理论化，从而增强了儒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朱熹所谓的理，如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般的存在，借助阴阳之气而幻生万物，在人类社会中，这种理就具象化为仁义礼智的纲常伦理。进而，朱熹认为人性的善恶也是理气作用的产物。要恢复人的先天的善性，就需“存天理学，灭人欲”，这样朱熹不但为儒学构造了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还接续了传统儒学“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治国理路。因此，朱熹推崇的理想也与一千多年前的孔子达成了高度一致，尧舜禹三代的圣王之治就是其王道政治的现实版本。

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先秦儒学中以荀子为代表的王霸政治的继承与发展。陈亮对人性的理解基本沿袭对荀子的理解，既然“道在物中”，那么人性也不可能离开具体的“欲”而存在。同理，王道、仁义不能停留在空洞的原则与口号之中，王道仁义应该是一种实践原则，这在陈亮看来，也是孔子所推崇的，比如孔子就称赞管仲的治国之才“有仁之功用也”。而事功派另外一个代表叶适更是直接从制度设置来思考朝代的兴衰更替，为此他从历史经验出发，提出国家制度创设的一些基本原则，诸如“自为其国”、外坚内柔、适当分权等等。这些洞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荀子所推崇的“礼制”政治思想的发扬与光大。

通过梳理不同朝代思想家对某些相似问题所进行的对话，本书形成了具有传统中华文明特点的政治思想知识谱系，大致解决了所要实现的目标：一是关于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知识论和方法论预设，二是关于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中政治理性和应然状态的价值阐述，三是各个朝代思想家依据各自应然价值原则对政治现实的评价与批评，四是揭示了各个朝代政治思想家的具体治国之道。这为我们掌握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解释框架。

三、跨越空间的对话：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普世性意义与结构性局限

伴随经济全球化，人类知识的再生产成为一种全球化特征，西方国家凭借启蒙运动以来在知识生产与积累方面建立的巨大优势，主导着知识再生产的全球化。鉴于此，当今中国希望能够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知识再生产中发出“中国声音”，这便是所谓的知识再生产中的话语权问题。对此，张教授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如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构建和讲好‘中国话语’？这当然不是靠空喊口号造声势就能奏效，最终还是靠学术研究的实力说话。这就需要学者们直面中国问题，产生自己的问题意识，形成独特的研究方法与风格，在重大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上作出独特的学术贡献，进而在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方面贡献重要智慧与洞见，从而彰显中国学术的魅力和影响力”④。应该说，这本书就是张教授实践自己学术追求的一次尝试。本书的特点是“注重运用比较分析的视野。通过前后纵向的比较以及中西横向的比较，发现彼此的共性与差异，进而把握一种思想和观念在人类政治思维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贡献与缺憾”⑤。可以说，只有以比较的眼光才能真正发现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博大精深，也只有在对话中，才能明了传统中国政治思想所存在的先天性缺憾。

在第一讲中，张教授系统论述了商周时期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萌芽，特别讨论了商周朝代交替之际的天道观内涵的演变，“在商代的天道观中，天帝似乎无事无非，无条件地充当商王朝的保佑者，而西周的天泽变为赏善罚恶的正义化身，有了道德伦理属性和人的情感”⑥。在本章的总结与讨论部分，作者以现代政治学的合法性理论为基础，明确指出这种转变的价值与意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产生于商周时期的统治合法性观念，尽管形式上承认天命是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但其实际强调的是以民意为基础。所以，至少在强调合法性的民意基础这一点上是与现代民主政治下的合法性观念是一致的，从而为中国近现代接受来自域外的民主思想创造了条件”⑦。借助政治合法性这一概念，不仅拉近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距离，还赋予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文明”内涵，即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是对于人的安全、尊严的承诺。正是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人道传统之上，并被后来的历代儒家系统发扬光大，尤其是在汉代经过董仲舒的努力，让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实现了知识分子所代表的道统与专制国家所代表的正统的在某种条件下的合流，塑造了传统中国的知识与权力之间、道与势之间对抗又合作的独特关系。从传统中国的政治合法性视角出发，可以部分窥见传统中国王朝更替背后的政治逻辑，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反之亦然。

不过，正如中国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仅有儒家倡导的民意即天意的政治合法性论述，并不能确保这些政治价值的实现，因此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南北朝时期的玄学与明清时期的心学都对儒学所推崇的体现儒家价值的礼制秩序进行了批判。比如魏晋时期的阮籍、鲍敬言等将君主制看成社会的罪恶之源，君主及其所代表的国家、礼法制度不过是人类历史退化堕落的结果。对此张教授评论到：“在域外各种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思想尚未传入的前现代中国，在专制国家控制力已经达到‘无所逃乎天帝之间’的年代，古代中国人能够独立地提出如此根本否定、反国家的理论，是需要很大的理论勇气和很高的政治思维水平的”⑧。与此同时，张教授又以比较的眼光谈到这种批判在中西方不同的走向。虽然西方也有思想家与魏晋学者一样，走向反国家的无政府主义，但也有思想家认为国家是必要的恶，没有国家的自然状态更加不利于人的生存与自由，因而他们致力于探讨建立一种民主法治约束下的有限政府。“而在中国古代，则没有也不可能从批判、警惕国家权力的理论路径、发展出从制度上控制国家、控制权力的思想，这便是中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之间的重要差异”⑨。

至于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为何存在关于“政”的合法性论述丰富，而“治”的制度发育滞后的落差，张教授在书中多次从知识论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问题。在论及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观察社会政治问题的着眼点时，张教授指出，儒家“是从现实社会人的经验、生活常识出发，思考社会政治问题，阐发人类生活和生命的本质，总结处理各种社会问题的准则和规律”⑩。即孔子关于政治的看法，更多是基于农耕文明下小农家庭生活的经验，他把邦与国看成是放大的家庭，因此他希望农夫齐家的智慧能扩展为治国的原则。家庭内的私人道德不仅仅是私德，也是宗法国家的根本治国原则，于是乎，一国的政治秩序系于君臣子民的仁德之心，德性教育便成为治国的关键，君主更是被假定为无需外在制度约束其权力的道德圣人。比较而言，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存在厚重的宗教因素，基督教原罪观念以及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分野，使得掌握权力的统治者成为需要时刻提防的对象，于是约束权力的法治、民主等制度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逐渐发育出来。

在《名教与自然之争与儒家文化的危机》的总结与讨论部分，张教授承袭了萧公权先生的观点，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角度，解释了佛学在魏晋时期流行于中土的理由和制度滞后背后所隐藏的思维方式缺憾，“似乎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本身就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对待政治的态度，这就是压根不把政治问题当成单独的问题来看待或处理，而是把它放进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整体中进行‘总体性’思考，遇到问题特别是重大社会危机，往往迅速越过政治层面寻求‘根本性解决’。儒家偏于用道德的手段，道教则采取消极政治的玄学乃至是艺术的方式去面对政治问题，实际上是遮蔽了政治问题，这就是‘非政治’乃至‘超政治’的态度或思维方式。后来的历史表明，这种非政治乃至超政治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人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影响着中国政治思想的变迁与走向”⑪。因此，传统中国的治国制度相对发育滞后，与传统中国人对政治的理解方式有莫大关系。直到今天，这种思维惯性依旧弥漫于知识界和普罗大众，简单化、整体性还是多数人考虑政治的基本方式，似乎人人都能对政治高谈阔论，却大多不习惯于在政治学的知识场域中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比较而言，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代西方，很早就摆脱了这种不加区分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学科的分类中，处理共同体事务的政治学就已经基本独立于伦理学之外，政治被视为一个专门的领域，由此也为系统地研究现实的政治问题，进行理性的政治制度设计提供了可能。

显然，要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置于全球化的知识体系中去比较与透视，绝非易事。这不单单要求对比较的双方有深刻理论认知，更要在必要时跳出某些固有的民族情结，站在推进人类政治文明的角度去思考上述问题，而非单纯去论证谁优谁劣。诚如有学者所言，“中国话题”有时仅仅局限于中国，忽视了“他者”，造成一些学术困境。应该说，张教授这本以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为主题的著述，既关怀了“中国话题”也关注了“他者”，恰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理性，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确，真正的思想者，没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气概，便无法展现伟大知识分子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气度与情怀。

限于学力和智识，无法详细阐述《中国政治思想史》 （古代部分）的思想洞见与学术情怀。唯有仔细阅读该书的每一段文字、每一段引述，认真思考、参与，与写作者进行更多的精神对话，才能品味其中所蕴含的学术魅力与政治智慧。作为读者，期待张教授能够在本书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作出更为精辟与深刻的研究，挖掘其中的思想宝藏，留下学界对传统政治思想的反思与前瞻，并为解决这个日渐纷扰的世界的种种挑战贡献出“中国智慧”。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⑧⑨⑩⑪ 张星久：《中国政治思想史》（古代部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7、55、13、19、29、211、211、48、228 页。

④ 张星久：《论学术规范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话语”构建》，《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