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开放新格局下的中美经贸关系与贸易发展动态
——湖北省美国经济学会、湖北省世界经济学会2018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余 蔡正芳

湖北省美国经济学会、湖北省世界经济学会2018年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6月16日在武汉理工大学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湖北省美国经济学会、湖北省世界经济学会联合主办。来自全国1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0多位国际贸易专业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代表济济一堂，就全面开放新格局下的中美经贸关系、中国提升对外贸易质量，以及 “引进来”和 “走出去”的协同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一、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但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仍然较低、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也处于 “低端锁定”。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 “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和 “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发展目标。中国如何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优化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以及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等问题受到部分与会专家的关注。

1.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2018年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强调了把扩大进口作为中国发展全面开放型经济所需要做的重大事情之一。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是导致美中高技术产品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对于进口国而言，进口商品技术密集程度的提升将有利于进口国企业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在这一背景下，石小霞和刘海云探讨了进口中间品与进口国技能结构的匹配对该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理。一方面，随着进口高质量的中间品的增加，与之相匹配的进口国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高技能劳动力推动该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另一方面，高技能劳动力与高质量的进口中间投入的生产组合有助于产生 “学习效应”，二者的协同效应进一步促进进口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在理论基础上，运用2000—2007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从企业层面的数据对理论机理进行验证。结果证实，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可以产生中间品投入增强效应和技能结构增强效应，二者均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同时，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配置高技能劳动力能更有效地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尤其是向发达国家的出口和外资企业产品的质量。因此，中国可以将进口投入结构优化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手段，通过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改革来实现出口转型。同时，中国企业需要提升劳动力的技能，从而通过 “学习效应”与高质量中间进口投入实现优化匹配。

2.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随着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ain,GVC）国际化分工体系的进一步深化，逐步由制造业向服务业扩展，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传统制造业GVC的分工中长期处于 “低端锁定”，随着服务业对GDP的贡献逐渐超过制造业，发展 “服务型经济”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目标之一。 《中国制造2025》以及 “贸易强国”战略的提出均强调中国需要尽快提升研发设计、软件和信息技术咨询、第三方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从而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能力。在这一背景下，黄蕙萍和缪子菊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 （WIOTs）、以生产性服务业GVC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各国产业间的产业关联及产业间距离，发现生产性服务业GVC的发展重心正在向新兴服务业领域转移。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中国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发展水平较低，中国金融服务业尚未完全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有限；中国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法律与会计服务的真实获利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在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例如批发服务、运输仓储服务，中国较早地参与到GVC中、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获利差距较小。因此，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可以根据其所处产业参与GVC演变的阶段以及在GVC中的位置，制定合理的升级战略。

3.提升研发效率和研发质量

十九大报告强调了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继国务院印发 《中国制造2025》和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之后， “创新驱动”再次被提到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一战略对中国如何“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和 “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从而应对新的工业革命浪潮影响深远。然而，以2015年创新产出的数据来看，中国虽然在科技产出数量上已经位于世界前列，但在产出质量上仍然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董籽珍和程时雄构建了衡量国家研发效率的投入产出的数量指标体系和质量指标体系，并通过整合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科学、技术和创新数据库、OECD科学、技术和专利计数据库以及美国科技发展局科学和工程指标数据库，运用Malmquist指数测量了包含中国在内的36个世界主要国家1996-2013年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改变。同时，进一步分解主要国家Malmquist TFP指数，从而得到促进中国研发效率进步的成因。研究结果表明： （1）发展中国家用数量指标体系测度得到的研发效率结果要优于质量指标体系，而部分发达国家如丹麦、德国、日本、瑞典则正好相反； （2）数量指标体系和质量指标体系所测算的结果显示，中国的研发效率进步都较为明显，2001年以后就开始超越金砖国家，甚至部分G7国家； （3）在数量指标体系下，中国研发效率的增长源于技术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改进；而在质量指标体系下，中国研发效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效率的改变，技术进步的改变作用甚至为负。因此，在质量指标体系下，中国并不是世界技术的推动国，与主导核心技术的发达国家尚存在一定差距。中国需要制定合理的激励措施，同时，通过减少研发投入人员冗余和经费的重复利用、提升研发效率和研发质量，为中国从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强国转变奠定基础。

二、区域经济合作与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

自2016年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提出的一系列 “逆全球化”行为让世界瞠目结舌，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每一项措施都体现了其奉行 “美国优先”，希望用双边协议替换多边协定的想法。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也从中国蔓延到了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全球贸易自由化和一体化的局势变得日趋紧张。在这一新的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通过参与和建立区域合作体系、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也是本次会议研讨的热点。

1.贸易深度与贸易广度对南北国家贸易竞争力的影响

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13年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正努力从适应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 “游戏规则”到尝试建立自己的 “朋友圈”。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贸易摩擦也逐渐扩散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北美国家之间， “逆全球化思潮”涌现，在这一新的贸易格局的背景下，陈继勇和杨旭丹关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美加墨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利用1995-2016年UNCTAD国家层面的贸易等统计数据，测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加墨）的贸易竞争力，并用各国出口贸易值表示贸易深度、用出口产品种类表示其贸易广度，实证检验这两个指标对样本地区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了贸易广度和深度对一国贸易竞争力的提升作用，尤其是贸易广度的促进作用更大，但提升作用因地区和产业类型而异。在地区层面，位于东盟、南亚和中东欧地区的国家，其与美加墨存在较强的竞争关系，贸易深度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更大；而西亚和中亚国家，其与美加墨贸易竞争关系较弱，贸易广度对竞争力的影响较大。在产业层面，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深度和贸易广度可以提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竞争力，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提升贸易广度有助于一国贸易竞争力的提升。对此，作者指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该高度重视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力加强 “五通”建设，同时要合理分配资源、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中国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取贸易对象时，要参考该国与美加墨的贸易竞争力情况，从而有效利用资源、并通过多边贸易应对中美双边贸易摩擦。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传统制造业出口的影响

中国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的建立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自CAFTA建立以来，东盟已成为中国对全球纺织品服装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然而，随着劳动力成本和人口红利优势的不断减弱，以纺织品产业为代表的传统密集型产业逐渐开始由中国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中国和东盟在市场结构、价格水平以及贸易目的地方面均存在竞争，导致近年来中国纺织业产品出口不稳定。在这一背景下，魏伟研究了CAFTA对中国向东盟纺织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作者利用CEPII-BACI数据库中中国在1995-2014年共计809种HS6分位纺织业产品的出口数据，构建中国纺织产品出口生存函数和风险函数来估计持续时间分布，并将CAFTA的建立当作政策冲击，使用倍差法估计CAFTA的成立对中国对东盟纺织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中国纺织品出口对东盟持续时间比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更长，贸易关系更加稳定； （2）CAFTA的建立对中国纺织品出口持续时间的效应为负，自贸区的成立并没有带来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 （3）产品多元化和市场的多元化对贸易持续时间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此，中国纺织企业要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同时也要不断尝试建立新的多边贸易关系，降低对某一特定地区的过度依赖，分散市场风险。

3.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双边合作战略

除了与东盟建立经贸合作外，与金砖国家的合作也是中国开展区域合作、实践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路径。余淑秀探讨了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金砖国家对接的策略，主要从国家经济、自然环境、科技创新等指标分析了金砖国家的竞争优势。作者提出，中国与金砖各国的创新合作可以从三个角度出发： （1）从经济转型维度，中国可以与俄罗斯在建立创新中心领域开展合作，中国制造业与印度的IT产业结合来推动制造业向同生产性服务业相结合的转型升级； （2）从生态文明维度，中国可以加强与巴西在自然资源与环境类技术领域的合作，并可以加强与南非在生物技术上的合作； （3）从新兴产业维度，中国可以加强与巴西在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等战略性产业领域的合作，与俄罗斯加强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合作。

4.多边区域合作与中国战略选择

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是多边化区域主义的重要实现途径，美国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导致亚太地区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中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与TPP双轨竞争的格局被打破，亚太多边化区域主义发展进入相关经济体实力对比变化和贸易平台深化调整阶段。在这一背景下，杨勇梳理了全球多边化区域主义的理论缘起与现实发展的基础，阐述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历史缘起与可能的建设的三条主要路线：由美国主导日本接力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东盟牵头中国推动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以及 APEC框架下的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进而从发展方向选择、载体选择与主导经济体选择三个角度解析未来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发展前景。分析结论显示，即使没有美国的参与，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进程也会继续推进，FTAAP是未来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的终极性目标；美国不会长期缺席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建设，并会对中国推动的RCEP谈判和FTAAP的筹建进行牵绊。中国应该抓住美国缺席当前多边化贸易平台建设的机遇期，通过促进国内改革和制度建设提高区域整合能力等手段，努力促成RCEP协议的签署与FTAAP建设的前期准备。

除了亚太地区多边区域贸易平台外，WTO框架下的全球贸易治理的演进，也将对国际贸易的准则产生影响。胡渊认为，全球贸易治理的演进，既是对国际贸易发展中新特点的回应，也受世界经济周期、世界经济格局尤其是领导国家贸易政策取向的影响。随着WTO成员数量扩展至164个，各成员利益公约数越来越小，更难以回应全球经济碎片化对更新贸易规则的呼声。未来全球贸易治理框架很可能从单一支柱过渡到双支柱，即从GATT/WTO主导的多边贸易体系过渡到WTO和区域贸易协定并重的全球贸易治理结构。虽然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二服务贸易大国，但缺乏在全球贸易治理领域提供公共产品的经验，中国应该完善国内经济立法建设，通过建设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面向21世纪的高标准贸易规则。

三、中美经贸关系

中美经贸关系是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间的双边经贸关系。中美两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在各自经贸领域的关切点、经济全球化的地位和分工等均存在差异。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在本次研讨会除了主题演讲中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剖析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以及分析特朗普的税制改革外，其他因素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也受到关注。

1.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及中美经贸关系展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林桂军教授侧重从美国的贸易战略思维来剖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多方面原因，他将美方提出的贸易要求概括为农业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电信限制问题、产业政策问题、金融限制问题及行政审批问题等方面，通过分析美国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贸易现状，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指责是不合理的，原因如下： （1）原产地原则的统计口径中国对美出口的外国增加值较大，高估了美中贸易逆差； （2）美方只关注产品贸易，忽视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 （3）美国对中国投资中R&D费用占比较高，且投资企业的利润率较高。陈继勇教授分析了2002—2017年美中贸易差额的发展趋势，对美国认为中国的奖出限入和外汇倾销是造成美中巨大贸易逆差原因的观点持否定看法，除了与林教授对中美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持相同看法外，陈教授还补充了以下几点原因： （1）美国对华出口控制，尤其是高技术产品； （2）转口贸易高估了美中贸易逆差； （3）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贸易转移效应扩大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尤其是以加工产业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以及由此 “引致”的外资在中国企业的出口返销与贸易转移。两位教授都认为美中贸易逆差仅仅是美中贸易摩擦的借口，其实质是美国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的防范和压制，美国想要继续掌握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和对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林教授认为中国应该做到三点： （1）展示对美国技术和市场的需求，防止其他国家联合； （2）保持国内市场开放；（3）不挑战现有秩序 （WTO、联合国、IMF等）。陈教授则指出，美中贸易摩擦可以被视为新一轮“冷战”的开始，中国需要冷静、科学地分析美国目的，在肯定改革开放成果的基础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鼓励企业创新、保护知识产权。

2.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温、两国通过互相增加关税或者被征税产品的金额和种类，美国非关税措施、尤其是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张彬和王梓楠利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考察企业进出口行为，以 WTO特别贸易通报数据库作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量化指标，在微观层面异质性企业的框架上，纳入多维度固定效应，定量分析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了美国所实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企业出口新产品和出口贸易额均存在显著负面影响，而传统贸易壁垒如关税的影响并不显著。 同时，企业规模的增大有助于其克服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给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基于此，作者建议，中国企业要积极提高技术水平，从而缩小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技术标准的差距，积极应对美国新一轮的关税壁垒，同时，要发挥大型企业的优势、利用多边或双边自贸协定、积极与其他国家达成标准的相互认可或协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小平教授认为，虽然内生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都已经证明国际贸易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但技术进步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要素边际生产率，尤其是中间品贸易。离岸外包属于典型的进口中间品贸易，也是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将影响发展中国家劳动的生产率和工资、以及资本的生产率。基于此，他利用全国投入产出表与UN Comtrade进出口数据研究了不同类型的外包对中国35个工业行业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结果显示： （1）离岸外包水平提高，有利于促进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倾向，但直接规模效应并不显著； （2）基于调节效应模型，研发资本、研发人员人数、知识产权保护等都是离岸外包规模扩大促进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倾向的有利外在因素； （3）基于中介效应的内在传导机制来看，离岸外包规模扩大，会通过促进研发而增强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但不太可能通过改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而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因此，增加和有效利用研发投入、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都将有利于发挥离岸外包对中国工业偏向性技术进步。

3.国际石油价格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中美经贸关系除了受到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影响外，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也会对其产生影响。现有研究已经证实了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陈汉林则基于收入转移理论和供给冲击理论，深入定量分析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他选取2005年12月—2016年10月的中美进出口贸易额和同期内的国际石油价格的平均月度数据，通过VAR模型研究油价波动对于中美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与对外贸易长期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对于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贸易的影响要大于出口。因此，中国企业应当提升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从而抵御油价波动带来的风险，同时， 由于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受油价波动影响较小，中国应该注重通过扩大进口、从发达国家引进高技术产品，降低对石油及其衍生初级产品的进口。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张彬教授认为，美国税制改革的动机是期望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实现 “美国优先”的核心目标，她对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可以归纳为三点： （1）个人所得税改革，主要包括保留七档税收等级、降低边际税率、提高标准扣减额、取消多项税收优惠、以及扩大儿童抚育税收优惠； （2）企业所得税改革，包括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边际税率，实行属地征税制、取消递延制，建立新税种，比如全球低税无形收入税、海外无形收入税和税基侵蚀税等； （3）税收其他方面的改革，比如新税改法案对经营亏损、现金会计制和企业税收优惠及减免进行了一定调整，将遗产税减免上限由当前的560万美元提高至1120万美元，废除奥巴马医保中个人强制性购买医保条款。张教授对降税政策能否刺激美国经济增长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减税会推高美国联邦的债务，同时，美国税制改革可能引发其他国家对本国税制作出相应调整并增加其他国家资本外流压力。

四、国际直接投资和中国参与现状

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的开幕式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明确表态：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除了参与国际贸易活动外，国际直接投资也是中国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渠道。从2001年“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中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从之前的以吸引外资为主逐渐成为一个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据商务部统计资料显示，自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0年持续增长，2015年达到了1456.7亿美元，首超吸引外资，投资流量跃居全球第二。因此，中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以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引进来”与 “走出去”的协调发展以及产生的经济效应，都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热点。

1.跨国并购的区位战略选择

跨国并购作为跨国公司对外资本输出的一种常见方式，是其开拓海外市场、规避贸易壁垒、获取战略资源以及实现公司利益的一种直接有效的途径。在全球跨国并购市场上，G20集团最具代表性，根据Thomson One数据库，1990年至2016年期间内全球并购总共有323936起，G20国家之间就发生260975起，占据了80%以上。与西方传统跨国公司相比，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所有权优势相对较弱，但跨国并购的方式是其进入全球市场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研究G20区域内跨国并购的一般规律对中国跨国公司积极稳健地 “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这一背景下，杨波、万筱雯和朱洪飞筛选以1990年至2016年G20集团区域内的1158个国家组、31122个跨国并购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地理距离、文化距离、政府规制距离及经济自由距离四个维度对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同时考虑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分组和不同行业分组对跨国并购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对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经济自由维度对跨国并购区位选择具有正向影响。当母国和东道国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时，企业更愿意到政府规制环境相似的国家去并购，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企业更愿意到政府规制好的国家投资。此外，东道国与母国的各个维度的距离对第三产业的跨国并购影响更加显著。因此，中国企业在选择并购对象时，需要综合考虑目标企业所属国家在文化、地理、经济自由程度和政府规制方面与中国的差距，从而降低并购风险和并购后整合的难度。

2.全面开放新格局背景下双向FDI的经济效应

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中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呈现出了 “引进来”和 “走出去”协同发展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IFDI）额为593.5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 （OFDI）额仅9.1亿美元，而到2016年，中国IFDI达到1260亿美元，OFDI达到1961亿美元，两者之间的同步增长特征越来越明显，且现阶段OFDI流量已经明显超过IFDI流量，双向FDI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也是本次学术论坛中讨论的热点之一。

龚梦琪和刘海云关注中国双向FDI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效应。在理论机理方面，作者以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效应为为切入点，分析了双向FDI对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对环境污染的间接影响效应，随后，通过选取中国30个省（直辖市）2004—2015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对这两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证实了双向FDI的协调发展水平会显著抑制污染排放增加，且这种抑制作用在沿海地区表现更明显。同时，现阶段，中国双向FDI的协调发展会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而抑制环境污染，且该抑制作用在内陆地区表现更强，而双向FDI的协调发展效应会通过抑制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上升而导致地区环境污染增加。这可能是由于中国OFDI尚处于起步阶段，双向FDI仍然是以资源寻求性为主，其协调发展水平还不足以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升，也就不利于改善地区环境污染水平。因此，中国各级政府应该重视双向FDI协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通过调整引资结构，加大高技术外资的引入力度，促进地区生产技术和环境技术进步，进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此外，在保证双向FDI协调发展效应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高相结合的同时，引导双向FDI向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方向发展。

余珮和程阳关注双向FDI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背景下，双向FDI作为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以知识、技术创新为可持续性发展动力的高技术产业，如何通过高质量的 “引进来”、 “走出去”，提升产业的创新效率，将是实行 “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途径。中国高技术产业双向FDI的流量占制造业双向FDI总量的比例一直较高，据计算，2015年高技术产业内向FDI占制造业内向FDI总额的比例达到了47%，而外向FDI占制造业外向FDI总值的比例也达到了37%。基于这一背景，作者通过构建双向FDI影响产业创新效率的机理，提出假设：IFDI和OFDI对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是通过 “创新投入”这一中介变量来实现的，并且双向FDI的互动效应会影响产业的创新效率。在实证部分，以中国五大高技术行业为研究对象，运用三阶段DEA模型测度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分别选取人员投入和资金投入作为衡量创新投入的变量，并运用中介效应对假设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证实了双向FDI的同向互动确实对产业创新效率的提升有一定的作用，并且，创新投入在IFDI与产业创新效率之间发挥了正向中介的作用，而这一中介效在OFDI与创新效率之间并不显著。作者分析，产生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相对于IFDI，中国OFDI还处于起步阶段，企业投资战略受政策影响，同时，由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自由流通的有限性，导致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受限、并且创新投入无法有效转化成创新效率。因此，中国企业需要注重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培养和流动，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对新技术的吸收和消化能力，促进“引进来”和 “走出去”进一步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