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东北较早的实践形式
——以中韩抗日同盟会为例

丁文博

（吉林省博物院抗联史部，吉林长春 130000）

在东北14年悲壮的抗战历程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像一条红线一直贯穿始终，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一理论与实践在东北形成的时间早、持续的时间长。中韩抗日同盟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在东北尤其是通化地域较早的实践形式之一。中韩（朝）人民不分国界、不分民族、不分男女，同仇敌忾，并肩作战，进行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

一、中韩抗日同盟会建立的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妥协、东北军退让，日本帝国主义罪恶的铁蹄踏进了东北三省。几个月的时间，偌大的东北全部沦丧，狼烟四起、生灵涂炭，东北地区各族人民惨遭蹂躏、跌入深渊。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中朝两国人民奋起联合，抵御外寇。

（一）抗战力量风起云涌

民族危难之际，迅速觉醒的东三省广大民众和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自发组织了反日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工农义勇军等。1931年9月27日，辽西第一支民众义勇军武装——“镇北军”成立，不久更名为“东北国民救国军”，创立人高鹏振任总司令，他率领2000多人高唱救国军誓词：“起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民族已危亡，山河已破碎！留着我们的头颅何用？拿起刀枪，携手并肩，向前冲！杀！杀！杀！”，喊出了东北人民的心声，打响了辽西民众抗日的第一枪。从此，抗战队伍风起云涌，铁流滚滚。

从时间和规模上看，除了高鹏振建立的抗日队伍外，比较早、比较大的武装队伍主要有：1931年10月，由凤城县公安局长邓铁梅创建的东北民众自卫军；1932年2月，由东北军第二十七旅第六十七团第三营营长王德林创建的中国国民救国军；1932年3月，由驻桓仁陆军步兵第一团副团长唐聚伍创建的辽宁民众自卫军；1931年春，由通化王凤阁创建的辽东民众自卫军（这是一支在通化地区组织的以工农为中心的队伍）。另外，还有一些抗日武装，如农民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和带有占山拜把头性质的抗日山林队等队伍。

这些武装力量大都是在1931年、1932年创建的，他们纷纷组织开展轰轰烈烈的反日武装斗争，不畏强敌，舍生取义，成为初期东北战场上主要的抗日力量。

早在1910年8月日本吞并朝鲜以后，朝鲜的许多民族独立运动者进入中国东北和俄国沿海州开展反日独立活动。1917年后，朝鲜爱国官兵和爱国志士把活动地点确定在中国东北，把中国视为祖国光复的策源地，在这里组织反日武装，寻求救国之路。到了1929年12月，朝鲜革命党成立，在辽宁兴京（新宾）一带将所属的独立军正式改为朝鲜革命军。九一八事变后，这支部队义无反顾，英勇顽强地坚持抗日斗争，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二）斗争形势日益严峻

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对日伪实施一系列打击，不断扩大抗战成果，东边道（现辽宁省东部、吉林省南部一带的鸭绿江沿岸地区）10余县被辽宁民众自卫军一举收复，直接威胁了日本占领的抚顺、沈阳等中心城市。日本侵略者对此胆战心惊，举兵清剿，疯狂扼杀抗日火种。1932年10月，日军调集了3万多兵力，发动了大规模地秋季讨伐，扫荡东边道地区各县抗日武装力量。由于各路军分别抗敌于柳河、海龙、太平哨、八道江等地，分散作战，各自拼杀，首尾无援，而接连失利，通化、恒仁、新宾（兴京）先后被日军占领，活动在东边道地区的各路军受到重创，几乎瓦解，反满抗日队伍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

此时，活跃在抗日战场上的“朝鲜革命军”处境也非常艰难，特别是驻通化日本领事馆制造了“兴京事件”，使朝鲜革命军遭遇空前挫折。朝鲜革命党30多名干部在兴京（新宾）五家堡召开会议，讨论朝鲜革命军何去何从、怎样摆脱当前困境；研究军事讨伐的战略方针。会上，由于与会人员在去与留问题上产生分歧，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会议一直从17日开到19日。可是会议结束前，走漏了消息，集会地点遭到驻通化日本领事馆突然袭击。金安辅、李东心等十几名重要干部当场被捕，致使朝鲜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领导核心全部瘫痪，朝鲜革命党和朝鲜革命军损失严重。

（三）统一战线理论提出

中国共产党主动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从1931年秋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相继提出并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策略，组织引导和广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发布了《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的宣言》。这是我党反日第一份宣言，也是有关统一战线思想理论的雏形。随着全国团结抗战形势的深入发展，这一思想和策略逐渐清晰、明确和完善起来。

1933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第一次提出了共同对日作战的三个条件：一是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是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是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这一宣言成为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思想提出的主要标志，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之际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真诚愿望；1月26日，又发出了《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提出了“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计算特殊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1]（P.272）。这是针对中国东北已经沦陷为日本殖民地特殊环境的指示，具有了广泛的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5月15日，满洲省委做出《关于执行反日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确定了东北党组织当时的中心任务。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同年12月，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提出和逐步完善，极大推动了东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联合，是同盟会建立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并为同盟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中韩抗日同盟会的成立与消亡

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的土地上打出去，收复美丽山河，是中韩人民的一致愿望和共同使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和实践中，一大批先行者和实践者满腔热血，耿耿忠魂，高举统一战线的大旗，联合一切反日力量，携手建立抗日联盟，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绝地呐喊。

（一）携手开展联合、联盟

“兴京事件”之后，因外出没有参加会议而幸免于难的朝鲜革命军第三中队长梁世凤，在群龙无首之际将朝鲜革命军余部400多人重新进行整编，成立了新的指挥机关并出任总司令。梁世凤身处逆境，严峻的斗争形势使他清醒地意识到：想要击退日伪讨伐和搜捕，出路在于调整斗争策略，变单打独斗为联合作战。1932年初，梁世凤派参谋长金学奎前往桓仁县，会见时任东边镇守使署第一团团长的唐聚伍，双方达成了“在分工合作原则下，不分国籍，随其能力，分担抗日工作”的协议[2]（P.40）。3月10日，朝鲜革命军与唐聚伍属下联合打响“永陵街战斗”，阻击了驻新宾县的日军，揭开了中韩联合抗战的序幕。随后，朝鲜革命军被编入辽宁民众自卫军特务队，并与辽宁民众自卫军十一路军、十六路军、十九路军结成同盟军，展开协同作战，较好的保存和壮大了实力。

1934年4月，杨靖宇派人到兴京（新宾）四道沟会见梁世凤，进一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久，杨靖宇又亲自赶到新宾与梁世凤会谈，双方共同缔结了“联合抗日协定”[3]（P.72）。7 月，王凤阁与梁世凤部在新宾和通化县交界处，联合袭击了正在讨伐的日军联队，此次战斗打死日、伪军3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步枪20多支。

短短的两年多时间，辽宁民众自卫军、辽东民众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抗日义勇军、山林队、大刀队在自身相互联合的同时，都与朝鲜革命军先后联合过，并肩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当时流传的一首《杀上抗日前线》歌谣唱道：“中、朝兄弟并肩携手来参战，夺回房子夺回田地夺回生存权，高举刀枪冲锋陷阵砸碎铁锁链，冒着炮火勇敢杀上抗日最前线。”就是最好的佐证。

（二）建立“中韩抗日同盟会”

进入1934年下半年，日军大肆展开“武力讨伐”和“政治诱降”活动，东边道反日武装力量和朝鲜革命军接二连三遭到破坏。同年9月，梁世凤在桓仁县第四区小荒沟牺牲，由于抗战形势残酷复杂，朝鲜革命军也与王凤阁部等抗日武装失去了联系。

此时，从1932年秋就开始为中韩联合抗日奔走的抗日志士叶景山，又踏上寻找和串联抗日队伍的路。当年，身为原辽宁自卫军兵工厂厂长的叶景山，没有随唐聚伍潜往关内，而是串联在东边道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余部和朝鲜革命军再组织起来抗日。

1935年9月19日，通过叶景山的串联，终于使王凤阁与朝鲜革命军负责人在辑安八区（今集安市头道镇苇沙河村）再度携手，成立了“中韩抗日同盟会”，形成了跨越国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叶景山起草了同盟会的章程、纲领和誓词，王凤阁与朝鲜独立军代表崔允龟在共同的誓词“……凡我中韩人士，如不共同奋斗，国家何能独立，民族何处生存，我中韩同志，精诚团结，趋成一致。全始全终，始终不渝，务使我中韩国土收复，民族各得其所，始达夙愿……”[4]（P.88）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盖上了名章。中韩抗日同盟会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王凤阁；委员会下设司令部大队、军政部、参谋部、政治部。

“中韩抗日同盟会”成立后，队伍发展到1200多人，其中，王凤阁部800人，朝鲜革命军200人，其他抗日武装215人，大家聚集在“中韩抗日同盟会”的旗帜下，密切配合，士气高涨，开展了灵活的抗日游击战争。在通化县五区、集安县八区、宽甸县三区及兴京、桓仁、金川、抚松、临江一带，频频打击敌人。

（三）“中韩抗日同盟会”遭遇不测

南满的抗战形势出现转机后，日伪当局，布告悬赏捉拿同盟会主要成员。1935年农历10月13日深夜，同盟会主要成员之一、兴京（新宾）的抗日武装领导人李仲侠，在叶景山的陪同下来到辑安苇沙河，他们住在一个姓江的农户家商讨新宾抗日武装加入中韩抗日同盟会等事宜，准备第二天一起去“红土崖”找王凤阁。不幸被叛徒出卖，14日凌晨日伪军包围了他们。叶景山宁死不屈，壮烈殉国。其它五人除一人突围外全部牺牲。叶景山等人的牺牲，给“中韩抗日同盟会”带来很大的损失。

此后，“中韩抗日同盟会”不畏强敌，继续坚持游击抗战。1937年2月，敌人纠集2000多名日伪军对自卫军形成重重包围，“中韩抗日同盟会”主要领导人王凤阁指挥部队在“老秃顶子”顽强拒敌三昼夜。恶战中部队突围数次未成，王凤阁将军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最后一家三口被日军杀害在通化市玉皇山柳条沟。

坚持抗战近两年之久的“中韩抗日同盟会”，最后因多数领导人英勇牺牲，失去领导核心，队伍分散各地，无法统一指挥；1937年夏天，崔允龟带领余部60多人参加了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至此，“中韩抗日同盟会”名存实亡，结束使命。

三、中韩抗日同盟会重要作用及意义

从1935年9月19日成立，到1937年4月6日王凤阁将军牺牲，“中韩抗日同盟会”虽然存续不到两年时间，但在南满抗日斗争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实现了深层次联合，践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论

“中韩抗日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东北地区抗日斗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超越了协同作战的层次，开始具有共同的组织形态，促进了东北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形成”[5]（P.90），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伟大实践。金日成将军在回忆录中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写到：“通过历史形成的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和相同处境，所有这一切，使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的武装力量实现了这样的联合”[6]（P.232）。而同盟会，又使这一联合“超越了协同作战的层次”，为东北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探索、尝试。

（二）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彰显了统一战线的伟大力量

“中韩抗日同盟会”把抗日志士携手、驱逐日本侵略者作为同盟会的唯一宗旨，建立了不分信仰、不分国籍、不分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载体，它唤醒和组织起更加广泛的民众，快速增加、聚拢起南满地区的抗日力量，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嚣张气焰，让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当成“心腹之患”，进一步彰显了统一战线的伟大力量。

（三）增进了团结和友谊，成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抗日的典范

在共同的对敌战斗中，中韩将士们紧紧团结在一起，携手并肩、视死如归，艰苦卓绝地开展游击战，不仅增强了军事力量，也使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同盟会的建立与其发挥的作用，受到了广泛认可与支持，成为中韩共同抗日的典范，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四）诠释了对和平的美好向往，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斗争环境最惨烈、牺牲最惨烈形势下，无数中韩抗日将士怀着对和平的美好向往、怀着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临危不惧，舍生取义，为民族解放、为世界和平而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他们用生命和鲜血生动诠释了对和平的向往，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更昭示后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弘扬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