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当代中国画之我见》

李浩 裴春燕（鲁东大学，山东 烟台 264000）

《当代中国画之我见》这篇文章于1985年发表在《江苏画刊》上，距今已有33年之久，当年这篇文章如同石破天惊一般，给当时的中国画坛带来了很大的震动，也为当时的八五艺术运动添加了浓浓的一笔。即便用当下的眼光去解读这篇文章仍然颠扑不破，我们知道眼下的中国画坛无论是具象艺术、意象艺术、还是综合材料，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也给当代中国画的多样性发展拓宽了道路，同时当代中国画也慢慢的从传统绘画的框架中走出来并与多种艺术元素相结合，使传统的中国画种更多的像一个保留画种。但即便这样当代中国画仍然没有给国际当代艺术的发展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因为时至今日当代中国画的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其实不难发现，中国画的形成与发展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以及中国传统的精神内核有着极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精神寄托总是在儒家的伦理和道家无为之间来回游走，所以在内心中总喜欢托物言志，把自己的胸襟寄托于自然物外，从而达到一种超然于现实存在的一种精神意境，并通过视觉艺术语言表达出来。但回归现实仍然又要面对各种常纲、礼教的束缚，这在精神上是不自由的，以至于在中国画的发展中，这些文人士大夫或者现在的很多艺术工作者不可避免的就要在意境上去追求极致。在这个不断追求意境的过程中，使得中国画的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出现了单一性和程式化。无论是绘画者还是观赏者在审美经验的拓宽上就变十分局限。

当然一种现象的形成，并非由单一的原因造成的，它是一个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同样中国画的发展亦是如此。综观中国绘画的理论，无论如何演变，似乎总逃不出“六法“的一个框架之内，这种中国画的理论基础薄弱，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中国画的实践。相对于西画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总会有一些绘画理论出现，从而出现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单从审美上来说，西画的发展无疑是拓宽了大家的审美视野。

从《当代中国画之我见》这篇文章中可以读出，对于中国画创新大家都似乎存在着一个普遍的误解，也是当下的一个误解。就是对于优秀的文化遗产全盘否定进而全盘西化。在当下有很多艺术工作者从西方的当代艺术中去汲取营养，这本身没什么错误，但对于尺度的把握始终是个大问题，因为很多艺术工作者从中国画的载体开始入手改造，利用这些载体的特性最后直接发展为一种墨戏，单从这一点来说，就是非常狭隘的，也很可能使中国画的发展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在对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态度上我们是要保留的，但保留不等同于拿来主义。我们要把优秀传统文化遗产赋予一定的时代性，尤其是在新时代下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利用更要有新的时代气息，而不是为了应景或者完成任务而去七拼八凑。同时在对待古人的优秀作品时，多数人总是抱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一味的敬仰却少有批判，把古人的用笔、线条等，当做自己艺术生涯的最高要求。从而忽略了自己的艺术存在价值。所以首先要理清本我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在充分尊重的前提下，还要有批判意识。

在中国画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应该看见，有这样的一批画家对促进中国画的革新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像刘海粟、石鲁、朱屺瞻、林风眠等画家，用极其敏锐的一种眼光，认识到了中国画发展的局限，率先对中国画做到了有所突破，为中国画的发展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是值得大家尊重和学习的。但与此同时也有一批国粹主义者，把古法奉为圭臬，他们或者糊涂、懒惰，又或者用一种自我麻痹的方式去阻碍中国画的多元化发展。所以在对待中国画的态度上要么一成不变，要么改变一些绘画题材等，翻来覆去，并没有使中国画得到什么实质性的改观。而无论是李小山所提到的李苦禅、黄胄等画家，还是现在的一些绘画者，他们更多的喜欢对古画进行模仿。其实这种模仿并不是对现实存在的一种再现，而是对古代优秀作品的一种外在形式的临摹，即便临摹的出神入化，也只能得其表。因为他们并没有古人的那种生活经历，以至于在精神上很难体会到古人在创作这幅画时的情怀和胸襟。

如今在市场经济的调动下，绘画作品的商品化也给当代中国画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在利益的推动下，很大一批的艺术工作者，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很有可能不是为了艺术本身，而更多地是为了利益本身[2]。因为他们创作的目的是满足客户的需求。更有甚者为博取眼球，直接把水墨绘画的一些载体，直接变成其自我炒作和获取经济利益的工具，把中国画创作的过程变成了一种街头的行为表演。所以如何协调好艺术市场和艺术创新的关系，也是目前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还有就是艺术的发展本身具有很强的依附性，所以在中国画的发展中是否也应该主动的去联动其他学科也是很值得讨论的。总归对于中国画的发展，就像这篇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