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森林的守望者、民族文学的狩猎人
——论布农族作家拓拔斯《最后的猎人》

乔亚楠（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北京 100081）

拓拔斯·塔玛匹玛（下文简称“拓拔斯”）来自于布农族，所谓布农，是“人”的意思。布农族是土生土长的山林民族，也是日据时期抵抗最久的原住民。他们实行游耕农业和大家族制，相信万物有灵，以美妙天籁的“八部合音”闻名世界。他们视狩猎为部落男子的天职，孕育了独特而深远的狩猎文化。和台湾的众多原住民族一样，布农族的命运颇为坎坷，曾先后被荷兰、西班牙、郑氏家族、清朝、日本和国民党所主导，一直以来备受欺压和歧视。在种种冲击下，布农逐渐成为边缘民族，面临着文化和生态的重重危机，但失落的家园却孕育出母族自觉书写、自我阐释的开拓者——拓拔斯。

一、拓拔斯与他的《最后的猎人》

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长期被他者殖民，台湾呼吁“正名”、“还我土地”、“还我母语”等原住民运动勃兴，原住民作家纷纷拿起笔杆投入战斗，拓拔斯就是其中之一。拓拔斯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并于80年代开始创作，作品主要以小说和散文为主。在布农语里，“拓拔斯”是“勇士”的代名词，而拓拔斯多年来也坚持用文字和医术疗愈族人的身心，譬如其曾获得台湾吴浊流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集《最后的猎人》，就讲述了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布农族原住民在传统部落与现代都市间的种种游离与纠葛。

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成年后的行为与其童年经历密不可分，山林生活铸就了拓拔斯众多猎人题材的小说，为了创作猎人小说，成长于山林的他曾多次对老猎人进行访谈，随后创作了《最后的猎人》这篇同名小说集中的代表作。小说讲述了不愿去城市做工的猎人比雅日，因不想再受流产的妻子的数落，便到森林里打猎，一路艰辛又开心地猎到了一只小山羌，希望能够为思念的妻子补充营养，却在下山途中被警察威胁和没收，最终空手而归，并受到警察不要再做猎人的规劝。这篇小说以流畅的文笔和真挚的情感在描绘生产方式、故乡风俗、狩猎文化、民族心理、宗教信仰等丰实内容的同时，展现了族群面对外界冲击的焦灼无奈与顽强抗争，折射出我国最南端传统狩猎民族的憾痛。仿若一场狩猎民族吟唱忧思的哀歌，十分扣人心弦。

二、《最后的猎人》的族性书写

（一）众生之相与象征意义

“猎人不仅是一种工作上的职称，更标志着一种能够成为英雄的可贵的品格。”[1]森林，是猎人世代生长的家园和精神的寄托。打猎，则激发了他们的勇气，实现了他们的价值。面对森林，洞悉一切的他们自信而从容。在《最后的猎人》中，作家从外貌、语言、动作、心理等方面对猎人进行了全方位的刻画。小说主人公是当地赫赫有名的猎人，他仅从脚印就可以判断出动物的形貌，在曾经的打猎生涯中也从未空手而归。他有着强健的体魄、敏捷的身手、善良的心灵与生活的智慧。对家庭的眷恋则展现了他刚强中的柔情。然而如今，只会讲蹩脚的汉语的猎人，却不得已被外界的力量所裹挟。《最后的猎人》中，警察先是警告比雅日他违反禁猎的法律，盗取森林的产物，面临坐牢的风险。末了，他劝比雅日“改个名重新做人吧，不要再叫猎人”[2]。

小说在用寥寥几笔勾勒猎人前辈——比雅日的父亲的同时，也刻画了猎人后代的形象。孩子是生命的希望，猎人精神通过血脉传承。《最后的一个猎人》中，比雅日为即将出生的孩子精心做了一把椅子，准备为他取部落射日英雄的名字“拓拔斯”，但对孩子的期盼却终随着妻子的流产而破灭，这意味着狩猎文明即将消亡。此外，小说塑造了女性即猎人妻子的形象。《最后的猎人》中比雅日之妻帕苏拉则因生计所迫，对丈夫现状颇为不满，更希望他能放弃打猎到城里打工，同时一直咒骂他的巫婆世家，甚至威胁丈夫要离他而去。帕苏拉这一女性形象显然是向往现代生活的原住民的象征，反映了现代文明对狩猎文明的拉力。最后，小说中还出现了代表外来者的形象——狡黠的警察，他的出现使得猎人失去光辉，也使小说以悲剧收尾。有趣的是，表面飞扬跋扈的警察实则对猎人都有畏惧心理，在他眼中比雅日“身材高大，至少高他一个头，腰系一支弯刀”[3]，该片段颇具讽刺意味，侧面烘托出反面人物的道貌岸然。

（二）民族文化与本土表述

从出生就学到的母语，是不可能忘记的文化；到死为止都在的故乡，是不可分离的地方。鄂温克族的诗人维加曾经形容狩猎民族是从“弓与箭的文化”来到了“原子弹的时代”。广袤的森林孕育了悠远丰饶的文化，海峡南端的布农，也主张泛神论和万物有灵论，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森林哺育了狩猎民族，族人也对万物充满敬畏，由此衍生出的狩猎文化充满禁忌和仪式。《最后的猎人》中：除了在十二月里有着打牙祭的仪式之外，猎人忌讳咒语，也忌讳让人知道没有打上猎物；上坡的猎人应该分块儿肉给下坡的猎人；猎人如果滑倒了就不能打猎；猎人更不能说一句假话。布农的这些禁忌，在族群中发挥着现代法律的作用，维持着部落的稳定。除此之外，在猎人看来，梦的凶吉预示狩猎成败。《最后的猎人》中，情绪低落的主人公因为做了一个好梦而拿起心爱的猎枪前往森林打猎，在他看来“没有梦的寄托，就如盲人在森林走路”[4]。

就小说表述而言，拓拔斯虽是用汉语写作，行文却从不乏民族特色，仅从语言就可见一斑。其中，最为鲜明的是小说中充满民族韵味的名字，譬如《最后的猎人》中的比雅日、帕苏拉、路卡等等。其次，拓拔斯在创作中经常先用母语构思，再用汉语转译，使得其作品具有“陌生”的审美效应。《最后的猎人》中，布农特色的表述俯拾皆是。譬如，形容深夜为“月亮已开始走下坡”[5]，形容比雅日轧乱的木头“须须地像老鼠啃过地生猪肉”[6]，又如在比雅日眼中，森林酋长的耳朵“像长在枯木的木耳，软软的且没有力气”[7]，警察“圆形状的鼻翼，呼气时像寻找食物的山猪”[8]。两个新奇而幽默的比喻，颇具感情色彩，表达了猎人对入侵者的不满。总之，这些本土化形象化的语言为其作品增添了更深一层的美感。

三、《最后的猎人》的意涵解读

（一）原乡情结与生态主义

“弗洛姆认为，人类有一个群体性的、潜在的长期痛苦，这就是人类要承受与大自然分离的痛苦，这是一切焦虑的根源。”[9]对于拓拔斯而言，原乡情结贯穿作品，其作品主人公对森林的挚爱和内心的呐喊也是他们自身情感的写真。在拓拔斯心中，成为一名猎人是他最大的愿景，对于族人他始终充满崇敬，对于故乡他时刻感到眷恋。原乡情结注定他和原乡同悲欢，并为原乡诉悲欢。

“我们熟悉树液流经树干，正如血液流经我们的血管一样。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芬芳的花朵是我们的姐妹，麋鹿、骏马、雄鹰是我们的兄弟，山岩、草地、动物和人类全属于一个家庭。”[10]这是印第安索瓜米西族酋长西雅图在美国政府收购他们土地时的一段宣言。对于布农而言，万物和谐，亦是如此。《瓦尔登湖》和《寂静的春天》的译介为中国带来了生态文学的春天。“生态文学主要是指那些敏感地对现代世界生态危机加以揭示，对其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加以批判，对导致生态危机的现代文明加以反省的作品”[11]。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相背，倡导人与自然的平等以及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拓拔斯的作品同样具备生态文学的色彩。

19世纪末德国人V·扎里施创立了森林美学，拓拔斯将森林之美描绘得淋漓尽致。小说中，作家从声音、色彩、气味等多个角度对森林进行赞美，称其仿若“伊甸园的世界”。主人公比雅日更是对森林爱得深沉又合理，他熟知森林里的每一种生命，辨得出鸟的歌声，感受得到风的足迹，甚至希望自己的妻子能有森林般的“媚力”。为了避免森林发生火灾，打到猎物离开森林时，比雅日“向火堆撒了一泡尿，不留一点火星”[12]。猎人们视森林的疼痛为自己的疼痛。和自然的平等与和谐同样体现在猎人和猎狗亲密又默契的关系上。小说中，比雅日与猎狗伊凡一起相拥而睡，一起在山林中泡温泉，并齐心协力猎到山羌。猎人疼爱猎狗，猎狗也明白他们的语言和情感，他们是并肩战斗的战友，是彼此保护的亲人。然而，随着入侵者的无孔不入的掠夺和破坏，“森林”逐渐被“林区”替换，充满嘈杂的人声和车声，“动物会因森林的洗劫而灭迹，从此猎人也将在部落里消失。”[13]动物、森林、猎人三者命运紧密相连，缺一不可。而今，森林不再属于狩猎民族。生态关怀，势在必行。

（二）“后殖民”色彩和“去殖民”呼声

1978年，萨义德《东方学》的出版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理论踏上世界舞台，此后不断有学者对后殖民主义理论进行丰富和完善。在台湾，原住民曾有过长达四百年的被殖民史，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角度出发观照作家的创作，可以发现小说彰显出浓厚的“后殖民”色彩和“去殖民”呼声。

后殖民主义语境中，印度裔美国学者霍米巴巴曾提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身份的“混杂性”，拓拔斯即是如此，他出生台湾南投信义乡的布农部落，11岁时到城里读书，那时的他甚至不能流利地讲述汉语。面对一群和族群相异的轮廓和未知的生活，拓拔斯适应许久，之后他一直在山下读书，医学院毕业后又志愿到达悟族生活的兰屿岛的卫生所服务，受到了海洋文化的浸染。因此，拓拔斯既不属于城市，也不是部落的土著。布农文化、达悟文化，汉文化与西方文化同时交融于其身心。多种文化的交融铸就了少数族裔血脉的作家。然而当他为民族提笔疾呼的时候，却只能用异族/汉族的文字来写作，陷入一种尴尬境地。

山林是狩猎民族的灵魂，狩猎文化则是民族灵魂的根，是他们最后的尊严。家园一旦遭受重创，民族文化也就岌岌可危。《最后的猎人》中，机智勇敢的猎人在警察看来却是“好吃懒做，肮脏不守法”[14]的小偷。此外，小说中出现了山上/山下两个空间，意味着原始山林/城区农区与母族文化/异族文化之别，主人公曾经前往山下，却留下了噩梦般的记忆并加强了对山上文化的认同。由此可证，文化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先驱，法国学者法侬曾经将本土作家作品追寻民族文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其中最后阶段被称为“战斗阶段”。80年代的台湾，随着原住民运动的开展，原住民作家开始觉醒。身先士卒开始抗争的拓拔斯，成为了母族的首位作家，拥有汉名的他坚定地用母语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更是如此，从而得以为“番仔”、“学习班108号”等“污名”而“正名”。到了创作后期，作家的创作日渐成熟，作品更是直接从第一人称转变为第三人称，直抒胸臆地通过人物展现民族生态文化的式微和民族心理的创伤，从而表达族群诉求。如同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所言，少数族裔应该具有“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他们反对民族中心主义，呼吁文化多元主义。身处边缘，主体性和话语权是他们永远的追求。

结语

“最后的猎人”这个题目充满悲剧色彩，同样，小说既像是对狩猎文化和民族精神陨落之前的致敬，又像是深处变革和衰落时族人的一声长叹。拓拔斯作为一名饱含前瞻性和反思性思想的作家，他并没有怀着让读者猎奇的心态去创作，而是以真挚又冷静的目光透视自己的族群，并以高度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呈现家园和文化的传统与现状，在进行文化寻根的同时努力探寻民族的最佳出路。因而在他极具特色的《最后的猎人》中，闪耀出原乡情结、生态主义和去殖民化的光芒。又因受到汉文化、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的冲击，拓拔斯的创作也力争在“现代性”中凸显“民族性”。遗憾的是，拓拔斯近几年鲜有小说问世，但他的初心从未改变，期待其更多关于原乡和族群的作品。

注释：

[1]董恕明：《边缘主体的建构—台湾当代原住民文学研究》，第96页，东海大学中文所博士论文。

[2]拓拔斯·塔玛匹玛：《最后的猎人》，第74页，晨星出版社1991年版。

[3]拓拔斯·塔玛匹玛：《最后的猎人》，第73页，晨星出版社1991年版。

[4]拓拔斯·塔玛匹玛：《最后的猎人》，第61页，晨星出版社1991年版。

[5]拓拔斯·塔玛匹玛：《最后的猎人》，第63页，晨星出版社1991年版。

[6]拓拔斯·塔玛匹玛：《最后的猎人》，第45页，晨星出版社1991年版。

[7]拓拔斯·塔玛匹玛：《最后的猎人》，第57页，晨星出版社1991年版。

[8]拓拔斯·塔玛匹玛：《最后的猎人》，第70页，晨星出版社1991年版。

[9]郭彦妮：《论乌热尔图与迟子建的鄂温克书写》，第11页，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论文。

[10]西雅图：《西雅图的天空——印第安酋长的心灵宣言》，第56页，《资源再生》2009年第3期。

[11]王岳川：《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第130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2]拓拔斯·塔玛匹玛：《最后的猎人》，第69页，晨星出版社1991年版。

[13]拓拔斯·塔玛匹玛：《最后的猎人》，第66页，晨星出版社1991年版。

[14]拓拔斯·塔玛匹玛：《最后的猎人》，第73页，晨星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