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不用车兵补论(下)
——从吴越两国之特殊性入手

陈 章

(中山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510275)

一、世族与车战

车战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为战车，二为作战者。对于前者，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战车是外来的*如夏含夷在《中国马车的起源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中认为马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从西北传入中国。参见夏含夷:《古史异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而列·谢·瓦西里耶夫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一书的“殷代的战车”部分指出无论是中国的战车还是战马都很有可能来源于西亚。参见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郝镇华等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版，第308-314页。而瓦西里耶夫指出战车的建造需要青铜器，而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也认为“铜或青铜的使用……至少在旧大陆，是发生于西方亚细亚的一个中心，传播到各地的。……关于铜和青铜的知识，就说是从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大可以有的事。”(注：译文根据张我军译《东亚文明之黎明》，《辅仁学志》1930年第2号，第39页)有关中国马车的起源争议，可参考吴晓筠：《近年关于中国马车起源问题研究的述评》，《东吴历史学报》2005年第13期，第1-16页；吴晓筠：《马车在早期东西交流中的地位与交流模式：西元前2000-1200年》，《故宫学术季刊》2011年第28卷第4期，第95-132页。，此问题枝蔓过多，涉及中国文明“传播论与西来说”[1]，暂且不表，此处主要讨论后者，也就是作战者以及交战方式的问题。

春秋时期作战以车为主[2]379，步兵为辅[3]。在整个春秋时期，随着列国争霸战争规模的扩大，战车逐渐成为战争的主力[3]8-10。而战国时期则“车战渐进而为步战”[4]81-85，也便是齐思和所谓“至战国则车战之法既衰，于是步卒骑兵遂成为战争之主力”[5]112，钱穆将之归结为“贵族军队与农民军队交替之一种表记”[6]57，至于为何会出现这种更替，斯维至指出“春秋战国之际，血缘关系日益淡薄，地域关系的国家正在酝酿着”，因此庶民的地位逐步提高[7]334，这个过程虽缓慢，却是大势所趋。如吴荣曾便指出，春秋时期，作为最低等级贵族的士，其子只能列入平民等级[8]。这考古上的证据是俞伟超所言“诸夏国家以及楚国统治区域从春秋到战国庶人墓葬中仿铜陶礼器的比例显著增多，说明士与庶人之间的等级界限被冲破”[9]。

而蓝永蔚认为“井田制的破坏宣告了车战的死刑”[3]100，这实际上与上面各家所言也是一致的。因为井田制和“军赋制”联系在一起，也便是“出赋率”的问题，如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引用《司马法》的记载：“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出革车一乘。然则千乘之赋，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这涉及中国文明的主流是否外来的问题，各家的具体讨论可参见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60-65页。另外，如毕士博在1939年发表的《东亚文明的开始》(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 in Eastern Asia，原载于Annual Report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重印于Antiquity xiv 1940年，第301-316页)一文中，他检讨了中国文明的各项特质以后，发现它们都是外来的：彩陶、青铜器、大麦、战车、文字、牛、羊、马、鸡、水牛、小米、大米、高粱等等。他的结论：“文明最早出现于近东，在那里若干动物被驯养，若干作物被栽培；也是在那里各种基本的发明被创造，城市生活产生。这些成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好几千年。在东亚我们发现当时情形纯然不同。上述文化特质中有许多在这里也有出现，但它们都出现得晚得多，并且表现一个比较进步的发展阶段，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它们是在这里独立发生的，而在若干例子中我们可以找到它们自西方起源的确凿证据……因此，后来在东亚建立起来的文明，其起源与基本类型必须归因于从古代近东来的文化传播所致的刺激。”(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 in Eastern Asia. pp.315～316)而有的学者便争论中国文明若干成分实际上是本地起源的。李济便批评毕士博的说法，指出中国古代文明中至少有三件物事是确确凿凿土生土长的，即骨卜、蚕丝与殷代的装饰艺术：“这三件，外国人讨论东方文化时，只管可以不提，却不能不承认是远东独立发展的东西。”(参见李济：《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民主评论》1954年第五卷第四期，第89页)这种土著与外来成分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主张土著成分占优势，因而中国文明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甚至是东方文明的摇篮，到了何炳棣《东方之摇篮》一书到了高潮。

史界对西周的“出赋率”问题依然有争论[3]86，但不管如何，战车这种贵族部队似是由“井田制”供养。而先秦时期，井田制逐渐被破坏，无论是鲁国“初税亩”、晋国“作爰田”，还是商鞅“制辕田”，皆是承认土地私有，这实际上也是庶民地位提高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车战退出历史舞台源于许倬云所谓“社会流动”，平民阶级兴起，因此车战没有了生存基础。

此外，另一个原因则非常直观浅显，齐思和认为战国战争之规模远较春秋为大，“每战交锋，动辄数十万人，各国之贵族自无如此之多，因之各国皆强迫全国壮丁入伍，于是平民遂成为战争之主力”[10]，这自然也是渐进的过程，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作州兵”，鲁国的“作丘甲”等政策[3]100，打破了国野对立，开始允许“野人”当兵，这实际上也是这种趋势的体现。

蓝永蔚认为车兵的衰落和隶属步兵编制的扩大是紧密联系的：“攻车编制从二十五人发展到七十五人，是周代军制的重大革命，也是车战历史的一次革命，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古老的车战。”[3]100但攻车编制扩大的一个原因估计也是因为战争规模的扩大。

钱穆所言之“贵族军队”也便是许倬云所谓“在春秋及其以前，战斗仅是贵族特有的职业。军事职业就局限于那些熟悉这些特殊技术(按：指诸如六艺之御与射等技艺)的人”[4]82，斯维至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庶人不议”，在西周时只有国人——包括贵族和小人(与贵族有疏远血缘关系的人)——才享有政治权利，包括当兵的权利[7]145。因此春秋时期，直到公元前570年，很少有“平民军队”(许倬云谓之“徒兵”)[11]，也便是雷海宗所言“春秋时期虽有平民当兵，但兵的主体仍是世族。所以春秋时代的军队仍可说是贵族阶级的军队。”[12]8许倬云指出“平民只能在战斗中充当徒兵，他们肯定跟不上飞奔的战车”[4]82，这跟齐思和《战国制度考》中的观点别无二致[5]112。

当然，所谓春秋时期用车兵为主可能主要是针对中原国家之间的交战，不适用于诸夏国家与周边民族的交战，如晋国在与狄人交战时便把当时盛行的车战重新改为步兵*按：《左传·昭公元年》载，晋国的魏舒在一次与狄人的作战中把车兵改为步兵，这便是“毁车以为行”事件。魏舒说：“彼徒我车，所遇又厄，以什共车，必克。困诸厄，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毁，即去而不用；行，即步卒行列。但是，就是这次改革却在步兵中保留了车兵的编制。《左传》说，魏舒的办法是以“五乘为三伍”，“为五阵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乘、两、伍、专、参、偏都是车兵的编制单位，如《司马法》曰：“车战，五十乘为两，百二十五乘为伍，八十一乘为专，二十九乘为参，二十五乘为偏。”杜正胜认为魏舒的“五阵”不过是由车兵的行军队形仓促改编成步兵的战斗队形，不甚成熟，跟后世的步兵有差异。参见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第79页。此外，其实当时的戎狄不等同于游牧民族。《左传·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逸)我也。”此处显示郑国当时使用战车与戎人战斗时，戎人仍以步兵为主，尚未骑射。，这当然是从实用性的角度去考虑，车兵太笨重，不适合与游牧民族交战，与后世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类似的。值得说明的一点是，战国时期战车虽然退出了军事舞台[13]，但仍然是贵族的象征，是划分等级的标准之一，如秦国二十等爵制便体现这一点[14]。

春秋时代的贵族既是诸侯争霸战争的始作俑者，也是礼乐传统的护卫者。“春秋二百四十年中，贵族阶级尚受周公所定礼乐熏陶，表现出极深的文化修养”[15]。许倬云和过常宝均指出：贵族所习之“六艺”包括“射”与“御”[16]；齐思和认为“御马、射击皆需要长久之练习，故射与御皆为贵族教育之要目，非一般农夫所能胜任”[5]112。

显然，与战争息息相关之技艺成为礼乐之重要组成部分[17]310-337，这些技艺“不仅在于军事训练和军事教练，还要从中选拔人才”[17]332，对后世官制也有重要影响[17]332-333。

另，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之战争截然不同[18]：前者是“尚礼的战争”[6]57，最显著也最耳熟能详的例子首推宋襄公于宋楚泓水之战中的过度尚礼(David Schaberg称之为“The Rhetoric Of Good Order”[19]21-56)，这便是牟润孙所谓“春秋所在重义，见之行事者，事以明义也”[20]，钱穆则戏称之为“当时独有的幽默”[6]45；后者则是钱穆所谓“浮现于上层政治的只是些杀伐战争，诡计欺骗，粗糙暴戾”[6]46。

雷海宗对这种差别的总结比较直白：“春秋时代的战争由贵族包办，多少就有一些游戏的性质。每次战争都有各种繁文缛礼，杀戮并不甚多，战争并不以杀伤为事，也不以灭国为目的，只求维持国际势力的平衡。到战国时代，情势大变，战争的目的在于攻灭对方。”[12]14-15许倬云将这种差异归结为“春秋与战国时期列国间关系的不同”[2]385，也便是David Schaberg所谓国家关系(Interstate Relations)之大相径庭[19]142-148。

春秋与战国战争性质的差别也反映在兵法上，宋人郑友贤在《孙子遗说》中比较了《司马法》和《孙子兵法》后指出：“《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21]而《孙子兵法》中理论的成型与孙武在吴越战争中的实战经验是分不开的，因此这也反映了吴越战争有别于《司马法》中所描述的“尚礼的战争”。

导致两个时期列国关系差异的原因在于宗法之崩溃*这里提及一点，张光直否定了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主张“宗法制度为周公所创，是周制与殷制的差异点之一”。张认为殷商时代有宗法制，甚至龙山时代便已有了。并且宗法制也非中国所特有，在世界上有很广泛的分布。在非洲和大洋洲尤为常见。考古学上称之为“分枝的宗族制度(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这一点陈絜也指出过：“宗法制相当于人类学中的世系群，各大族组织下又包含若干个分族。”参见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79页。，各国不复是华夏宗法大家庭之一员而展开刺刀见红之搏杀。问题是当我们观察吴越战争时，从一开始便体现出有别于春秋时期战争的那种文雅气质，反而更多的具有战国时期战争之野蛮特征[4]76。

见诸史书的吴越战争发端甚早*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这是《左传》关于吴、越大规模战争的最早记载，时在公元前510年。，持续时间亦不可谓不长久，却始终不见有春秋时期的文雅气质，个人以为这跟吴越两国无世族息息相关。此外，吴越两国有血性复仇的传统，但个中原因也是吴越两国文化上的落后。春秋时期诸夏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贵族学”(“王官之学”)，在吴越无立足之地，应该也与吴越无世族有关。

此外尚可举《孙子兵法》为例，一般认为该书成于专诸刺吴王僚之后至阖闾三年孙武见吴王间，乃孙武跟吴王初次见面赠送给吴王的见面礼[22]。问题是，《孙子兵法》所载战法充满诡诈，这与宗法制国家光明磊落得近乎迂腐的战法(如宋襄公不半渡而击)相去甚远，这或是孙武根据吴国无世族这一特殊性因地制宜所撰，以期冀获吴王赏识。

二、吴越不用车兵

与春秋时代绝大多数大国有异，吴越两国一开始便采取以步兵为主、水军为辅的作战方式*这一点早成定论，以蒙文通之观点为代表(参见蒙文通：《越史丛考》之《吴越之舟师与水战》一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120页)。亦可参见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2-83页。此外，陶元珍：《吴越不用车战考》(国立东北大学编印《志林》第四期，1943年1月，四川省三台县石印本)的考证最为精当，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文章。。这一方面自然是由于吴越江南多丘陵水泽*至于吴越地区为何多水泽则属于地理问题，即所谓“假轮虫海退时期”与“卷转虫海进时期”，此等专业之地理问题笔者也不甚了了，恕不赘述。可参见陈桥驿《绍兴史话》第5页之《绍兴的历史发展与沿革地理》一文。亦可参考陈桥驿《越族的发展与流散》(载《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又收入于中华书局1999年版《吴越文化论丛》)一文。，这一点因其显而易见，故前人早有论述，如《淮南子·齐俗训》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23]《越绝书》说：“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之常性。”[24]24《汉书·严助传》云：“(越人)善于水斗，便于用舟。”即便到了明代，戚继光《纪效新书》卷十五《布城诸器图说篇》一开篇也说：“夫南方田水界地雨湿，不可用车”。可见南方多水泽这一地理环境特性是长时间存在的，且吴越地区这一特殊之地理环境又导致越族有内外之分[25]。此外，张荫麟也指出：

吴本江湖之国，习于水战而不习于陆战。但从水道与楚争，则楚居长江的上游而吴居其下游，在当时交通技术的限制之下，逆流而进，远不如顺流而下的利便，故吴无法胜楚。自从吴人学得车战后，形势便大变了，他们从此可以舍舟而陆，从淮南江北间捬楚之背[26]。

张先生提及楚居上游，吴居下游，言外之意是虽然吴国水兵强大，依然难有作为。而所谓“吴人学得车战”是据《左传》成公七年吴国由晋申公巫臣率战车三十辆至吴，“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的记载，《左传》虽有此条记载，然即便在《左传》中此后也未见吴国用车兵的具体战例。

至于说吴人学得车战后，“从此可以舍舟而陆，从淮南江北间捬楚之背”则似乎只是张先生理论上的一种推断，关于吴楚交战的典籍中并未看到吴军车战的记载，原因下试析之。

笔者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于一国在兵种选择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如《周礼·夏官·司马》说：“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27]“人为主”就是步兵为主，“车为主”就是战车为主。《六韬·战车》也说：“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贵知地形”，确是对车战特点的最好概括。战车的攻击能力依赖于其机动性，而战车的机动性又取决于战场地形条件。江河湖泊、沼泽泥潭、山区丘陵都被兵家视为车战死地。如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晋军在攻击楚军途中突遇烂泥潭，车队只好绕行，晋侯亲军全部陷入泥潭，进攻行动受阻，几乎贻误战机。而吴越战场水网如织，丘陵崎岖，战车显然不利于车战，而步兵则较之战车乃至骑兵更能适应这种地理环境。

但结合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个人以为吴越不用车兵的另一原因似乎为人所忽略，假如以钱穆的所谓“贵族军队”与“农民军队”观之，则因为吴越没有发展出世族，即便是吴越两国成立之初，似乎仍未脱离兄终弟及的权力继承方式，与诸夏国家的宗法制相比较为落后，故无实行车战之贵族基础，只能一开始便采用步兵。因为春秋时代中国的车战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作战方式，而且包含了贵族文化的特征。

假如单纯以地理环境来解释吴越不用车兵，则在吴越战争中似可以解释，因为吴越两国交兵基本上在江浙一带，的确不适宜用车兵，然而在吴越两国先后崛起并称霸后，其势力扩张到北方平原一带，而交战中仍始终不用车兵则似乎无法单纯用地理环境来解释了。吴国对诸夏国家交战缴获战车后甚至弃之不用，如陶元珍《吴越不用车战考》指出：

惯用车战之国，以兵车为至宝，苟能夺获敌国之兵车，断无不留供己国之用而悉以赠他国者，如楚庄王伐宋，获五百乘；郑公子归生伐宋，获甲车四百六十乘；楚宋并未以获得之车赠人也。而艾陵之役吴得齐革车八百乘，夫差乃悉以赠鲁，虽云酬鲁从战之劳，何竟不留用一部分，举八百乘畀鲁，等弃之。此必吴不用车战，故视兵车若不足惜。

关于艾陵之役，《左传》载：

(哀公十一年)甲戌，战于艾陵，展如败高子，国子败胥门巢，王卒助之，大败齐师，获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献于公[28]1276。

故陶元珍所言非虚，且由于车兵是世族文化的组成部分，需要训练骑射，似非吴越所能为；且训练战马以及建造战车皆投入巨大，在那个时代是耗费财力最多、最不经济的战争工具，性价比比水军还低，对崛起之前的吴越两国而言无疑是奢侈品，因此扩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增加步兵，因为步兵的兵源充足，装备简单而又便于训练。

此外，蓝永蔚早就指出车战与井田制紧密相关，这当然是从诸夏国家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吴越两国似乎不存在井田制，而井田制与分封制可以说是配套的，而正如晁福林所言“分封制和宗法制是合二为一的，分封本身就贯穿着宗法的精神，宗法制度也随着分封而不断完善”[29]。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与吴越较诸夏落后的发展进程也是一个命题。

林惠祥指出“《史记》言越王勾践为夏禹之后，此不过越人托古之辞”[30]。洪家义则认为因吴国有来自华夏的先祖太伯，越国为了取得心理优势，于是附会来了大禹[31]。个人以为这些传说表明吴越两国在国力强盛之后似乎都很在乎自己的身份。

然而事实情况是吴越文化落后，关于这一点，典籍也有零星记载。当然，由于吴越地区在先秦时期所处的如王明珂所言“华夏边缘”的位置，典籍中关于吴越的记载颇为匮乏*如苏铁《吴越文化之探查》一文中便指出：“首先是孔子的《春秋》，这里面关于吴人的记录只有百分之一余，关于越人的记录不及百分之一；其次是晋人的著作《左传》，关于吴的有百分之二余，关于越的亦不及百分之一；再次是楚人的著作《国语》，始渐渐关于吴越的事情有独立的记事一篇不过这里面所记的多关于范蠡和勾践之事迹而已，在他二人以前的事情殆完全湮没不明了。”(参见吴越史地硏究会编《吴越文化论丛》。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73-374页)苏铁的这段话中关于吴越史料占全书的百分比问题本人没考证过，但这段话关于越国史料贫乏的观点应该是有道理的。。如《左传》载陈之使臣离国，未至吴而卒，吴人托词不纳，副使欲依礼以使臣之尸完成使命，于是据理力争：

(哀公十五年)且臣闻之曰：“事死如事生，礼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终、以尸将事之礼，又有朝聘而遭丧之礼。若不以尸将命，是遭丧而还也，无乃不可乎[28]1296！

越国也是如此，甚至有意排斥诸夏国家的礼法。比如《越绝书》载：

孔子有顷姚稽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对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勾践喟然叹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异则不可。”于是孔子辞，弟子莫能从乎[24]24。

《越绝书》虽是研习越国史的主要史料之一，但评价并不高，如山根幸夫便认为“越绝不过是从诸书中汇集史料而已”[32]。但个人以为以上关于孔子与越王对话的记载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因一般认为《越绝书》是东汉人根据古籍整理而成*虽然明清学者从此书《篇叙外传记》的隐语中进行考证(明清学者之考证相当驳杂，不赘述，可参考陈桥驿之总结。陈桥驿：《绍兴史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02页)，作出此书为会稽袁康、吴平编撰的假设，但也有学者认为此书实为先秦时代的越国著作，后汉的袁康和吴平，不过是对这种先泰文献加以整理和增删而已(此观点参见陈桥驿：《关于越绝书及其作者》，载《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以及乐祖谋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越绝书》陈桥驿之序)。此外，黄苇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方志论集》第113页也赞同陈桥驿观点：“今人陈桥驿对《四库提要》结论提出了不同看法，陈先生将似乎已成定论的《四库提要》中的说法，重新提出来讨论。并作缜密研究，发表己见。可谓进一步研究《越绝书》者开创了一个新局面，这是一件很有益的事。”。而在东汉，孔子及儒教的地位已经确立，因此这条关于孔子在越国碰壁的事多少包含了对孔子的不敬，应当非汉代人的杜撰，而更可能是根据当时流传下来的典籍所载整理而成。因此，此条记载应该可以从一个侧面作为越国文化落后、不知礼法的佐证。

三、结论

综上所述，吴越不实行车战或跟两国未发展出世族相关，而这又源于吴越两国在完成国家化进程中大大落后于诸夏国家，以至于在两国成立之初仍停留在部落氏族社会阶段。笔者并不否认车战的实行与否与地理环境有相当重要的联系，而且追根究底，吴越两国较之中原诸国在文化上的相对落后与滞后的国家化进程似乎也是与吴越两国的地理环境有必然联系。

简而言之，当时的吴越与诸夏之间的地理联系为淮泗诸夷所隔断，较之于同为非诸夏的楚国而言，其与诸夏国家的文化交流较少。因此可以说，将车战与世族相联系并不是对以往地理决定论的否定，而是一种发展，因为其实质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然而尽管其根源是一致的，两种不同的表象依然不得不提，因为史学研究不应当只停留在对空泛的所谓本质的论述，而更应当研究各种表象并试图给出合乎逻辑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