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敦尼与屋大维比较研究

余春江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安敦尼、屋大维、雷必达是罗马共和国末期著名的“后三头”。在内战中，他们既是盟友，也是对手；既密切合作，亦彼此争权。其中，又以安敦尼与屋大维实力最强、竞争最激烈。从前44年凯撒遇刺内战爆发至前30年阿克兴海战一决胜负，年轻的屋大维最终战胜资深的安敦尼。屋大维为何能取胜？笔者拟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从两人的个性、领导力、价值观等主观因素的对比，揭示其原因，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成长经历与个人性格的差异

安敦尼出生于前83年，屋大维出生于前63年，两人的成长经历既有相似之处，亦有很大不同。他们父系祖先都曾参与政治，母亲皆是朱理亚家族成员；均幼年丧父，后由母亲与继父共同抚养，接受过较好的教育；[1](P1637-1638)[2](P46-48)皆曾学习希腊式的演说术，演说才能极佳等。[1](P1638)[2](P99-100)但他们青年时期的经历截然不同，造成了他们性格的差异。青年安敦尼的主要兴趣与成就在军事方面。前57年，他应邀参加远征叙利亚的战争，作战勇猛，速败敌人。随后，又应托勒密十二世之请进攻埃及，克服种种艰险赢得胜利。他还参与其它军事行动，展示出过人的军事天赋。同时，一掷千金的豪爽性格也让他深得士兵拥护。[1](P1638-1641)军旅生涯锤炼了他过人的胆识与毅力，并在内战中得到体现和强化。前48年，法萨卢战役中，当凯撒战败、急需援助的危急时刻，留在布隆图辛的援军统帅却不敢率军渡海支援，是安顿尼不顾风暴与敌舰拦截，火速带兵渡海增援凯撒，对凯撒扭转战局起到了关键作用。[3](P151)[1](P1642)前43年，穆提那战败后，安敦尼率军北撤，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带头喝脏水、吃野果，凝聚了士气，稳住了军心。[1](P1650)同年，腓力比之战中，他巧妙诱敌出战，一人统兵两败共和派联军，迫使布鲁图与喀西约自杀，是凯撒派军队的中流砥柱。[3](P398-414)[1](P1653)前36年，出征帕提亚失败后，他率军经18场战斗、历时27天，突破重围撤退至亚美尼亚，[1](P1669-1677)以顽强的意志避免了重蹈克拉苏覆辙的危险。戎马生涯把安敦尼塑造成了一位勇敢坚韧、能征善战的军事家，而且，愈是身处逆境，其意志愈是坚定；愈是形势险恶，其愈能克敌制胜。

但同一时期，安敦尼在道德上缺乏正确的引导，德行严重腐化。他跟随古里欧等损友，到处寻欢作乐、耽于声色，养成了挥霍无度、贪恋美色的恶习，[1](P1638)并使他形成了矛盾的双重人格：即在战场上与危急中，他能坚韧不屈、英勇无畏、克己胜敌；而一到和平安逸的环境，便无法自持、沉迷享乐、难有建树。在追随凯撒时，其双重人格就显露无疑。一方面，他能够在元老院为凯撒据理力争，在法萨卢挺身救主；另一方面，凯撒曾两次把留守罗马的重任交给他，但他总不能恪尽职守、勤勉理政，反而肆意妄为，恶化局势。前48年，凯撒出兵攻打庞培，让安敦尼负责管理意大利军政事务。安敦尼却不理政务，而是毫不厌倦地与人偷情，不仅让他自己声名狼藉，也使凯撒的声誉严重受损。[1](P1642)法萨卢战后，凯撒东进追击庞培，再度让安敦尼返回罗马稳定后方。他又整日酗酒寻欢，甚至鼓励士兵为非作歹，引得大家深恶痛绝。同时，还因怀疑妻子出轨而与凯撒的另一重要助手多拉贝拉大动干戈，使罗马派系倾轧更加猛烈。[1](P1643-1645)

腓力比之战后，安敦尼受命到东方筹集金钱并出征帕提亚，但他对埃及女王克拉奥帕特拉和奢侈生活的迷恋，严重败坏了其政治影响。到达埃及后，他沉浸在与女王的纵情享乐中长达十年，多次延误对帕提亚的战争。[4](48.28)特别是前37年，帕提亚国内政局大乱，人民逃亡，安敦尼获得一次绝好的进攻机会。他本已集结好军队，却因想与克拉奥帕特拉厮守过冬而将战争推迟到次年。[1](P1666-1667)但来年帕提亚政局已稳，并做好了备战准备，安敦尼的进攻以损失3.2万人的惨败收场。前35年，帕提亚再度内部失和、陷入混乱，安敦尼准备联合米底第二次进攻帕提亚，却又因克拉奥帕特拉与安敦尼妻子屋大维娅的争风吃醋而中止行动，再度错失良机。[1](P1678)

与安敦尼不同，屋大维在青年时受凯撒严格训练，既具有坚韧勇敢的品质，又能严于律己。凯撒任命他为骑兵队长，带他参加与庞培的内战，后又将其送阿波罗尼亚接受教育和军事训练。[3](P239)这些锻炼磨砺了他的意志品格，也让他熟悉了军队的特点。内战中，屋大维虽年轻文弱且不擅长军事，却能坚韧不屈、临危不乱，敢于同将士们共进退。在穆提那，他的旗手重伤，他便自己扛起鹰徽，鼓舞士气。[2](P51)在腓力比，他身患重病，依然坐着肩舆，指挥作战。[3](P398)在与绥克斯都·庞培的海战中，他更是多次以身犯险，甚至差点被敌人俘虏。[2](P54)在美都隆，他亲自执盾向敌冲锋，腿臂皆伤也不退却，其英勇与坚毅让敌人都恐慌不已。[3](P341)

另一方面，屋大维比安敦尼更能自制。他虽然也好女色，却能把握底线，不让私生活影响公务，甚至甘愿让婚姻服从政治的需要。前43年，为深化与安敦尼的联盟关系，他毁弃早年的婚约，娶了安敦尼的继女克劳迪娅。三年后，为拉拢绥克斯都·庞培，又娶了后者的舅母斯克里波尼娅。直到前38年，其实力已足够强大时，才迎娶了自己喜爱的利维娅为妻。[2](P84)反观安敦尼，为讨好克拉奥帕特拉，不仅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出卖罗马国家利益。在决定胜负的阿克兴之战时，他竟听信克拉奥帕特拉及其近臣谗言，放弃陆战的优势，以海上主力舰队的决战定胜负，且随女王不战而逃，导致战败。[1](P1684-1689)[4](50-33)故著名史学家阿庇安哀叹：情欲毁灭了安敦尼。[3](P422)

二、政治追求与领导力的差异

在政治追求与领导力方面，安敦尼与屋大维存在着巨大差距。安敦尼缺乏远大的政治抱负，一旦身处和平安逸的环境，就耽于享乐、不思进取。腓力比之战后，他最具优势，却安于同屋大维、雷必达分享权力。他对帕提亚战争的心不在焉更能说明这一点。自前53年克拉苏在卡莱战役中全军覆没后，征伐帕提亚成为罗马人的一大心愿。凯撒生前就已制定了出征帕提亚的计划。凯撒死后，安敦尼得到相关文件，并于前40年受命再次出征帕提亚，但直到前31年战败身死，10年之间竟毫无建树，且多次战败，与征服帕提亚、成为罗马民族英雄的重大机遇失之交臂。这既是他性格弱点决定的，更是他胸无大志的必然结果。

屋大维则截然不同。他拥有结束内战、统一国家的政治理想。凯撒遇刺后，他不顾亲友劝阻，冒着生命危险毅然返回罗马，并公开接受凯撒的过继及凯撒的遗产[3](P239-240)，以19岁的年龄正式加入残酷的内战。腓立比之战击败共和派、完成为凯撒复仇的目标后，他并未就此懈怠，而是抓紧谋划如何实现国家统一。前40年，他利用在军队中的强大影响力，借机剥夺了雷必达的兵权，并夺占了雷必达控制的西西里、阿非利加和撒丁尼亚等地，[3](P511-514)完成在西部地区的集权。随后，他于前35年至前33年，两次率军出征伊利里亚，扫清了从陆上进攻安敦尼的道路，随即公开指责安敦尼，激化矛盾，挑起战事。后来，屋大维到达亚历山大后，特意看望亚历山大的遗体，并为其戴上王冠，说明他崇拜亚历山大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渴望成为与亚历山大比肩的英雄。[2](P56)

安敦尼的胸怀与领导力也远逊于屋大维。这从他们对待部属和盟友的差别就能看出。温蒂狄斯与阿格里帕分别是安敦尼与屋大维麾下最优秀的将领，其军事功绩甚至超越他们的领袖。温蒂狄斯在帕提亚军连克叙利亚、巴勒斯坦、西里西亚、阿拉班达等地、东方局势万分危急的时刻，先于前39年打败并杀死帕提亚军队主将拉频努斯与法纳帕底，光复西里西亚、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又于次年诱杀帕提亚王子帕科鲁斯，收复叙利亚其余失地，彻底扭转了东方战局，为安敦尼赢得了凯旋等荣誉。安敦尼不但没有赞扬和重用这位战功卓著的助手，反而妒忌他功高盖主，永久剥夺了他的指挥权。[1](P1662-1664)[4](48.39-41,49.19-21)阿格里帕的命运却截然相反。他在进攻绥克斯都·庞培、征服伊利里亚和战胜安敦尼等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堪称屋大维军队的灵魂人物。在担任执政官和营造官时，他出资修复了玛尔奇乌斯水道，恢复了罗马各个城区的供水，并修复了所有公共建筑和街道，疏通地下水道，改造竞技场，还向所有公民分发橄榄油、提供整年免费洗浴服务等，赢得了民众的广泛赞誉。[4](49.42-43)但屋大维并未嫉妒他的优秀，反而对其更加信任与重用，每次重大战役均让其主责指挥。前39年，西班牙赛诺塔尼亚爆发起义，喀尔文那斯将起义镇压。屋大维一反惯例，自己并未要求凯旋的荣誉，而是将其授予部将喀尔文那斯。[4](48.42)这些事例充分展现了屋大维的领袖气度与格局，他也因此进一步赢得了部属的忠诚。

安敦尼亦不善处理与谋臣和盟友的关系。他身处罗马部属与东方盟友的包围之中，本来需要巧妙地平衡这两支力量的关系，他却过度偏袒克拉奥帕特拉及其近臣，导致马尔库斯·希拉努斯和迪流斯等优秀友人纷纷弃他而去。其密友提图斯和普兰库斯的背叛，更使他的主要动向与遗嘱内容被屋大维掌握，给他造成了极大的被动。[1](P1682-1683)[4](50.3)前34年，安敦尼将出征帕提亚的失利归咎于盟友亚美尼亚国王阿塔伐斯德的撤兵，于是以欺骗的诡计将其诱捕，对其侮辱后处死。[1](P1677)[4](49.38)前31年，在部分盟友和士兵投向屋大维后，他又怀疑部下不忠，残酷折磨并处死一个阿拉伯部落的国王艾姆比利乌斯，把元老昆图斯·波斯图米乌斯五马分尸。[4](50.13)这些行为暴露了安敦尼言而无信、残暴多疑的弱点，加深了他与部属、盟友的隔阂。至阿克兴之战时，盟友叛变，士兵倒戈，也就是自然的结果了。[5](2.84)

三、价值取向与自我形象塑造的差异

在更深层次，安敦尼与屋大维的价值观亦有很大不同。安敦尼大肆推崇东方文化，改用东方化的生活习惯，以赢得东方行省的支持。前42年，到达希腊后，他迅速采用一系列措施安抚希腊人，不仅减免了吕西亚、雷俄狄西亚、塔苏斯等城市的赋税，还把厄基那、伊科斯、西俄斯等城市送给雅典人。[3](P427)同时，他经常聆听学者辩论，观赏竞技表演，参加宗教仪式，乐于被人们称为“Philhellene”（欣赏希腊的人士），尤其是被称为“Philathenian”（喜爱雅典的人士），还向这些城市赠送了很多礼物。[1](P1654)到达亚历山大后，他改穿希腊人的方块外衣和亚历山大祭司的亚狄迦白鞋，整日跟随克拉奥帕特拉到神庙、学校消磨时间。[3](P430)前39年时，安敦尼在雅典自诩为年轻的狄俄尼索斯，还要求别人也这么称呼他。雅典人为了奉承他，声称将把雅典娜许配给他。他竟也宣布接受这场婚礼，并勒索了400万赛斯退斯的嫁妆。[4](P48.39)与克拉奥帕特拉在一起时，安敦尼更是整日呼卢喝雉、饮酒作乐、垂钓狩猎，完全沉醉于东方君主般的奢靡生活中。以致克拉奥帕特拉都提醒他，要把钓竿交给渔夫，他应去捕猎城市、行省和王国。[1](P1658-1660)

安敦尼也不注意自己的政治形象。为讨好克拉奥帕特拉，他不仅将帕加姆斯图书馆的典藏送给她，还在宴会上当众为她按摩双脚，或者在接见国君和行省总督时宣读情书。更严重的是，他承认克拉奥帕特拉所生孪生子是他的子女，分别命名为亚历山大和克拉奥帕特拉，同时还以太阳和月亮当作自己和克拉奥帕特拉的称号。[1](P1666,P1681)此举实际上确认了他与克拉奥帕特拉的婚姻关系，而当时他已娶了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并与之育有一女。他与埃及女王通婚的行为不仅越过了罗马人的道德底线，也违背了罗马法律，引起罗马民众愤慨。屋大维大肆收集和传播他的此类信息，既让罗马人对安敦尼的德行表示鄙夷，更担心他会把东方的君主专制移植到罗马，进而毁灭民主的共和国。因此，罗马民众愈加坚定地支持屋大维。[1](P1681);[6](P50)

屋大维在宣传丑化安敦尼的同时，自己十分重视弘扬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罗马精神，通过一系列举措实现了西部地区的统一、稳定与繁荣，既集聚了权力与实力，也让自己具有良好的政治形象。在军事上，他于前38年至前36年消灭绥克斯都·庞培，使地中海免于海盗侵袭，罗马粮荒也旋即解除。罗马人民欢呼雀跃，授予屋大维一次小凯旋式、在广场树立雕像、可以骑马进入罗马城以及在各种场合均能戴桂冠等权利，[3](P516-517)极大地提升了他的影响力。随后，他又派兵消灭意大利的盗匪，征服萨拉西、伊利里亚和潘诺尼亚等部落，镇压高卢起义，[3](P338-347,P518)[4](49.35-38)进一步确保了西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增强了个人的政治影响力。同时，屋大维在政治上也颇有建树，大大提高了其声望。管理意大利期间，他在意大利建立了28个殖民地，完成了给老兵分配土地的工作，还在罗马城和意大利开展了大规模的公共建设，[7](P23-25)并适时减免税款，给民众奖赏金钱、实物或洗浴服务等。[4](49.42-43)这些工作充分展示出屋大维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更让罗马民众直接得到实惠，因此对屋大维更为拥戴。

四、对国家和民族忠诚度的差异

安敦尼与屋大维在政治上最大的差异，体现在他们对罗马国家利益的忠诚度上。后期的安敦尼不仅生活和价值观日益东方化，甚至以东方的君主自居，出卖罗马国家利益。

首先，安敦尼两次将罗马人民的荣誉授予异邦。前39年，温蒂狄斯打败帕提亚人后，安敦尼未到罗马庆祝，而是在雅典举行宴会招待希腊人。他把统帅的标志和依仗留在家中，穿着希腊人的长袍和白鞋，手持权杖主持宴会，俨然是一位希腊君主，而非罗马将军。[1](P1663)前34年，安敦尼用欺骗的手段俘虏亚美尼亚国王、征服亚美尼亚后，也是在亚历山大举行凯旋式，并宴请亚历山大人民。[1](P1677)[4](49.33-40)经过屋大维宣传，他这种把罗马的荣誉与庄严的庆典给予异邦人的做法，引起罗马人民的极大反感。同时，屋大维还广泛了解和散播安敦尼在东方战场上失利的各种信息，进一步削弱了其声誉。[4](49.32)

其次，安敦尼公开出卖罗马国家的利益。前34年，安敦尼公开宣布克拉奥帕特拉是埃及、塞浦路斯、利比亚和内叙利亚的女王，凯撒里昂是凯撒与她的儿子，他们共享王位；他本人与克拉奥帕特拉之子亚历山大为万王之王，拥有亚美尼亚、米底亚和即将征服的帕提亚；托勒密则拥有腓尼基、叙利亚和西西里。安敦尼这种以个人名义随意将罗马国家领土赠送给异邦人的非法做法，严重损害了罗马国家利益，必然遭到罗马人民的谴责与反对。屋大维趁机在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宣传这些事情，煽动人们对安敦尼的不满。[1](P1679-1680)[4](49.41)

同时，安敦尼在遗嘱中肯定凯撒里昂的合法性，将大量礼物赠予他与克拉奥帕特拉的儿子，并命令在他死后把他与女王一起埋葬在亚历山大。前32年，屋大维得知安敦尼遗嘱内容后，不惜采用非法手段从维斯塔神庙获得了其遗嘱，并将其内容在元老院公开，引起罗马民众的极大恐慌。[2](P55)[4](50.3)人们担心安敦尼如果战胜屋大维，将把罗马城授予克拉奥帕特拉，甚至将罗马的统治权转移到埃及。在屋大维的宣传引导下，这种担忧迅速转变为愤怒。他们不仅解除了安敦尼的所有职务，还公开向克拉奥帕特拉宣战。安敦尼与克拉奥帕特拉一起接受了宣战，[1](P1683-1684)[4](50.4-5)彻底自决于罗马人民。

反之，屋大维则以实际行动和精心宣传，展示出他保护罗马国家利益的政治立场，把自己塑造为坚定的爱国者，赢得了罗马民众的集体拥护。同时，他通过宣传安敦尼在东方的错误言行，特别是出卖罗马国家利益的行为，将其丑化为热衷东方君主专政、投靠埃及女王的卖国贼，最终诱使民众将安敦尼宣布为国家公敌。屋大维通过宣传，使自己与安敦尼的个人矛盾扩大和转化为罗马国家与埃及的矛盾，把自己与安敦尼的权力斗争上升为罗马民族保家卫国的民族战争，从而激起了全意大利和西部各行省罗马人民的战斗意志，让整个罗马的国家机器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以致前31年正式宣战时，全意大利及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西西里和萨丁尼亚等行省的民众，包括700多名元老皆向他宣誓效忠，并要求他领导这场战争。[8](P173)得民心者得天下。拥有了整个罗马国家和民众的支持，屋大维就占据了道义和实力上的绝对优势，为其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安敦尼虽有出色的军事才能，但缺乏克己自制的能力；虽拥有一定的政治资历，但缺乏政治理想与领导力，在价值判断上亦背离了罗马的传统与国家利益，注定了自己的败亡。相对而言，屋大维具有更远大的政治理想、更坚韧的性格和更强的领导力，重视继承和践行罗马民族的优良传统，勤政务实，富有谋略，通过丑化安敦尼的宣传与自身的勤勉施政，成功地将对手推到罗马人民的对立面，为自己争得了整个罗马国家的支持，最终获得内战的胜利，并开创了罗马帝国时代。

[1]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M].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2]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M].张竹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阿庇安.罗马史[M].谢德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4]Dio Cassius.The Roman History[M].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14-1927.

[5]Velleius Paterculus.Compendium of Roman History[M].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24.

[6]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M].马雍、厉以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余春江.舞台与角色：建筑在罗马内战中的政治作用[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9）：23-25.

[8]张强、张楠.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