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救药的乐观

刘世河

《朗读者》节目中，董卿问作家王蒙：“您总说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那么能不能说说到底怎么个‘不可救药呀？”

王蒙笑了笑，诙谐地说：“那我就先给你讲两个小故事吧。1963年的12月下旬，29岁的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主动申请举家迁往乌鲁木齐。离开北京时除了一些必需的生活用品，我还特意带了一条小金鱼，而且是连鱼缸一块儿带着的。我担心到新疆后再也看不到北京的金鱼了，那多无趣呀！就这样，从北京到新疆一直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我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捧着那个小鱼缸。”

王蒙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又讲了另一个故事：“1965年我又从乌鲁木齐直接下到边疆地区伊犁的农村巴彦岱，兼任一个大队的副大队长。当时，我住的是一位老农家里约六平方米大小的小库房。房间里有些杂物，墙上挂着一个面箩，九把扫帚，还有一张未经鞣制的牛皮。牛皮发出阵阵怪味，我一想，光有牛皮的味还不足以体现新疆的特点啊，就去市场买了一块羊毛毡铺在矮炕上，这样牛羊膻味便配齐了。然后，我就饶有兴致地环顾着这间充满新疆特点的小屋，又发现门有点斜，门楣处还露着一条三角形的大缝。结果三天后，这个大缝居然引来了一对燕子在此安家，整天叽叽喳喳，欢声笑语不断。后来我仔细一听，这原来是一对‘小夫妻。于是，我再进屋时便尽量放轻了脚步，怕惊扰了人家谈情说爱呀！哈哈！”

见王蒙说到这里，自己也忍不住乐起来的样子，董卿嫣然一笑，说：“果然是不可救药。”

其实当年王蒙虽是主动申请举家迁往新疆，但实际上就是下放。而从1963年到1979年，长达16年的新疆生活，他也正是靠着這种乐观的心态熬过来的，尤其幸运的是期间的“文革”十年中，不管是作为摘帽右派也好，还是作家臭老九也罢，远离北京的他都毫发无损。

后来，有外国记者采访时问他：“16年的磨难，你为什么没自杀？为什么没毁灭？为什么没垮掉？”

他当时就回了这样一句话：“因为我是一个乐观的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亘古至今，那些被形容为“不可救药”的乐观者们，并非天生就是个乐观派，更绝非没心没肺的傻乐族，而恰恰是历经磨难后悟透了红尘。正如王蒙先生所言：一个人要有大境界、小乐趣。大境界就是说不争一日之短长，不计较鼻子底下那点得失，不在乎一时的被误解和被攻击，赢得起也输得起，随大流得起也孤独得起、孤立得起，无私至少是少私，故少惧，胸有大志则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如此才可以总能在不同的境遇中看到光明，而这种光明便是人生中最好的乐趣。

（编辑 宜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