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都是“关于身体的书写”吗

谢尚发

机缘巧合，我与宋红岭同窗于沪上，共学于葛红兵先生门下，想来已是10年前的事情了。那时，葛门有个传统，坚持每周一次师门读书会。记得最清楚的，是红岭兄高谈阔论拉康的镜像阶段、漂移的能指，以及精神分析和拓扑学的糅合等。至今，红岭兄纵横捭阖、挥斥方遒地向我们讲解诸多艰深理论的场面，还依旧历历在目。没想到，师兄对博士论文仍旧不是很满意，竟然沉潜近10年的时间，大刀阔斧，于是有了现在的这本《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正义伦理研究——以“身体政治”为中心》厚重的学术著作。

文学史关键词：身体

治中国当代文学史，名家不少，著作也不少，尤其是几乎遍地开花的高校教材，蔚为可观。仔细梳理这些文学史的写法，可以看出，几乎是思潮、社团外加作家作品的模式，真正注意于文学发展趋势与作品文本细读的，只有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也几乎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中的最高水平。但两本著作都出版于世纪之交，距今已经17年左右了，且各自书写的限制与缺憾也逐渐展露出来。就这十来年的文学史写作状况而言，趋势明显处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越发朝着细微、实在的方向发展，注重文学制度、史料等的研究与挖掘，抽象文学作品中的核心要素等。这些看上去甚小的研究，比起规模宏大的文学史叙事来，虽然显得太过于专且实，但却共同形成合力，丰富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在这一趋势中，身体研究、类型梳理、叙事伦理等是几个比较热闹的研究场域，宋红岭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正义伦理研究——以“身体政治”为中心》，便是这一趋势中，最新的成果。

从一个较大范围的角度而言，似乎所有文学作品几乎都是“关于身体的书写”。小说中对于人物的塑造，散文中对于情绪的展演，诗歌中对于情感的集中抒发，乃至于戏剧中登台的亮相，文学无不是在身体的劳作中诞生的耀眼花朵。在文学作品中，从服饰、发型、相貌等，偏重于形象化的勾勒，到革命、愛情、暴力等，偏重于行动上的描摹，再到怨恨、焦虑、愁苦等的情感上的书写，几乎都与身体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关联。正因为如此，从文学作品中对身体的描摹上，可以反观社会观念对于身体的目光，从而看到在对身体的塑造上所展现出的人文观念、社会思潮以及历史变迁。同样地，以身体作为关键，文学史发展的历史进程，其间所经受的转折、龃龉、趋势与潮流，也可以清晰地见出——实际上，往浅显里来说，以身体作为文学史的关键词的研究方式，可以看作是对文学作品的一次大规模清理，用身体作为线索来勾连各时代的文学样貌，从而展现出丰富多变的文学史；往深刻里来说，则是以身体为抓手，作一种思想史的勾勒，从文学作品中的身体观来透析时代思想的发展，从而抽丝剥茧地追踪一个时代写作者的思想中最为隐秘的痕迹，把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波谲云诡等构建在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宋红岭的著作恰恰在追求着这样的效果。

在开宗明义地解释身体及其与政治的纠葛的第一章，宋红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身体里的政治隐喻。不管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贵身论，还是西方思想中的身体本体论，“身体既作为个体躯体，也作为民族体、国家体、社会体而存在”，由此出发，宋红岭论述道：

文学中的身体随着语言的转换而转换：在革命叙事中，身体是阶级冲突的体现；新启蒙叙事中，身体代表着人性正义；而在纯文学叙事中，身体意味着无聊、孤独、荒诞、虚无等现代情感；到了消费时代，身体又幻化为价值交换的消费符号。

也正是奠定在这样一种论述的基础之上，专著把中国当代文学史划分为这样几个时期：革命叙事中身体的隐匿欲望，论述了无性征的女体、国家形象转化为男性身体的构建、民族身体的构造；新启蒙叙事中身体作为启蒙的要素，则分别就伤痕文学中对身体的重新解释；上世纪90年代末新生代的崛起，及其所代表的身体问题的重新反抗与结构，以身体作为剖析文学秩序变更、时代虚无观念的表达和日常主体的诉说等的抓手；新世纪以来的70后叙事中，身体被消费的状况，体现为身体的景观化、快感的建构等几个方面；一直到最新的底层叙事中，身体的被边缘化，甚至可以说身体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这样，文学史的发展就被身体这一关键词给烛照，归纳为身体的隐匿时代、身体的解放时代、身体的重构时代、身体的消费时代与身体的痛苦时代，分别类同于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上世纪80年代文学、上世纪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这种较为普遍的文学史时期划分。虽然有主观化的嫌疑，但决不失为一种大胆、新鲜而成功的探索。

叙事伦理与正义

与文学史的关键词“身体”类似，“叙事伦理”也是关照文学创作、文学史书写的重要关键词之一。在宋红岭的叙述中，他所凭借的资源既有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有齐泽克、福柯、阿伦特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诸代表的理论，从而在建构“身体的正义叙事伦理”这一问题上，以“身体政治学”的视野来勾勒文学史的发展。因此，在论述的过程中，革命叙事中的“人民正义”不断将“身体正义”挤压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革命者的身体在流血、战争、死亡等的文学塑造中，呈现出一种光辉的所在，以至于在革命之后，带着金色的光环成为“大写的父亲”，而女性的身体则逐渐丧失了其所拥有的性别特征，统一地朝着男性的身体靠拢，“两性的性别界限被模糊了，女性被赋予了男性英雄一样的身体，塑造成具有身体政治学意义的阶级符号。”（P61）但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情形为之而反转，“身体正义”借助“人性、人道主义”“主体性”等成功地摒弃了“人民正义”的国家想象的叙事伦理，知识分子的身体摆脱了被批判的历史遭遇，开始重新获得肯定并进而走进文学叙述的中心，他们“身体的共同特点是干净、卫生、举止文雅，是现代文明的化身，这与劳动美学中高大、粗壮、汗流浃背的身体形成明显的对比”。（P97）关涉着身体的性欲、食欲、情感等也一跃而成为叙事伦理中关注的正义要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新生代叙事中对于身体的塑造，显然是一次抵抗新的“身体正义伦理的宏大叙事”的文学行动，他们要打破启蒙叙事话语中“大他者的父性秩序”，还原身体为“形而下”的感官存在，因此对身体的“本能冲动”“欲望释放的快感”以及“身体释放后的失落感、荒诞感和虚无感”，就格外地关注了。个体在这里获得了绝对的“身体正义”，它们的存在从“人民”和“启蒙”中逃离开来，进入“私人”的范畴。可以看出，这三种形态的身体正义的叙事伦理模式，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中心—抵抗—新中心—再抵抗”的逻辑发展关系。直到70后的“身体消费叙事”的出现，才摆脱了“身体正义论”的政治性意图，但同样存在着“身体被异化”的嫌疑。宋红岭将这种“身体正义论”的叙事伦理概括为“身体的优雅描绘、性快感的自由释放、对身体消费之物的迷狂，构成了符号胜过实物、表象胜过本质的景观社会”。（P180）实际上，如果说这四种关于“身体正义论”的文学叙事还是文学作品自身呈现出来的“身体核心”的建构的话，那么底层叙事则更多地展现为“对正义的身体化吁请”，它的意思是，如何让身体重新在文学中，被置于正义的光环之下，被正义之光所照耀——它是问题化存在的叙事伦理问题，而非是叙事伦理的问题化展现。“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写作更多体现出受侮辱与受损伤的创作主体情感受创伤之后无可奈何的怅惋和向死而生的绝望、悲悯情绪。”（P221）也正是在这种新的“身体正义论”的叙事伦理分析中，宋红岭的一颗拳拳赤子之心，于焉清晰可见，他愤怒于社会对底层的视而不见，批判“缺乏深度的人文关怀和价值信仰，……无视广大民众深层的物质苦难和精神创伤”。（P231）因此，关于文学史的“身体正义论”的叙事伦理分析，便呈现为一种批判性的视角，被带入到具体的写作之中。

当代文学的身体正义论

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学史论观，是每个治文学史的学者都梦寐以求的事情。作品中心的鉴赏模式、趋势分析的构建冲动、文学勾连的网络分析、史料堆积而成的“文学史事实”等，无不是这种努力的尝试和累累硕果。但不管哪种观察角度，实际上都是对文学史发展的管窥，贵在能够“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一点上来说，宋红岭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正义伦理研究——以“身体政治”为中心》一书，其所存在的缺陷，也就显而易见，并且提请新的改进的呼唤。著作中，在新生代叙事、70后叙事和底层叙事中，身体正义论的贯彻逐渐开始显得力不从心，虽不至于跑偏，但总有一种顾此失彼的感觉。至少可以说，他在对上世纪90年代文学的景观进行抓拍时，突出了新生代，而虛化甚至忽略了更多的文学风景的存在。这样的瑕疵同样存在于关于70后作家的分析中。作为一种代际称呼，用卫慧、棉棉等人，显然无法涵盖这一群体。而且在具体的分析中，跑到了“耽美”的各种分析中去，有些“名不符实”的感觉。尤其是在底层叙事中，可以看出种种对“身体正义论的叙事伦理”的文学史观念，贯彻的不够彻底，有底层文学分析和为底层呐喊的嫌疑，真正落实在学理化的理性分析，显然不如第二章和第三章那么充分。

这部著作最令人醉心的，仍旧是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身体正义论”的构建工作。这本身就在提醒文学史研究者注意，偏取于文学存在要素的一端，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研究漏洞，而整全的文学史宏大叙事又难免将细节挂一漏万，重要的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深入肌理和骨髓的深究。正是奠基于当代文学中的“身体”现象，从而牵扯出“身体政治”诸种问题，进而从叙事伦理的角度，将之上升为“身体正义论”的文学史构架上来，这无疑是对当下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拓展，也是有意义的全新尝试。自然，围绕着“身体正义论”的文学史构建，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开掘，这不仅仅是如何将“身体正义论”落实在文本分析上，也同样应该落实在创作者的境遇上，亦即“作家的身体的在场”状态。这还包括文学制度对创作者的身体规训——下放、关牛棚、批斗等；文学市场对创作者的身体消费——包装、宣传、走秀，甚至是研讨会、形象策划等；文学作品的身体书写所起到的启蒙作用——阅读者从这种身体中所获得的种种关于身体的启蒙，比如爱情的启发、性欲的懵懂、春梦的挑逗等；甚至还包括，影视改编中，演员的身体塑造与文学中身体书写的交互关联等。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种文学史的“身体正义论”构建中，这些文学的“身体政治”，到底如何在叙事伦理的层面上，关联着正义论的方方面面，如何借助“身体正义论”深化我们对文学乃至社会的思考？正义论角度的加入，使得身体政治的分析更显深度和高度，但如何将之放入更为适恰的解释框架中，也亟待研究者的考量。虽然“身体”“正义论”“叙事伦理”和“文学史”完美地融合为一，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但一俟打开这扇大门，更为辉煌的文学史研究领地，将会展现在研究者的面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