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莆田系：4000亿“打金王国”

赵晗

“我早就料到东庄那些人会坏了咱们莆田人的名声。”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处高档小区附近的串儿店，荣发和祖籍同是莆田北高镇的胜利、跃辉一起撸着烤串聊着天。三人都具有一流大学的研究生学历，胜利在某外企担任高管，跃辉一路名校毕业后在北京当公务员。

这三位莆田青年有些不高兴，“‘莆田系被污名化了！”现在人们一提到这三个字，马上会想到“骗子医院”，实际上泛莆田系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经营的生意多到出乎一般人想象。

截至2016年，由莆田北高人经营的黄金首饰门店，占据全国每年近6000亿零售份额的三分之一，加上批发环节的2000亿年产值，北高人每年创造的黄金首饰产值达4000亿元。

串儿店里殷勤推销啤酒的服务员不知道，眼前这位戴着金丝眼镜，穿着看不出品牌的T恤衫，清瘦文气的青年，是个超级富二代。荣发去年年初给2017年定的小目标是“利润一个亿”。这意味着，他至少要完成5亿的销售流水。

2018年的春节，是莆田人一年一度的竞技场。过年回老家亮相，喝一圈茶，吃一顿寿宴下来，“跟做这个做那个的一交流，就发现自己钱挣得还是少。”荣发边撸串边说，“因为它有一个氛围，永远不会觉得够了，可以收手了。永无止境。”

“东荒犹太人”

福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古时交通不便，仿若孤岛的福建人跟海更亲，商业气氛浓厚，人人想着创业当老板。

有福建人自比“东荒犹太人”（“h”、“f”不分，把“方”读作“荒”），也不避讳在世界范围内和浙商的竞争关系。很难统计，中国究竟有多少行业被“东荒犹太人”垄断。

但就在福建省内，也存在着一条由南向北的鄙视链。著名侨乡“厦漳泉”（厦门、漳州、泉州）又被称为“闽南金三角”，讲闽南话，奉行“爱拼才会赢”，经济发达。

漳州人万金拥有闽南金三角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们把不讲闽南话的人统称为“北仔”。万金是一家经营建材生意的民企老板，他总结：“生意人”简单趋利，“商人”懂得经营，“企业家”赋予组织生命，“领导者”建造企业公民。

万金认为自己正在向“企业家”这个层次迈进，提起莆田系，他耸耸肩，说不欣赏他们中的一些人赚钱手段太low，做人太精明。

万金接过一些莆田东庄医疗大佬的别墅装修生意。他在那些气势恢宏、极尽奢华的乡村别墅群中溜达，五味杂陈。他看见十几层带电梯的私家别墅此起彼伏，一户人家住的有可能是北京一个小区的规模。这些别墅仅外墙，一年的养护费用就非常可观。

万金通晓闽南话、客家话、福州话、广东话，唯独莆田话一个字也听不懂，也不想学。不像广东话和客家话分布较广，全世界只有中国莆田地区的人讲莆田话。在任何地方，如果莆田人识别出有人在讲莆田话，就等于找到“家人”了，遇到什么困难就不用怕了。说是“家人”一点不为过，地域范围小，七姑八姨的总能攀上关系。

但在莆田，无论是黄金大亨还是木材大王，都不会对隔壁东庄镇搞医疗的同乡有什么非议。莆田人的荣誉、名声和信用，都有一个明确的作用范围：老乡。作用在非莆田老乡身上的事情，不作评价也不关心。

魏则西事件后，各种揭露莆田系的文章层出不穷，所谓内幕对万金并不是秘密。在一边倒的声讨中，学者吴强写的《假鞋、医院和西西里：莆田人的心灵世界》令他眼前一亮：“对真正的莆田人来说，在外或对外如何失信或者违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得罪自己人，特別是家族，家族伦理和地域认同超越一切。”

长期处于某种隔绝状态的莆田人，也更在意莆田体系内的评价。不过，莆田人并不排斥攀附权力。

每年春节，跃辉也会和父母回莆田老家。在跃辉看来，莆田的春节，除了是财力比拼的竞技场，更是一场热烈的宗亲联欢，强化着所有莆田人的内在誓言：“天下莆田人是一家，家人比什么都重要。”

黄金首饰产业链缘起

在莆田，每个行业的开端都看似偶然。可以说，只要有一个人干出了名堂，很快和他沾亲带故的亲友邻居，一个村一个镇，便会形成产业。这里全民皆商的村子非常普遍，呈现出“传帮带”的裂变式增长。比如北高镇美兰村，虽然位置偏僻，但村中的2000户人家在全国开了超过2000家金店。

如今的莆田黄金首饰产业，以北高镇埕头黄金珠宝村为中心，辐射埭头镇后温村的水晶宝石加工基地和东峤镇上塘银饰市场，连同埭头镇武盛村的金银模具市场，形成了一条闪闪发光的完整产业链。

在成为中国黄金首饰交易市场霸主的道路上，莆田北高人共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张氏金镶玉为代表的对传统工艺的传承与涵养。

1902年，15岁的北高人张阿罕只身奔赴香港讨教金镶玉的手艺，这成为北高人进军黄金行业的开始。1908年，张阿罕学成归来，不久前往上海开店。金镶玉技术，加上北高自明朝就有的金银首饰加工传统，为日后打金业崛起埋下伏笔。

1949年之后，随着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多老字号店铺连同金银带模具都被收归国有，后人手艺荒废。

莆田北高人重拾黄金加工手艺闯荡天下，是改革开放之后。身揣800块钱，荣发的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末只身来到北京。只有小学学历的他四处碰壁，最后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住过火车站，也住过大桥下。眼看要花光最后一毛钱，他通过老乡找到了一份高风险、高回报的工作：私人打金。

改革开放前后几十年间，中国对黄金白银都实行高度管制，严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私下交易黄金，属于“投机倒把”行为。

莆田的游商并不明收黄金，只从事加工，打打擦边球。即便如此，他们仍是公安和工商的追查对象。公安抓人，工商没收东西。

即便风险巨大，天不怕地不怕的莆田人也没有错过发财机会。

而北高镇埕头村的打金匠，则是拉家带口“传帮带”，遍布全国去打金。他们的金银原料主要来自民间，按需加工首饰，挣取买卖价差和加工费。

哪里有市场，北高人就到哪里去。从南方的小村庄，到西藏拉萨，再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甚至是缅甸的佤邦，那里的军官太太迫切需要打金服务。

北高打金匠，走遍全国，白天分头扫村扫街，晚上集中休息。一般不出半个月，北高人在各地设立的加工点就可以把周边男女老少的金银首饰都打一遍。到了80年代中期，已经有不少打金匠积累了数十万的财富。

特别拼，攻心能力强

贫穷，是荣发父辈的可怕记忆，连荣发也记得童年的窘迫。莆田地少人多，除了地瓜，盐碱地上没什么丰产的农作物。要吃饭，是莆田人勇闯天涯的根本原因。

万金的爸爸提到莆田人，心生怜悯：“他们过去太辛苦了。不过现在莆田可不得了。”老万记得，当年福建就数莆田出的大学生最多。出了大学生国家包分配工作，吃公家饭。他们的口号是“多培养一个大学生就少占一块地”。

荣发父亲的第一个打金作坊就在北京。刚干没多久，就被公安和工商联合查抄了。跟所有80年代到北京的第一代莆田拓荒者一样，他不会讲普通话。费了半天劲，还是没能和公安解释清楚，只是反复表达：“如果我不做这个事情我就回去了。”他指的是没有活路就只能回莆田受穷。

打金器具被缴没了，荣发父亲跟着公安执法人员来到办公地，在门口蹲守。终于，一个参与查抄他的公安出来了，骑上了自行车，看样子准备回家。他窜出来，一下抓住了自行车。这位公安吓了一跳，问他要干嘛，荣发爸说：“不干嘛，请你吃饭。”

荣发也不知道父亲当时是如何说服了公安，真的和他一起吃了饭。在饭桌上，两人推杯换盏，几杯酒下肚，已经能谈到心坎上。他们在日后甚至成了好兄弟。

荣发父亲说，你看我不容易，没吃没喝，来这里谋一个发展，不然的话全家人都得挨饿。讲到情深之处，这位公安说，我跟你也没什么仇，你就做吧，但查的时候还要应付一下，不要被抓到。

在烤串儿局上，荣发跟跃辉说起父亲当年筚路蓝缕，情绪激动。“特别拼，攻心能力强，柔性的人情世故”，是他眼中的莆田人精神。

“莆田人胆子大，做一件事情不会考虑前、考虑后，成功与失败以后再说，遇到困难就想办法解决。”跃辉补充解释这种大胆，“只要能赚得到钱，合法不合法另外再说吧。”

富二代的地下室童年

与父亲不同，荣发的普通话相当标准，只是略有鼻音。每当感到由鼻炎和咽炎引发的不适，他都会想到自己曾在北京落脚的家，确切地说，是个防空洞。

荣发起初和父母住在菜市口大街附近的一个大杂院。荣发一家五口，连同姑姑家和其他亲戚，十几个人租住在一个十多平的屋子里。只在春节才吃一顿排骨。

打金需要使用浓盐酸和浓硝酸混合的王水，会产生噪音，也不安全，大杂院不是理想之地。后来，他们搬到当时还很落后的大兴县西红门镇，租了一个地下三层的防空洞房间。

荣发开始在西红门小学借读。那时荣发也不太会讲普通话，“衣服也穿不好，不如北京人那么洋气”。他的同桌是个北京小孩，总嫌荣发“这也不懂，那也不懂”。

他们住的地下室也是父亲的作坊。时而有灯，时而没有，地下三层潮湿、憋气，但却是打金的好地方，公安和工商都不容易找到。不过代价是，荣发认为至今仍饱受其害的鼻炎和咽炎，就是那时闻多了浓盐酸和硝酸落下的病。

“莆田来的小孩究竟住在哪里”成了同学间议论的一个谜。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小组活动，荣发就怕别人问他住哪。有同学跟随荣发放学，试图发现他的住址，结果在门口使劲敲门，也无人应答。“我根本听不见，地下三层呢。”荣发说。

小学上完，荣发不得不回老家上初中。

荣发上初中的三年，也是父亲在北京的打金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不久，他们家就盖了村里第一栋六层别墅，活像一座大厦。北京大兴地下室三层的打金作坊生意越来越红火。老家能叫得动的穷亲戚都跟了过来，加上充当引路人的荣发一家，地下室满满当当住了几十口人。

对莆田人来说，无论在哪里做生意，提供最大助力的就是同乡。在这个体系中，只要讲莆田话就够了。在“传帮带”的圈子里，上游下游，全是莆田人。

在莆田人的世界中，評价一个人，不光要看他自己挣了多少钱，还要看这个人的带动能力辐射圈，衡量标准是对家族、村里有多大贡献。辐射的半径看个人能力，但直系、堂兄弟、表兄弟这一圈一定要算上。一个大哥自己做得再出色，如果亲兄弟、堂表兄弟、很近的亲戚没发展好，旁人便会说：“你看他弟弟还那么穷，这个人一定不怎么样！”

地下室的那段时光挣钱特别快，根本忙不过来。打金非常辛苦，而荣发家不敢对外招工，可以跟着荣发父亲一起吃苦并值得信赖的，只有亲戚了。

但莆田人终归还是喜欢单干，能干的人基本都留不住，纷纷独立发展。到现在，当初和荣发父亲一起在地下室三层奋战的穷亲戚，个个都是亿万富豪。

从地下交易到黄金帝国

2001年，荣发重新回到北京上高中。这时，他们住进了西红门的别墅，这是他家在北京置办的第一套房子：190平米的联排，花了100多万。父亲选这套房子的原因很简单：可以办北京户口。当时西红门镇为招商引资，买别墅的可以连带落实北京户口。那是北京户口政策绝无仅有的一小段窗口期。

也就是在那几年，国家逐渐开放金银行业的政策管制，莆田北高人的地下金银交易市场逐渐浮出水面。

2002年10月30日，中国的黄金零售业务开始对个人经营者开放。彼时，国内绝大多数黄金加工企业经营规模小，款式设计陈旧，营销落后。同时，中国大陆的黄金人均销量只有0.16克，是台湾的五分之一。

像荣发父亲这样积累了第一桶金又有黄金加工技术的莆田北高人，迅速填补市场空白，承包早已开不下去的国营黄金专柜或干脆自己开店，建设金银首饰城，打造品牌，日进斗金。

今天，在全国6万多家黄金首饰零售终端店面中，北高人经营的超過2万家。

黄金首饰行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但莆田人一般不会向银行贷款，最常见的是和亲戚或老乡合伙。莆田民间资金充裕，融资活跃，1天内融资上亿也不是难事。资金到位后快速复制商业模式，快速集聚新的财富。

荣发在北京上高中时已是班上最有钱的，但他行事低调，从不表现出来。有了北京户口，可以在北京高考，享受北京的福利。临考前，他也天天做噩梦，担心自己考不上大学，人生该怎么办。

最终，荣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2008年毕业后，又去英国读了硕士。作为莆田富裕的一代，他拥有父辈无法奢望的学历资本。

莆田人的嫁妆和春节竞技场

富裕之后，荣发的父亲仍旧闲不下来。荣发佩服父亲的活力和体力，自愧不如。首富的一儿两女，也都到了成家的年龄。

谁能娶到北高首富的千金？众人猜测她的嫁妆将是什么规模。谜底终于揭晓。荣发妹妹出嫁时，家里陪嫁了将近一百公斤的黄金，一套北京的房子，一辆车。总金额在两千万元左右。

莆田人喜欢找莆田人。对于大老板家来说更是如此，“肥水不流外人田”。荣发也相过亲。比起别的地方，莆田的相亲效率更高，在媒人的安排下，一个星期可以见十几个姑娘，上午见一个，下午见一个。

女方的问题从不拐弯抹角：在哪里发展？开了几个金店？如果双方看着顺眼，恋爱的过程非常短，可以火速成婚，谈两三个月的都算长。

不过留过洋的荣发有自己的打算，他最终选择了大学同学，一个广东姑娘。女方爱读书，已经完成了博士学位。荣发的婚礼在莆田、北京和女方老家办了三场。在莆田那场，在自己家院子里办了一百桌，上的都是硬菜：鱼翅，鲍鱼……

荣发有不少北京本地的好朋友。他常感叹一些同龄人，坐拥京城这么好的条件却不求上进，“才挣了几千万，就觉得自己成功了。”他说，“如果我那样的话，就堕落了。参照物很重要。”

围绕春节，莆田人每年开展一次竞技。什么都可以拿来比：这家房子盖得高，那家菜用料实在;这家的烟酒好，那家的客人更牛。每个人心里都在想：我要比他们更强！谈及信仰，荣发说：“我们那边的人是有钱以后想更有钱，很简单。”挣一百万的想下一年要奔一千万去，一千万的要奔一个亿去，一个亿的要奔着上市去。这样一层层比下去，永无止境。

在外低调的莆田人，回到家乡毫不遮掩。他们提早安排好托车业务，两三千块一趟，从全国各地把自己最豪气的车拉回莆田，老板一家则坐飞机回去。

莆田人在外面做慈善的不多，但对家乡却非常舍得，光宗耀祖是重要动力。荣发他们家族新建的祠堂，精雕细刻，盖了两层楼。总共造价两千多万，荣发家捐了大几百万。“挣钱的动力就源自于此。不就还是挣钱回去买面子吗？”荣发说。

无论是荣发还是跃辉，现在的他们和其后代将不再被贫穷折磨。

在北京当公务员的跃辉，隐藏于部委机关，他对来自莆田的身份怡然自得，从不刻意彰显，也不费力辩解。莆田的富二代往往在城市生活，受过良好教育，不少负笈海外，他们中愿意做父辈接班人的并不多。

2018年春节，无论是低调的精英还是富裕的草根，都重新聚集在福建。他们的世界面临同样的困惑：当贫穷的心智模式被彻底更新，富裕的一代何去何从？

（瑞麒荐自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