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对平凡的人生充满恐惧

梁晓声

“如果在三十岁以前，最迟在三十五岁以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

“可什么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体说来。”

“就是，起码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车，起码要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吧？还起码要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吧？”

以上，是我和一名大一男生的对话。那是一所较著名的大学，我被邀举办讲座。对话是在五六百人之间公开进行的。我觉得，他的话代表了不少学子的人生志向。

我明白那位大一男生的話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往高处走”的愿望，虽说得郑重，其实听的人倒是不必太认真的。但我既思考了，于是觉出了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近十年来，一直所呈现着的种种带有文化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国还只不过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普遍还不能真正过上小康生活的情况下，中国的当代文化，未免过分“热忱”地兜售所谓“不平凡”人生的招贴画了，这种宣扬几乎随处可见。

而最终，所谓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质量，差不多总是被归结到如下几点——住着什么样的房子，开着什么样的车子，有着多少资产，于是社会给以怎样的敬意和地位，于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样怎样的女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也盛行过同样性质的文化倾向，体现于男人，那时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女子。一个男人如果把以上这些都追求到了，似乎就算是摆脱平凡了。同样年代的西方文化，也曾呈现过类似的文化倾向。区别乃是，在他们那儿，这只是花边，是文化的副产品;而在我们这儿，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这却仿佛渐成文化的主流。

这一种文化理念被反复宣扬，折射着一种耐人寻味的逻辑。谁终于摆脱平凡了，就理所当然的是当代英雄;谁依然平凡着甚至注定一生平凡，就是狗熊。并且，还有俨然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和思想特别“与时俱进”的知识分子，话里话外都在帮衬着造势，暗示出更伤害平凡人的一种逻辑，那就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时代已然到来，多好的时代！许许多多的人不是已经争先恐后地不平凡起来了么？你居然还平凡着，你不是狗熊又是什么呢？

一点儿也不夸大其词地说，这是一种文化的反动倾向。和尼采的所谓“超人哲学”的疯话一样，这是漠视甚至鄙视和辱谩平凡人之社会地位以及人生意义的文化倾向，是反众生的，是与文化的最基本社会作用相悖的。

十几年前，出访法国，通过翻译与马赛市一名五十余岁的清洁工交谈。我问他算是法国的哪一种人，他说，自然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我再问他羡慕那些资产阶级么，他奇怪地反问，为什么要羡慕？

是啊，他的奇怪一点儿也不奇怪。他有一幢带花园的漂亮的二层小房子;他有两辆车，一辆是环境部门配给他的小卡车，一辆是自己的小卧车;他的工作性质在别人眼里并不低下，每天给城市各处的鲜花浇水和换下电线杆上那些枯萎的花来;他受到应有的尊敬，人们叫他“马赛的美容师”。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平凡而普通的人们，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任何一个国家存在的意义，都首先是以他们的存在为存在的先决条件的。

我们的文化，近年以各种方式介绍了太多太多的所谓“不平凡”的人士，而且最终，这种肯定的评价总会落在他们的资产和身价上，这是穷怕了的经历留下的一种“文化后遗症”。

文化如果不去关注和强调平凡者们应处于第一位置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看上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费神，那么，这样的文化，也就只剩下最后一件事可做了：忙不迭地、不遗余力地去为“不平凡”起来的人们大唱赞歌，并且在“较高级”的利益方面与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对他们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视而不见。

（王辉荐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