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变迁：阶段、成因及其影响

尹爱青，刘江峡

(东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文化认同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承认、认可和赞同，由此产生归属意识，进而获得文化自觉的过程[1]29。文化认同作为文化变迁的内在逻辑，一直影响着民族文化变迁的走向与样态，因此，对文化认同的研究成为把握民族文化变迁内在规律的立足点。从历时性的维度对文化认同进行分析，文化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社会、文化及个人情况、历史语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是一个与人类文化发展相伴随的动态概念[2]4。

锡伯族音乐文化作为东北地区锡伯族构筑民族文化身份边界的重要标识与符号，其音乐文化变迁过程一直受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的影响。对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的研究有助于揭示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变迁的内在规律，揭示锡伯族音乐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力。因此，本研究将着重探讨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变迁的阶段、历史成因以及对锡伯族音乐文化的影响，揭示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变迁的内在规律。

一、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变迁的阶段

对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变迁的研究，需要首先确立锡伯族音乐文化变迁的本源样态。锡伯族为东北地区世居族群，据史料考证为拓跋鲜卑部落未南迁的室韦部落而逐渐形成的民族，居于绰尔河流域。明朝末年，为科尔沁蒙古所统治，这一时期，锡伯部“虽然役属于科尔沁蒙古，但聚族而居，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3]84这一时期锡伯族音乐文化的形成多是在其自身音乐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较少受周边其他音乐文化的影响，因此可将这一时期定位为锡伯族音乐文化变迁的本源阶段。但这一时期，由于锡伯族音乐文化传承传播多是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所传承下来的音乐史料以及活态音乐较少，其中仅有锡伯族民歌《雅其娜》被认为是这一时期的音乐，难以勾勒出这一时期锡伯族音乐的文化特征。鉴于此，笔者将有史料记载的近400余年的历史变迁依据锡伯族音乐文化的阶段性特征以及锡伯族音乐文化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将其音乐文化认同的变迁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对满洲八旗音乐文化认同、对东北地域音乐文化认同以及对锡伯族跨域反哺音乐文化认同三个阶段。

(一)对满洲八旗音乐文化认同

1593年，锡伯部随科尔沁蒙古参加“九部之战”[注]九部之战即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中，在古勒山(今辽宁新宾县上夹乡古楼村西北)一带大败海西女真叶赫等9部联军的作战。其中，锡伯部即属于九部联军中的一部。(亦称“古勒山之战”)，兵败后，锡伯部作为科尔沁蒙古一部被努尔哈赤编入蒙古八旗，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于全国驻防兵源紧缺，加之东北防务的需要，锡伯族被编入满族八旗，在族群身份上“自言与满洲同祖”[注]根据清代文人杨宾的《柳边纪略》所述“席百(锡伯族旧称)，一作西北，又作席北，在船厂边外西南(应为西北) 五百余里土著，自言与满洲同祖”。。

满洲八旗是以满族文化为核心的社会生活军事组织形式，八旗制度成为八旗内部各部落文化整合的重要方式，改变了以往以部族、部落为身份归属的认同模式，形成了八旗满洲文化共同体。为了加强对八旗的统治，清政府在八旗内部推行满洲化政策，形成了归向满洲的社会风气和八旗满洲化现象。满洲八旗逐渐成为超越族群文化差异的共同体，在超越族群文化差异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文化共识，这一共同文化为八旗内部的各个部落所认同，在新的共同体形成之后，群际划分由原本的部落划分转变为“旗”“民”的划分，即所谓的“但分旗民，不问满汉”。锡伯等部落在被纳入八旗之后，逐渐成为新满洲共同体的一部分，在文化上接受以满族文化为核心的八旗文化，“生活在八旗制度下的锡伯族人学习‘国语骑射’，在保留本民族语言的同时，全面接受了满语满文。”[4]133现今新疆地区的锡伯族依然保留着满族八旗时期的八旗“牛录”，为锡伯族认同满族八旗文化的明证。

在这一背景下，锡伯族音乐也逐渐呈现满洲化的特点。锡伯族音乐文化从原有的口传心授的无文字传承、传播方式逐渐转变为依托满族语言文字的传承、传播方式。锡伯族现今遗存的念说艺术即是认同满族八旗音乐文化的产物，锡伯族念说的满文原稿即是源自于满族八旗时期在八旗内部推行的学习文本，“皇太极即位以后，组织人力、物力将《三国演义》翻译成为满文，让八旗官兵学习其中的军事思想，清军入关后，《西厢记》《西游记》《封神演义》《隋唐演义》等戏曲小说被翻译成满语在旗人中流行。”[5]67-75后来，西迁至新疆地区的锡伯族将满文小说传承下来，并逐渐形成念说艺术。我国学者杜亚雄即根据历史上锡伯族与满族音乐文化之间的关系，依据新疆地区锡伯族所传承的活态传统民歌，从音调结构、旋律发展手法、旋律线条和节奏形态等几个方面构拟古代满族民歌的形态特征，从而最终构拟出古代满族民歌的形态。

(二)对东北地域音乐文化认同

东北地区为满族的“龙兴重地”，清廷严禁汉人进入东北“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并于1638年(皇太极崇德三年)—1681年(康熙二十年)修筑柳条边。这一时期主要是满族、锡伯族等八旗官兵驻守在东北地区，后随着满人倾族入关，关东人口剧减，后随着北方边境出现的边境危机，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式开禁放垦。移民实边，大量山东、河北等地的居民迁徙至东北地区，逐渐形成锡伯族与汉族、满族、朝鲜族等杂居状态，源自山东、河北等地的移民群体将山东、河北等地的音乐文化传播至东北地区并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东北的地域音乐文化，这为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转向东北地域音乐文化提供了外在的文化环境。

而这一时期，满族统治危机则加速了锡伯族文化认同的转向。清朝末年，随着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在维新运动失败以后，产生“排满思潮”，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提出“驱除鞑虏”[注]根据《同盟会宣言》中对“驱除鞑虏”的具体阐释“其满洲汉军人等”可以看出，鞑虏不仅仅是满族，而是包括汉族八旗、蒙族八旗、锡伯族八旗，亦可看出这一时期革命的对象主要是旗人。的口号，旨在推翻当时由满族所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政府，恢复中国各民族本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统治阶层的八旗成为革命的对象，“各地旗人害怕报复，纷纷改姓换装，隐瞒自己的旗籍出身”[6]8，形成八旗旗人去民族性的现象。根据1911年2月29日《申报》所载“排满之议起，学生之旗籍者，纷纷冠以汉姓；世家之有协领等匾额者，急为卸下，他若妇女改装、男子改姓者，尤不一而足。”民族文化特征的隐藏成为旗人避免在排满运动中受到迫害的方式。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锡伯族的音乐文化认同也逐渐转向对东北地域音乐文化的认同，而这一认同的转变对其音乐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两点：其一即是满洲八旗音乐文化认同的消解，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隐藏作为满洲八旗身份标识的音乐文化成为东北地区锡伯族化解民族危机的重要方式，但这造成锡伯族原本所认同的满洲八旗音乐文化在文化隐藏的过程中逐渐遗失。其二是对地域音乐文化认同的建构，锡伯族将地域音乐作为其融入周边其他群体的主要途径，周边其他族群音乐与语言、服饰成为锡伯族获得新的文化身份的主要标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随着代际之间对这一地域音乐文化认同的强化，逐渐将其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例如锡伯族唱秧歌即是这一阶段对地域音乐文化认同的产物，从历史起源来讲，锡伯族唱秧歌即是锡伯族对东北地域音乐文化认同期间所形成的文化事项。锡伯族唱秧歌为沈阳市沈北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唱秧歌成为锡伯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反映了锡伯族对唱秧歌的民族归属的承认、认可和赞同，并由此产生归属意识。但通过对唱秧歌的文化溯源，了解到唱秧歌原本为东北地域广泛流传的秧歌音乐[注]秧歌音乐包括秧歌曲牌、秧歌锣鼓、秧歌柳子、民歌小调、小场演唱和秧歌小戏等。的秧歌柳子、秧歌唱等，“秧歌柳子唱词以四句为一段，以七字为宜，也可加用少量衬词，多为喜兴喀、祝颂词。”[7]191-192但在传承的过程中，秧歌音乐中的秧歌柳子、民歌小调等逐渐由区域性转向局部性传承，而锡伯族则传承了秧歌柳子、民歌小调等秧歌音乐的部分，并将其作为本民族的音乐文化。

(三)对锡伯族跨域反哺音乐文化认同

为了维护边疆的稳定，锡伯族官兵于1764年被清政府派到新疆屯垦戍边，由此形成锡伯族一族两域的分布格局，且由于空间跨度较大，两域锡伯族之间在近200余年的历史中缺乏文化联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民族身份识别工作陆续开展，基本确认了56个民族。民族成分识别之后，锡伯族作为独立的民族群体，两域锡伯族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也在这一时期得以被学者关注。随着锡伯族民族身份的确立，东北地区锡伯族的文化认同观念又从对地域音乐文化认同转变为对锡伯族本民族音乐文化的认同。

锡伯族在民族识别之后虽被列为我国独立的民族群体，但东北地区锡伯族在与周边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较的过程中发现，自身缺乏本民族所独有的文化标识，因此，东北地区锡伯族希望通过文化的独特性来确证民族身份的独特性。东北地区锡伯族在与西北地区锡伯族联系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到西北地区锡伯族聚居区还保留有大量较具民族特性的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并且逐渐认识到西北地区锡伯族传承的锡伯族音乐文化是本民族遗失的音乐文化，因此，这一阶段，东北地区锡伯族的音乐文化认同逐渐转向对西北地区传承的锡伯族音乐文化的认同，在这一认同的基础上，西北地区锡伯族将其所传承的音乐文化传播至东北地区，形成锡伯族音乐舞蹈文化“跨域反哺”[8]47现象[注]锡伯族跨域反哺是指由同族异域文化传承主体将所传承的文化由传承地传播至该文化的原生地，并对原生地母体音乐、舞蹈文化具有一定文化重建价值与意义的文化现象。。

西北地区锡伯族通过将其所传承的锡伯族西迁前的锡伯族音乐舞蹈文化跨域反哺至锡伯族音乐文化的原生地，实现锡伯族音乐文化在东北地区的再生，东北地区锡伯族认为从西北地区反哺回来的锡伯族音乐文化更具有民族特性，因此，这一音乐文化更能作为锡伯族与周边其他民族相区分的“文化符号”。因此，这一阶段东北地区不断将西北地区的锡伯族音乐文化引入东北地区，并将反哺而来的锡伯族音乐作为东北地区锡伯族构筑文化身份的符号。2010年东北地区锡伯族乡镇从新疆聘请锡伯族音乐舞蹈教师到东北地区教授锡伯族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等课程，以传承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每年阴历四月十八日锡伯族西迁节之际，东北地区都要举办西迁节纪念活动，并且邀请西北地区的锡伯族到东北地区表演锡伯族音乐舞蹈。

二、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变迁的成因

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经过三个阶段的音乐文化认同变迁历程，其音乐文化也随着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的变化而相应地发生改变，对这一变迁历程历史成因的分析有助于把握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变迁的内在规律。影响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可从影响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变迁的内在原因与外在原因两个方面探析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变迁的成因。其中内在原因在于锡伯族对本民族民族音乐文化的自觉意识，外在原因即在于不同时期周边他者音乐文化对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的影响。

(一)内在成因：民族音乐文化自觉

文化认同是动态的，它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之所以发生变迁，与锡伯族的文化自觉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过程伴随着锡伯族文化自觉的形成，是锡伯族从文化自在的阶段不断转向自觉阶段的过程。“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9]5-9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直接影响着族群对自己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识与理解，能在知晓本民族音乐文化历史的前提下，对本民族的文化身份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锡伯族从对八旗音乐文化的认同转向对地域汉族音乐文化的认同，最后再回归至锡伯族本民族音乐文化的认同，这一转变路径反映了锡伯族音乐文化自觉逐渐形成的过程，从最初的缺乏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转向逐渐获得民族自觉意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菲尼(Jean S.Phinney)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认同发展的三阶段模型：未验证的民族认同阶段、民族认同的探索阶段及民族认同的形成阶段[10]70。这三个阶段即是从原始的自在自为不断转变为民族文化自觉的过程，形成对本民族的民族音乐文化有着清晰的认识，能积极参与到民族音乐文化活动中，锡伯族跨域反哺认同阶段即是东北地区锡伯族在对锡伯族的音乐变迁历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之后，将新疆地区的锡伯族音乐文化引回至东北地区的过程，并以此作为锡伯族民族特性的文化。

(二)外在成因：他者音乐文化的影响

周边的其他民族对锡伯族音乐文化的影响是导致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变迁的外部原因。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的三阶段的变迁，从其所认同音乐文化与原有音乐文化之间关系可将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的变迁方式划分为渐变型变迁和突变型变迁两种类型。渐变型变迁是指原有音乐文化与所认同音乐文化为近关系文化，其中锡伯族与满族音乐文化语言、生活习俗相近，属于近距离认同渐变，而从对满族音乐文化认同转变为对地域汉族音乐文化认同则是一种远距离认同突变，原有的音乐文化与新认同的音乐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突变型音乐文化认同一般是受特殊历史时期的环境影响而产生的，如战争、革命的特殊历史环境。而从对地域音乐文化认同复归至对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认同也是一种远距离音乐文化认同突变。伴随着三个阶段文化认同变迁的是一直围绕在锡伯族周边的他者。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拉康·雅克(Jaques Lacan)在他的镜像理论中深刻分析了主体对自身认识的过程，指出：“个体对自身的认识是由他人的目光之镜和社会的语言之镜来间接实现的。”[11]106任何“自我”的形成都伴随着一个幽灵般的他者，主体根本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相反，他受到无意识他者的左右。在拉康看来，自我要想确立自己的身份，必须要征得“他者”的承认。而围绕在锡伯族周边的“他者”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锡伯族被纳入满族八旗之后，满族音乐文化即成为锡伯族周边具有影响力的他者，由于东北地区为满族文化的发祥地，这一时期，限制汉族到东北地区，因此，这一时期主要是受满族音乐文化的影响。而随着后来清政府开放东北，河北、山东等地的移民不断地迁徙至东北地区，源自于山东、河北等地的移民音乐文化逐渐成为东北地区锡伯族周边的他者。锡伯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与周边的他者音乐文化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对民族自我的定位。锡伯族的民族音乐文化的自我意识是通过与周边的“他者”文化互动逐渐建构起来的对自己民族音乐文化独特性的定位，而“他者”的变迁相应地也会导致锡伯族对本民族独特性认识的改变，并在此基础上构筑新的族群文化边界。

三、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变迁的影响

锡伯族的文化认同变迁是锡伯族音乐文化变迁的内在原因，不同的文化认同决定了选择不一样的音乐文化作为本民族身份的标识。“人类的文化认同一旦形成，事实上也就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支配人的行为、创造、左右人的观念的认同体系。”[2]10音乐文化认同是作为锡伯族群体选择音乐文化的价值尺度，对锡伯族音乐文化的传承、音乐文化形态以及民族音乐文化的边界的变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锡伯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间断与再续

文化传承必须以文化认同为前提[12]230，锡伯族文化认同变迁对锡伯族音乐文化的影响主要在于对锡伯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影响。民族文化的传承需要其民族文化认同具有一贯性，文化认同的“一贯性”能保持其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延续性。文化传承的核心在于文化在纵向上的传继，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作为纵向的传继过程，意味着“承者”对“传者”音乐文化的接受与肯定，作为承者的民族群体从作为传者的民族群体那里承接到该民族所属的群体音乐文化，并将这一音乐文化不断继承下来形成其民族音乐文化传统，这一传承过程需要文化认同作为传承过程顺利实现的条件与保障。而在音乐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一旦音乐文化认同发生变化，就会导致音乐符号与民族文化身份之间原有关系的解体，进而导致音乐文化传承的危机。民族文化主体在音乐文化认同发生改变的过程中，会逐渐接受新的音乐文化，而在接受新音乐文化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传统音乐文化的边缘化，进而导致传统音乐文化的遗失。尤其是突变型认同变迁时期，如锡伯族在辛亥革命“驱除鞑虏”的大背景下，不得不隐藏较具民族文化特性的音乐文化而接受所在地域的音乐文化进而构筑新的文化身份。这一突变型认同对锡伯族音乐文化的直接影响即在于造成东北地区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中断”。

音乐文化认同的文化回归则为文化传承回归至音乐文化本源创造了条件。东北地区锡伯族对反哺音乐文化的认同即是回归锡伯族音乐文化本源的认同，这一认同让锡伯族本源的音乐文化得以在东北地区传承，是对东北地区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中断”后的恢复过程。新疆地区锡伯族的反哺音乐文化让东北地区锡伯族了解到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在西北地区还得以较好地保存。东北地区锡伯族对锡伯族反哺音乐文化的认同其实质是对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的认同，锡伯族反哺音乐文化代表的是东北地区锡伯族所遗失的传统音乐文化，这一认同路径反映的是文化认同的复归，重新回到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原有传承脉络之中，即通过引进锡伯族反哺音乐文化再续锡伯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原有脉络。

(二)锡伯族音乐文化形态的改变

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Alan P Merriamc)提出将音乐分为音乐观念层、音乐行为层、音乐成品层的三个维度。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即音乐观念导致音乐行为，音乐行为生成音乐成品，音乐成品反馈音乐观念，音乐观念、音乐行为、音乐成品之间构成一种圆形链式结构。依此概念进行分析，音乐文化认同属于锡伯族的音乐观念层，而音乐观念的改变进而会导致音乐行为、音乐成品的改变，在此背景下锡伯族音乐形态亦会相应地发生改变。

一般认同发生改变之后即面临文化选择的问题，即该选择什么样的音乐以及音乐行为方式作为构建新的文化身份的标识，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样态发生改变的内在原因即在于其认同改变之后所选择的标识其文化身份的音乐符号发生了改变。如锡伯族在对满洲八旗音乐文化认同时期，将部分满洲八旗文化作为其音乐文化身份的符号，如锡伯族现今的念说艺术即是受满洲八旗音乐文化的影响形成的。锡伯族在对东北地域音乐认同时期，将东北地域的音乐文化作为标识其身份的文化符号，如东北地区锡伯族现今所流传的唱秧歌即是东北地域性音乐秧歌柳子逐渐演变而来的。而锡伯族跨域反哺音乐文化认同时期，将反哺传播而来的锡伯族音乐文化作为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身份的符号，西北地区锡伯族所传承的锡伯族传统民歌、乐器在东北地区得以再生。

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变迁导致的音乐文化形态改变，不仅仅在音乐文化符号与文化身份之间的改变，还在于音乐行为方式的改变。锡伯族在满洲八旗音乐文化认同阶段主要是以八旗音乐活动方式为主，这一时期有锡伯族被编入八旗，学习满语、满文，其社会形态从原始无文字社会逐渐转变为有文字社会，八旗官兵“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兵民结合制度改变了锡伯族原有的作为狩猎民族的音乐行为方式，大量反映八旗生活、农业生产的歌曲成为这一阶段锡伯族的主要音乐形式。后在东北地域音乐文化认同阶段，锡伯族的音乐行为主要是受东北地域音乐文化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东北地域音乐主要是以反映农业生产生活的音乐为主，如秧歌类音乐。东北地区锡伯族在去八旗身份的过程中，秧歌类音乐成为这一时期锡伯族音乐的主要音乐形式，如锡伯族唱秧歌即是每年农历新年等节庆之际秧歌队到附近村子走街串巷表演秧歌。而跨域反哺时期，东北地区锡伯族认识到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身份，较为关注锡伯族音乐文化的独特性。因此，这一时期锡伯族在锡伯族传统节日进行锡伯族音乐活动，如每年锡伯族西迁节进行锡伯族音乐表演，展现锡伯族音乐的特色。

(三)锡伯族音乐文化边界的游移

音乐作为民族身份的符号、标识，成为区分民族群体之间“同”与“异”进而建构族群边界的重要显性标识。选择什么样的音乐作为本民族所认同的音乐即反映了民族对自身独特性的认识，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的变迁即伴随着锡伯族音乐文化边界的变动，由具有清晰文化边界的状态转变为音乐文化边界模糊的状态。其中，锡伯族在满洲八旗文化认同期，其族群音乐文化的文化边界即寻求八旗内部的一致性，群际划分由原本的部落的划分转变为“旗”“民”的划分，即所谓的“但分旗民，不问满汉”，所以，音乐文化的边界在于一方面强调“旗人”之间音乐文化的共同性，另一方面在于区分“旗人”与“非旗人”之间音乐文化的差异性。而辛亥革命之后锡伯族对东北地域音乐文化的认同则打破原有的音乐文化边界，在独特的历史时期寻求与东北地域音乐文化边界的融通进而达到对地域汉族音乐文化的认同，将锡伯族周边地域音乐文化纳入本民族音乐的范畴之中，因此，这一时期锡伯族的文化边界是处于模糊的状态，乃至于消解。而对锡伯族跨域反哺音乐文化认同时期，锡伯族的文化认同回归至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边界较为强调锡伯族与周边“他者”音乐文化的差异性，将新疆地区的锡伯族所传承的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再引回至东北地区，以作为东北锡伯族与周边“他者”的文化边界。

从整体来看，东北地区锡伯族的文化边界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一种游移的状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锡伯族对周边不同群体音乐文化“求同”与“求异”的结果。其中在与周边其他群体“求同”的过程中，文化边界是较为模糊的状态，其音乐文化往往与周边其他群体音乐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难分彼此；而在与周边其他群体“求异”的过程中，文化边界是较为清晰的状态，较为强调自身音乐文化的独特性，其与周边其他群体音乐文化差异较大。

四、结 语

东北地区锡伯族在音乐文化自觉以及周边他者文化的影响下，其音乐文化认同发生了三个阶段的变迁，即对满洲八旗音乐文化认同、对东北地域音乐文化认同以及对锡伯族跨域反哺音乐文化认同。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变迁历程反映了在不同历史时期锡伯族对自我身份定位的差异，通过与周边其他民族音乐文化的“求同”“求异”过程构筑锡伯族的音乐文化边界，锡伯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间断与再续、锡伯族音乐形态的变化以及锡伯族音乐文化边界的游移性正是这一内在音乐文化认同变迁脉络的显性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