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研究：论域、特点与展望

〔摘要〕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又良莠不齐。按照国内学者的研究旨趣和议题场域，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创新的研究文献，主要论域集中在六个方面，即以组织功能为枢纽，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科学设置问题；以社会风险为场域，梳理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诸多困境；以农民诉求为价值，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为民服务目标；以社会治理为中心，考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以政治认同为视角，重构农村基层党组织合法性延续机制；以社区党建为转向，升级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理念。回顾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研究文献，既有助于发现原有研究的成绩和不足，又可为十九大后进一步研究提供着眼点，尽可能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

〔关键词〕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功能；农民诉求；政治认同；综述；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8）02-0041-08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前进的力量。十八大以来，随着党的“强基”工程和“三农”政策的持续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创新实践愈发有力，而我国学界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研究旨趣，却有所迟缓，个中原因，颇为复杂。基于对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现状的分析，国内学者从党组织队伍建设、党组织运作机制、党组织经费、党组织领导方式、党组织软环境等不同的视角，研究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相关问题。从“小问题”到“大问题”，学界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话题都有触及，但又难以弥合理论与现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实践之间差距。本文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研究的理论与实际出发，系统梳理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研究的要津，以期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研究提供理论思考的文献空间。

一、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研究的主要论域

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创新的研究文献，按照国内学者的研究旨趣和议题场域，主要论域可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一）以组织功能为枢纽，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科学设置问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战略目标，并在“强基工程”中“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任何党组织建设都需要在党组织结构设置、组织职务设计、组织规章制度、组织内部文化、组织财力保障等方面做出科学、有序、合理的安排，才能使得党组织功能得以正常发挥和运作。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也存在一批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学者，他们以组织功能为枢纽，研究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科学设置问题。李毅弘、曾洁超认为，在复杂的社会转型当中，能够履行农村服务职能的组织是多元性的，既有包括乡镇党委、村党支部在内的基层党组织，也有乡镇政府基层政权组织和村民自治委员会基层自治组织，以及包括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民自助协会、养老资助基金等在内的社会组织，而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领导职责，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可以因应中国“压力型体制”层层量化分解“下压”的组织功能和组织职责。〔1〕陈朋研究的服务导向型农村基层党建新模式，也是将服务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最重要的“组织功能”。〔2〕周忠丽则以城镇化带来的农村“空心化”为视角，较为系统分析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组织功能失灵”问题，将其表现归结为利益代表功能弱化、政治领导功能弱化、政治录用功能弱化、政治社会化功能弱化，并从解决农村“空心化”的具体问题入手，重塑農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能设置，带领村民群众合法致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3〕任中平等人则从四川省广安市岳庙村的实际出发，研究了岳庙村党组织设置的创新情况，它以设置产业党总支为基础，将党组织的设置方式由区域性向功能性拓展，有力地发挥了农村党组织服务功能，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综合发展。〔4〕另外，考虑到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功能发挥的区域性影响，赵连跃认为，不同地区的农村具有不同的民俗、地域、经济、文化、交通等情况，因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能设置应符合当地农村的特色，特色化党建既能够满足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情和社会需要，又能够让农村基层党组织真正扎根当地，发挥“领头雁”的执政功能，以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党组织服务，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民意认同。〔5〕

（二）以社会风险为场域，梳理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诸多困境

社会风险（Social Risk），是一个社会面临的危险情况或存在爆发社会危机的现实可能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Beck）更是直言“现代社会是典型的风险社会”。〔6〕认清社会风险，细化风险分类，既有助于执政者化解社会风险，降低社会危险的破坏力，也有助于提升执政者社会治理能力，更好地预防社会风险。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面临诸多社会风险，而化解社会风险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十八大以来，国内不少学者从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社会风险出发，以社会风险为场域，系统梳理了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诸多困境。马建新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社会风险研究较为系统，一方面，他基于河南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调研，从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的工作缺位到农村党员队伍后继乏人再到农村致富发展困境以及村民信任缺失，较为系统地概括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面临的社会风险和社会挑战。〔7〕另一方面，他从城镇化迁移视角，研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村经济结构变迁、农业增收困难、农村党组织功能“边缘化”、农村干部“腐败”多发频发等农村情况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冲击，并根据“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理念，提出了改善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相关措施。〔8〕于晓娟等人的研究，进一步概括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城镇化中面临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困境，〔9〕与马建新的研究结论大致趋同。而孙肖远则从江苏农村工作的实际出发，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城镇化人口流动性、经济体制转轨性、农村党建社区化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局，破局之策在于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建设，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社区化党建转型，更好地服务于村民群众。〔10〕同时，张庆杭也从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分配不公正、宗族势力影响村民选举、村两委权责分化严重等多个角度，细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城镇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困境。

（三）以农民诉求为价值，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为民服务目标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职责，分解给各级党组织的核心任务也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或简单的口号，而是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主题和内容，从变化的民需入手更能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了提升基层执政水平，不断推进“富民强村”和“村民自治”工程，不仅提升了为农民服务的真实本领，也丰富了三农政策在农村的政治实践。而学界在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则以农民诉求为价值，强化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为民服务目标。王建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诉求表达与农民利益维权的意识觉醒，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利益分化与阶层分化严重，农民为争取自己的利益，选择自发维权或结成简单联盟维权（如群体性利益诉求抗争等），另一方面，农民维护利益诉求过程中“自组织”式结成了各类农民组织，包括农民经济组织、自组织性的联谊组织和志愿组织等，这些农民维权的组织形式，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强化了“为民服务”意识，不断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以维护农民诉求为价值。〔12〕也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的思想出发，剖析了过分倚重资本、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的现象，会伤害农民、牺牲农业、破坏农村，从而不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城镇化过程中应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建立城乡资源相互流动机制，形成城乡党的基层组织资源共享平台，才能进一步做好为民服务的工作，让村民得实惠，及时维护农民的价值诉求，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地位。〔13〕另有学者偏重于考察“空心村”“精准扶贫村”的农民诉求问题，他们研究西部地区农民诉求，以“空心化”重灾区在西部、精准扶贫重点在西部地区为主线，分析西部农村社会治理的诸多挑战，指出西部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围绕农民诉求展开党建和服务，培育社会性农民组织，增强农民的治村能力，有效应对“空心化”和“精准扶贫”问题。〔14〕这些学者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西部地区农村党组织建设中的“农民诉求维护”问题。〔15〕

（四）以社会治理为中心，考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社会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界很快也将“社会治理”理论运用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研究当中，以社会治理为中心，考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基于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变化，张卫海从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组织自身威信下降、道德纽带面临溃散、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社会管理结构变化等情况出发，把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社会治理和社会整合的唯一合法主体，试图以价值整合为农村社会整合的核心，以利益整合为农村社会整合的基础，以文化整合为农村社会整合的重要内容，构建农村社会管理中的“村两委”双强模式。〔16〕崔玉丽围绕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和作用，从农村的社会繁荣到农民的权利维护，细化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17〕对张卫海等人的成果有着同质化研究旨趣。而王晓荣的研究则另辟蹊径，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边缘化”现实入手，理清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被“边缘化”的四大原因，农村集体经济萎缩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的物质基础，农民外出与人才流失削弱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动员能力，而农村政治权威的意识淡化则降低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凝聚能力，同时，农村思想价值迷茫则进一步使得农村基层黨组织的思想文化话语权弱化。〔18〕从大数据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社会信任建构的角度，有人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农村利益增值与农村利益分配、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环境保护、农村党组织建设与农村事务村民共治之间的关系，指出农村党组织通过强化自身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先近后远”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引导村民参与村务合作共治，来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19〕尹杰钦等人的研究，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的具体任务和诸多挑战入手，论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民主治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多元治理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这些问题和不足，既有来自农村社会领域的政策落实问题，包括农村生态化发展、贫困户精准扶贫、留守儿童教育救助、孤寡老人医疗保障等，也有来自政治领域的纯洁性建设问题，包括抑制村干部腐败、引导农村党员发挥先进性等，而在解决这些问题过程当中，也就提升了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能力。

（五）以政治认同为视角，重构农村基层党组织合法性延续机制

政治认同并非一个新的政治话语，它在塑造民意机制和建构政权合法性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从亚里士多德到卢梭再到哈贝马斯和韦伯，都对“政治认同”或“合法性”有着深厚的研究。在当代政治话语环境中，政治认同主要是指民众对于政权或政党的施政体制及政策的满意或认同程度，它具有认同空间的固定性、认同时间的迁移性和认同内容的多样性。〔21〕囿于过去政治敏感性和其他一些因素，以政治认同为视角，来重构农村基层党组织合法性延续机制，是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黄子婕等人，通过对湖南常德L村的调研，以村民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心理认同为研究变量，分析了引发村民政治认同危机的四个要素，包括农村党组织号召力不强、农村党员吸纳机制不完善、农村党组织民主集中制运用不当和农村党组织发展经济能力短缺等。〔22〕也有人以政党认同为视角，分析了基于政党自身建设来获得政党认同的三个条件，即党的纲领、党员素质和政党能力，并据此用来分析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不足，他认为从农村党组织的党员吸纳和教育入手，通过优化农村党组织的党员构成，进而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党的基层组织在农民心中的政党认同。〔23〕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长期执政的基层“末梢”，它的执政能否触及农民的内心认同，直接关系着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的合法性建构，鉴于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存在的部分党员干部腐败、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塑造困难、执政可支配资源减少、动员农民政治参与乏力以及农村民间组织冲击等问题，他们主张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建设，来夯实党的基层执政，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资源。〔24〕概言之，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为研究对象，系统描述农村基层党组织合法性建构的基础在于农民认同和信任，丰富了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野。

（六）以社区党建为转向，升级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理念

城镇化就是一个“魔法棒”，随着党的全面深化改革政策实施，城市和农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乡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城市社区发生人口混杂、变异现象，而市民和农民之间文化、经济实力、职业、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客观差异，也使得城乡居民混居并非真正的融合，城市社区居民关系的内卷化、原子化、冷漠化趋势加重；另一方面，农村在城镇化过程中，开始转变为城市郊区社区、城乡结合部社区、城中村社区等，原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管理模式显然不能适应城市化社区党建的需要。因此，农村变社区，尤其是处在“城中村”的社区，都迫切需要学习和升级城市社区党建的创新模式。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社区党建”取向，虽然不是十八大以来学界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原创研究，但是学界以社区党建为转向，升级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理念，却丰富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成果。彭汉琼从乡村党组织转向社区党组织面临的多元问题入手，以社区党建转向的二维标准为着眼点，一方面，从社区基层党组织的纯洁性维度入手，将原有农村党组织的党建思维方式、党建活动载体、党建文化环境等方面进行有序更新，能够让党员干部规范自身的党内政治生活；另一方面，从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维度入手，使得原有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党建组织设置、党建工作机制、党建领导体制、党员服务机制等方面得到改善，更有利于履行“社区党建”为民服务功能。〔25〕也有人基于自然村向社区的结构转型、农民向居民的身份转变，研究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向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转化过程中的“多元服务兜底”问题，一方面，农村转社区，农民被迫“上楼”，“生活居住圈”服务欠缺等问题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以社区党建为转向，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优化小区、楼栋、社区三级“生活居住圈”的党组织设置结构，促进社区商贸流通圈、社区生活圈、非公企业圈区域化党组织建设，从而提高社区党建的社会治理能力。〔26〕因此，以社区党建为转向，升级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理念，也是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研究的一大特色。

总体而言，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创新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创新实践而展开的。其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研究内容上，学界围绕社会风险、组织功能、政治认同、农民诉求、社会治理、社区党建等不同论域，不断深化和拓展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研究内容；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学界坚持规范和实证并重，定量和定性结合，但整体上仍以定性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居多；三是在研究视角上，学界结合了党建、社会组织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学科视角，丰富了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研究视域和广度；四是在交叉研究上，学界众多论文都将城镇化与农村党建、农村党建和环境保护、跨区域农村党建、农村党建与企业党建、农村党建与经济社会治理等进行交叉性、融合性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研究的学科交叉性不足。

二、十九大后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研究展望

回顾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研究，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的成绩可圈可点；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现有农村基层党组织研究的不足，随着十九大“党的建设总要求”的提出，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研究空间。

首先，国内学界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生存的“基层土壤”变化的把握与应对并不深刻。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赖以存在的“基层土壤”正悄然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包括农村社会经济转型、城镇化变迁引发的“农村空心化”、农村“青山绿水”的环境需求、农民对农村党组织的服务需求等。农村基层党组织扎根的“基层土壤”所发生的变化，意味着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有效治理农村城镇化变迁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包括农业“虚置化”、乡镇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齡化”、村民家庭“空巢化”、村民自治“权贵化”等，从而增强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基础，培育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巩固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在“工业化”“城镇化”“空心化”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对基层土壤的变化，必须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三种“转变”，一是基层党组织的职能由“管理”向“服务”转变，二是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点由向农民“索取”到“给予”转变，三是基层党组织工作环境由“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些“基层土壤”变化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实现的“转变”，对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有何“新要求”，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如何尝试在“新要求”和“新调试”之间寻找“平衡点”，从而更好的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亟待学界的理论阐释。而学界现有的研究，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生存的“基层土壤”变化的把握与应对并不深刻，以周忠丽研究“空心化”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建设为例，其文章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探讨，设定在“空心化”的基层土壤语境下，但却对于“空心化”的各地生成与农村党组织的职责应对探讨不深入，其文章的框架和解释更像是“课题申请书”的“活页论证”语调。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研究和叙事，可以进一步深挖农村基层党组织赖以存在的“基层土壤”变化及应对之策，以期更优的成果。

其次，国内学界对于借用党建新名词套用农村党建和介绍个别农村基层党组织先进经验的较多，而对党建新名词新理念以及先进农村党建经验移植的适用性研究较少。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科学化命题提出，使得伟大工程党的建设不断创新，而这个过程也包括不断更新的党建名词和党建话语，从十八大“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执政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再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就是印证之一。学界及时的将“党建新名词新理念”套用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研究上，既容易写作出成果，也易于被期刊发表，但却缺乏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实际指导价值。“时髦的党组织”建设新理念、新名词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中的“嵌入性”与“本土化”过程中的“适应问题”，应是学界深入思考的问题，比如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理念，如何“植入”到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不被“排斥”等。笔者2017年调研苏北（江苏北部）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了解到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有三个层面的动作，一是“规定动作”，来自上级要求完成的硬性动作或“指标性任务”，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态度是“不得不疲于应付”；二是“自选动作”，来自于农村基层党组织日常的党务工作和部分村民反映事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态度是“可以自我选择今天干或是明天干，于是拖着干”；三是“创新动作”，来自于完成“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之后还有“剩余精力”和“时间金钱”去做的党建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态度是“不是热情不够，是可望不可即”。囿于农村事务的繁杂性和村干精力的有限性，农村基层党组织很难将国内迅速更新的党建理念或先进村党建模式，直接套用或“移植”到当地农村党建中，并进行本土化创新。因此，十九大后，学界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建新名词新理念以及先进村党建经验移植的适用性研究应予关注。

再次，国内学界从系统性角度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性建设的成果相对匮乏，难以弥合现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参考需求。十八大以来，学界聚焦于“组织体系内部”的“依规治党”与“组织体系外部”的“农村发展”双重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如何创新“组织目标定位”与“组织功能定位”的问题，并从“制度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出发，选取多种角度、多个侧面对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新理念、新方法、新路径、新标准进行学术梳理，业已取得颇丰硕果。然而，从系统性角度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性建设的成果相对匮乏。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体系性创新，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在于，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创新”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创新”，防止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带头人队伍不纯”“执纪问责偏宽偏软”“选人用人不规范”等问题，而建设好创新型、服务型、学习型、务实型、廉洁型农村基层党组织，既有利于及时化解和引导农民的消极心理、减少农村各类上访冲突和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又有助于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基础、培育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性建设，需要把握农村基层党组织“内生式”创新的特点和“外压式”创新的条件，从“内生”创新的有序学习、自我更新、适应发展到“外压”创新的上级需要、群众诉求、外压调整，实现“四个推进”，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民主治党、依规治党、从严治党”基本理念塑造，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扁平化、网络化、利民化”设置方式创新，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选优配强、制度管权、定期培训”带头人队伍建设机制创新，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党员管理机制和“党员服务群众”机制建设，从而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系统性建设，既能够协调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又能够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供给与村民需求之间的平衡性问题，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有序共振。

最后，国内学界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采用定性研究的居多，而运用量化研究的相对较少。十八大以来，我国学界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从以定性研究为主到兼顾定量研究，目前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查阅文献、走访调研等形成定性研究的论文或研究报告，而采用问卷调查、数据统计等量化研究尚不多见。事实上，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究竟采取何种方法，既因研究人员的旨趣和能力而有所不同，也因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表达主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鉴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复杂的组织运作过程，它很难和研究经济学、社会学、行政学等一样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用量化的指标来进行量化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问题。因此，笔者并不赞同“为了量化而量化”或“为了发表而量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研究，而应循着十九大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27〕，农村基层党组织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双重维度，因地制宜的选用合适的定性或定量研究方法，来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激发党建热情，通过党建创新来满足变化社会中村民群众的服务需求，获取村民认同，夯实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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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彦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