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从不负人

法济利·伊斯坎德尔 文吉

每当街坊邻居的小伙伴们开始吹嘘自己家赫赫有名的亲戚时，我总不吭声，我让他们说去。

军人是等级最高的一类。但在男孩们的臆想当中，各军种间也存在自己的一套特殊的隶属关系。排在第一位的是边防军人，其次——是飞行员，第三名——是坦克兵，而后再是其他军种。消防官兵则被排除在竞赛之外。

那时战争还未来临，而我，仿佛是有意为难我似的，没有任何亲戚在部队中服役。然而我拥有一张特殊的王牌，屡屡出奇制胜。

“我有个叔叔是疯子，”我平淡地说道，稍稍耽搁同伴们口中过于现实的英雄们的出场时间。疯子——是一种迥然不同，但更主要的，是一种可望不可即。如果好好学习的话，是可以当上飞行员和边防军的，至少大人们这样说。而他们，自然而然，是心中有数的。但无论你再怎么优秀，你都没办法当上疯子。当然，学傻了的情况不在此列，但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总而言之，疯子要么是与生俱来的，要么是孩提时成功地走火入魔，要么得了脑膜炎。

“他是真疯吗？”一个小伙伴将信将疑地问道。

“当然。”我早料到有此一问，说道，“他是有证的，教授给他瞧的病。”

证确实存在，它们躺在姑姑的“辛格尔”牌缝纫机的抽屉晨。

“那他为什么不住在疯人院里？”

“他的奶奶不让他去。”

“那你们晚上不害怕吗？”

“不怕，我们习惯了，”我轻松自如地说，就像一名讲解员，对接下来的问题早有预料。偶尔会提出一些愚蠢的问题，比如他咬不咬人之类的，我权当耳旁风。

“那你是不是疯子？”有人突发奇想问道，同时用敏锐的双眼注视着我。

“我可以有一点点疯。”我谦逊而自尊地说道。

“我想知道谁更厉害：是弗朗古，还是疯子？”有人抛出问题，立刻响起一阵好奇的呼应声。弗朗古是巡回马戏团的著名摔跤手。他是黑人，因此我们都为他呐喊助威。

叔叔同姑姑、奶奶以及其他亲戚一起住在咱们家屋子的二楼。流传着两个家族传说，可以解释他并不完全正常的状态。第一个版本说的是，他幼时发过一场病后就这样了。这种说法平淡无奇，因此也不大可能是真的。第二个版本的故事是从姑姑口中散布开来，并最终盖过了奶奶的记忆，说的是叔叔在青少年时期从一匹阿拉伯马上摔了下来。

不知道为何，姑姑不喜欢别人称叔叔为疯子。

“他不是疯子，”姑姑说道，“他是精神异常。”

这样听起来悦耳，但让人不明所以。姑姑喜欢粉饰现实，也多多少少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叔叔是个货真价实的疯子，虽说也几乎算是正常。

通常情况下，叔叔不会招惹任何人。自顾自坐在阳台的板凳上，哼着自己编的小曲。大多是没有歌词的抒情曲。

确实，有时叔叔会失去自控。他回忆起某些遥远的屈辱，开始把门扇摔得砰砰作响，沿着二楼长长的阳台来回跑动。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落入他的视野当中。并不是说他一定会闹出某些不愉快，但最好还是不要落入他的视野。如果此时奶奶在家的话，她会很快让叔叔回复平静。奶奶会卷起他的领口，毫不客气地将他脑袋摁在水龙头下。一顿冷水冲淋后他便会缓和下来，坐下喝茶。

叔叔的词汇量，就像现代的歌手一样，极端匮乏。随便抖搂出一本二年级小学生的作业本搁在桌上——那里面便包含老叔一辈子能用到的所有词语。的确，他也有一些个别的表达方式，显然你在二年级小学生的作业本里见不到，甚至在书中也见不到。他对这些表达方式的运用，同正常人一样，出现在心情急剧起伏的时刻。我只记得其中一句：“……你娘”。

说话时他主要用阿布哈兹语，但骂人时则是双语：用俄语以及土耳其语。大概，他脑海中的词汇搭配是按照情感的炽热程度来浮现的。由此可以得出，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在勃然大怒时，其情感张力是大致相同的。

如同所有疯子（以及一些正常人）一样，叔叔十分强壮。他在家中包下了一切不需要领悟能力的劳动。倒脏水，在未通自来水的时期还要挑清水，搬运赶集的包袱，劈木柴。劳动时认真仔细，甚至热情洋溢。当脏水从二楼倒下，强劲的水流画出一道汹涌的曲线，悄无声息地坠下，在洼地里拍起一阵水声，惊得在其中嬉闹的几只流浪猫飞蹿而出，仿佛水浪溅起的浪花。

奶奶心疼他，觉得他可能会过劳成疾。偶尔在大扫除的日子里，奶奶会使劲将他摁在床上，说他生病了。奶奶给他的额头或者脸颊敷上毛巾，他则怅然若失地躺着，还有一些被愚弄的窘迫。最终叔叔厌倦了干躺着，尝试起身，但奶奶会将他重新塞回被子里。在这样的时候，想让他劳动是不可能的。他会环抱双肩说：“奶奶不让”。他称呼奶奶为奶奶，虽说她是他的妈妈。叔叔就是那样一个人，古怪乖僻。

叔叔尤为爱干净。我们，孩子们，总是被教育要以他为榜样。从那时起，只要我遇见过分爱干净的人，便不由自主地认为这个入神经不太正常。当然，我不会对他说，但是心里肯定会这么想。

总之，叔叔爱干净到了洁癖的程度。常常是这樣，他挑清水或者挑食品回来，或是坐下吃饭，每隔十分钟十五分钟便去洗手。他为此经常挨骂，因为擦破了毛巾，但就是戒不掉。还常常这样，他和某人握了手，登时便朝洗脸盆跑去。大人们经常嘲笑他，一天里还故意多次与他问好握手。出于某种轻重分寸，科里亚叔叔不得不伸出手去，虽然明白这是在戏弄他。

这世上叔叔最爱的莫过于甜味，所有带甜味的东西里——又最爱糖浆冲水。如果我们同他一起被派往巴扎集市，路过卖果味汽水的小摊时，他，通常并不多愁善感的一个人，会用手碰碰我，指指五颜六色的甜水，腼腆地说：“科里亚想喝”。

用甜水款待一个头发花白的成年人，在叔叔的身旁感觉自己变成一个历经世事，慈颜善面，对孩子缺点宽容以待的人，这足以让人欣慰。

叔叔还喜爱刮脸。说实话，这项乐事他不是经常能够享受到，大概一月能有一次。有时会送他去理发店，但多数是姑姑自己动手给他刮脸。

叔叔十分严肃地对待刮脸这件事。当姑姑残忍地剃刮他涂抹肥皂，高傲扬起的头颅时，叔叔面无表情地坐着，纹丝不动。在这样的时候，可以从姑姑背后对他吐舌头，挥拳头，他会视若无睹，完全沉浸在刮脸的安逸中，尽管胡须，尤其是头发就像生荒地上的野草一样蜷曲，在剃刀下绝望地反抗。有时姑姑会叫我捏住叔叔的耳朵，或者拉伸他脖颈上的皮肤。我，自然而然，心甘情愿的配合，明白这样的乐事在通常情况下绝不可能发生。我带着夸张的热情揪住他黝黑的大耳朵，卷向需要的方向，一边观察他脑袋上装满智慧的瘤包。

叔叔平日里看起来像是留着鬈须的和善的养蜂人，刮脸后立刻变了模样：他的面庞透着嫌恶和傲慢，仿佛古代史教科书里走出的罗马元老的神情。刮脸后的头几天里，他变得孤僻而自傲，而后古罗马元老逐渐隐没进胡须深处，而乡下养蜂人和善的大众脸浮现出来。

我本不想说叔叔是个自大狂，然而路过街心花园的雕像时，他总会感受到某种鼓舞，向雕像点点头说：“这是我”。当看见报纸或杂志上某人的特写照片时，他也会重复同样的话。为公平起见需要指出的是，他将任何男性的特写都当成是自己。但正因为如此，那个人的形象便总会出现，这可能被理解为某种敌对的暗示，危险思想的苗头，或者对威信的损害。奶奶试图让他戒除这个习惯，但都是徒劳。

“不行，不行，委员会！”奶奶严厉地说，一边用手指在相片上比画一边驱赶叔叔，就像在赶妖魔鬼怪。

“我，我，我，”叔叔愉悦地回应她，用坚硬的指甲在那副照片上轻敲。叔叔什么都不明白。

我也什么都不明白，大人们的顾虑在我看来只是愚蠢。

叔叔确实害怕委员会。问题在于博爱之心泛滥的邻居们会时不时写匿名的告密信。其中一些指出，叔叔住在我们家是非法的，应当住在疯人院，如同其他所有正常的疯子一样。另一些则写道，他整日劳作，需要检查这其中是否潜在有人剥削人的情况。

委员会大概每年出现一次。当几位成员提心吊胆地爬楼梯时，姑姑已为叔叔穿上节庆日子里才拿出来的新衬衫，将奶奶的念珠递到他手上，并轻声严词命令他坐着不许动。委员会的成员们为自己的特殊使命稍感窘迫，道过歉，并向姑姑提出几个必不可少的问题，时不时还好奇而谨慎地打量叔叔。姑姑从缝纫机中抽出叔叔的证明。

“他有金子一样的性格，”她说道。“体力劳动对他有益处，这是日丹诺夫医生说的。他干些什么？无聊时挑几桶水，仅此而已。”

当她说话时，叔叔坐在桌后，木愣地搓揉着念珠串，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桌上的乡村风景相片。

临走前，委员会中的某位成员习惯了这气氛，壮起胆子问叔叔：

“没有苦要诉？”

叔叔疑惑地望向奶奶，奶奶望向姑姑。

“他耳背，听不清我们说话，”姑姑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这是他唯一的缺陷。

“我说，诉苦，有没有？”那人提高声调问道。

“巴统，巴统。”叔叔若有所思地从牙缝挤出几个字。他开始为这出闹剧感到恼怒，因为只有在极端陵怒的情况下他才会想起巴统那个地方。

“他能有什么苦要诉？他是在開玩笑，”姑姑说道，面带迷人的微笑把委员会送到门口。“他在我这里过得就像一位伯爵。”她望着委员会远去的背影，抬高调门补充道，“如果某些人看好自家的男人，就像我照看自家的残废一样，他们就不会有时间编出这些天方夜谭来。”

这是在叫阵，然而敌阵避战不出，一片胆怯的寂静。

委员会走后，节庆衬衫从叔叔身上扒下来。姑姑似乎有意与邻居们过不去，派叔叔去打水。他愉悦地奔到路上，弄得水桶当啷作响，仿佛比起成为公众焦点，他更乐意当一个独一无二的挑水工。

这世上叔叔最讨厌的莫过于猫、狗、孩子以及醉汉。我不知道他对其余几种的讨厌从何而来，但讨厌孩子这方面多多少少有我的份。

多年以来，我熟知叔叔所有的习性、嗜好和缺点。我最喜欢的事便是逗弄他。玩笑有时开得过头，时至今日我都觉得十分后悔，但木已成舟无可挽回。唯一聊以慰藉的是，我在他那里也挨了不少打。

常常如此，某个潮湿的冬日，我们坐在暖烘烘的厨房里。奶奶在炉灶旁忙活，旁边板凳上坐着叔叔，我则坐在躺椅上读书。火苗噼啪作响，茶炊低低呼哨，猫轻声呼噜。最终，这种静谧的，发疯的舒适开始让人厌烦。我愈发频繁地从书中抬起头来，望向叔叔。叔叔用他那绿色的波斯眼睛盯着我。他盯着我，因为他知道我迟早会弄出些小花招。正因为他知道而且在等待，我就更加无法自制。

扰他安宁的最简单方式——是长时间全神贯注地盯住他的眼睛。

于是叔叔开始如坐针毡，而后垂下视线去看自己粗大的双手，但我很清楚他在想些什么。之后他迅速抬起双眼，看我是否还在盯着他。我仍在盯着。我甚至摆出一个悠闲舒适的姿势。这样应该能让他明白，我是故意长时间盯着他看，而且还不费吹灰之力。他开始坐立不安，用低沉的声音说：

“这个小笨蛋在戏弄我。”

叔叔不想过早挑起不必要的喧闹，他是在跟我讲话。他似乎是在我面前预演一番即将到来的诉苦。

我仍旧顽强地盯着他。可怜人转过脸去，但坚持不了一会。叔叔想要知道我是否还在看他。我，自然而然，还在看。于是他用手掌捂住自己的双眼，然而这样也不起作用。他想要知道，我是不是最终放过他了。他微微叉开手指，以为我不会发现，从指缝中偷窥。我若无其事地还在盯着。于是吵闹爆发了。

“他看着我，我要打死他！”叔叔叫道，双瞳中燃起凶恶的火苗。我迅速将视线移回书上，然后抬起头来，带着一脸从认真学习中被打断的神隋。

“做什么，要挖掉他的眼睛吗难道？”奶奶说道，在叔叔后脑勺上轻轻来了一下，说既然我的目光会惹恼他，就别往我这边看。

但偶尔，当更加恶意的捉弄惹叔叔暴怒时，他会自己在后脑上拍几下，抓起一块木柴或者火钩子。于是恐怖的一刻降临了，尤其是奶奶或者其他男性长辈不在旁边时。“上帝啊！”我喃喃自语道，“这次救救我，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惹他了，会永远爱你，还会和奶奶一起向你祷告。好不好，救救我。”但我似乎并没有太过依赖上帝，更别提每次这类情况我都会把他搬出来。尽管吓得要死，我的意识却清晰而敏捷。跑，如果叔叔没有截住通往门扇的路线的话。如果逃跑已经不可能，那么唯一的生路—一就是出其不意地径直走到他面前，弯下腰去，伸出脑袋：你打吧。这是相当惊心动魄的关头，因为你面前站的是一个手持武器的狂人，而且还处于暴怒状态。

但是，这可怜的姿势，这种对命运的绝对服从似乎让叔叔缴械投降了。某种先天的高尚气度让他停住手。他顷刻力竭。常常是这样，他嫌恶地丢开手中的物件转身走开，困惑不解地耸耸双肩，想不通人们为什么可以如此放肆无礼又如此可怜。

有一次我读了一本很棒的书，写的是间谍假装成聋哑人，后来被揭发出来，因为他在梦中说起了德语。我方的一位反间谍工作人员故意在他头顶开枪射击，他都不曾哆嗦一下。他性格坚毅。但在梦中，他性格不再坚毅，因为睡着了。于是他说起德语，进而被一个小男孩揭发。还有一位男孩也听见间谍说梦话，但他无法揭发他，因为这个男孩德语学得很差，听不懂他说的是哪种语言。但关键不在于此。关键在于，间谍假装聋哑。

我的思维进行了一次天才式的跃进：我明白自己的叔叔一点都不疯癫，而是个真正的间谍。唯一让我犹豫不决的是，奶奶记得他从小到大的每件事。但这个障碍也很快被我清除掉。他被人替换了，我心中猜测。疯子叔叔曾经存在过，但间谍们研究了他的习性和言语，然后在某个完美的日子里将他偷走了，再偷偷塞进来一个间谍。他的洁癖是故意装出来的，免得有人给他下毒。

我想起叔叔行为中的种种可疑之处。有时他用彩色铅笔在纸上写写画画，再小心翼翼地将那些纸张藏起来。自然，我是看过的，但之前它们看起来就像是文盲的鬼画符。他把我们骗得团团转啊！还有钓竿！

叔叔有时会到海边去钓鱼。这并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毕竟正常人也喜欢钓鱼。但问题在于，他的钓竿上没有鱼钩。我们还嘲笑过他。也许，钓鱼竿内部有一部秘密的无线电台，而他通过它将情报拍发给敌方的潜水艇？我的脑子转得飞快。想象之中，我仿佛已经读到少先队真理报的大标题：《少先队员揭发间谍。孩子们，警惕起来！》

接下去是我的照片和故事，开头会这样写：

“从某个时候起，一名少先队员（也就是我）变得寡言而忧郁。他目光短浅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父母）以为他病了。实际上，他在思索如何揭发一个不可救药的间谍，一个长久以来冒充他疯子叔叔的人。迈出这一步非常艰难，但少点队员镇定自若。这是一场脑力的对决。”接下来还是这个调调，甚至更棒。

首先应该偷走钓鱼竿，仔细检查。它搁在叔叔的床下。他从不允许我靠近他的床铺，理由还是因为洁癖。但我趁着他被派去挑水，将钓竿从床底扯出来，抓起锉刀，溜到菜园里，开始锉起钓竿的竹节。我将钓鱼竿一节节锉断，但竿里是空的。我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注意到钓竿底部的第一节没有自然的隔膜，是凿通的，可以伸进去一根手指。原来如此！他把无线电放进这里，之后取出来藏到别处去了。好一个老奸巨猾！我把钓竿埋在菜园子里，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必须要快，得赶在他发现钓鱼竿失踪之前。然而姑姑从屋子里出来开始忙活，奶奶也踱进院子里，坐在树荫下。我爬上二楼。叔叔同往常一样坐在厨房里，望着窗外的走廊，看家，免得外人溜进屋里。我走進厨房，在桌子对面坐下。最重要的，我认为——是攻其无备和步步紧逼。他以为我要开始捉弄人，而实际上我……

“你的事业到此为止了，施陶芬贝格中校！”我一字一句的说道，感觉鸡皮疙瘩在后背窜起，就像汽水表面的气泡。

我不知道自己将他称作施陶芬贝格中校的根据在哪里——似乎，我相信自己的直觉，就像我在书中读到的许多天才反间谍人员一样，其中就包括了普罗宁少校。

“走开！”叔叔回应我的语气带着苦闷，每当他觉得我要戏弄他，而他又不愿跟我纠缠时，口气便是如此。

叔叔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铁汉一条。”我心想，狂喜地浑身颤抖，并继续执行此刻应当要做的事。

“您出色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但我们也没闲着。”我说道，慷慨地向老练的敌人表达敬意。话语精炼，掷地有声，表达出对事业正义性的坚信不疑。

“疯小孩，”叔叔略带愠怒地说。他总是叫我小孩，仿佛我没有名字似的。

这个老滑头在躲闪，我心想，兴奋地几乎喘不过气来，决定给他一些暗示。

“鱼没上钩？”我问道，一边微笑一边敏锐地注视着他的双眼。“是海浪太汹涌还是鱼竿不好用？”

“鱼竿？”叔叔重复我的话，黯淡的双眼中闪过一个类似念头的东西。

“对啊，鱼竿。”我说道，明白他已经抓住了这个环节，借助它便可以不费多大力气牵出整个链条。

“我的鱼竿？”叔叔重复问道，开始悟出某些东西。

“您上了自己的钩，中校！”我讽刺道，身体向后仰坐，等待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鱼竿，鱼竿，……你娘！”叔叔终于明白过来，口中不安地嘟哝着，冲向门口。

“不许动！”我喊道，“房子被包围了！”

“巴统！”叔叔大叫一声奔向房里。

我有些心虚。为了能够有尊严的投降，我说：“这一次您糊弄过去了，中尉……”叔叔满屋子乱跑寻找钓鱼竿，仿佛这样就能起作用。

几分钟后叔叔冲进自己房间，场面终于失控了。

“鱼竿被偷了！”叔叔暴跳如雷地大喊，想要抓住我。

“坦白从宽！”我大叫着回应，绕着桌子跑，并模仿英国间谍的手法一路在他脚下掀翻椅子。

“小偷！钓鱼竿！……你娘！”叔叔一边大叫，一边手忙脚乱地追捕。

“交代您的同谋者！”我边喊边绕过桌角。这是我的生路所在，因为他刹不住脚步，只能跑偏错过目标。但好几次，他仍旧成功地从桌面上伸手拍打到我，或者追上来捶上一拳。

我知道，这场脑力大战的结果可能会很难看，但当一个人开始动手，而另一个只能躲闪时，动手的那个迟早会取得胜利。

最后我跳到躺椅上，挥舞起一只脚抵挡，用尽全身力气叫道：“奶奶！”

奶奶已经在爬楼梯。看起来，我们俩追逐的喧闹声在院子里也能听见。看见奶奶来了，可怜人扑上前去为自己辩护。顺带一提，叔叔几乎从未成功过。这种情况即便是正常人也很难辩解成功，更别提那些大家都不愿倾听的人了。

“鱼竿，鱼竿，”叔叔口齿不清地说道，因为激动而忘记了自己本来就不太多的词汇。

猛然间，我心中泛起对叔叔的怜惜，我知道叔叔这一辈子永远也不可能辩解清楚。而我的确毁掉了他的钓鱼竿。但承认过错全在我自己，又没有这个勇气。而且不仅仅在于勇气。我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人们习惯于认为是他的错，也知道他们不乐意改变自己舒适的习惯，而去关注更加复杂的情形。

我说，叔叔忽然过来打我，但是没有打到。这是调和主义，和稀泥式的解决方法，可惜也是最普遍常见的。

那之后我再未怀疑过叔叔与外国情报机关的联系。

这些是我放不下的，但现在我却要讲一讲叔叔宽厚的爱，叔叔无法向周围人隐藏的爱。叔叔爱法因娜阿姨。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大人们时常津津有味地谈论他的爱欲，从不顾忌身边半大不小的孩子们也能听见。

我至今仍不明白，叔叔为何认定了她，我们院子里最不讲究，麻子最多，脑子最不灵光的女人。我不认为在她们之中可以找到苏拉米菲或者索菲亚，科瓦列夫斯卡娅那样的美人，但他仍旧选择了最丑最蠢的那一个。也许叔叔觉得，他二人的精神世界最为吻合？

法因娜阿姨是个裁缝。她干了整个院子里的针线活。基本上她接的都是些缝缝旧衣物，补补孩子们的衬衫短裤，以及其他各种小物件儿。

“褶边，裤脚。”法因娜阿姨口中念着，一边手忙脚乱地用米尺为客户量身，努力做出专业的样子。

法因娜阿姨的针线活似乎并不出色，得到的报酬也寥寥无几，有时考虑到将来的订单还会白给人干活。

“谢谢，法因娜，记账上吧，”此时她会听到这样一句话。

“谢谢可买不起面包，”法因娜阿姨答道，苦笑中带着几分隐约的委屈，仿佛并不是抱怨客人，而是抱怨那些不肯让她用谢谢付账买面包的人。

没有活干的时候，法因娜阿姨会跟隔壁的邻居，一个不知以何为生的单身年轻女人吵架，有时也会边干活边吵。那女人叫作塔玛拉阿姨。偶尔在夜里，会有水手去她那里做客。他们唱着好听的拖长调子的歌曲，而塔玛拉阿姨在一旁伴唱。歌声悦耳，但不知为何不让我们过去。邻居们不喜欢塔玛拉阿姨，但又有些怕她。

“她很能打，就像男人。”她们说道。

法因娜阿姨和塔玛拉阿姨总是在吵架。原因就在于她们都是红发。红发的人彼此之间无法和睦相处，更何况还是邻居。她们无法容忍对方。

“红毛的！”常常如此，塔玛拉阿姨叫道，人站在挂满夹子的晾衣绳旁边，仿佛机枪的子弹带。

“你自己就是红毛。”法因娜阿姨公正不阿地回应。

“我不是红毛，我是柠檬色的金发。”塔玛拉阿姨讥笑道。

“你那儿老有水兵去。”法因娜阿姨急躁起来。

“有意思，那谁往你那儿去？”塔玛拉阿姨挖苦道。

“我有丈夫。”法因娜阿姨答道，“谁都认识我丈夫，他是个清白人。”

“我看不上你丈夫。”塔玛拉阿姨不知为何有些屈辱，晾好衣服回了屋子。

可冷的叔叔爱上的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法因娜阿姨。如今我才明白，在我一生所遇见的所有爱情中，这才是最无私最耐久的爱。那种神圣的盲目，让男人变得放荡不羁或者疯傻痴狂的盲目，是叔叔从娘胎里带来的。

叔叔不从所爱的人那里索取任何东西，只立在一旁，望着法因娜阿姨克里米亚式的褐红色雀斑，听着她专业的哭灵唱腔。

当法因娜阿姨到姑姑这里来干些缝补活计时，叔叔会坐在一旁用陶醉的眼神盯著她。

“他为什么这么爱我？”如果法因娜阿姨心情不错的话，会这么说。

即使是白天，叔叔也不能没有她。法因娜阿姨的房子一侧有个小厨间，准确地说应当是一个小卖部，是她丈夫便宜买来的。她整日地在那厨间里忙活，时不时瞧瞧院子，看看谁要去哪儿，再从邻居们的表情上揣测，是不是哪里有稀缺货品卖。当她四处打量时，她的神色中带着某种惊惶，仿佛害怕自己在忙活午饭时错过了生命中的某个重要事件，或者某人会上前拍她一下。那样的神色通常见于专心啄食的鸟儿身上，猛然想起危险，迅速抬头警惕地环顾四周。

这样一来，叔叔便通常从背面接近厨间，在胶合板的墙壁外弯下腰，从缝隙中偷看法因娜阿姨。除了饭菜他什么都看不见，然而这对于叔叔似乎就足够了。他可以就这样持续好几个小时地观察她，直到法因娜阿姨恼怒失控，隔着整个院子朝姑姑喊道：

“跟他说我有丈夫，不然他又要追求我了。”

姑姑把叔叔赶回家，再骂上一顿，其实大多是做做样子。在犯罪现场被抓现行，可怜人为自己的爱欲感到羞耻，在经过姑姑身边时面无表情地耸耸肩，表示这不是他能够控制的。

“给他买一杯双份糖浆的甜水，让他平静下来，”法因娜阿姨建议道。

然而，双份糖浆的甜水作为安慰似乎太过清淡。一两个小时之后，叔叔从奶奶的监管下溜走，再次钻到自己秘密的角落。

傍晚，当法因娜阿姨的丈夫下班回来后，她将自己白日里的苦楚说给他听，自然不会忘记叔叔。她的丈夫是个眼睛斜视的鞋匠，为人和善。

“我喜欢一片和气，我的妻子谁也没有招惹，”叔叔稍稍提高嗓门说道，免得让任何人觉得屈辱，但又鲜明地维护自己的妻子。同时他会调些灰泥，将叔叔在厨间墙上抠出的小洞堵上抹平。

大人们常常谈起这段奇特的爱恋。看起来，对于很多人而言，这种爱本身也有一些相当不正常的迹象。就当着叔叔的面说，觉得叔叔什么都听不明白。但我相信，叔叔立刻就能猜到话题说的是什么。在这样的时刻，我总会察觉到叔叔眼中煎熬与耻辱的神情，看到微微颤动的嘴唇，偶尔还有不由自主抗议的手势。似乎叔叔想要说：快停下，你们怎么不觉得害臊！

叔叔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还爱她，却从未荣膺自己心爱之人的青睐。

叔叔紧随着奶奶而去。叔叔对奶奶昼思夜想，总是在问她去哪儿了，虽然她是在他面前走的。他很快忘记了她的离世，但仍旧记得她活着的样子，因为那段生命用人性的温暖和爱包容了他的疯癫。要知道，母亲爱不懂事的孩子总是爱地更深——他们更需要她的呵护。

姑姑之后说起，叔叔在临死前头脑清醒过来，仿佛命运在一瞬间决定向他展示神志健全的模样。而这只是加倍的残忍，因为如此短暂的进发只够让人体验彻彻底底的惨无人道，从一个虚空沦堕另一个虚无。

时至今日我心觉遗憾，为不曾在叔叔生命中留下任何美好。除非把请他喝甜水，陪他泡澡堂也算在内。叔叔非常喜欢洗澡。在澡堂里，叔叔与其他客人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更加腼腆，用某种圣经里的姿态遮住自己的裸体。

我记得一个美妙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海边的山路。我们在往衬里走。从城里到那边有十二公里。我，奶奶还有叔叔。叔叔走在前面，我俩勉强跟得上。叔叔身上挂满包袱，手里提着箱子，背上背着茶炊。夏日伊始。还没落灰的绿植，还未炙烤的太阳，劲韧的海风迎面而来，沁凉的胸口尽是沿途的新奇。奶奶一口口抽着烟卷，拐杖一路轻敲，前方叔叔背上的茶炊反射着太阳的光斑。叔叔在哼唱自己绵长无止的小曲，因为他心情不错，他在品味夏日沁人的新鲜空气，以及这短短旅途的心驰神往。

不，生活终究有愧，亏欠叔叔太多幸福的时光。可是叔叔歌唱着，歌声纯粹而喜乐，就像鸟儿的歌。

（责任编辑：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