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与重

罗运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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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总结欧洲小说史时指出：小说在于发现，科技遗忘人的存在，小说发现人的存在，发现的延续而非写作的积累，构成欧洲小说的历史。

宋朝小说集《摸鱼记》的出版，对于黔西北文学来说，是件喜事与大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摸鱼记》将在黔西北文学史上留下厚重的印记。宋朝是黔西北小说的拓展者，中国传统乡土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结合是其披荆斩棘播种的收获。拓展，而不是重复，并让其有意义，是读者阅读《摸鱼记》后或怅然若失或拍案叫绝或感慨万千的震撼。

中国古代文论提出：知人论世。要读宋朝小说集《摸鱼记》，了解其生活的经历、生活的环境及所处的时代背景非常重要。

宋朝是贵州省毕节市长春堡人，土生土长，对乡村人事的艰辛、小人物命运的悲剧有着切身体会，对周遭的怪象有着深邃的洞察，对脚下的土地、生活的乡土爱得深沉，故其冷眼热心，看着悲欢离合、光怪陆离，实为关怀世事沧桑、人情冷暖。因此，乡土题材便成为宋朝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

宋朝在高校任教，主要讲授外国文学。从古典时期的古希腊神话到中世纪神学，从复苏时期的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西方小说的“发现”不断推进，由于教学的缘故或对文学的执爱，宋朝教得认真、理解得认真。在饱览西方名家名著的同时，宋朝对中国文学也格外衷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作品在其心中具有重要位置。兼有中西的宋朝，表现出饱满的文学素养。

生活环境，生活阅历，必然映射到作家的创作中。阅读《摸鱼记》，可以看出，宋朝的小说手法是中西结合的，特别是其现代主义作品的表现手法，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发现式”的，荒诞、异化、解构、意识流等表现手法被宋朝运用到小说创作中，使其小说结构位移快、层次多，人物立体而非扁平；语言传统而诙谐，《聊斋志异》式干净简短的语言风格，常用短句，极少使用形容词，几个动宾短语便描绘出活生生的状态，使其小说非常有力；素材来源大多是乡土的，是你看见我知道他生活过的乡村场景，经过作家加工，读来熟悉中带着陌生、亲切中感到异化，似曾相识的温馨背后是乡土的瓦解、个体的苦闷、状态的虚无、异化的凄凉和命运的无可奈何。

中西结合的技巧、传统诙谐的语言、乡村故土的题材三者的组合，使得宋朝的小说在黔西北别具风格。宋朝的很多小说，突破故事，不拘泥于故事，不以故事而以人物的内心状态、情绪铺陈为核心，走在故事前头，勇敢探寻小说的“发现”，以暗含热泪的笔触置身人物的情绪、状态、内心及命运的悲剧。

宋朝的小说作品大致可分为现实主义作品与现代主义作品，现实主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与现代主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直抵读者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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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鱼记》中，有数篇现实主义作品。

宋朝的现实主义属乡土文学，呈现的是乡村故土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宋朝用冷眼看着乡村的破败、精神的垮塌、道德约束的无力，用赤子之心感受小人物的生死离别、悲欢苦樂，如《小夏》《大白菜也有春天》《丑闻》《外婆的葬礼》《迁坟》《还钱》等作品。

《小夏》写的是小山村小人物小故事，展现的却是命运悲剧的大命题。初读《小夏》，为小夏的生活遭遇唏嘘不已；再读《小夏》，为作家展现出的高超技巧赞叹不已；三读《小夏》，为小说背后隐藏的深邃命题痛心不已。这是关于小夏嫁给三兄弟的故事。年轻漂亮的小夏因为偷情“丑事”的发生，不得不向命运低头，嫁给贫穷跛脚的大奎，但小夏中意的是二奎。结婚当天，大奎喝得烂醉，小夏和二奎睡到一起。大奎的婚礼成为二奎的洞房，小夏和二奎成为真正的夫妻。出丑的小夏受到人们的谩骂，荒唐的婚礼受到人们的诅咒。温馨甜蜜的生活没过多久，重重打击跟随而来，丧夫、被小奎强奸未遂、丧子等遭遇让纯洁的小夏终于看清了生活的本质：生活就是一群疯狗，你咬我，我咬它，谁的牙齿最长、最尖，谁就能把别人咬得遍体鳞伤，只有这样，人家才不敢欺负你。小说的最后，小夏和大奎走到一起，成为大奎真正的妻子，仿佛眼前的团圆就是远处的希望。

宋朝用轻松诙谐的语言将小夏的遭遇娓娓道来，让人笑过含悲，让人心酸，让人感叹：生活历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在小夏的故事外面还套着另一层挥不掉的诅咒。小夏的故事是里层，“我们山里”年复一年地摆着传着笑着小夏的故事是外层。“我们山里”习惯于吹故事、摆故事，小夏的故事是“我们山里”吹出来的，小夏的遭遇怎么惨、故事怎么走样不要紧，村民只为打发时光、找乐子。这些乐子笼罩着小夏，成为套住小夏生活的牢笼。这些乐子透视着鲁迅笔下看客的劣根性、人物的悲剧性。

在“我们山里”，还有一个“我”，这是小夏故事的最外层。“我”听着小夏的故事，感到无比震惊，生活的本质显现出来：命运被一双莫名的大手生生摆布；“我”在听着小夏故事的时候，发现故事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山里”日日相传的是小夏嫁给三兄弟的故事。然而小说里只写道：小夏嫁给二奎，嫁给大奎。其实，小夏最后还要嫁给曾强奸自己未遂的小奎。这是小说隐藏的秘密。在小说最后：大奎跟着小夏走在回吊水村的路上，画面很温馨、很团圆，然而温馨团圆的表象下面是暗流涌动的悲剧。回到无知、残忍、愚昧、小夏已看透生活的吊水村，小夏会发生什么、大奎会发生什么、什么遭遇又导致小夏嫁给小奎、嫁给小奎之后呢？所以，“我”在记录这个故事的时候，发现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被命运玩弄于股掌的悲怆油然而生。小说的结尾看似团圆，实则相反，而迎接小夏的将是风雨和荆棘、眼泪和悲伤。

宋朝展现给读者的是活着的故事，生活被宿命论的火柴盒层层包裹，逃不掉，躲不脱。古希腊神话告诉我们：命运是上帝设下的圈套，而反抗的过程，又走向设好的另一个圈套。生活是命运，生活就是苦难。宋朝以小人物的悲剧，讲诉宿命的故事。小说结尾的团圆，让人以为看到希望，其实希望正被命运的悲剧死死捏在掌心。

《大白菜也有春天》同样写的是小山村小人物小故事，展现的同样是生活摆布人、命运捉弄人。生活就是如此：往前抑或退后，都是血淋淋的现实。主人公秀秀自打工回来后，先后经历做泥水工摔断脚而亲人不管不问、到城里医治而遭受各种歧视、乘坐出租车而惨遭诈骗、丈夫暴打出租车司机而被以抢劫罪判刑、到城里做保姆而被侮辱、榨酸菜卖而展现真诚良善、丈夫狱中蹊跷死亡而村民对狱警的无知感激、马科长的情义与不可捉摸的梦境，亲情的冷漠、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现实的残酷、城乡的异化，种种肮脏和丑陋被作家以幽默与嘲讽的笔尖一件件剥开撕碎在读者眼前，一幅幅众生图不断展出，让人触目惊心、感慨万千。秀秀是善良的，怀着美好的愿望迎接生活，然而生活的惨不忍睹和无情无义直接将她死死摁住。作者说：《大白菜也有春天》是关于青春的故事。青春多么美好，却被生活糟蹋得一文不值。

秀秀的生活绕不开命运的悲剧，谁又能绕开命运的悲剧呢？小夏、大奎、二奎、秀秀、金丹、马科长，在排山倒海而来的生活面前，每个人都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小夏和秀秀命运相同，但小夏最终看透生活就是狗咬狗的本质，秀秀不愿意看透不愿意相信。但生活从来不留情面，不管面对看透的小夏，还是面对不愿看透的秀秀，它都张开大手，缀网劳蛛。

《丑闻》讲述教育工作者的悲哀，主人公杨厚道的“正义”之举成为全校“丑闻”，这是对社会的莫大讽刺，社会毒素的侵染让人无法呼吸，人人都是社会毒素的受害者，也是传播者，就连杨厚道三岁的儿子也深受污染。《外婆的葬礼》讲诉外婆的死引发的勾心斗角的家庭闹剧、打着传统的幌子与披着文明的外衣的博弈，生与死是人生的大事，面对外婆的死亡，家人麻木不仁，面对文明的火葬，抢尸队“钱”面开恩。《迁坟》《还钱》等现实主义作品也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乡村陋习、社会大发展中人的异化进行无情地控诉。

在现实主义作品里，宋朝讲述的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面对社会，遭受欺辱，遭受蹂躏，任何反抗都显得徒劳，仿佛前面有些许微光，走进去却发现黑暗笼罩；面对生活，遭受摆布，遭受玩弄，生活重得好像千钧担，压死你，苦死你，累死你，磨死你，万箭穿心，却只能逆来顺受，毫无办法。或许，在为了生活而辗转奔波的时候，在为了生存而放下尊严的时候，没有十字架，没有赞美诗，只有被侮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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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指出：科学技术越发达，越看不清世界，个体回到内心开始审视自己，却发觉，我还存在着，却已经被遗忘。

诚然，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被钢筋水泥搅拌的世界，被工业浪潮席卷的世界，发出轰隆隆的声响，对整个世界来说，个人被遺忘。小说家们的“发现”由大到小、由外到内，将“对存在的遗忘”的苦闷、疏离、漠视、反叛、肉体的释放而灵魂的空虚、存在而无意义以荒诞、图解、独白等现代主义的手法形式创作出来，告诉这世界：我很渺小，我还活着。对黔西北小城镇小山村来说，这里有乡村的愚昧与瓦解，也有钢筋水泥的包围与冷酷，二者的撕绞让个体的内心疼痛得残忍。

在黔西北文坛，宋朝是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发现者”，他把“我”看到的被遗忘的灵魂撕碎给大家看。在宋朝的小说中，“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有时，“我”是小说中的人物，是故事的受害者、参与者与推动者；有时，“我”是小说中人物与作者的结合体，是悲欢离合、苦闷空虚的感叹者，是价值取向的表明者；有时，“我”是小说中的上帝，无所不知的叙述者。通过“我”在不同场合、不同环境中的自由转换，荒诞、解构、虚构、自由联想、意识流、暗示等手法的灵活运用，使得宋朝的小说情感饱满、层次多样、结构跌宕、转承自如、摇曳多姿，人物状态的疏离、反叛、空虚、异化也弥漫开来。

《一篇失败了的小说》是宋朝现代主义的代表作。

作为小说家的孙渺以写小说为生，理想的小说创作被世俗否定后不得不选择妥协，孤独而苦闷。孙渺的小说原本是美好的：想带着主人公金雅回到乡村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精神生活。但“我”不同意，诗人不同意，读者不同意，就连金雅也不同意。孙渺只得更改金雅的结局，让金雅离开孙渺，嫁给煤老板，和煤老板的外甥偷情。但这样的更改，“我”认为庸俗，读者认为庸俗。孙渺再次更改金雅的结局，让金雅发高烧忘记所有记忆。在按摩院遇到已作为按摩女改名为李莉的金雅时，孙渺已将精神的恋人完全抛弃。金雅故事的发展超出孙渺的设计，而这一切全在作者的设计之中。

在宋朝的小说里，孙渺、“我”、金雅是主要人物；在孙渺的小说里，金雅是主要人物。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既是孙渺的朋友，也是孙渺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当孙渺中途安排“我”退场后，孙渺更改小说的结局，金雅的命运彻底改变，孙渺小说的命运和金雅的堕落是“我”及其他读者对孙渺小说的否定造成的。

对世俗来说，孙渺的小说是成功的；而对孙渺来说，这是一篇失败的小说。小说的失败，即虚构的失败；孙渺虚构的生活失败，即理想的失败、追求的破灭。孙渺对现实生活表现出乐天派，恰恰是对现实生活的疏离与不认同。

孙渺是苦闷的，对他来说，现实的隔阂与不如意致使他宁愿在虚构的世界找寻活着的意义；在孙渺那里，真实比虚构还要虚幻，虚构比真实还要真实。然而，即便是虚构的生活，也要承受现实匕首一样锋利的眼光，同样无处藏身。小说通过时空的转换、结构的位移、现实与虚构的对话，通过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揭示生存的困境，这种困境对孙渺来说就是：在世俗的框架里，要当个有艺术追求的小说家是多么难啊！

《摸鱼记》是宋朝现代主义小说的隐喻之作。

故事是这样的：聂望湘约“我”去河边摸鱼，河边村子的村民却在“钓鱼”，只要有远方的男人进到村子，就要留下来和村子里的姑娘结婚，不准逃跑，否则就要被处死丢在埋尸塘。一位莫名出现的小姑娘将聂望湘和“我”带进村子，就在聂望湘和“我”在黑夜中逃跑陷入绝望时，小姑娘和其弟弟帮助聂望湘和“我”成功逃脱。

小说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情节，人物对话逻辑断裂，疯疯癫癫，小说中的人物行为怪异，处处涌动着莫名的压迫感、神秘感。聂望湘去摸鱼的途中所有行为都是内心无法言说的压抑的释放。然而，小说是怪诞的，当聂望湘和“我”出发时，熟悉的城市变得陌生，到达摸鱼的河边时，以往熟悉的河流变得陌生，随后遇到陌生的姑娘、走进陌生的村庄、看到陌生的夜晚、陷入陌生的圈套，更大的压抑袭来。生活状态的陌生带来精神家园的陌生，世界如此荒凉，跑到哪里都寸草不生，只有陷入绝望。

小说中“红与黑”有着深刻的隐喻。那年跳进人家的水井洗澡，水粘在身上却是黑色的；小姑娘所在的这个村子无边无际的夜晚黑压压的，让人喘不过气来；小姑娘送给聂望湘的红布，以及小说里最后红布包裹着的红鱼，通过阅读可以知道这条红鱼是小姑娘送给聂望湘的。

其实，“黑”隐喻着乡村对城市的排斥与复仇、农村人与城市人思想层面生活状态的疏离、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压抑、社会的异化；“红”隐喻着想逃离现状而被撞得血淋淋的毁灭感，抑或作者对遥远的美的呼唤。宋朝以聂望湘的摸鱼之旅告诉我们：在精神的荒原，任何走与不走、留与不留、逃与不逃、躲与不躲都将被无济于事。

《隧道》的基调是灰暗的、困惑的，小说中的人物语言、行为古怪，东南西北的联想是内心的恐慌，事事物物投射在心上都让“我”感到存在的漠视，无助与迷茫困惑着成长的“我”，困惑着父亲、母亲和哥哥，困惑着这个城市的每个人。在个体的生命中，总有一条隧道黑暗而长。外在自我的消失、无语与内在心灵的自省、审知成为作家对生命状态的严肃透视。

《躺在藤椅子里抽烟的女人》是内心独白的流淌。作者的语言是优美的、散文诗式的。在主人公即将结束生命的黄昏，她回想起那段缠绵哀婉动人的爱情。在宋朝笔下，现实与过往的穿插，丫丫的爱情像两岸开满野花的河流缓缓流淌。这些片段的、琐屑的、非逻辑的结构，将主人公的情绪、心理从内向外延展开来，灵魂的空虚无助，肉体的享乐狂欢，在爱与恨的纠葛、灵与肉的交织归于平静后，丫丫以终极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丫丫爱情最后的挽歌，这挽歌就像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呐喊：我等待你，一如等待我的宿命。

宋朝的现代主义作品是多样化的，有表現主义的，有意识流的，有象征主义的。在异化的社会背景下，在非理性思潮下，宋朝在群体状态、个体状体、被遗忘的状态中扔下石子，让其泛起涟漪，力图展示精神的状态和内在的世界，以此批判乡村的瓦解、城市的混乱、道德的衰落，找寻那些被遗忘的存在。这也是小说家的使命所在。

在现代主义作品里，宋朝讲述的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灵魂轻飘飘，摸不到，触不着，孤独、寂寞、无助、恐惧、压抑、存在而虚无的感受无处不在。在世界面前，个体被遗忘，站在荒原里，找不到故乡；挤在人群里，变成可怜的甲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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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电影界，姜文是大胆而有才华的。现实主义的《鬼子来了》深刻无比，现代主义的《太阳照常升起》，姜文敢于打破电影叙事的结构，运用荒诞、解构的手法将影片呈现在观众面前。

对黔西北文学来说，宋朝同样是大胆的。在宋朝的现代主义作品里，人物、环境、情节不再是唯一的，故事不再是小说的核心，他只把人物的内心状态、情绪状态、精神状态像卷轴般卷开。这种“发现式”的创作，中西结合的技巧、传统诙谐的语言、乡村故土的题材三者时而散打，时而组合，使其小说具有独特的格局和魅力，对黔西北文学来说，具有开创意义。

宋朝的作品是审丑的，无论是现实主义作品，还是现代主义作品，大多聚焦小城镇、小山村，自然环境都是美的，但环境里的人物却是丑的，审丑的背后是对审美的呐喊般的追求。其作品不重在表现崇高与优美的美学论题，在这里只有荒诞与审丑。在《摸鱼记》中，最温暖的段落莫过于秀秀榨酸菜煮豆米卖的那一段。在宋朝的作品中，死亡、黑夜、堕落、犯罪、畸形、变态、肉体等都是作家描绘的重要方面，“作家的审丑并不是把生活中的丑作为美来肯定，而是企图在丑的自我暴露、自我否定中肯定美，使丑升华为美，通过与丑的撕斗来表达对美的追求。”

宋朝的语言是诙谐幽默、心酸嘲讽的，无论是《小夏》《秀秀》，还是《外婆的葬礼》《一篇失败了的小说》都带着喜剧的颜色，欲哭有泪和欲哭无泪都让读者心头震颤。就像米兰·昆德拉说：悲剧在向我们展示人类伟大的美妙幻境的时候，为我们带来一种安慰。而喜剧更残酷：它粗暴地向我们揭示一切的无意义。

在这纷繁的尘世，现代主义已经让人人都感受到孤独与空虚，当人们习惯于虚拟世界中逃避现实的时候，人人都是现代主义、人人都是现代主义的彷徨者、寂寥者、参与者、推动者。但宋朝是虔诚的，他嘲讽的笔下衬着滚热的心。他盼望着、等待着、呼唤着：现实主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轻一些吧，现代主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重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