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孤儿：重看战时叙利亚

刘怡

2018年4月16日，叙利亚军警在杜马市外围庆祝东古塔包围战取得最后胜利。4月7日杜马市发生疑似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后，占据东古塔的反政府武装于14日与政府军达成协议，有序撤出该地区

当地时间2018年4月14日凌晨，美英法三国海空军针对叙利亚西部疑似化学武器制造和储存设施的空中打击行动在地中海东部全面展开。从空中和海上发射的66枚“战斧”型巡航导弹、19枚AGM-158型战区外巡航导弹以及20枚“暴风影”型战区外巡航导弹精确命中了分别位于大马士革北部和霍姆斯西部的3处目标，将其彻底摧毁，同时无一遭到拦截。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4月13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举是针对4月7日叙利亚政府军疑似在大马士革东郊小城杜马（Douma）使用化学武器、造成超过500人伤亡而采取的报复行动。叙利亚当局及其盟友俄罗斯则照例否认了一切指控，并禁止国际调查人员进入事发现场。

对杜马小城以及位于其外围的古塔（Ghouta）郊野，我的印象并不陌生。2017年9月一个烈日当空的午后，一辆油漆斑驳的二手“标致”牌轿车曾经载着我和向导瓦利德，小心翼翼地行驶到距离杜马市中心不足3公里处。对瓦利德来说，那是他回不去的故乡——2012年秋天叙利亚内战扩大到大马士革农村省之前，他和母亲、妹妹就居住在杜马的一幢老式公寓楼里。随着杜马守军在2012年11月被反对派武装“自由叙利亚军”第1旅逐退，尚未完成大学学业的瓦利德被迫和家人一起搬迁到西面的大马士革老城附近，另觅栖身之所。

在那之后的5年间，距离大马士革市中心不足10公里的杜马和古塔郊野逐渐变成了政府军无法踏足的飞地。从2013年4月开始，叙利亚政府军以优势兵力对东古塔地区形成合围，将超过1万名反对派武装人员和大约40万平民围困在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交战双方皆无意后退，激烈的对射和巷战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在前往杜马途中，我曾经亲眼目睹沿街残破的居民楼和商店外墙上被机枪子弹打出的孔洞，每一座高层建筑的门窗都被垒起的沙袋所充塞，AK-47型突击步枪和轻机枪发射的脆响声就在百米之内响起。由于反政府武装从东古塔地区发射的迫击炮弹足以封锁通往大马士革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直到2018年春天为止，叙利亚国内仍没有任何民航班机恢复运营。即使是在政府军已经重新占据全国战略优势的2017年，从东古塔地区射出的零星迫击炮弹有时仍会掠过位于老城中心的哈米迪亚集市，让惊惶的店主们应声抬头。

4月16日，叙利亚官方媒体拍摄到的在5年围城战中已经被彻底摧毁的杜马市一角

根据总部设在英国的非政府组织“叙利亚人权网”（SNHR）在2018年2月底公布的消息，自叙利亚内战波及东古塔地区以来，累计已有12763名平民因为军事行动或缺乏医药而身亡，10.5万名当地居民被迫出逃，反对派军事人员的损失也在5000人以上。然而交战双方仍无意停火：受俄罗斯和伊朗支持的政府军希望尽早收复这块威胁到大马士革—霍姆斯公路畅通的战略溃疡带;反政府武装则要显示，即使当阿萨德政权在北部和东部战线已经取得重大优势之后，距离首都咫尺之遥依然有抵抗存在。疑似化武袭击事件在该地区发生，遂变得顺理成章。4月14日，东古塔地区弹尽粮绝的武装人员最终宣布放下武器。但反政府武装依然控制着杜马城、机场高速公路西段以及位于其东北方的古塔法（Qutayfah）飞地。激烈的巷战仍在继续进行。

2017年秋天在大马士革度过的那一个多星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旧有政权的大而不倒与冲突的经久不息并存，使大马士革的市民们逐渐适应了截然不同的双重生活，为了生存一次又一次地低下头颅。在“地上”世界里，他们殷勤地张贴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的画像，拒不向外来者谈及可能招惹麻烦的禁忌话题，视周边国家为可鄙的背叛者。而在“地下”世界里，他们频繁穿梭于黑市，通过各种渠道和逃亡国外的亲友们保持着联系，随时准备好让自己也踏上行程。不知不觉，这种难辨黑白的灰色状态已经持续到了第八年;而在第五轮日内瓦和谈的开启还遥遥无期的情况下，它还将进一步存在下去。

4月18日，叙利亚政府军士兵宣布在杜马市一处建筑物的地下室内发现了储存有毒化学物质的容器，并暗示此前的疑似化学武器袭击事件是反政府武装人为制造的假新闻。但国际调查人员搜集到的证据与之并不吻合

博览会与大酒店

“假如你提前一个多星期来到大马士革，会有机会看到博览会现场的盛况。”抵达叙利亚的第一个晚上，瓦利德向我介绍道。他所指的是历史超过60年、在阿拉伯世界一度开风气之先的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2012年内战扩大化之后，这项在每年夏天例行举辦的盛会已经中断了5年，直至它在2017年8月重新恢复。为法新社工作的摄影记者希贾布告诉我，在8月17日展会开幕当天，有超过50万首都市民涌入会场，载歌载舞。他们把大会的恢复看作是和平即将到来的信号，而不在乎究竟能签下多少合同——毕竟，始于2004年的欧美经济和金融制裁迄今仍未解除，前来参会的只有上百家来自俄罗斯、亚洲和中东邻国的企业。但希望很快被现实所击碎：展会现场位于机场高速公路西端附近，处在东古塔反政府武装阵地的射击半径内。就在大会开幕后第三天中午，一枚RPG火箭弹啸叫着落在了主会场门口，炸死6人，和平的空气顷刻间一扫而空。

仪式感隆重的大马士革博览会，象征着现代叙利亚历史最重要的主体：模仿苏东模式建成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这一点甚至也反映在公共建筑物的设计风格上。在法国殖民者规划的首都一大一小两个放射状政府街区中，每条大道旁都矗立着几座体量巨大的苏联式实用主义建筑：方正呆板、门前拥有醒目喷泉的中央银行大楼;同样方正呆板、正前方供奉着老阿萨德总统铜像的国家图书馆;线条笔直、仿佛是巨型积木堆砌而成的国家大剧院……建筑主体和街道边缘之间划出了巨大的分隔带，访客需要步行穿过这片空地，才能抵达站岗的哨兵身旁，从而在一开始就对这些灰白色的石头建筑拥有一种敬畏感。意味深长的是，尽管这些建筑分别建成于从上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不同时段，但在整体风格上却高度统一，仿佛时间已经被凝固住。

1982年，一群叙利亚女童在前往学校的路上。沙姆地区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人口爆炸对经济活动绝缘于全球化的叙利亚政府构成了巨大的压力

1945年从法国统治下获得彻底独立后，叙利亚经历了一段泛阿拉伯主义与本土民族主义交替崛起的动荡期。宗派领袖和军事强人交替执政，以农业和手工业为支柱的国民经济陷入一盘散沙。1954年，军政府举办第一届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意在展示本地优势农产品、吸引国际资本进入，却被参会的苏联—东欧国家展示的機械设备和武器装备所打动，自是开启了国家发展道路的根本性转变。1956年，叙利亚在阿拉伯诸国中率先决定接受苏联军事援助，并在一年后与莫斯科签署了为期7年的经济合作协议，由苏联投资5.3亿美元协助叙利亚兴修水利、采矿和铁路设施，并自苏方获得总额1.6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到了1958年2月，阿拉伯社会主义达到其第一个巅峰：叙利亚宣布与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合并，组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

起源于埃及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是对俄国革命经验和斯大林模式的中东本土化移植。它鼓吹在国内进行激进革命，建立超党派的层级代表大会制度，同时以土地改革、经济国有化和带有军人政治色彩的威权体制巩固政权。对外则追求阿拉伯世界的统一，企图在反对以色列的军事斗争中，实现建立阿拉伯民族共同体的夙愿。故一俟叙利亚加入“阿联”，大刀阔斧的国有化改造以及进出口统制政策即在大马士革全面启动。但仅仅历时两年，联姻造成的水土不服即已充分暴露;土地所有权远为分散的叙利亚，也难于迅速积累起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短暂的蜜月很快就结束了：1961年9月底，叙利亚军官团发动政变，宣布脱离“阿联”。

归根结底，阿拉伯社会主义模式不适于形成跨国界、跨民族的结合。然而对意图在一国疆域之内建立威权政体的强人领袖来说，对经济和社会的严格管制尚有“剩余价值”。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总统通过“纠正运动”上台之后，几乎全盘延续了“阿联”时代的诸种经济政策。直到2000年为止，叙利亚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电力工业、交通运输等行业依然实施着严格的国企专营制度，个人和企业出口商品或服务取得的外汇必须在4个月内悉数上交，其中10%按官方牌价兑换为叙利亚镑，其余90%也只能以记账贸易的形式从阿拉伯国家采购生活必需品。出于鼓励出口、减少进口依赖的考虑，在叙利亚贸易部每年公布的进口商品关税清单上都会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条目：汽车关税不得低于150%、收录音机不得低于30%、电脑15%……另外还须加征至少6%的“统一税”（用于在黎巴嫩驻军）。摄像机、化妆品、塑料制品和轻工业产品则只有国企方能进口。

4月16日，在反政府武装完全撤出东古塔地区后，叙利亚政府工作人员向杜马市居民发放大饼作为救济物资

在后“冷战”时代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中，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曾经被许多后发国家当作改善经济地位的首选路径，但这对叙利亚并不适用：总量缓慢下滑中的能源出口差不多是该国唯一可靠的经济支柱，而油气开采并不能纾解高企的失业率。在长期与以色列处于准战争状态的背景下，政府无意亦无能力改善糟糕的道路网络和农村水利灌溉系统，这使逃荒农民涌入大城市郊区变成了一种周期性出现的现象。而不幸之至，和阿拉伯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叙利亚在上世纪80年代迎来了一波出生率爆炸：从1981年到2000年，全国总人口由905万人飙增到1632万人，GDP总量却只增加了11.8%。绝缘于全球化进程，使得过剩的人口无法作为资本要素进入生产环节，变成了纯粹的财政负担。那些出生于80年代的年轻人，到2011年前后恰好步入劳动力市场，却发现平均要花4年才能找到第一份工作。“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夕，叙利亚全国总体失业率已高达30%，有30%的居民生活在官方划定的贫困收入线以下。而政府对连续五年的夏季旱灾救济不力，又造成130余万农民被迫涌入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2011年春天开始的全国性政治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更像是对国家治理失能的报复性反噬。

平心而论，执政者对这一困境并非毫无察觉。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在2000年上台之后，一度发起了名为“大马士革之春”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并通过自黎巴嫩撤军来减轻财政负担。然而始于老阿萨德时代的隐性寡头体制，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私有化进程的真正受益者——仅总统的表兄拉米·迈赫卢夫（Rami Makhlouf）一人就掌握了叙利亚电信集团、沙姆控股、珍珠航空等数十家大型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并与来自海湾国家的投资者分享红利，身家超过60亿美元。由迈赫卢夫和叙利亚国家旅游部合资经营的四季酒店矗立在繁华的维多利亚桥街区，那里完善的安保设施和昂贵的服务系为特权阶层以及外国人所准备。而在一街之隔，从阿勒颇和帕尔米拉战区艰难抢救出来的珍贵文物就毫无遮蔽地堆放在国家博物馆停水停电的院落内。火箭弹威胁下的博览会与觥筹交错的四星级酒店构成了叙利亚经济的两个侧面，而且彼此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

“我们别无选择”

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很忙”：他的照片和画像需要出现在每一处政府机关、每一家商店、每一所学校和每一间驻防岗哨最显眼的位置，同时承担了门神、关公、财神的功能。基于一种阿拉伯式的粗疏，叙利亚国家信息部并未发布关于总统标准像的模板，因此实际张挂出的照片显得五花八门：有穿着黑色西服、斜着蓝眼睛向天空张望的，有身披迷彩军便服、戴着墨镜用力挥动右手的，甚至有在参加十月战争纪念活动时头戴过大的钢盔、擎着AK-47型突击步枪的。从照片主人公法令纹的印记看，它们中有一些是拍摄于2000年巴沙尔上台之初，也有一些是最近几年的产物。无论怎么看，这位眼科医师、前伦敦西区眼科医院的实习生都不像是大权在握的战时领袖：他的眼神中偶尔会流露出羞怯，在公开演讲时还会做出一些挤眉弄眼的怪表情。

所幸巴沙尔并不总是单独接受2200万叙利亚人的崇敬或仇恨。在公路两侧的广告牌和军事机关门前的防爆墙上，已故的哈菲兹·阿萨德总统和巴塞勒·阿萨德中将的照片会和他并排出现。前者是巴沙尔的父亲，稀疏的白头发下露出饱满的额头;后者是他的长兄，也是最初被选定的接班人。如果不是巴塞勒那辆超速行驶的梅塞德斯轿车在1994年1月21日清晨意外撞上机场高速路的隔离墩，使这位31岁的将军当场身亡（车祸中唯一的幸存者则是未来的首富迈赫卢夫），最初无意从政的巴沙尔或许会成为某家医院的院长。但他最终按照父亲的指示转入军旅，并在2000年6月老阿萨德去世之后接掌了军政大权。为了让彼时尚不满35岁的巴沙爾合法地参加当年的总统选举，叙利亚人民议会修改了宪法第83条，将候选人的年龄下限调到了34岁。

1958年2月1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右）与叙利亚总统库瓦特利（左）在开罗受到民众夹道欢迎。当天两国签署了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协议，但这一联合仅仅持续了3年多

在阿萨德父子身上，同时折射出了中东威权政治的现代性与传统性。尽管正是阿萨德家族所属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在他们的执政期内开启了叙利亚的第一波城市化进程，并将穿梭于荒漠地带几个世纪之久的贝都因游牧部落强制解散。但老阿萨德本人从未摆脱过阿拉伯人与生俱来的家族忠诚观念和小团体意识。叙利亚独立初期的理想主义政治家——大部分是基督徒——已经证明，单凭一腔热血而缺少权术手腕，可以把国家搞得多么糟糕。从1946年法军完全撤离到1970年老阿萨德上台执政，历届叙利亚政府的平均存活寿命尚不足一年，永远会被更激进的青年军官集团所颠覆。而阿萨德得以长期执政的秘诀，就在于他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小圈子化的精英政治。

“让一个阿拉维派穆斯林统治叙利亚，好比一个犹太人在俄国当上了沙皇。”这是美国中东史专家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的揶揄，但老阿萨德做到了。他在正式上台之前就已经注意到，由于法国殖民当局的传统安排以及复兴党崛起之后奉行的世俗化政策，人数处于劣势的阿拉维派现在比依旧拘泥于教义的逊尼派更易于占据军队的关键职位。阿拉维派年轻军官大多来自安蒂黎巴嫩山区和拉塔基亚的农民家庭，与血统、部落、亲属关系的纠葛极深，又乐于参与政治活动，极易凝聚成一个对政治事务拥有最终话语权的“仲裁者集团”。而老阿萨德的做法，便是使自己成为这个仲裁者集团的唯一核心，据此完成政治秩序的重新洗牌。

他的确做到了。在1970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老阿萨德雷厉风行地清洗了可能对他的地位造成威胁的复兴党元老，并把自己的家族成员和亲属安插到最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以军官团的支持为依托，长期扮演政坛主角的唯一执政党阿拉伯社会复兴党逐步变得空心化，成为舆论宣传、政治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的平台。从农村到城市的底层青年被吸纳进基层官僚组织和国有企业，形成了新的中产阶级，与军官团结成了政治同盟。在执政党、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等显性统治机器中，各个利益集团的势力大致均衡;而围绕着总统个人结成了真正掌握实权的隐性寡头集团，牢固控制着暴力机器，随时有能力惩戒潜在的不满分子。

绰号“雄狮”的阿萨德也不惮于通过对外用兵来增加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和国际声望。曾经被一代泛阿拉伯主义者视为毕生夙愿的“大叙利亚国”理想，如今作为一种实用化工具再度得到了复苏。对以色列的战争被他当作攫取国际影响力的最有力途径：在1973年的十月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尽管叙利亚军队始终未能收复战略要地戈兰高地，但展现出了自1948年以来最顽强的战场表现，使阿萨德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一时急剧上升。嗣后随着埃及主动与以色列取得和平，叙利亚开始成为阿拉伯联盟的实际领袖，并以调停黎巴嫩内战为名出兵贝鲁特，与以色列在贝卡谷地大打出手：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大国”，绝非池中之物。

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SNC）联合发言人之一、华盛顿智库“叙利亚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拉德万·齐亚德在邮件中告诉我：军事安全机构、复兴党组织和官僚行政体系构成了叙利亚威权政体的“三位一体”，其中又以军事安全机构地位最为显赫。在老阿萨德统治末期，叙利亚情报人员、秘密警察、宪兵和非正式安保人员的总数一度超过了10万人，相当于正规军的1/4，完全不受党组织和行政体系的制约。对那些出身阿拉维派平民家庭的年轻人来说，加入情报机关意味着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显著上升，最终造就了一个完全不从事生产却控制着几乎一切社会和经济资源的特殊利益集团。从普通记者到联合国，任何一个个人或组织意图在叙利亚领土上采取某种行动，都无法绕开这张无孔不入的大网。每位获得常驻资格的外籍记者都必须经历麻烦重重的考验：每次采访任务都须提前做出申请，并由信息部的官员和军警全程陪同，既是保护也是监视。政府十分乐于引荐对他们的外部形象有利的访谈对象或场景，也会不定期审核最终发表的文字和镜头。每年都会有不止一位外籍记者因为做出了“有损叙利亚国家形象”的报道而遭到驱逐。

“真不敢想象，若没有巴沙尔这位个性强硬的总统，内战的走向会是什么样。”沙姆电台（FM Sham）创始人马哈茂德博士在他的办公室里对我嚷道。作为当今叙利亚最有影响力的民营商业电台的创始人，博士历来以自由派自居，“事实证明，只有他是靠得住的，美国人、沙特人还有那些闻所未闻的反对派都不成气候。若不是他在2012年顶住压力，打退了反对派对老城的进攻，又怎能等到后来的俄罗斯援助呢？”

我没有反驳博士的结论，只是困惑地向他描述了在大马士革一个多星期的见闻：任何出入涉外酒店的旅客都會遭到守候在路口的秘密警察“穆卡巴拉”（Mukhabarat）的盘问，亮出政府官员的工作证可以在外汇黑市上兑换到更多的本地货币，与安全机构联系紧密的帮派组织“沙比哈”派人远远监视着我们的采访活动，校警拒绝让我们和刚下课的大学生们交流……在炮声未绝的大马士革，威权政治的阴影依然无处不在。

“但我们别无选择啊！”马哈茂德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小声地嘟囔了一句。

孤岛的日与夜

在《新约圣经》中，“大马士革路上”（Road to Damascus）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典故。据《使徒行传》记载，公元36年，当法利赛人保罗奉犹太公会之命，前往大马士革逮捕追随耶稣的门徒时，忽然因天光照耀而扑倒，失明三日。他随后在大马士革老城获得亚拿尼亚的救治，复明并受浸归信，成为罗马帝国早期最著名的基督教使徒（Apostle）之一。而在2017年的大马士革，我看到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离奇景观：人们已经彻底适应了战争状态下的日常生活，甚至不再对此感到恐惧。穿过建成于19世纪、紧邻倭马亚大清真寺的哈米迪亚集市时，热心的店主指着天蓬和地面对我讲述：“这一处是高射机枪子弹打出的窟窿，那一处是四年前一发迫击炮弹炸开造成的……”与此同时，大炮就在不到7公里外的东古塔阵地上间歇性发出闷响。庄严的宰牲节当天，全市放假，街道上近乎空无一人，“值班”的反政府武装炮兵却仍在发泄性地开火。炮声从子夜时分响到正午，城中的居民和东郊的武装人员对此视若无睹，只把它当作稀松平常的伴奏音。

但叙利亚毕竟已经被这场战争彻底改变。日落西山之后，把守街头岗哨和检查站的已经不是制服整齐的精装军人，而是穿着格子衬衫和旧马甲、斜挎油漆斑驳的AK-47型突击步枪的四五十岁中年人。而在惨白色路灯的映照下，许多居民楼里并没有一丝灯光，则暗示了房屋的主人早已逃出这座下沉中的孤岛。是的，阿萨德家族控制的财源，巴沙尔总统那支由阿拉维派军官指挥的共和国卫队，他的用坦克、战斗机和弹道导弹武装起来的政府军主力，以及来自俄罗斯和伊朗的或者基于政治需要或者基于宗教亲缘提供的援助，足以使他始终牢固控制住国土西部的人口密集地带，并最终恢复对全国大部分领土的控制权。然而那毕竟是以接近50万军人和平民死难、将近1/4的人口沦为难民作为代价的。担心被征召入伍的青壮年男性成为第一批出逃者，在校学生、和父母失散的年轻女性以及多病的老年人则被遗弃在大马士革，使得当地男女比例达到了1比7的悬殊数字。“女同性恋现象在最近几年正变得公开化。”一位法国记者告诉我，“即使是留在死城里的姑娘，也会需要生活和精神上的伴侣。因为这场内战，若干年后叙利亚将不再有新生儿。”

“试试本地产的拉克酒（Raki）吧！”瓦利德把一杯散发着茴香味的乳白色液体推到我跟前，“用葡萄酿造，算是传统饮料。”当死亡的威胁和日常生活时时相伴之后，即使是严肃的教士们也不再批评年轻人的“亵渎宗教”之举了。穿过老城清真寺宣礼塔和教堂十字架投下的灯光，我这位来自东方的无神论者和一位逊尼派穆斯林、一位德鲁兹派穆斯林以及一位基督徒女士挤到了“氧气”酒吧的一张小桌上，分享烈酒和水烟。

一杯拉克酒。又一杯拉克酒。一杯伏特加。随着酒精造成的麻痹感渐渐升上头脑，我突然理解了和我一起扎堆在这家小小夜店里的年轻人们的心情。和每月仅相当于100～200美元的微薄收入相比，限量供应、标价3美元一小杯的烈酒无疑属于奢侈品;但和随时可能直面死神的明天相比，酒精至少能带来一个晚上的松弛与遗忘。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群结队涌入，四周的灯光渐渐暗下来，悬挂在天花板上的球形激光灯开始转动，年轻男女们不分穆斯林、基督徒抑或无神论者，开始跟随音乐热烈地舞蹈、拥抱。这是我在整个中东见到的最自由、最放纵也是最令人心酸的场景。1937～1941年被围困在上海租界孤岛之内，无路可走的那些男男女女，大约也是抱着这样的心理在醉生梦死吧。但愿长夜永远不会过去，但愿太阳从此不再升起。

“我们时常担心你们已经把叙利亚遗忘。”在离开“氧气”酒吧的路上，瓦利德轻声告诉我，“我们明白大马士革对世界其他地区意味着什么。这里就像一个巨大的市场，贩卖着权力、死亡以及各种关于人性的悲惨故事。外部世界的人来到这里，拿走我们的故事，随后将真实的我们遗忘。”当内战的终结变得遥遥无期之后，已经不再有多少国际记者试图进入大马士革：关于这里的悲惨故事，在外部已经需求饱和了。

又一个晚上，出租车把我带到了卡松山西北山腰上新建的“上城”游乐中心。随着东郊的居民区、学校和娱乐设施陆续被战火摧毁，政府在大马士革西郊新建了一系列临时校舍和商业区，供迁移至此的家庭使用。工程人员甚至在“上城”内树立起了一架小小的摩天轮，从顶端可以远眺大马士革中心区的一角。有那么多六七岁的孩子眼巴巴地等在摩天轮下，只为在这和平的一角升上半空停留一两分钟。一队小学女生正在人工草皮上举行足球训练赛，一个半大的姐姐正领着四个弟弟妹妹尝试驾驶碰碰车——即使是在中国已经被淘汰十几年的娱乐设施，依旧能让这一刻的他们快乐到无以复加。一瞬间，我试着忍住不去想他们的未来：但愿这些孩子永远不必成为屠夫，更愿他们不会在某一天成为屠夫枪口下的牺牲品。

宿醉造成的头痛过去之后，我参加了倭马亚大清真寺在每年宰牲节的例行晨祷。内战开始之前，清真寺和哈米迪亚集市之间的空地在日出时分就会被数以万计的民众淹没;但在2017年这个初秋的清晨，寺院中庭只有冷冷清清的一二百位穆斯林现身。那些不曾出现的人，大部分已经在黎巴嫩、土耳其、约旦、西欧和北美找到了他们的下一站;而他们中有很多人，也许整个余生都不会再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