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潜

2018-04-26 02:45:04 读者2018年10期

许陈静 郑心仪 姜琨

“我们”,是近60年前和黄旭华一起被选中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人,29个人,当时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一个甲子的风云变幻、人生沧桑,由始至今还在研究所“服役”的就剩黄旭华一人。“我们那批人都没有联系了,退休的退休,离散的离散,只剩下我一个人成了‘活字典。”

这句话听来伤感。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活字典”黄旭华和1988年共同进行核潜艇深潜试验的100多人还有联系。那是中国核潜艇发展历程上的“史诗级时刻”——1988年,中国核潜艇在南海进行了极限深度的深潜试验。有了这第一次深潜,中国核潜艇才算走完研制的全过程。

黄旭华

这个试验有多危险呢?“艇上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潜入水下数百米后,可以承受1吨的重压。对于100多米长的艇体,任何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严,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黄旭华当时已是总设计师,知道许多人对深潜试验提心吊胆:“美国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比我们的好得多,设计的深度是水下300米。结果1963年进行深潜试验,下潜不到190米就沉了,原因也找不出来,艇上129个人全找不到了。而我们的核潜艇没一个零件是进口的,全部是自己做出来的,一旦下潜到极限深度,会不会像美国核潜艇一样回不来?大家的思想负担很重。”

深潜试验当天,南海浪高1米多。艇慢慢下潜,先是10米一停,再是5米一停,接近极限深度时1米一停。钢板承受着巨大的水压,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黄旭华依然全神贯注地测量和记录各种数据。核潜艇到达极限深度,然后上升,等上升到安全深度,艇上顿时沸腾了。人们握手、拥抱、哭泣。有人奔向黄旭华:“总师,写句诗吧!”黄旭华心想,我又不是诗人,怎么会写?然而激动难抑。“我就写了4句打油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一个‘痴字,一个‘乐字,我痴迷核潜艇工作一生,乐在其中,这两个字就是我一生的写照。”

对大国而言,核潜艇是至关重要的国防利器之一。有一个说法是: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就可以让潜艇巡航6万海里;假设换成柴油作燃料,则需要近百节火车皮的体量。

黄旭华用了个好玩的比喻:“常规潜艇是憋了一口气,一个猛子扎下去,用电瓶全速巡航1小时就要浮上来喘口气,就像鲸鱼定时上浮。核潜艇才可以真正潜下去几个月,在水下环行全球。如果再配上洲际导弹,配上核弹头,不仅有核打击力量,而且有核报复力量。有了它,敌人就不大敢向你发动核战争,除非敌人愿意和你同归于尽。因此,《潜艇发展史》的作者霍顿认为,导弹核潜艇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正因如此,1958年,在启动“两弹一星”的同时,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启动研制核潜艇。中国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技术援助,然而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时傲慢地拒绝了:“核潜艇技术很复杂,要求高、花钱多,你们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来研制。”毛泽东闻言,愤怒地站了起来。赫鲁晓夫后来回忆:“他挥舞着巨大的手掌说,你们不援助算了,我们自己干!”此后,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聂荣臻等人谈话时发誓道:“1万年也要搞出来!”

就是这句话,坚定了黄旭华的人生走向。中央组建了一个29人的造船技术研究室,大部分是海军方面的代表,黄旭华则作为技术骨干入选。苏联专家撤走了,全国没人懂核潜艇是什么,黄旭华也只接触过苏联的常规潜艇。“没办法,只能骑驴找马。我们想了个笨办法,从国外的报刊上搜罗有关核潜艇的信息。我们仔细甄别这些信息的真伪,拼凑出一个核潜艇的轮廓。”

黃旭华在核潜艇建造现场

黄旭华至今保留着一把“前进”牌算盘。当年还没有计算机,他们就分成两三组,分别拿着算盘计算核潜艇的各项数据。若有一组的结果不一样,就从头再算,直到各组数据完全一致。

还有一个“土工具”,就是磅秤。黄旭华在船台上放了一个磅秤,每件设备进艇时,都得过秤,记录在册。施工完成后,拿出来的管道、电缆的边角余料,也要过磅登记。黄旭华称之为“斤斤计较”。就靠着磅秤,数千吨的核潜艇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完全吻合。

1970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1日建军节,交付海军使用。作为祖国挑选出来的1/29,黄旭华从34岁走到了知天命之年,把最好的年华铭刻在大海利器上。

准确地说,黄旭华是把最好的年华隐姓埋名地刻在核潜艇上。

“别的科技人员,是有一点成果就抢时间发表;你去搞秘密课题,是越有成就越得把自己埋得更深,你能承受吗?”老同学曾这样问过他。

“你不能泄露自己的单位、自己的任务,一辈子都在这个领域,一辈子都当无名英雄,你若评了劳模都不能发照片,你若犯了错误只能留在这里扫厕所。你能做到吗?”这是刚参加研制核潜艇工作时,领导对他说的话。93岁的黄旭华回忆起这些,总是笑:“有什么不能的?比起我们经历过的,隐姓埋名算什么?”

黄旭华出身于广东海丰行医之家,上初中时,日寇入侵,附近的学校关闭了。14岁的他在大年初四辞别父母兄妹,走了整整4天崎岖的山路,找到聿怀中学。但日本飞机的轰炸越来越密集,这所躲在甘蔗林旁边、用竹竿和草席搭起来的学校也坚持不下去了。他不得不继续寻找学校,慢慢地越走越远,梅县、韶关、坪石、桂林……1941年,黄旭华辗转来到桂林中学。

1944年,豫湘桂会战打响,中国守军节节败退,战火烧到桂林。黄旭华问了老师3个问题:“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疯狂,想登陆就登陆,想轰炸就轰炸,想屠杀就屠杀?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好好生活,而要到处流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为什么中国这么大,我却连一个安静读书的地方都找不到?”老师沉重地告诉他:“因为我们中国太弱了,弱国就要受人欺凌。”黄旭华下了决心:我不能做医生了,我要学科学,科学才能救国。我要学航空、学造船,不让日本人再轰炸、再登陆。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收到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交通大学造船系的录取通知书。他想:我是海边长大的,对海有感情,那就学造船吧!

交通大学造船系是中国第一个造船系。在这里,黄旭华遇到了辛一心、王公衡等一大批从英美学成归国的船舶学家。名师荟萃,成就了黄旭华这颗日后的火种。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航行

时至今日,年轻人在面对黄旭华时,很容易以为,像他这样天赋过人、聪明勤奋的佼佼者,是国家和时代选择了他。然而走近他才会懂得,是他选择了这样的人生。1945年“弃医从船”的选择,与1958年隐姓埋名的选择,1988年亲自深潜的选择,是一条连续的因果链。

他一生都选择与时代同行。

人生是一场“舍得”,有选择就有割舍。被尊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他的割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从1938年离家求学,到1957年去广东出差时回家,对这19年的离别,母亲没有怨言,只是叮嘱他:“你小时候四处都在打仗,回不了家。现在社会安定了,交通方便了,母亲老了,希望你常回来看看。”

黄旭华满口答应,怎料这一别竟是30年。“我既然从事了这样一份工作,就只能淡化跟家人的联系。他们总会问我在做什么,我怎么回答呢?”于是,对母亲来说,他成了一个遥远的信箱号码。

直到1987年,身在广东海丰的老母亲收到了一本三儿子寄回来的《文汇月刊》。她仔细翻看,发现其中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介绍了中国核潜艇黄总设计师的工作,虽然没说名字,但提到了他的妻子李世英。这不是三儿媳的名字吗?哎呀,黄总设计师就是30年不回家的三儿子呀!老母親赶紧召集一家老小,郑重地告诉他们:“三哥的事,大家要理解、要谅解!”这句话传到黄旭华耳中,他哭了。

第二年,黄旭华去南海参加深潜试验,抽时间匆匆回了趟家,终于见到阔别30年的母亲。父亲早已去世,他只能在父亲的坟前默默地说:“爸爸,我来看您了。我相信您也会像妈妈一样谅解我。”

提及这30年的分离,黄旭华的眼眶红了。我们轻声问:“忠孝不能两全,您后悔吗?”他轻声但笃定地回答:“对国家尽忠,是我对父母最大的孝。”

幸运的是,他和妻子李世英同在一个单位。他虽然什么也不能说,但妻子都明白。没有误解,但有心酸:从上海举家迁往北京,是妻子带着孩子千里迢迢搬过去的;从北京迁居气候条件恶劣的海岛,过冬的几百斤煤球是妻子和女儿一点点扛上楼的;地震了,还是妻子一手抱一个孩子拼命跑。她管好了这个家,却不得不放弃原本同样出色的工作,事业归于平淡。妻子和女儿有时会跟他开玩笑:“你呀,真是个‘客家人,回家做客的人!”

聚少离多中,也有甘甜的默契。“很早时,她在上海,我在北京。她来看我,见我没时间去理发店,头发都长到肩膀了,就借来推子,给我理发。直到现在,仍是她给我理。这两年,她说自己年纪大了,叫我行行好,去理发店。我呀,没答应,习惯了。”黄旭华笑着说。结果是,李世英一边嗔怪着他,一边细心地帮他理好每一缕白发。

“试问大海碧波,何谓以身许国。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磊落平生无限爱,尽付无言高歌。”这是2014年,词作家闫肃为黄旭华写的词。黄旭华从不讳言爱:“我很爱我的妻子、母亲和女儿,我很爱她们。”他顿了顿,“但我更爱核潜艇,更爱国家。我此生没有虚度,无怨无悔。”

“对您来说,祖国是什么?”

“列宁说过的,要他一次把血流光,他就一次把血流光;要他把血一滴一滴慢慢流,他愿意一滴一滴慢慢流。一次流光,很伟大的举动,多少英雄豪杰都是这样。更难的是,要你一滴一滴慢慢流,你能承受得了吗?国家需要我一天一天慢慢流,那么我就一天一天慢慢流。”

“一天一天,流了93年,这血还是热的?”

“因为祖国需要,就应该这样热。”

(张晓玛摘自《环球人物》)

读者 2018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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