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与审丑的表象与内涵

摘 要：自然景观书写在审美机制下以大自然的景观对人产生愉悦感为主要审美特征并已形成书写传统。在莫言的小说中，其自然景观书写发展了既有的书写策略，在“美”的表象下折射出作家对社会问题和人本质弱点批判的深刻内涵，形成了自然景观审美与其内涵审丑的互映关系。在其万顷碧波之中的海岛、红成洸洋血海的东北乡红高粱、如炽的南国红树林等自然景观书写的表象下，莫言的小说以“以美见丑”或“以丑见美”的审美方式，揭示出其作品的爱国与爱家、爱情与死亡、飞天魔幻镜像中人的苦难、战争中人性的变异、大我与小我的国际关系、“蛙—娃—娲”和“权欲—钱欲—情欲—性欲”的转换等深层内涵，使其自然景观书写在当代文艺美学价值的基础上显示出其作品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予以关照的政治美学价值。

关键词：莫言小说;自然景观书写;美学传统;审美与审丑;表象与内涵;政治美学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4-0173-10

自然景观书写是作家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作家以其作品艺术美作为范本和立足点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文艺美学的一种有效表现途径，其艺术审美特征已经成为传统。尽管文艺美学中的“审丑”仅是20世纪才出现的一个概念，但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美学审美作用。尽管莫言本人对文艺美学的论述并不多，但在后现代主义文学语境下，莫言借鉴中外文学作品中自然景观书写已有的成果，并在前人的美学体验基础上大胆创新，将文艺美学与政治美学融为一体，借助自然景观书写的审美机制，开创了“以美见丑”和“以丑见美”的另类美学审美路径，为人们了解莫言小说的人文关怀打开了一扇窗子。

一、自然景观书写的美学传统

自然景观书写是文艺美学中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进行感悟的过程，其审美过程通常体现出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自然景观中“优美”特征的感受能力。在当代进化论美学的观点看来，“审美活动是人类在进化中发展出来的一种能力，是人这种特殊的生物在关联于其他物种的世界里生存下去的必需的精神活动，早期人类社会如此，后现代社会亦如此” 赵彦芳：《审美的伦理之维——进化论美学的复兴和启示》，《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对于自然景观书写而言，这种进化论美学观点对于阐释现当代文艺思潮中莫言小说的美学特征及其意义具有可供借鉴的美学价值。

在西方文艺美学理论与文艺创作之间的关系上，朱光潜先生指出：“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美学思想一直在侧重文艺理论，根据文艺创作实践做出结论，又转过来指导创作实践。”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在中外文学史上，自然景观的文学书写一直处于这种审美运作的机制中，该类书写在物质层面的基础上承载着社会及文化的印记，为读者透过自然景观的表象，进一步了解人类自身，增进理解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中人的不同诉求，不仅具有文艺美学的审美意义，而且也蕴涵着丰富的政治美学价值和社会伦理道德价值，同时也揭示出自然景观书写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演变的基本特征。莫言在古今中外文学中这种自然景观书写传统的基础上，坚持个性化发展的道路，审美与审丑并举，其小说中的自然景观书写形成了景观与人对话与反思的互动关系，在传统文艺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作品政治美学价值的增值。

“自然景观”又被称为“风景”，尤指开阔乡间那些景色如画的景点以及浩瀚的景象，即景观的基本特征——给人深刻印象的自然景色和具有令人难以忘却其特征的特殊地方Philip Babcock Gove. ed.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 Springfield： G. & C. Merriam Company， Publishers， 1961， p.2028.。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自然景观书写在诗歌创作中已成传统，作品写景多于言情并多与诗人的游历合为一体。在自然景观书写的作品中，诗人虽以山水等景物作为其审美客体，但其美感却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或风景与人文现象联系在一起。因而，自然景观在文学作品中是否能对人产生美感并引起人们的审美意识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主观因素。自然景观作用于审美主体，使作者触景生情，借助文学作品来抒发诗人内心的审美感受，使其成为诗人感知、想象和情感投射的空间。唐代诗人李白自然景观描写的著名诗篇“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将诗人遇赦东归途经三峡回到江陵时的喜悦心情表现得栩栩如生。透过李白对景观描写的表层美学价值，读者感受到的却是该诗的深层内涵，即揭示出诗人“对自由的向往和傲世独立的人格精神，以神仙的洒脱快活，表现了对现实世俗的反抗;于飘飘俗仙的奇异想象中，将强烈的自我意识、天真的自命不凡和与众不同的个性，充分表现出来”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中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頁。。晋末宋初陶渊明的散文《桃花源记》以晋太元中捕鱼“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人间仙境描写，表达了诗人对当时社会的批判思想，虚构出一幅中国式的乌托邦美好社会图景，该作品也因其“具有政治美学的典型特征而跨界成为表现人们对美好社会以及政治制度所持幻想的文学类作品”胡铁生、张晓敏：《文学政治价值的生成机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在其著名的《西风颂》中，采取拟人化的手法，将“犷野的西风”描绘为“在骚动的高空”，成为“雨和电的天使”，“挣脱天空和海洋交错缠接的柯枝”，“从那茫茫地平线阴暗的边缘/直到苍穹的绝顶，到处散布着/迫近的暴风雨飘摇翻腾的发卷”，西风又是“垂死残年的挽歌，四合的夜幕/在你聚集的全部水汽威力的支撑下/将构成它那庞大墓穴的顶部”;诗人借助西风将其“思绪播送宇宙，/就像你驱遣落叶催促新的生命，/请凭借我这韵文写就的符咒”，“让预言的号角奏鸣！”;其浪漫情怀表现为“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江枫译：《雪莱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91页。该诗借景喻情，表达了雪莱的社会变革理想，因而雪莱常被学术界称为“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或“革命浪漫主义诗人”。

自然景观细节描写的真实性、景观形象的典型性、描写方式的客观性、作品内涵的深刻性及其文学意蕴的象征性构成了自然景观书写的基本特征。古今中外作家在自然景观的书写中，不论是采取浪漫主义叙事策略还是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其共同点均在于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思想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既是作家对自然景观的审美，又是作家思想观念投射的一种审美方式。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作为对古典文学的反拨，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推崇英雄、表现理想、充满激情就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以象征和神话来凸显文学作品的表现性和隐喻性，其夸张、奇特和象征等艺术手段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叙事策略。因而，自然景观书写也就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表现领域之一。

现实主义小说对自然景观的描写更为详尽，作品也更加具有真实感，在作家和读者之间形成了心理满足的共同感、作品的质地感，其由景及人的象征感也更加强烈，作家与自然景观之间在物质性和人性之间达成共识后，作品既有自然风光的层次感，使审美主体得到“美”的享受，同时又以自然景观为审美客体来服务于审美主体的心理感受。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欧·亨利在其《人生的波澜》中将远山的自然景观与近处的人文景观融为一体作为该小说的开端，为作家带领读者进入其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打下了伏笔。该小说讲述的是妻子阿里艾拉和丈夫比尔布罗前去办理离婚手续而后又破镜重圆的故事。远处高耸入云的山脉，雾靄中灰蒙蒙的蓝色，预示故事的结局一定是悲观的，花斑母鸡高视阔步行走在大街上则预示前来办理离婚手续的女主人公不服输的气概。这对夫妇办理完离婚手续即将分手之际，阿里艾拉一再提醒离婚后的比尔布罗照顾好自己。当治安官提醒他们不再享有婚姻状态中的一切权益时，阿里艾拉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因为她内心深处依然深爱着比尔布罗。再者，他们夫妇之间也并没有原则性分歧。阿里艾拉不想失去比尔布罗，就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治安官又为他们解除了先前的离婚判决，为他们再次主持了结婚仪式，小说中的自然景观与审美主体形成了隐喻和暗示关系。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对大海、马林鱼和鲨鱼的详尽描写，已不再像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然景观书写那样给人虚无缥缈、雾里看花的感受，而是实实在在、身临其境的感受：“老头儿在黑暗里可以感觉到早晨的到来，他一边摇桨，一边听着飞鱼出水时的抖颤声和它们在黑暗里凌空而起时从绷紧的翅膀上发出的嘶嘶声。他非常喜欢飞鱼，因为它们是他在海上的主要的朋友。他又替鸟儿们伤心，特别是那弱不禁风的黑色小海燕，它们永远在飞翔，永远在张望，然而多半是永远找也不到任何东西吃。他想，‘鸟儿的日子过得比我们还要苦，除非鹰鹫和那些强大的鸟儿。为什么海洋有时会这样残忍，而像海燕一类的鸟儿却又给弄得如此柔弱，如此纤细呢？海洋是仁慈的，十分美丽的。但是它有时竟会如此残忍，又来得那样突然，那些在海面上飞翔的鸟儿，不得不一边点水寻食一边发出微细而凄惨的叫声。这种鸟儿啊，生来就柔弱得没有抗拒海洋的力量。”Ernest Hemingway.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英汉对照读物），海观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7页。海明威的自然景观描写伴随人物的心理反应，在生态描写中，既表现出作家对硬汉精神的崇尚，又展示出对弱者的怜悯。显然，海明威的自然景观书写开始由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

19世纪末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扩张阶段，亦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这种变化的结果不仅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结构，而且也由新型城市取代了19世纪以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自然景观。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欧洲反理性哲学的影响下，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宗教信仰受到冲击与挑战，疏离感、孤独感和陌生感成为“非人化”元素制约下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象派、意识流、自由联想等现代主义文学的各种流派，其突出的共同特点表现在对终极意义的追求中打破了旧有的模式。作为西方意象派的代表诗人、诺贝尔文学奖作家T. S.艾略特在具有现代主义里程碑意义的诗歌《荒原》中，以“四月最残忍/在死地孕育紫丁香，伴随/记忆与欲望，搅动/随春雨于迟钝的根。/冬天使我们温暖，覆盖/大地于令人忘却的雪中，给/小生命以干枯的茎管”“T. S. Eliot”， Ronald Gotesman. al.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80， pp.1349-1350.的怪诞美的非传统自然景观描写方式，有意将自然景观与西方社会的当时状况混为一体，表现出诗人以隐晦式的以景喻人的诗歌创作策略，体现出诗人对先前传统美学的反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的自相血腥残杀和原子弹对人们造成的巨大恐惧，进一步瓦解了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美学传统，作家以与传统绝裂、放弃终极价值追求的传统方式、崇尚“零度”写作、打破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的后现代主义美学的叙事策略，文艺美学的审美方式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作家约瑟夫·海勒在其《第二十二军规》中对自然风光的描写与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荒原》的开篇颇具形似之处：“对米洛而言，四月一直是最美好的月份。紫丁香花儿开了，果实也在藤蔓上成熟。人们心跳加快，先前的欲望也复苏了。在四月里，更有活力的彩虹色照射在光洁的鸽子身上。四月是春季，在春天里，米洛的幻想慢慢地转向了柑橘。”Joseph Heller. Catch-22，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1961， p.251.虽然海勒对自然景观的这段描写与艾略特的《荒原》有形似之处，但是海勒却突破了现代主义对终极意义的追求方式，更加强调语言游戏策略对语言中心进行解构的话语言说原则，将四月、春天、鲜花、果实、欲望、人物和柑橘等本不相干的内容和意象以“碎片”加“拼接”的方式揉为一体，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美学特征。

在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杰姆逊看来，文学思潮是不同社会阶段人们对世界的体验和自我体验。在西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别反映了人们在资本主义三个发展阶段中不同的心理结构，“是人的性质改变的标志，或者说是革命”【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上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对自然景观的书写传统体现出杰姆逊的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有机结合，正是人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心理结构的再现，也是不同文学思潮境况下自然景观书写传统嬗变的主要根源之一。

二、莫言自然景观书写的时代审美特征

莫言小说中的自然景观书写与上述中外作家相比，内容更为丰富，形式也更为多样化，其基本特征是审美与审丑并举，在文艺美学审美的基础上迈向政治美学的审美道路。在其绝大多数小说中，其自然景观书写作为映衬手段，折射出莫言小说的人文思想，体现出作家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关注，为新时期文学自然景观书写体现“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开创了新路。

如前所述，风光书写的文艺美学价值以颂扬自然景观之美为其基本审美取向，“美”是传统文艺美学评价的基本标准。在莫言的小说中，其审美往往与审丑融为一体。这种“美中见丑”与“丑中见美”的互映方式形成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在社会实践中的相互否定关系。传统的文艺美学多将注意力置于“美”的层面，然而“丑”亦是自然、社会、人及艺术领域中普遍存在的特殊审美对象。莫言小说的自然景观书写往往在“自然之美”的映照下形成其作品政治美学的“审丑”内涵，这也是莫言自然景观书写基于传统文艺美学价值基础上对政治美学价值增值的体现。在文艺美学与政治美学的关系中，中国有学者认为：“文艺美学以艺术的自主性和审美经验论作为其基本信条，失落了艺术作为‘可见之美对不可见之美的象征这一原初的反思性本质，成为当代艺术危机与衰落的理论根源。未来美学的新转向是从文艺美学转向政治美学，对美的本质的理解从‘感觉的完美性转向‘存在的完美性，恢复美学的理论思维和超验维度。”张盾：《马克思与政治美学》，《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莫言小说的审美与审丑互映机制正是其小说中文艺美学与政治美学相结合的产物。

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是在现实主义原则指导下创作出来的。该小说的自然景观书写继承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策略，在主题思想上与“无产阶级文学”别无二致，与“文革”前金敬迈在纪实小说《欧阳海之歌》（1965）中的自然景观描写也基本类似：自然景观描写在于映衬作品中人物的伟大。金敬迈：《欧阳海之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6年版，前言。莫言以其故鄉童年记忆为主线的成长小说成为莫言早期小说中现实主义书写的内容之一。由于家乡经常发大水，所以对洪水的景观描写时常出现在莫言的作品中。《秋水》（1985）以其文学地理“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对洪水做了现实主义的描写：“那时候，高密东北乡还是蛮荒之地，方圆数十里，一片大涝洼，荒草没膝，水汪子相连，棕兔子红狐狸，斑鸭子白鹭鸶，还有诸多不识名的动物充斥洼地，寻常难有人来。”这种自然景观显然不是人们理想中的美景，这个荒凉的地方也不是人们乐于居住的家园。然而，“爷爷年轻时，杀死三个人，放起一把火，拐着一个姑娘，从河北保定府逃到了这里，成了高密东北乡的开拓者”莫言：《秋水》，载《莫言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9-111页。。这种未经开垦的东北乡自然景观颇与当初英国罪犯被发配北美、成为北美殖民地拓荒者时的北美景观相似，进而形成了莫言自然景观“审美”与“审丑”互映模式的开端。莫言的自然景观书写与其在《白狗秋千架》（1985）中首次提出的“高密东北乡”同步发展，使其故乡成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莫言在《红高粱》（1986）中将其故乡的红高粱描绘成一副风光无限的美景：“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的紫红色影子。”然而，“七天之后，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遍地高粱肃然默立，高粱穗子浸在月光里，像蘸过水银，汩汩生辉”，“我父亲在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气息”。与《秋水》中的家乡景观正相反，莫言借助红高粱的景象，将高密东北乡描写成“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就是在这片高粱地里，“我爷爷”与“我奶奶”“媾和”在一起，上演了一场与世俗伦理相对抗的爱情大战;也同样是在这片高粱地里，“我爷爷”余司令带领土匪游击队与日寇上演了一场血肉大战，“我奶奶”也在这块曾经与“我爷爷”风流无限的高粱地里为抗击侵略者而壮烈牺牲。这种自然景观映照下的深刻人文内涵标志着莫言小说审美与审丑并举的文艺美学审美模式正式成型。

经过四年的创作实践，在域外文艺美学思潮的影响下，莫言于1985开始迈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阶段。这一年中，莫言发表了《金发婴儿》《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白狗秋千架》等作品。这些小说突破了现实主义的自然景观书写模式，开始向现代主义的书写策略靠拢。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对自然景观的描写使莫言闻到了“耀眼的冷的气味”，这种“对世界的奇妙感觉方式诞生了”莫言：《说说福克纳老头》，载《莫言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89-291页。。在《透明的红萝卜》的开篇处，莫言在自然景观的描写中揉进了暗喻的叙事手法：“秋天的一个早晨，潮气很重，杂草上，瓦片上都结着一层透明的露水。槐树上已经有了浅黃色的叶片，挂在槐树上的红锈斑斑的铁钟也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秋季本来是个收获的季节，但作家此处暗示的却是生产队社员的生活不仅极其艰难困苦，而且秋季又预示着寒冷的冬季即将到来。这种自然景观的描写方式具有多种思潮中暗喻的表现策略：既有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欧·亨利《警察与赞美诗》中对寒冬即将到来的现实主义书写，也有英美现代派诗人T. S.艾略特《荒原》中对西方社会缺乏生气状况的描述。在莫言的笔下，主人公黑孩既要承受来自继母的家庭虐待，又不得不到生产队去当童工挣工分养家。生活的困境使黑孩产生错觉，于是，在莫言的笔下，现实主义的自然景观书写模式离他渐行渐远，福克纳在现代主义小说中的景物书写方式进入莫言的视野，莫言的现代主义里程碑式的“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的“透明的红萝卜”意象就这样诞生了莫言：《透明的红萝卜》，载《莫言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246页。。

如果说“透明的红萝卜”这个自然景观变异的描写受到美國作家福克纳的现代主义小说影响的话，那么莫言于199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翱翔》则是在南美作家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和中国飞天和狐妖故事等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多重影响下，将魔幻现实主义发展到极致的典范。在这篇作品中，莫言以“高密东北乡著名的老光棍”洪喜与哑巴换亲的情节，讲述了一个落后农村的人间悲剧故事。在莫言笔下，洪喜的新婚妻子采取了魔幻的逃婚方式：“一道红光从麦浪中跃起，众人眼花缭乱，往四下里仰了身子。只见那燕燕挥舞着双臂，并拢着双腿，像一只美丽的大蝴蝶，袅袅娜娜地飞出了包围圈。”洪喜追到树下，对能在树梢上飞行的燕燕无计可施时，只好在墓地里找了一张石供桌坐下，掏出了纸烟。此时他“看到夕阳的光辉使燕燕的胸衣像一簇鲜红的火苗”，“成群的乌鸦正在归巢，灰白的鸦粪像雨点般落下”，“松梢上还是一片辉煌，松林中已经幽黑一片，蝙蝠绕着树干灵巧地飞行着，狐狸在坟墓中嗥叫”莫言：《翱翔》，载《姑妈的宝刀》，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218页。。显然，此时莫言在自然景观书写中更加关注自然景观与作品人物之间达成的一种契合关系。魔幻式和飞天式的书写策略使读者在既悲凉又惊悚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织在一起时感受到来自落后农村传统习俗所造成的社会悲剧的巨大压力，同时也感受到莫言人道主义精神的巨大力量。自然景观的魔幻式书写在《战友重逢》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一阵阴森森的风从河上吹来”，“河水浑红，像污浊的血。黑色的桥面隐现在河水中，宛若一条大鱼的黑色脊背，沿着桥侧激起的浪墙约有一尺高，浪花缓慢溅起，然后又缓慢地、无声无息地跌在桥面上”。回老家探亲的军人赵金路遇洪水，却“因祸得福”碰上了“同村伙伴、同班战友，在1979年2月自卫还击战中牺牲了的钱英豪”，并引发莫言对英雄墓地的魔幻式书写：“墓地里树木葱茏，鸟声稠密，白色的鸟粪如稀疏的冰雹，降落到我们的坟墓上。……各个墓穴里都黑着，只有‘死魂灵的墓穴里射出绿色的萤火虫光”莫言：《战友重逢》，载《怀抱鲜花的女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344页。。在这种令人恐怖的墓地场景描写中，莫言表达的却是英烈们在“尸骨未寒，世事已大变”的新形势下对国际政治的宏观思考。因而，莫言小说在自然景观的魔幻或神魔书写中，既有域外的影响，又有中国传统文学的资源，但其景观书写又与“仙道小说”有别，体现的是“神魔小说”的特征魏世民：《论仙道小说与神魔小说的异同》，《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将古今中外各种文学流派融为一体，经过整合，开创了自然景观书写中国化的叙事模式，这也是莫言自然景观书写的时代特征的集中体现。

从莫言小说创作的走向来看，虽然其小说创作的时间并非很长，但其自然景观书写却跨越了西方文学中几个思潮的发展阶段。所不同的是，莫言回归后的现实主义与先前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Nobelprize.org.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2 Mo Yan. https：//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 laureates/ 2012/.也就成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纵观其全部作品，莫言均将自然景观作为其故事的背景，以审美与审丑互映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出可见而又可经历的自然景观，即在可被感受的客观空间内，其景观书写既有其自然物质的一面，同时又承载着更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印记，将文艺美学与政治美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文学自然景观书写中为当代美学的转向发挥了榜样的力量。

三、莫言自然景观中审美与审丑的时代意义

通常说来，传统的自然景观书写因其描写的是自然美景而与文艺美学中的审“美”具有更为直接的联系。虽然古今中外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和评论家对美的本质、美与美感、自然美与艺术美、美的形式与美的表现等内容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过，但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观点各异，难以形成定论。如对于“美”的本质界定，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都很难对美的本质做出圆满的界定。虽然学术界对于美的本质界定难以达成共识，但在“美感”方面却形成了共识，即“美感”是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两者相结合的产物。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景观是人创作出来的，景观是为人所欣赏的，景观书写是服务于人的，因而，对于美感的研究就进入了“文学是人学”的研究范畴。莫言小说中自然景观书写对当代美学的最大贡献是将传统上单纯的文艺美学追求向文艺美学与政治美学相结合的审美转向。

虽然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景观描写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书写形式，但是莫言小说中的自然景观书写却并未完全延续文学传统中既有的书写模式，而是在前人书写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书写策略。莫言曾就此指出：“事情总是这样，别人表现过的东西，你看了知道好，但如果再要去表现，就成了摹仿。”莫言：《诉说就是一切》，《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5期。 在古今中外前人既有的自然景观书写模式的基础上，莫言小说体现出他所一贯倡导的“个性化发展”特征，即体现出知识分子要有科学思维的头脑、独立的人格和为理想而献身的勇气莫言：《文学个性化刍议》，载《说莫言》（上），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44页。。莫言在个性化发展道路上，秉持开放与包容相结合的发展观，积极探索与时代相结合的美学发展道路，通过对先前文学传统和当时文学状况的反思，追求文学“人文化成”的社会现实价值，充分肯定“缘情绮靡”的审美功能，通过兼容的策略，建构起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文艺美学理想雷恩海、陆双祖：《文化共同体视阈下唐初文学理想的建构》，《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曾繁仁先生认为，在中国新时期文学转型的关键时期，“文艺学学科的当代发展必须转变观念。面对新的社会与文化现实”，“传统形式的文艺学应逐步得到改造”曾繁仁：《转型期的中国美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页。。莫言坚持知识分子的“个性化”发展，向域外传统学习的同时，开创了自然景观书写独具特色的书写策略，在自然景观的美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共同作用下，创作出一批既含有传统美学价值又有政治美学内涵的文学作品。其貌似“审美”与“审丑”相互矛盾的文艺美学的审美悖论与统一集中体现于莫言的精辟论断：“我们追求的是美，仅仅追求美，不去创造美不是真美。用美去创造美也不是真美，真正的美是化丑为美。”莫言：《酒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

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审美的基本原则。正如英国当代哲学家傅卢所指出的那樣：“形式服务于思想和标准。就真实性而言，形式要比客观存在更为真实，在此中，人和所有事物均是如此。”Antony Flew.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Philosophy： Ideas and Argument from Plato to Sartre. Indianapolis·New York：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71， p.461.朱光潜先生则进一步指出：“专就美的本质问题的历史发展来说，它主要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理性与感性的关系问题。”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41页。自然景观书写以自然界的外部表征为其基本特点，形式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形式是“内容所决定并且为内容服务的”，“形式如果脱离了内容，就会变成形式主义”杨安崙：《美学初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4页。。在美学转型时期，莫言小说中的自然景观书写在形式上与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传统相比，其作品艺术性与思想性在辩证统一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当代文学中，“‘家园意识是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之中的应有之义”曾繁仁：《转型期的中国美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57页。。中国古典诗歌《诗经》中的《采薇》与莫言的《春夜雨霏霏》所体现的家园意识具有类似的表现形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如我哀。”佚名：《采薇》，古诗文网：http：//www.gushiwen.org/GuShiWen_f24a6184d9. aspx.《采薇》篇所表现的是人物出征时“杨柳依依”的景象，归来时却“雨雪霏霏”，人物去与归的不同景色描写最终要表现的是人物的伤悲情绪;莫言的《春夜雨霏霏》则描写了霏霏细雨的春夜妻子对远在海岛守疆卫国的丈夫的无尽思念与眷恋，表达的是“爱岛—爱国—爱人”的正向价值追求。同为家园意识的作品，前者是回归家园者的惆怅，后者则表现的是“家国情怀”。在家园意识的建构过程中，莫言的另一贡献是建立起他的文学地理——高密东北乡。在其故乡系列作品中，莫言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融为一体，在作品中描绘出一系列诸如洪水、大风、红高粱等自然景观，进而引起读者对中国当代不同时期的家园回忆和无限遐想。

自然景观书写是莫言小说以文艺美学和政治美学相结合的方式共同界入社会问题的切入点之一。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进为线索创作的长篇小说《蛙》体现出莫言作为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社会背景对人所形成的巨大影响。小说透过姑姑50年间在生育战线上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探讨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性，表达了作家对生命的敬畏。小说中，开始醒悟的姑姑酒后无意中来到一片洼地：“一条小路弯弯曲曲，两边是一人多高的芦苇。一片片水，被月光照着，亮闪闪的，如同玻璃。蛤蟆、青蛙，呱呱地叫。这边的停下来，那边的叫起来，此起彼伏，好像拉歌一样。”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页。姑姑由蛙鸣联想到蝌蚪与精子、人卵与蛙卵、早期婴儿与变态期的蛙类，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蛙”“娃”“娲”的意境转换使姑姑真正体会到生命存在的伟大意义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页。。因而，该小说中自然景观的描写与康德倡导的理想美是人道主义“道德精神表现”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即“使艺术创作中想象力根据所提供的材料，创造出一种‘第二自然，即‘超越自然的东西，因此见出艺术的无限与自由”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95页。。

自然景观书写也是莫言小说对政治问题和人性问题进行文学思考的媒介。在远离东北乡系列的小说《红树林》中，莫言将南国深圳湾附近的自然保护区作为背景。在这部作品的自然景观书写中，莫言一改家乡洪水和红高粱的意象，将南国的红树林作为背景，在自然景观书写对当代人和当代社会的关注方面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之所以设定在改革开放步伐迈得最大的南海之滨——现代化都市和淳朴的南国渔村，以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观作为映衬，旨在把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权欲引发钱欲、钱欲勾起情欲、情欲导致性欲”的官场腐败现象作为其小说政治美学的反思场地。

在《红树林》的开篇处，莫言描述了一道人与自然风景合二而一的景象：“那天深夜里，她开车来到海边的秘密别墅。刚刚被暴雨冲洗过的路面上泛着一片水光，路上空无一人，远处传来海水的咆哮声”，“红色凌志好像一条发疯的鲨鱼向前冲刺，车轮溅起一片片水花”，“轿车猛拐弯，如同卡通片里一匹莽撞的兽，夸张地急煞在别墅大门前。刺耳的刹车声一瞬间盖住了夜潮的喧哗，阔叶树上积存的雨水哗地倒下来，浇得车顶水淋淋，好像有人在跟我们开玩笑”莫言：《红树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这段人与景交融的书写方式喻意极为深刻：深夜开车的是什么人？“她”为什么要把车开得那么快？高档凌志车和海边秘密别墅又意味着什么？海水的咆哮声又喻意了什么？这种借助人与景交映的书写方式为莫言进行文学反腐打下了伏笔。深夜中将车急煞在海边秘密别墅前的故事女主角是南海市常务副市长林岚。这个当初天真无邪、充满朝气的姑娘也曾有过初恋的美好回忆。与她初恋的是副县长的儿子马叔。当年林岚和马叔这对两小无猜的情侣漫步在海边时，“东风从海上刮来”，“催起千重浪，后浪追逐着前浪，一浪接一浪地撞到防波大堤上粉碎了”莫言：《红树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幅令人惬意的南国风光景象，然而，莫言却通过这幅看似美好的自然景观叙述暗示了故事深层的悲剧结局：以大浪在“防波大堤上被撞得粉碎”来预示林岚少女时期的美好初恋必将以悲剧告终。在“政治就是命运”的官场生涯中，林岚的父亲因为是地委秦书记提拔起来的县委书记，欠了秦书记一个人情，于是就同意把女儿嫁给秦书记的白痴儿子，此后林岚又被公爹秦书记强奸而生下了大虎。对于这种有悖伦理、伤风败俗的翁媳性关系，公爹秦书记的解释是“所有的清规戒律，都是针对老百姓的，对我们这个级别以上的领导干部就没有约束力了”莫言：《红树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23页。。林岚因有了“爬灰”的公爹保驾而在官场上一路畅通。慢慢地，林岚在人本质中的弱点也逐渐显露出来。当被学生时代就一直苦苦追求她的金大川以她的腐败把柄相威胁将她强奸后，林岚在权、钱的诱惑下，“甘自堕落”，“久被压抑的情欲”反倒被金大川给唤醒。儿子因强奸民女，使官场上的林岚由处于极度艰难的困境之中。在官场上腐败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的林岚为了钱，她不仅“想卖珍珠”，而且“还想卖风景”;宾馆靠组织卖淫上交税款三百万，她就给宾馆撑起保护伞;性欲沟壑难以填平，她就半夜到酒店去招鸭子;问心无愧地收下作为贿赂的那套海边别墅和由999颗樱桃般大的珍珠串成的珠巾;在“美好的前途就在前面，这点生活问题算得了什么”的信念支配下，与公爹性交反倒给她带来了快感。此时的林岚，其少女时期她与马叔的纯真爱情已荡然无存。在这个“海湾里一片辉煌，红色的光和银色的光在海面上闪烁着，一大片一大片的，有着明确的界限，但转眼间就混淆转换了。郁郁葱葱的红树林已经被潮水淹没了大半，探出了一些金红色的树冠。树冠追赶着树冠，一直漫延到海湾深处”莫言：《红树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的先辈们曾与日寇厮杀过的地方，林岚却在腐败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这里的白鹭很可能是地球上最洁净的鸟儿，它们捕食于海水，翱翔于清空，栖息于树梢，可谓一尘不染”莫言：《红树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203页。。相比之下，已经腐败变质的林岚却因处于官位上竟连高尚和卑鄙、幸福和不幸也难以做出判断了。

莫言《红树林》中的自然景观书写，如同黑格尔在“移情说”中所认为的那样，自然景观是“感发心情和契合心情的自然美”，“这里的意蕴并不属于对象本身，而是在于所唤醒的心情”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79页。。莫言将自然景观赋予人性，将自然之美与人的龌龊形成强烈的反差，进而有意构成“审美”与“审丑”之间的悖论。莫言借助这种自然景观书写的独特方式把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把拜金主义提高到政治的高度：权力“可以使爱情贬值”“使痛苦淡化”“使感情变质”，因而官瘾“比世上最毒的毒品还要毒”，“毒瘾还可能用强迫手段戒除”，但官瘾却无法戒除，“历朝历代因为当官丢了脑袋的人比吸毒死了的人还要多，但想当官的人依然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对于当过官的人而言，因为“尝到了当官的甜头，如果突然把他的官给免了，就等于要了他的命”莫言：《红树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03页。。权力带来了经济好处，再由钱欲发展到性欲，林岚似乎要享尽由“特权”给她带来的所有“幸福”和“性福”，却忘记了执政党的纲领，并形成了她自己的逻辑：“人家那些当市长当书记的，早就捞足了，共产党不垮便罢，共产党一垮，他们摇身一变就是资本家。”莫言：《红树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从这个意义上讲，《红树林》中的自然景观书写仅是其作品审美的外在表现形式，帮助执政党采取反腐行動却是其政治美学的深层内涵。莫言这部小说中的自然景观描写与反腐主题就构成了形式与内容、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契合， “专就美的本质的历史发展来说”，“主要是内容与形式关系以及理性与感性的关系”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41页。，因为作家从事写作并非仅仅是职业选择，而且也是作家的信仰所致，因为“信仰不仅是政治的，也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驱动作家去写作的力量，并在写作中准确地反映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胡贝克：《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特征及其时代演进》，《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这也是莫言在其小说自然景观书写中追求文艺美学和政治美学相结合的关键所在。

莫言小说中以自然美景衬托出来的人间悲剧实际上是社会生存困境与人本质弱点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在生存困境面前，有人宁可饿死也要保持尊严，有人则为了金钱而出卖灵魂。《红树林》中的渔家子弟大同先为前者，后为后者。在莫言的笔下，人的本质衡量标准既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不同，又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差异。莫言在其美学追求上并未追风，其作品在人本质探讨的道路上坚持的是“好人—坏人—自己”莫言：《千言万语 何若莫言》，载《莫言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02-314页。的三者辩证统一关系，即好人亦有坏的一面，坏人亦有好的一面，作者本人应该如实地反映现实中存在的人及其人性，这也正是其审美与审丑互映的典型例证，也是其作品中文艺美学与政治美学相结合的典范。

象征性是自然景观审美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一直被视为金科玉律。在莫言的笔下，其自然景观书写受域外美学思潮的影响，又从中国的美学传统中寻找资源，讲述了中国自己的故事，借助自然景观将“社会人还原到‘自然人”的状态，以此来“探求人的本性”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16页。，而后再将“自然人”置于“社会人”的框架下进行人的本质思考，读者在领略其自然景观之美的同时也看到了莫言这位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所给予的极大关注，使莫言自然景观书写突破了传统的书写模式，在政治美学领域内独领风骚，其自然景观书写形成的“审美”与“审丑”之间的对抗与对话的互映关系促进人们对自然、空间和审美主体的感知和理解，将文艺美学增值到政治美学层面，进而影响着人对自身以及对世界的再阐释。

（责任编辑：李亦婷）

Representation and Connotation in Evaluating both

Aesthetic Beauty and Ugliness

—— Aesthetic Study of Mo Yans Natural Landscape Narration in His Novels

Hu Tiesheng

Abstract： Landscape narration usually takes the sense of pleasure derived from the natural landscape with the aesthetic mechanism as its main feature and it has already been formed the tradition. However， the narration of the beauty existing in natural landscape writing in Mo Yans novels has developed the existing relative narrative strategy and reflects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that the author criticizes the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weak points in human nature， which forms the relationship of mutual reflection between evaluation of natural beauty and the connotational ugliness. As represented with such natural beauty of the landscape as the island in the vast sea， the red sorghum as blood sea in Dongbeixiang， the mangrove forest as fire in the South and so on， Mo Yan reveals， in his novel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y-love and family-love， love and death， human miseries both in flying goddess and hallucinatory situations， variation of human nature in war，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ctive spirit and the individualist， the transition from tadpole to baby then to Nu wa and， the desires from power to money then to lust and then to libido， with the aesthetic methodology to examine ugliness in beauty and vise versa， thus making his natural landscape representation show the values of political aesthetics based on artistic aesthetics with his concern for the human beings in actual social life.

Keywords： Mo Yans Novels; Landscape Narration; Aesthetical Traditions; Aesthetical Beauty and Ugliness;Representation and Connotation; Political Aesthe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