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影响因素及脱钩效应分析

李玉玲, 李世平, 祁静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杨凌712100)

面对温室效应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环境问题，控制和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成为世界各国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导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陕西省作为我国的经济大省和能源大省，长期以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土地、能源资源禀赋条件相对匮乏，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如何保持足够的发展空间走低碳发展道路，是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对碳排放变动的驱动因素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对区域“资源-经济-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LUCC)是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重要因素，已成为仅次于化石能源燃烧的大气CO2浓度急剧增加的最主要人为原因[1-3]。因此，考虑到生物生产性土地要素变化导致的碳排放，国内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相关领域进行了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碳排放核算及碳足迹分析[4-5]、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及影响因素分析[6-7]、面向低碳目标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8]以及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9-10]。上述研究各具特色，但存在以下局限：(1) 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多停留在表面，并未对各个因素做深层次的剖析；(2) 在核算土地利用碳排放过程中，主要选择耕地、林地、建设用地等主要土地利用类型，较少考虑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碳排放；(3) 主要从短期或长期对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总体关系进行研究，缺乏土地利用碳排放各影响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内在作用机理的定量分析。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综合土地利用直接碳排放与土地利用间接碳排放核算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对完备的土地利用碳排放核算研究起到补充和完善作用；基于Kaya恒等式基本原理结合对数均值迪氏指数分解法(LMDI)建立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对陕西省2001—2014年土地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合因素分解的结果构建脱钩弹性分解量化模型考察各影响因素的脱钩效应，力求深入全面地反映各影响因素对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的内在作用机理及其贡献大小，对制定全面合理的土地低碳利用战略和低碳经济发展措施、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数据来源及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陕西省原煤、原油、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天然气、电力等能源消费数据均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陕西省能源平衡表)；为统一数据和提高分析精度，根据我国现行土地分类系统将土地利用类型归类合并，将研究区域的土地共分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水域及未利用地7种土地利用类型，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数据均来源于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第二次土地调查和变更调查数据；涉及社会经济、人口数据均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

1.2 研究方法

1.2.1 土地利用碳排放测算模型 结合陕西省土地利用现状，土地利用碳排放主要涉及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水域和未利用地7种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兼具碳源和碳汇功能，耕地的碳排放主要考虑农业生产活动如农业化肥施用、农业机械使用及灌溉等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温室气体(如CO2，CH4)[11]；园地的碳汇作用很小且等同于林地，但其人为干扰活动比林地强，因此将其视为碳源；林地、草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密度较高，是主要陆地生态系统碳汇；水域、未利用地碳排放强度长时间范围内变化不大，一般被认为是碳汇；而从碳源角度考虑建设用地所承载的不同产业对能源消耗所引起的间接碳排放[12]。因此，本文主要讨论以耕地、园地和建设用地作为碳源产生的碳排放和以林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地作为碳汇生产的碳吸收测算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总量。

借鉴李颖等[11]提出的直接碳排放系数法测算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碳排放效应，计算公式为

Ei=∑ei=∑Ai×δi

(1)

式中：E为总碳排放量(104t)；ei为第i种土地利用类型产生的碳排放(吸收)量(104t)；Ai为第i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104hm2)；δi为第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碳排放(吸收)系数(t/hm2)，排放为正，吸收为负，其中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地碳排放系数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分别确定为0.422，0.210，-0.644，-0.021，-0.218，-0.005 hm2[11,13-14]。

建设用地作为主要碳源，其碳排放效应主要通过间接核算其承载的人类活动如经济建设、城市扩展和能源消耗等活动引起的碳排放。具体地，建设用地碳排放测算参考相关文献[15]，计算公式为

Eb=∑ni×εi×φi

(2)

式中：Eb为建设用地的碳排放量(万t)；ni为不同能源终端消费量(万t)；εi，φi分别为不同能源转换标准煤系数以及碳排放系数(表1)。

1.2.2 影响因素分解模型 国外学者ANG对中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CO2进行因素分解研究时首次提出对数均值迪氏指数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method，LMDI)，并在综述各种分解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认为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分解法在理论基础、适应性、操作性、结果呈现四个方面都表现良好，是能源政策领域比较好的分析方法[17-18]。国内学者宋德勇等[19]将能源碳排放相关影响因素分解为经济规模、能源结构、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四个方面；宋杰鲲[20]、王晓霞等[16]分别引入人口和环境效应，将碳排放分解为经济效应、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人口/环境效应五个方面因素。

表1 不同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注：电力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按照煤炭的碳排放系数进行计算，具体值参考文献[16]。

基于LMDI分析框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综合考虑与土地利用碳排放有关的能源、经济、土地、人口因素，弥补传统Kaya恒等式仅仅考察经济、能源、人口变量的不足，本文将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为能源碳排放强度、能源强度、经济规模、土地规模、人口规模五种因素。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建立土地利用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模型：

(3)

LC=∑(f×e×g×l×p)

(4)

式中：LC表示土地利用碳排放总量(万t)；E表示能源消费总量(万tce)；GDP为地区生产总值(万元)；L为区域土地面积(万hm2)；P为区域人口总数(万人)。

本文采用加和分解，设基期土地利用碳排放总量为LC0， 期土地利用碳排放总量为LCt，用下标tot表示总效应的变化：

ΔLCtoc=LCt-LC0

=ΔLCf+ΔLCe+ΔLCg+ΔLCl+ΔLCp

(5)

式中：ΔLCf表示能源碳排放强度效应引起的碳排放的变化；ΔLCe表示能源强度效应引起的碳排放的变化；ΔLCg表示经济规模效应引起的碳排放的变化；ΔLCl表示土地规模效应引起的碳排放的变化；ΔLCp表示人口规模效应引起的碳排放的变化。

各影响因素差分分解结果及各分解因素贡献率分别为：

(6)

各分解因素贡献率表达式为：

(7)

式中：S表示不同分解因素的贡献率，其他变量含义同上。

1.2.3 脱钩效应分解量化模型 目前，脱钩指标的构建有两种主流模式，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脱钩模型和Tapio脱钩模型。20世纪末，OECD开始将脱钩概念引入农业政策研究领域，定义脱钩为打破环境压力与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并将其划分为绝对脱钩和相对脱钩[21]。Tapio[22]针对1970—2001年欧洲经济增长与交通业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脱钩研究时引入弹性概念构建脱钩指标，将脱钩状态主要定义为脱钩、连结、负脱钩三种，其次依据相对量弹性值的大小进一步细分为强脱钩、弱脱钩、衰退性脱钩、弱负脱钩、强负脱钩、扩张性负脱钩、衰退性连结、扩张性连结8种状态，这种将弹性引入脱钩理论框架的研究方法克服了OECD模型在基期选择上的困难，丰富了脱钩状态的划分，能更精确地反映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表2 脱钩弹性指数与脱钩状态划分

表2中，Tapio划分的脱钩类型，依据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依次划分从强脱钩到强负脱钩八种类型，分别表示了从土地利用碳排放总量降低和经济增长的理想状态到经济与土地利用碳排放全面恶化的悲观愿景，其中强脱钩是可持续发展状态，弱脱钩是前景较为乐观状态，扩张性连结是发展较不理想状态，其余均为不可持续状态。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ε值越小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综上，本文参照Tapio脱钩模型，构建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指数表达式：

(8)

将公式(8)变形，可得：

(9)

式中：TLC,GDP为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指标；LC0为基期土地利用碳排放总量；ΔLC为现期相对于基期土地利用碳排放变化量；GDP0为基期地区生产总值；ΔGDP为现期相对于基期GDP的变化量。

结合土地利用碳排放因素分解结果公式(5)，得到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效应分解量化模型：

2 实证分析

2.1 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分析

根据2001—2014年陕西省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与各项能源消费数据，基于土地利用碳排放测算公式(1)，(2)，得到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量(表3)及变化趋势(图1)。

由表3可知，陕西省土地利用净碳排放量呈逐年递增态势，从2001年的1 068.96万t增加到2014年的4 676.25万t，碳排放总量增加3 607.29万t，年均增长率达13%。土地利用净碳排放量受碳汇和碳源共同作用影响，2001—2014年土地利用碳吸收总量和碳排放总量均呈上升趋势，土地利用碳吸收总量从639.45万t增加到733.90万t，年均增长率为1.09%，土地利用碳排放总量从1 708.40万t增加到5 410.15万t，年均增长率为9.54%，是碳吸收总量年均增长率的8.76倍，反映出陕西省每年土地碳排放量增加的速度远高于碳吸收量增加的速度，导致土地利用净碳排放量变化趋势与土地利用碳排放总量逐年递增一致。

由图1可知，2001—2014年，陕西省土地利用净碳排放、碳源、碳汇均呈上升趋势，即作为主要碳源的建设用地与林地的碳汇效应逐年增加，但林地的碳汇能力远远不能抵消显著递增的建设用地碳排放量，导致2001—2014年陕西省土地利用净碳排放量呈逐年递增趋势。碳源方面，耕地的碳排放在研究期内保持平稳下降趋势，碳排放量由2001年的197.73万t下降到2014年的168.58万t，共减排29.15万t，年均降低2.24万t。2001—2014年园地的碳排放量基本保持稳定，从12.29万t增加到17.26万t，13 a间的变化量并不大。作为碳源主导地位的建设用地碳排放量约占总碳源排放量的87.68%～96.56%，在研究期内从1 497.96万t增加到5 224.31万t，年均增加286.64万t，增长率达10.40%。因此，建设用地碳排放与净碳排放总量具有趋同的变化趋势并显著影响了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总量。碳汇方面，研究期内，林地的碳汇量占总碳汇的97.62%以上，碳汇量从624.23万t增加到721.11万t，共增加96.88万t，年均增长率为1.14%。水域、草地、未利用地的碳汇效应依次降低，研究期内其碳吸收量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变化并不明显。

表3 陕西省土地利用类型碳排放/碳吸收 万t

2.2 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LMDI分解法，基于公式(5)，(6)计算出能源碳排放强度效应、能源强度效应、经济规模效应、土地规模效应、人口规模效应对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变化的影响(表4)。

由表4可知，2001—2014年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主要是由经济规模效应引起的，累计增加了6 085.92万t；其次是能源碳排放强度效应，导致土地利用碳排放共增加510.10万t；人口规模和土地规模效应对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分别促进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94.64万t和17.42万t；研究期内累积效应出现唯一负值总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减小起到了积极作用，共引起碳排放减少了3 100.80万t。由于抑制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的作用有限，因此，2001—2014年共引起土地利用碳排放累积增加3 607.29万t。

图1 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变化趋势

表4 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结果 万t

为了考察各效应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短期影响的阶段性特征，根据因素分解结果得到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影响因素年度变化趋势(图2)，并计算出2001—2014年各效应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的累积贡献率(图3)。

图2 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年度增量分解

由图2，图3可以看出，各效应在不同时期对土地利用碳排放变化的影响是不同的，具体分析如下：能源碳排放强度效应，即单位能源消耗碳排放量对陕西土地利用碳排放变化的影响有较大的浮动性，2001—2014年正、负效应并存，2005年达到最大的正向影响值(204.36万t)，说明代表能源利用效率的碳排放强度对土地利用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从能源碳排放强度的累积效应来看，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增加呈正效应，即在研究期内不同能源单位碳排放强度促进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累积贡献率为14.14%。

图3 各效应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的累积贡献率

能源强度效应是唯一促进土地利用碳排放减少的效应类型，累积贡献率绝对值达85.96%。该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从初始的负向效应(-102.50万t)在2004年转变达到唯一正效应值(49.89万t)后又递减到2014年的-385.08万t，预示着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新技术的发展，使单位GDP能源消耗不断减小。因此，提高能源效率、发展低碳产业是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手段。

经济规模效应贡献值持续扩大且在研究期内一直为正值，累积贡献率高达168.71%，说明土地经济产出是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增长的首要贡献因素。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的总效应变化趋势与经济规模效应引致的碳排放变化趋势吻合程度很高，表明土地利用碳排放的持续增长与陕西省经济快速发展密不可分。

土地规模效应在部分年度出现了微弱正效应(2009年为116.52万t)，对碳排放总体上呈正效应，影响是最小的，累积贡献率为0.48%，说明土地本身如农用地、建设用地规模扩大并未直接导致碳排放量增加，而是基于土地承载的不同能源消费行业导致能源碳排放的大量增加。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对土地利用碳排放总量的增加具有正效应，2001—2014年陕西省人口规模的增加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的累积贡献为2.62%，累计增加94.64万t碳排放，说明人口规模增加也是造成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的因素之一。人口数量的增加带来消费规模的增长，导致基于土地承载的能源消费增长最后使碳排放量增加，带来环境问题的加剧。

为了深入分析各分解因素对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的贡献程度及变化趋势，基于公式(7)得到2001—2014年各效应对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年度贡献率(图4)。

图4 各效应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年度贡献率

根据各效应对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的累积贡献将各因素划分为正效应因素(包括经济规模、能源碳排放强度、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和负效应因素(能源强度)，各效应累积贡献率绝对值由大到小依次是经济规模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能源碳排放强度效应>人口规模效应>土地规模效应。由图4可以看出，作为正效应的首要贡献因素—经济规模效应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的贡献率呈“U”型曲线，即经济规模对碳排放的作用呈强—弱—强的态势，拐点出现在2005年；此外，唯一的负效应因素—能源强度效应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的贡献率呈倒“U”型曲线，即能源强度对抑制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的作用呈由强变弱，再由弱变强的发展阶段；能源碳排放强度、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对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的贡献率则基本稳定在-0.1～0.25。虽然能源强度抑制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的趋势在加强，但仍然无法抵消土地经济产出强劲的促进作用，说明陕西省仅仅依靠能源新技术的开发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碳减排比较困难，因此需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及人口规模控制，多管齐下实现碳排放总量控制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2.3 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效应分析

2001—2014年，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阶段性变化特征(图5)：2001—2003年，土地利用碳排放增速低于地区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2003—2005年，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且差距呈拉大趋势；2005—2014年，土地利用碳排放增长速度放缓，且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为了深入分析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内在作用机理以及影响经济增长和土地利用碳排放脱钩的各因素及其贡献大小。基于公式(8)—(10)和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结果，计算出经济增长与土地利用碳排放脱钩弹性指数及各影响因素对应的分脱钩弹性指数(表5)。

图5 2001-2014年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与GDP增长趋势

由表5可以看出，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除了在2003—2005年、2008—2009年呈现扩张性负脱钩和扩张性连结状态外，其余年份总体处于弱脱钩状态，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在增长呈正相关关系，2001—2014年陕西省GDP平均增长速度为19.21%，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3%，GDP增速明显高于土地利用碳排放增速，从而保证了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弱脱钩状态。对比脱钩弹性指数的变化，陕西省的脱钩状态经历了从弱脱钩—扩张性负脱钩—弱脱钩—扩张性连结—弱脱钩的发展阶段。

表5 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各影响因素脱钩弹性指标

2001—2003年，脱钩弹性指数由0.599 2下降到0.348 7，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现出弱脱钩(弹性指数下降)的状态，GDP和土地利用碳排放逐年增加，GDP的增长速度相对于土地利用碳排放增长速度逐渐增强，出现这种状态的可能原因在于随着宏观环境改善和西部大开放战略的提出，陕西省工业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恢复经济带动了相关工业能源消费与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增加。2003—2005年，脱钩弹性指数为1.449 2～1.492 1，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扩张性负脱钩状态，陕西省工业经济进入了以重工业为主导新的快速发展时期，碳排放的急剧扩张速度远远快于经济增长速度，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行业的高碳发展予以控制。2005—2008年，脱钩弹性指数由0.094 1上升到0.700 9，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弱脱钩(弹性指数上升)状态，该阶段陕西省GDP和土地利用碳排放逐年增加，但土地利用碳排放增长速度相对于GDP的增长速度逐渐增强，因此表现出脱钩弹性指数整体上升。2008—2009年，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扩张性连结状态，经济增长与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的幅度正向且几乎一致。随着经济形势持续好转，政府持续扩大内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大批工业能源消费及其产生的碳排放大幅增长，这是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的较不理想状态。2009—2014年，脱钩弹性指标值呈逐年下降趋势并呈现弱脱钩状态，反映出土地利用碳排放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其增加量相对于GDP的增加日趋减少，因此呈现出弹性指数整体下降的情况。

从各影响因素对应的分脱钩弹性指标(图6)来看，经济规模脱钩弹性和能源强度脱钩弹性值所占比重依次最高，是影响陕西省经济增长与土地利用碳排放脱钩最重要的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经济规模脱钩弹性指标呈现先升后降再升的波动变化趋势，拐点出现在2009年(最低值0.629 3)，但整体呈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0.996 6下降到2014年的0.963 9)，这表明陕西省经济由粗放转为集约节约发展方式对节能减排的作用初见成效。从横向看，经济规模脱钩弹性指标一直为正值且在0.90～1.10之间波动变化，说明经济规模效应是影响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的最重要因素，土地的经济产出效益的持续增长导致了土地承载的能源消费不断加大，从而造成土地利用碳排放不断增加，这是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的不理想状态。

图6 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各影响因素脱钩弹性分解

能源强度脱钩弹性指标呈倒“U”型变化趋势，峰值出现在2004年(0.199 3)。从纵向看，2001—2014年能源强度脱钩弹性从-0.432 3下降到-0.821 9，呈现出稳步下降态势，说明以应对能源约束降低单位能耗对抑制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起到积极作用。从横向看，能源强度脱钩弹性指标年度变化趋势与土地利用碳排放脱钩弹性变化趋势一致，说明能源强度效应对经济增长与土地利用碳排放脱钩状态的改善具有积极作用，陕西省应该进一步发掘依靠提升能源效率节能减排的潜力和空间。

能源碳排放强度脱钩弹性指标的变化趋势与能源强度脱钩弹性类似，都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不过碳排放强度变化幅度较小，脱钩弹性峰值出现在2005年(0.461 (5)，说明能源碳排放强度效应对经济增长与土地利用碳排放脱钩的影响也相对较小，这与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有关。

土地规模的脱钩弹性指标年度变化不是很大，说明土地规模效应对促进经济增长与土地利用碳排放脱钩的影响较小。除2009年(0.343 1)外均为负值，且围绕-0.01上下浮动，表明根据低碳发展的要求优化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合理控制建设用地扩展也是降低土地利用碳排放的有效途径。

人口规模脱钩弹性指标13 a间均为正值，围绕0.01上下浮动很小，表明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与土地利用碳排放脱钩具有微弱的作用，即人口数量的增加带来的土地利用碳排放增量有限，但目前陕西省通过合理规划人口规模实现节能减排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

3 结论及政策启示

3.1 结 论

本文通过测算2001—2014年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对土地利用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其脱钩效应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2001—2014年，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受碳源和碳汇综合影响，但碳排放量增速大于碳吸收量增速，所以土地利用净碳排放量呈逐年递增趋势，从2001年的1 068.96万t增加到2014年的4 676.25万t，13 a间上升163%。

(2) 2001—2014年，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影响因素除能源强度为负效应因素外，经济规模、能源碳排放强度、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为正效应因素，各效应累积贡献率绝对值由大到小依次是经济规模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能源碳排放强度效应>人口规模效应>土地规模效应。能源强度效应是唯一抑制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的因素。经济规模效应作为促进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的首要因素，与陕西省GDP保持10%以上增速不无关系。此外，能源碳排放强度效应、人口规模效应和土地规模效应均以不同程度促进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增加。

(3) 从时间序列纵向来看，2001—2014年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状态经历了弱脱钩—扩张性负脱钩—弱脱钩—扩张性连结—弱脱钩的发展阶段。从各影响因素对应的分脱钩弹性指标横向来看，指标值占比从大到小依次为经济规模脱钩弹性>能源强度脱钩弹性>能源碳排放强度脱钩弹性>人口规模脱钩弹性>土地规模脱钩弹性，说明经济规模效应仍然是促进碳排放增加的最重要因素，能源强度效应则对陕西省经济增长与土地利用碳排放脱钩状态的改善具有积极作用。能源碳排放强度效应、人口规模效应和土地规模效应对经济增长与土地利用碳排放脱钩的影响相对较小。

3.2 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依据陕西省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与资源禀赋条件，提出以下政策启示对于消除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资源瓶颈，实现“稳增长”与“碳减排”双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用地，增加森林覆盖率和生态用地面积，增强土地利用的碳汇能力；合理控制建设用地扩展减少单位土地能源投入，以此减少陕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压力。

(2)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陕西省应紧紧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历史机遇，改变偏“重”的产业结构，加快构建绿色经济体系，加大能源升级改造力度，依靠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大力培育低耗能、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陕西省碳排放与经济脱钩发展措施重点方向在于进一步在能源资源开发利用、交易方式、节约高效使用等方面建立合作共同体，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储备基地；发展节能减排技术、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工业低碳化发展，着力促进陕西省绿色GDP发展。

(3) 强化土地利用规划约束性指标管理，引入低碳化土地利用理念，将单位土地面积的碳排放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从源头上通过严格控制高耗能产业的用地审批，促进土地供应向低碳产业转移，逐步实现土地利用结构与低碳经济结构相协调，形成倒逼机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区域经济发展，实现碳排放总量控制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4) 提高人口素质，降低人口增多导致的农业生产活动(如农业化肥施用和农械使用)和居民消费行为(如垃圾处理、汽车使用等)对碳排放增加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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