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革新与包容

丁学志 吴祖鲲

摘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自我革新的变通性和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是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所在。清代以捍卫传统文化的名义，背离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排斥外来先进文化，导致中国落后于世界。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先行者抛弃守旧的观念，积极学习外来先进文化，寻求富国强兵之路，使“海纳百川”的传统精神得以回归。今天我们要以史为鉴，继续秉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林则徐；革新；包容；先进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文獻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8）02-0010-05

中华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将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相融合，最终形成了包罗万象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强大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号召，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接近于这个目标，传承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也就显得异常重要。早在2013年，习近平同志就明确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仍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2]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发展也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这与习近平同志的复兴传统文化战略是密不可分的。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3]40习近平同志的论述，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

在全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文明是最奇特的一支，当其它曾经闻名于世的古代文明或衰弱、或中断、或消亡时，中华文明却长久不衰，至今仍在世界上保持着旺盛的活力。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做到历久弥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本身具有自我革新的变通性和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中国儒家经典《大学》就记载了商朝开国君主成汤刻在器皿上用来警戒自己的铭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表明了持续不断求新的态度；《尚书·康诰》中强调“作新民”，意指造就一代自新的人；《诗经·大雅·文王》篇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昭示周朝革新的使命；《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倡导自我力求进步、发奋图强、永不停息的精神。传统文化经典在倡导自我革新的同时，也在强调包容的精神，《周易》中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为君子应该像大地那样宽厚和顺而包容万物。南宋大儒朱熹诗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些无不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多元、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自我革新、多元包容的精神，如同一套由内而外的自我调节机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了优秀的传统却又不囿于既有的传统，秉承了既有的思想，却又勇于吸纳新鲜的养分，如同一泓流动的池水，在兼收并蓄、吐故纳新中保持着镜鉴般的清澈，散发着盎然生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也一再证明，任何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皆离不开自我革新的勇气和多元包容的胸怀。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吸收外来思想和文化，不仅不会冲击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反而会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以佛教为例，两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到唐代达到兴盛。期间，佛教也曾因其外来文化的身份而一度受到一些保守者的非议，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却最终让佛教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道教相融合，使得“儒释道”融会贯通、迸发出新的活力，在中华大地发展兴盛。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各方面大繁荣、大发展的开放时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及海外的交流空前频繁，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以开放的胸襟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涌入，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和国家的强盛。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必须保持传统文化自我革新的变通性和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二、以守之名的精神背离

明朝末期，宋明理学陷入“清谈”“务虚”的学风，对积弊丛生的明朝社会毫无解决之道，于是一种批判现实、倡导变革的“经世致用”之学开始风靡，以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思想家反对空虚之学，倡导针砭时弊、关注社会现实的“经世致用”思想，这如同一股清流，让传统的儒家思想焕发出新的生机。但是随着清朝的建立，清政府在思想文化上实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厉行文化专制政策，致使刚刚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陷入沉寂，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不敢再致力于批判现实、倡导改革的“经世致用”之学，而是专注于与现实关系不大的考据、训诂等书房学问，中华传统文化自我革新的内在动力受到压制，传统文化的发展停滞不前。

清政府在对内实行文化专制的同时，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虚骄自大地持有“天朝上国”的心态，错误地理解和秉承“华夷之辨”的观念，将英、法、美等西方国家视为“蛮夷”而严加防范。“华夷之辨”的观念源自于先秦时期，这一传统观念在中原农耕文明发达的时代曾起过积极作用，有利于防范周边蛮族的入侵，有利于保持先进文化的传承、保护先进的生产力不被破坏，这在中华传统文化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时代是正确的。“华夷之辨”实际上是以文明的先进与落后来衡量的，而并非以特定的族群来划分，明代就有学者强调了这一点。朱宗元在《答客问》中说：“其贵重之者，以孝悌忠信、仁义礼让也，不以地之迩也；其贱弃之者，以贪淫残暴、强悍鄙野也，不以地之遐也。”瞿式谷认为：“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元元本本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4]明代学者对“华夷之辨”的解读可以说是极其理性的，他们已经认识到，先进的文明不独中国所有。

鸦片战争爆发前后的19世纪中期，世界局势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方国家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建立了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经济上相继开展了工业革命，进入了机器大生产的年代，文化、科技蓬勃发展，现代的自然科学体系开始建立，学校教育也迅猛发展，人类开始跨入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然而，闭目塞听的清朝统治者却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将英、美等西方国家视为野蛮民族，在往来文书中蔑称之为“夷”。在中西交往中，以“夷夏之防”的观念严加防范。

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设立了四个海关，作为中外贸易的港口。乾隆年间，一些欧美商人不满广东海关官员的各种勒索，多次前往浙江宁波进行贸易，这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怕危及到自身的统治，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此后关闭江苏、浙江、福建三地的海关，只允许欧美商人在广州进行贸易，史称“一口通商”。

为了坚守“夷夏之防”的观念，防止“以夷变夏”，清政府对来华商人进行了各种限制，可谓是严防死守。例如，外商必须住在广州城外的商馆内，不能住在广州城内，不得在广州过冬；外商在广州不能坐轿，不得雇佣中国女佣，不准购买中国书籍，不许学中国话，如果有人胆敢教外国人“中华上国”语言，将被当作卖国贼论处。外国妇女只能在澳门安置，不得进入广州，理由是外国妇女的服饰和举止有伤风化[5]。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二月，清政府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又称《防夷五事》。主要内容为：（一）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二）外国商人到广州，应令寓居洋行，由行商负责稽查管束；（三）禁止中国人借外商资本及受雇于外商；（四）割除外商雇人传递信息之弊；（五）外国商船进泊黄埔，酌拨营员弹压稽查。这是清政府第一个全面管制外商的正式章程。清政府错误地理解并秉持“夷夏之防”的观念不放，却抛弃了传统文化中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精神，导致中华文化丧失了内外交流的发展机制，断绝了外来输入的新鲜养分，成为一潭因循守旧的死水，最终致使清朝的各方面发展远远地落后于世界而茫然不自知。清朝虽然曾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清朝上下出现了难得的长时间和平发展时期，然而，与同时期西方的蓬勃发展相比，清朝的“康乾盛世”显得暮气沉沉、毫无生机。

1793年，位于地球另一端的英国派出使节访华，希望扩大同清朝帝国的商贸往来，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访华使团带来了丰厚的“国礼”，其中大部分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工业、军事、科技产品。然而，闭目塞听的清朝政府却将英国视为前来朝贡的“蛮夷”。英国使者想演示一下英国的新式大炮，这本是一个见识、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好机会，但是清朝统治者却将西方的先进科技视为“奇技淫巧”，当时的“肱股大臣”福康安态度冷淡地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6]113马戛尔尼亲眼目睹了清軍装备的落后，因此有意展示一下连西方都很少见的新式装备，没想到福康安却不屑一顾。马戛尔尼对福康安的冷淡态度难以理解，他内心思忖：“余于福大人虽不能断定其曾否一睹火器之式样，而中国目下之军队则可决言其必无火器。既无火器，而犹固步自封，以没有什么稀罕一言了之，吾诚不解其用意所在矣。”[6]113清朝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将来会为此时的傲慢自大付出沉重代价。

三、“海纳百川”精神的回归

固步自封的大清王朝此时急需有识之士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重新唤醒传统文化的进取精神，突破封闭的藩篱，吸取世界文明的养分，让国家焕发出新的生机，融入社会转型的大时代，这具有跨时代性的历史重任首先落在了林则徐的肩上。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又字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等，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福州），嘉庆十六年中进士，是清代“经世致用”派的代表人物，被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7]。道光年间，鸦片泛滥成灾、屡禁不止，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禁烟态度坚决，在湖广地区禁烟成效显著，由此得到道光帝的赏识。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道光帝在八天中连续召见林则徐八次，商议禁烟大计，并“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8]。十一月二十三日，林则徐启用钦差关防，辞别故人，踏上了南下禁烟的行程。当时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南下禁烟，看似荣光，实际是个危机四伏的差事。道光年间的鸦片泛滥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厉行多年的禁烟政策成效甚微，中英之间在广州的贸易矛盾一直处于不断升级的状态，且时有冲突发生，如若禁烟问题处理不慎，极易使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因此，当时的朝中大员对禁烟钦差的重任唯恐避之不及，林则徐并非不知道广东禁烟的利害关系，他明白此行“乃蹈汤火”“身蹈危机”，但为了完成禁烟使命，他已“寘祸福荣辱于度外”[9]。

林则徐属于当时少有的开明派、实干派官员，秉承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他曾写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对联以自勉，表明其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和海纳百川的开明胸怀，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的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他所面临的对手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当时的英国已经对清朝的疆域、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了如指掌。而清朝上下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对这个千年不遇的对手茫然无知，也不屑于去了解。林则徐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一改之前的官场风气，开始探访国外的情况以知其虚实。林则徐得知居住在澳门的西方人会出版报纸报道中国的情况，于是便派人购买过来，同时招募了一批曾在海外生活过、熟知外语的中国人进行翻译。当时翻译的报纸主要有《广州周报》（Canton Press）、《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s）、《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等。他还组织译员将英国人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写的《中国人》摘译成《华事夷言录要》，还以英国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为基础，翻译成《四洲志》，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本较全面地介绍西方国家的著作。林则徐率先走出封闭，开始开眼看世界。

1839年7月，英国水手打死一名中国村民，林则徐在与英方交涉的过程中意识到要运用西方的法律来反驳对方，由此便让人将瑞士法学家滑达尔（Emerich de Vattel）的著作《适用于各国和主权者的行为和事务的自然法则》翻译成《滑达尔各国律例》。林则徐阅读国外的法律后，便继续以法律为依据与英方交涉。林则徐学习外国法律、运用外国法律的行为开创了近代中国的先例。当时《澳门月报》对林则徐翻译外国书报的行为做出了高度评价：“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中国人果要求切实见闻亦甚易，凡老洋商之历练者及通事、引水人，皆可探问。无如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究。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亦有他国夷人，甘心讨好，将英吉利书籍卖与中国。林系聪明好人，不辞辛苦，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王第二封信，即其学识长进之效验。”[10]1959

除了翻译外国书籍了解国外情况，林则徐对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也很重视，一般的官员将此视为“奇技淫巧”，林则徐则以开放务实的态度，开启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先河。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就筹划学习西方先进的船炮技术，并且大量购买西洋炮，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仆任两粤时，曾筹计船炮水军事宜，恐造船不及，则先雇船，恐铸炮不及且不如法，则先购买夷炮。”并且提出：“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画，以为海疆久远之谋。”[11]此论可谓远见卓识。同时，林则徐还仿造了两只西洋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12]。又把美国旗昌洋行的武装商船购买过来，命名为“甘米力治”号，将之改造成清军水师的训练舰，让清军水师演练如何进攻英军船只。住在澳门的西方人得知此事评价道：“此事不久，可见一番新世界。”[10]1958西方人的预见是对的，此后中国将兴起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林则徐还派人搜集铸炮的文献资料，并将其赠予炮局，还在浙江帮助嘉兴县丞龚振麟仿制西方大炮和战船。这在当时朝野上下将西方科技视为“奇技淫巧”的氛围下是难能可贵的。林则徐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的开创之举都是在践行他“海纳百川”的思想。

作为时代先行者的林则徐，还不忘带动同样具有远见卓识的后起之秀继续走“海纳百川”之路。1841年8月，被贬职后的林则徐把他过去在广州、浙江等地收集到的有关各国的情况，包括已经译成和尚待翻译的外国资料，交托给魏源去整理出版。1842年，50卷本的《海国图志》正式出版。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阐明了出书的目的：“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由此可见，近代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正是源于林则徐。

在林则徐的带动下，一批开明人士开始开眼看世界，并相继著书立说，如1841年汪文泰的《红毛番英吉利考略》、1842年萧令裕的《英吉利记》、1846年梁廷枏的《海国四说》、1848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等。封闭的世界一旦打开，中华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革新精神便被再次激发出来，积极吸收外来的文化养分，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先行者开始以全新的眼光探寻世界并审视自身。

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家冯桂芬1832年在正谊书院读书时，就深受时任江苏巡抚林则徐的赏识，其学问也受林则徐影响最深。他继承并发展了林则徐“海纳百川”的维新思想，面对西方的先进文明，他提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13]随着近代启蒙思潮的兴起，清代对“夷夏之辨”的错误理解开始受到抨击，近代维新思想家王韬指出：“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薄人哉？”[14]其观点跟明末“经世致用”思潮中朱宗元、瞿式谷等人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毫无疑问，这是传统优秀文化精神的重新觉醒和回归。

林则徐“海纳百川”的精神，在整个近代中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清的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沈葆桢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林则徐的影响，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兴办洋务，以图自强。晚清思想家郭嵩焘更是在这条道路上走在了时代的最前面，1876年他成为清朝政府首位驻英国公使，他的广博学识与他的出使西方的亲身经历相结合，使他的思想水平远超于同时代其他的洋务派代表。他认为，中国仅仅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不能实现自强的，正确的自强道路是“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15]郭嵩焘指出了富国强兵的根本，即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上寻求革新自强。其见识之高远自不必置评，究其思想萌发的原因，显然与清代闭关锁国的打破、中西文化的融会有关，其思想精神正是秉承了传统文化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革新精神和“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然而，郭嵩焘的远见卓识却受到了守旧派的围攻，他们以传统文化的捍卫者自居，大骂郭嵩焘“不容于尧舜之世”“有二心于英国”。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出版后，遭到守旧派官僚的群起弹劾，直至朝廷下令毁版才罢休。由此可见，尽管自林则徐起，“海纳百川”的文化精神开始回归，但晚清守旧派的思想依然頑固，他们以捍卫传统文化之名，食古不化地坚守着文化的躯壳，却抛弃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行阻滞传统文化发展之实。

结语

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其最大的障碍不是外来文化的冲击，而是来自内部的顽固守旧。清朝闭关锁国的历史证明：以自大、排外的心胸对外来文化严防，以僵化、封闭的思维对传统文化死守，其结果必然是将自身的传统文化“守死”。

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传统文化所秉承的精神也从来不是封闭自守的，积极进取、开放包容才是传统优秀文化所具有的特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是固定的躯壳，而是灵动的精神。将传统文化加以固化进行传承，看似忠实地继承传统文化，实则违背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文化进取精神；以保护传统文化之名，排斥外来优秀文化的做法，也是严重违背了传统文化中“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在深层次上暴露的是对自身传统文化的不自信，这与习近平同志倡导的“坚持文化自信”的精神是相违背的。

当代中国，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与当代思想相结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注入活力和思想。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3]23这一方略，彰显了我们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为我们树立文化自信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1-29（1）.

[2]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为实现中国梦凝聚有力道德支撑[N].人民日报，2013-09-27（1）.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谢方.职方外纪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6：9.

[5]萧致治.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210.

[6]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7]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21.

[8]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林则徐全集（第九册）[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364.

[9]杨国桢.林则徐大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38.

[10]魏源.海国图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8.

[11]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林则徐全集（第七册）[M].长沙：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288.

[12]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林则徐全集（第三册）[M].长沙：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443.

[13]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50.

[14]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245.

[15]郭嵩焘.使西纪程[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4.

收稿日期：2018-02-02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十九大专项课题）《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轉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2017ZX5）、中共吉林省委党校2017年十九大专项课题《新思想新理论引领文化产业实现路径研究》（xsjd2017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丁学志，男，鸦片战争博物馆文史研究员，陈列部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中国禁毒史、明清海防研究；吴祖鲲，男，中共吉林省委党校二级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审专家，国家级智库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化史、文化学理论和社会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