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李达在武汉的革命活动

陈汝财

摘 要：李达1927年在武汉的革命活动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来到武昌，宣传党的理论学说，支持毛泽东搞农民运动调查。二是应毛泽东之邀，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社会科学概论》。三是受党组织委派，去做唐生智的统战工作。四是从武汉返回长沙，后再次潜返武汉，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直至潜往上海。李达在武汉的革命活动，特别是与毛泽东在武汉的交往，是中共中央在武汉以及大革命重心转移到武汉的有力佐证。

关键词：李达；武汉；毛泽东；1927年；革命活动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2 — 0005 — 03

李达同志是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与毛泽东同志在上海中共一大上结识，此后，曾共同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7年在武汉又应毛泽东之邀去农讲所讲授马列主义。由此考察李达1927年在武汉的其他革命活动，都是中共中央在武汉以及大革命重心从广州转移到武汉的有力佐证。以下从四个方面分述李达1927年前后在武汉的革命活动：

一、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来到武昌，宣传党的理论学说，支持毛泽东搞农民运动调查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邀请，李达由长沙来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招生工作，并代替恽代英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到校后，李达专任政治教官，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及武汉图书馆馆长。12月9日，邓演达在武汉行营主持召开政治科会议，确定学习科目和编写讲义人员，李达负责讲授和编写《社会科学概论》。①13日，李达召集政治科学生教课事宜会议，就学生分班、讲授科目、讲演形式、科任教官等项再次进行讨论并做了相应的决定。12月中旬的一天，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通知李达到政治部开会，主要是研究农民问题。李达到会后，与老友毛泽东坐在了一起。会议由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左派人物邓演达主持。邓的开场白一讲完，一个刚从湖南农村逃到汉口的大地主就站起来污蔑、诽谤农民运动太糟了，把乡下搞得一塌糊涂。他说：“我儿子是北伐军的一个团长，他们还不认我这个北伐军的家属，把我家的财产全部分给了那些泥腿子们。你们说，我送儿子参加国民革命，难道是革自己的命吗？”毛泽东说：“你们说得不对！据我们农民运动委员会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农民在农村造反，主要是针对土豪劣绅的，而且就是没收了土地财产，但还留足了你们自己吃穿用的，怎么说是农民乱搞呢？你们过去横行乡里，欺压百姓难道是对的吗？”他还说：“据我们掌握，农民运动好得很，不仅大力支持了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而且横扫了封建势力。你们说不好，主要是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才反对农民运动。下个月，我要回湖南农村做一个调查。到时，我一定拿出一份有理有据的调查报告来，用事实来驳斥那些对农民运动的污蔑。”毛泽东的话音一落，李达说：“好！说得好，润之，我赞成你去作一次调查，不能老是让人说农民运动搞糟了。”邓演达也同意毛泽东的意见。12月底，毛泽东应邀参加了湖南第一次全省工农大会。会后，他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1927年初，总政治部部务会议决定成立农民运动讨论委员会，作为开展农民运动的参谋机关，李达被聘为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多次参加关于农民问题的讨论。2月中旬，毛泽东回到武汉，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事实反驳了地主劣绅对农民运动的刁难和污蔑。陈独秀不允许该文在党的机关报《向导》周刊上连载。后来，瞿秋白排除一切干扰，最终出版了单行本。①

二、应毛泽东之邀请，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社会科学概论》，主张党坚持对大革命的领导权

1927年3月7日，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授课，李达应聘给农讲所学员讲授“社会科学概论”。李达的讲课结合了他对日本杉山荣著《社会科学概论》的理解和解读，阐述了新的社会科学的立场和它的用处即“拿科学的社会思想家的社会观，在科学上整理排列出来”。②1929年3月，李达和钱铁如合译的《社会科学概论》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至1935年11月共印行8版。其初稿就是在武汉时开始撰写的。全书分六章：社会科学是什么；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社会构成之分析（其一）；社会构成之分析（其二）；社会发达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李达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的内容都是宣传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试图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党的干部，使他们认清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坚定跟共产党走的决心。李达历来主张坚持党对大革命的领导权。1927年3月后革命形势越来越对共产党人不利。3月底，李达找到毛泽东，与他探讨党的政策问题，分析当时的形势。李达说：“润之，你的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已经拜读，我认为写得很好。陈独秀反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对国民党右派太迁就了。我同意你的看法，现在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一支自己能掌握的武装力量。倒是给国民党培养出一支像摸像样的军队来。”“仲甫他呀，现在是一切惟共产国际的命是从了。我看，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受国民党的牵制，在国际受共产国际的牵制，几乎没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了。”毛泽东赞成李达的观点。的确如此，国民党右派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步步紧逼：1925年8月，刺杀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11月，西山会议派提出反共议案；1926年3月，又制造“中山舰事件”；5月，蒋介石明确提出反共的“整理党务案”。面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以宋庆龄、何香凝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召开了会议，通过了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决议，撤销蒋的职务，而我党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领导人，却认为蒋的措施是可以避免共产党“包办”国民党的嫌疑，有利于两党团结。就这样，使我们党一步步放弃了对国共合作的领导权。毛泽东说：“想不到国共联合北伐，到现在，我们真正能掌握的只有叶挺独立团，这样下去，我们党不知什么时候要被蒋介石全部吃掉！看来，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武装，才能应付突发事件！”李达赞同，但又提醒毛泽东：“可党内的老头子仲甫不会这么想啊！”李达早在1923年秋，就在国共合作的政策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激烈争执，陈独秀主張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党以集体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李达主张共产党只能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当时，毛泽东是赞成李达主张的，因此，在李达离开以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机构后，他仍然留李达在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培养党的干部。湖南的党组织对李达仍然作党内的同志看待。

三、受党组织委派，去做唐生智的统战工作

也是在1927年3月底，毛泽东在武汉与李达对党所面临的形势忧心忡忡。他代表党组织，找到李达，请他无论如何要做一做唐生智的工作，请他跟共产党走；另外他还建议李达回湖南以唐生智的名义筹办国民党湖南省委党校，实际上为共产党培养干部。毛泽东本来与唐生智是认识的，当唐生智被吴佩孚围困时，毛泽东还带领湖南的农军为唐解过围。但他考虑到自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亲自出面，怕唐误会，说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于是，毛泽东叫李达先以湖南老乡的名义找唐生智谈谈，万一国共分裂后，愿不愿意继续同我们干革命。李达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润之要我转告你，希望你能同我们一起干国民革命。他要我来问问你的意见。”唐听后，先是一惊，后又像是有所不解的说：“我们现在不就是在干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国民革命吗？润之兄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唐生智明知故问。李达说：“孟潇兄，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那位草头蒋总司令，总是在找共产党的麻烦，现在把中共排挤得差不多了，他要反共只是时间问题。难道你现在还没有闻到一点气味吗？”唐生智说：“干，当然要干嘛！不过，我考虑我是一名国民党员，公开做违反孙总理遗嘱的事，好象有点不妥，因为蒋介石现在仍然是代表国民党的。倘若他日老蒋真正违背孙先生的主张，我一定起来反对他。总之，请转告润之，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干有损于民族和祖国利益的事情！”李达知道唐还有顾虑，多说无益。于是，李达又说：“另外，有一件事要同你商量。”唐说：“你这个鹤鸣兄，有什么话就一次说完嘛！为什么这么吞吞吐吐、婆婆妈妈呢？”“是这样的。我这次回长沙，想筹办国民党湖南省委党校，主要是为湖南培养一些有用之才，但如果以我的名義，省里的一些人肯定会刁难的，所以，我想以你的名义办。你当校长，我来当教育长，具体经办有关事宜。不知意下如何？”唐生智爽快的答应了。他要秘书拿来笔墨，写了一封信交给李达带回湖南。第二天，李达向毛泽东谈起了昨天见唐生智的情况。毛泽东说：“人各有志，这是不能勉强的。再说一个人的转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当然也有一个过程，我们不必强求他。但是，我们和他说了，也就尽了一个朋友的责任了。”当得知唐同意尽快把湖南省党校办起来还同意挂校长时，毛泽东说：“看来他的思想也是矛盾的。在这个重要的转折关头，每个人都面临着重大的选择。”李达准备第二天就离开武汉，去长沙。临别，他问毛泽东的打算。毛泽东说：“现在，我还是办我的农讲所，过不久，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那时对工作应该有新的安排。我是想去拉一支队伍，建立真正属于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毛泽东诵起一首《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李达拍手叫好：“好！好！真不愧词坛高手。的确道出了我们目前的心境啊！”①此后，唐生智曾两次反蒋，在1939年南京保卫战中主动请缨任卫戍司令，兵败后，他到家乡湖南东安县办学，1948-1949年，在李达策动下唐生智支持湖南的和平解放，解放后担任了新中国的湖南省副省长等职务。他一生没有与共产党打过仗，这不能不说在1927年的武汉就埋下了伏笔。

四、 从武汉返回长沙，后再次潜返武汉，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直至潜往上海

李达与毛泽东黄鹤楼一别22年，直到1949年李达受毛泽东邀请重新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1927年李达离武汉到长沙，按照党组织的指令，与谢觉哉、夏曦、郭亮等共产党人办起了国民党湖南省党校。5月21日长沙马日事变，李达被通缉，他只得连夜避往老家湖南零陵。他还在零陵与唐克等人发动暴动，捣毁了零陵河西团防分局，夺取了16支步枪。因惊动敌人，县政府清乡队到李达家乡清乡。李达只得再次离开老家，经过长沙，得到李汉俊密信——“鹤兄宜速离乡，免遭意外”，“可先来武昌中山大学任教”②坐船再次于9月下旬到达武汉。10月初，李达受聘于武昌中山大学（今武汉大学），他的妻子王会悟也从长沙辗转到武汉。一天，王会悟翻阅报纸时，发现一则所谓的《李达启事》。李达回家后，王会悟把那张报纸递给李达：“鹤鸣，你看这张汉口《民国日报》是不是在胡言乱语，你9月3日还在从零陵到武汉的水路上，这里却登出了你的一则启事。”李达见报上赫然登着：“《湖南李达号鹤鸣启事》：鄙人脱离共产党已有四年。特此登报声明，以免误会。”③王会悟继续说：“我们是不是也登一则启事，说明我们对这事一无所知。”李达说：“敌人正愁找不到我们呢？随他去吧。”他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自我保护。12月，桂系李宗仁攻入武汉，胡宗铎、陶钧疯狂镇压革命，残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12月16日，他们出动2个营的兵力，包围武昌中山大学，逮捕和屠杀进步师生。17日下午，李汉俊、詹大悲被逮捕，当晚在汉口惨遭杀害。16日那天，李达得免于难。军警查问职工校役，搜查李达的住处。工役回答，他早已离开武昌。李达从费氏夫妇处得知这一情况，立即过江到汉口避难，并要人通知王会悟到友人许德珩家来躲一躲再说。许德珩用20块大洋购得几张日商江轮的官舱票，要李达夫妇连夜到上海租界去躲一躲。经4天颠簸，李达20日晚到达上海。经朋友安排，他住在法租界一个偏僻的弄堂里，以躲避敌人追捕。国民党湖南省反动当局曾向全国发出通缉令：“著名共首李达，曾充任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一书，宣传赤化甚力。”

1927年，武汉留下了一代伟人毛泽东与李达的革命友谊，也留下了李达在大革命的转折时期坚持自己的信仰，矢志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著述和研究、宣传的见证。李达在武汉的革命活动，是我党在武汉革命斗争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