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度

于谨凯 张同亮

摘 要：首先从经济和生态两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了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对我国11个沿海省份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表明：①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的有山东和江苏；②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处于低水平的有辽宁、河北、天津、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③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处于高水平的有0个。然后，借助L-V模型对我国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进行测算，并对我国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类型进行划分。结果表明：①天津、上海、广东的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分别为-0.279 2、-0.233 4、-0.001 5，属于向相互抑制关系转化的偏利共生关系；②河北、辽宁、海南的协调度分别为0.985 7、0.797 8、0.861 1，属于向相互促进关系转化的偏利共生关系；③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西的协调度分别为1.410 4、1.108 6、1.398 1、1.397 0、1.414 2，属于相互促进关系。最后，构建我国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影响因素模型，并对选取的影响因子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①经济发展变量与我国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成负相关关系；②科技投入变量、产业结构变量、工业废弃物处理变量、生态建设变量与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成正相关关系。据此本文提出加大海洋渔业科技资金投入、优化海洋渔业产业结构、创新生态管理体制等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优化对策。

关键词：L-V模型；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1 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研究综述

1.1 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对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系統内涵、协调发展模式、发展水平评价、优化机制四个方面。在系统内涵研究方面，高乐华等[1]以生态经济为基点，重新界定了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内涵，认为海洋生态经济系统是包含生态、经济、社会三个子系统的复合系统。在内涵界定基础上，高乐华等[2]研究了海洋生态经济系统非协调发展的原因，构建了生态主导型、经济主导型和社会节约型三种协调发展模式。在协调发展模式方面，黎树式等[3]以钦州湾为例，研究了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特性，并从社会、法制的角度上探讨了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模式。韩增林等[4]运用能值分析对中国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实证测度，研究显示中国海洋生态经济系统整体可持续性较好，局部存在环境负载率过大和生态承载力偏低等问题。秦宏等[5]通过构建海水养殖生态经济系统状态评价指标体系， 对山东省海水养殖生态经济系统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山东海水养殖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较低，可持续发展度有较大提升空间。伏捷等[6]借助模糊综合评判法、3E协调度函数、BP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等工具，构建海洋生态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并对环渤海地区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性和脆弱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2年环渤海地区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性变化较小，海洋生态经济系统脆弱性微降。张坤[7]研究了广东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中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子系统的协调度水平，认为广东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三大子系统均表现一般，甚至出现恶化趋势。在优化机制方面，陈婉婷[8]研究了福建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认为加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提高海洋科研能力是促进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刘旭等[9]在梳理了国内外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展和现状基础上，提出今后应该加强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标准化评估、开发海洋生态系统服务模型和海洋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等三个方面的措施。

综上所述，国内对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比较全面、系统，但对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多为沿海或某地域所属海域，鲜有对海洋某一特定产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未来需要从更加微观的角度进行研究。

1.2 系统协调度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对系统协调度研究主要借助静态协调度模型，其中以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为主。协调度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分异和影响因素两方面。关于协调度区域分异的研究多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徐玉莲等[10]研究了区域科技创新和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区域分异，得出我国省市科技创新与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偏低，科技金融整体上滞后于科技创新发展的结论。李雪玲[11]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8-2015年广西森林与林业产业生态系统协同发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显示2008-2015年广西森林与林业产业生态系统的总体协调度较低，但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余洁等[12]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省17地市旅游产业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区域分异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青岛为旅游产业与经济发展优质协调城市，济南等13个城市旅游产业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相对滞后。对于系统协调度影响因素的研究，盛彦文等[13]借助灰色关联分析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31个省份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创新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产学研联系强度、政府扶持程度、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等均对区域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影响。田鸣等[14]通过构建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4年我国创新与创业系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创新创业复合系统协同程度整体水平较低，但呈现不断提高的发展趋势，并提出加大创业系统建设力度等政策建议。钱丽等[15]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我国省际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度时空变化差异，得出省域“三化”协调度东中西依次递减。李智等[16]构建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 研究了江苏省县域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江苏县域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高值区主要位于东部沿海、苏北北部和苏南山丘等地， 低值区集聚分布在沿江地带和环太湖地区。

综上所述，国外对协调度的研究较少，难以找到相关文献；国内对协调度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多数学者集中于协调度水平的测度和影响因素的分析，对于陆域产业的研究全面深入，系统性较高。但对协调度类型、运行机理研究涉及较少，因此对海洋产业协调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展。

2 我国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模型构建

2.1 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指标体系

为了全面合理的评估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笔者从产业经济发展和产业生态化两个维度对其发展发展水平进行进行测度。海洋渔业产业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经济质量、产业结构三个方面，经济发展质量主要用从事海洋渔业的科技人员来衡量。海洋渔业产业生态化水平主要由污染物排放导致的环境压力、工业生态化水平（污染的治理投入）和产业环境政策三个方面构建。具体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2 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指标权重

本文采用熵权法进行海洋渔业经济水平指数和生态化水平指数的指标权重的计算。熵权法常用来计算考虑各因素所提供的信息量的综合指标体系，这种数学方法主要是根据各指标传递给最终决策者的信息量的大小来确定其权数，其结果可以从客观上反应评价对象在发展水平和速度上说的状态。运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的步骤[17]如下：

2.3 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模型

20世纪20年代，美国生态学者A.Lotka和意大利数学学者V.Volterra构建了两种种群间的共生协调关系的微分方程动态系统模型（称为Lotka-Volterra模型，本文简称L-V模型）。L-V模型常用来表征种群之间的竞争关系，广泛地应用于两种群间的协调共生关系研究，例如产业间的耦合共生关系、期货指数研究、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股东种群中大小股东间博弈关系的研究[18]。

本文将种群边界进行拓展，将生态经济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定义为两个相互作用的种群，并将产业经济和生态化相互作用关系转变为共生关系的研究。构建产业经济发展和产业生态化之间的L-V模型为：

3 我国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的实证研究

3.1 数据来源

沿海11省份渔民人均纯收入、科技人员从业量、第三产业占海洋渔业产值比重、科技资金投入额的数据源于《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10-2014》；全国渔业产值和就业人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4》；沿海省市沿海城市工业废水排放、沿海省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倾倒丢弃量、沿海城市工业废水处理量、沿海省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沿海省份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面积数据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0-2014》。

3.2 我国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测算

3.2.1 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指标权重测算 根据前文构建的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模型，运用熵权法进行海洋渔业经济水平指数和生态化水平指数的指标权重的计算，得出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基本指数的指标权重，见表2。

3.2.2 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划分 根据前人经验及现实需要，可以将我国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划分为3个不同的等级。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的有山东和江苏两个省份，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处于低水平的有辽宁、河北、天津、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9个省份，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处于高水平的有0个。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具体划分标准见表3。

3.3 我国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实证测算

3.3.1 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测算 根据前文构建的L-V模型对海洋渔业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化水平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关系进行研究。并借助灰色理论对模型数据进行离散化处理，并将处理后数据带入模型，得到我国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测算结果，如表4所示。

3.3.2 我国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类型划分 根据2.3中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类型划分标准，可将我国沿海11个省（市）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类型为4种类型，分别为相互抑制关系、偏利共生关系—向相互抑制关系转化、偏利共生关系—向相互促進关系转化、相互促进关系。其中，天津、上海、广东的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类型属于向相互抑制关系转化的偏利共生关系，河北、辽宁、海南的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类型属于向相互促进关系转化的偏利共生关系，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西的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类型属于相互促进关系，我国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不存在相关抑制关系的协调度类型。具体划分标准见表5。具体来看：3.3.2.1 向相互抑制关系转化的偏利共生关系 天津、上海、广东的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分别为-0.279 2、-0.233 4、-0.001 5，属于向相互抑制关系转化的偏利共生关系。海洋渔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加大海洋渔业生态化压力，未来将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海洋渔业经济发展得益于海水养殖面积扩大、远洋捕捞比重上升、海洋渔业从业人口增加等优化因素，但是海洋渔业传统作业方式仍然盛行，有害渔具、粗放式捕捞方式和海水养殖药物投放等加剧了生态化压力，海洋渔业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

3.3.2.2 向相互促进关系转化的偏利共生关系 河北、辽宁、海南的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分别为0.985 7、0.797 8、0.861 1，属于向相互促进关系转化的偏利共生关系。海洋渔业产业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有一定互补关系，长期来看，河北、辽宁、海南三个省份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关系会向相互促进关系转化。海洋渔业生态化水平的提高使得海洋渔业生态化标准提高，限制了部分海洋渔业经济活动。但同时又对海洋渔业经济系统形成倒逼机制，促使产业结构改善、科研水平提高、现代海洋渔业技术应用，长期将向相互促进关系转化。

3.3.2.3 相互促进关系 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西的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分别为1.410 4、1.108 6、1.398 1、1.397 0、1.414 2，属于相互促进关系。海洋渔业经济发展使得科技从业人员增加，海洋休闲渔业占比提高，新型渔业养殖技术推广，促进了生态化水平和海域承载力的提高。海域承载力的提高又促进海洋渔业捕捞量和养殖量提高，进而促进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呈现良性互动。

4 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4.1 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影响因子选取

为研究中国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影响因素，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检验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的影响因素。选取指标体系中影响因子进行计量检验：①经济发展，以海洋渔业产值、人均海洋渔业产值来表示；②科技资金、人员投入，以科技人员从业量、科技资金投入额为代表；③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占海洋渔业产值比重表示；④工业废弃物处理量，以城市工业废水处理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表示；⑤生态建设，以沿海省份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面积表示。

4.2 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实证检验

根据4.1中在构建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时选取的影响因子，利用2009～2013年数据进行面板回归模型分析，借助stata11.2回归计算，回归结果见表6。

4.3 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表6研究结果，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的影响因素中，科技资金、人员投入、产业结构、工业废弃物处理量、生态建设均对协调度具有正相关关系。科技资金、人员投入和产业结构对协调度影响明显，工业废弃物处理量对协调度影响最小。经济发展对协调度具有负相关关系，表现为微弱的抑制关系。

4.3.1 经济发展因子分析经济发展作为影响因素在10%水平下显著，且与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成负相关关系。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海洋渔业活动频繁，沿海污染物排放增加，加大生态环境压力，抑制了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提高。

4.3.2 科技投入因子分析 科技投入作为影响因素在1%水平下显著，与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成正相关关系。主要原因是：科技投入促进海洋渔业科技项目推广、绿色作业方式应用，这些项目推广对生态改善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科技投入使得深海网箱养殖、渔场探索、人工育苗等先进技术大范围应用，有利于促进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

4.3.3 产业结构因子分析 产业结构作为影响因素在1%水平下显著，与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成正相关关系。原因是：一方面，海洋休闲渔业有利于资源利用率提高，发挥自然资源优势，降低海洋捕捞强度，增加就地转产岗位，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降低第一二产业比重，增加休闲渔业比重，降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促进生态环境改善。

4.3.4 工业废弃物处理量因子分析 工业废弃物处理量作为影响因素在10%水平下显著，与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成正相关关系。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对海洋渔业生态系统改善效果较差。因此应该重视和加强污染防治，加大对污染源头和污染过程的治理。

4.3.5 生态建设因子分析 生态建设作为影响因素在5%水平下显著，与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成正相关关系。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对于促进海洋生态环境改善，抑制海洋生态人为破坏起到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自然保护区为旅游观光、生态休闲及其他相关海洋产业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5 结论及对策建议

5.1 结论

首先从经济和生态两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了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对我国11个沿海省份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和划分。然后，借助L-V模型对我国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进行测算，并对我国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类型进行划分；最后，构建我国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影响因素模型，并对选取的影响因子进行计量检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5.1.1 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划分 ①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的有山东和江苏；②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处于低水平的有辽宁、河北、天津、浙江、上海、福建、廣东、广西、海南；③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处于高水平的有0个。

5.1.2 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协调度类型 ①偏利共生关系—向相互抑制关系转化的有天津、上海、广东；②偏利共生关系—向相互促进关系转化的有河北、辽宁、海南；③相互促进关系的有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西。

5.1.3 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协调度影响因素 ①科技资金、人员投入、产业结构、工业废弃物处理量、生态建设均对协调度具有正相关关系，其中科技资金、科技人员投入和产业结构对协调度影响明显，工业废弃物处理量对协调度影响最小；②经济发展对协调度具有负相关关系，表现为微弱的抑制关系。

5.2 对策和建议

根据本文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的研究结果，对促进我国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提出建议：

第一，加大海洋渔业科技资金投入。根据影响因素计量检验结果，科技资金投入会显著促进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改善。主要措施有：①加快渔业科技攻关和科技资源整合，创新科技推广模式；②优化海洋渔业资金配置，提高海洋渔业资金管理和使用效率[19]。

第二，优化海洋渔业产业结构。海洋渔业产业结构优化能够促进海洋渔业经济效益提高，促进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优化。主要措施有：①培植现代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海洋休闲渔业，提高第三产业占比；②优化海水养殖产品结构，鼓励养殖名优海产品，培养本地渔业品牌；③延长海洋渔业产业链，促进海洋渔业精深加工业发展[20]。

第三，创新生态管理体制。①促进海洋渔业全产业链生态保护，将污染防治和产业链上游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②池塘养殖注重节水，工厂化养殖循环用水，浅海滩涂养殖推广立体生态养殖；③加强海洋污染管理法律法规建设，实施海洋渔业排污许可证管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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