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问题靠特权？

◎老 猫

《四朝闻见录》中载，朝廷有次举办活动，回来时要走贡院路。可那天也是太学生考试，贡院路上人山人海。太子不知情，直奔贡院路而去，结果就堵了。

南宋的太学生很牛，动不动就去皇宫门口跪着，要么要求换宰相，要么要求各种待遇，谁都得让他们三分。这次他们更是横在太子车前，不让走，太子急了，拿着金吾杖呵斥他们。太学生们恼了，一拥而上，把太子的金吾杖撅了，围着车大喊。这一闹，彻底把太子镇住了。回到家，太子“惊愕，得疾薨”。

交通冲突，源自道路资源少，因此若想避免冲突，需要讲秩序。古时没交通法，秩序是按等级定的。南宋嘉定年间，言官郑昭先提了条建议，整顿交通：在首都乘辇车，除了大臣外都不能用青盖，还被皇帝批准执行了。

万万没想到，就这么个不疼不痒的交规，竟惹了个大麻烦。太学生们对此不服，想出个办法，用黑绢做成小伞，让人在街上打着走。执法的官府衙役一瞧违规了，连打伞的加小黑伞全带到市政府去了。市长程覃二话没说，一顿板子招呼下去。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太学生们第二天到处上访告状，害得程覃四处辩解，越辩解，舆论压力就越大。

汹汹舆论之下，朝廷官员们死死压住状子不上报，结果，太学生们来了个大罢课。这事最终惊动了皇帝，程覃被免职，去搞农业了，太学生们才复了课。

对交通资源的争夺随时都存在，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明朝嘉靖年间，皇帝的办公地点主要在西苑，出入不便，重要的大臣被允许骑马入内。翟銮、夏言觉得自己资格老，每人弄了个腰舆，坐着出入，可却是特权，而且还是皇上没给的特权。

严嵩当权期间，内阁权势很重，不把六部的尚书们放在眼里，坐着肩舆相遇了，六部首长必须让着内阁大学士。结果，这却成了规矩。后来吏部尚书陆光祖将此改掉，六部的人不用避让了，改成躲了——陆光祖吩咐自己的舆夫，见到内阁的人立刻拐弯绕道，根本不给相遇的机会。这样一来，不就没冲突了吗？可后来的尚书孙丕扬不知道，结果在路上遇到了内阁官员张位。孙丕扬赶紧下来作揖，手还没抬起来呢，就见张位拿扇子把脸一遮，假装谁都没瞧见，扬长而去。孙丕扬气坏了，就此和张位结下了仇。

后来内阁由叶向高独揽权柄，又被孙丕扬遇到了。孙丕扬想起前事，立刻叫舆夫回避。他这么一躲，给叶向高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从此后，孙丕扬的事在叶向高那里一路绿灯，官运也亨通起来。到后来，孙丕扬官职显赫，连叶向高也得求他，打算送条玉带给他，又怕他不要，还得先托人去问问。孙丕扬答应了，这才把玉带送过去。

说来说去，在传统的社会里，交通资源的分割都是按照权势与社会地位来的，交通工具则是权势级别的标志，解决交通冲突的办法，也基本需要动用权力，也正因为如此，一直没解决好，要解决也得付出更大的代价。

到了现代社会，从理论上来说，都要靠交通法。可有些驾驶者觉得自己特有优越感—车大一点，品牌好一些，车牌牛一些，或者有个特殊的标志和通行证，就觉得自己比别人金贵，这特权的底子就出来了。这就是交通冲突的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