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

晋艺波，张玉梅，许春华

（武威职业学院，甘肃 武威 733000）

一、引言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保证则是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与升级；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就是要依据不同区域特征选择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提出后，甘肃的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建设就已经处于新的转折期，因此在新经济、新常态下研究甘肃产业结构布局与发展，对于提升甘肃产业的质量，形成符合自身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推进甘肃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理论上说，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推进了经济增长。（1）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优化区域资源配置，进而适应内部和外部需要，并使之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最终推进了经济增长；（2）产业结构的调整促使一个区域的主导产业首先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增长；（3）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是社会分工所引起的一体化和专业化；（4）新技术应用扩散化同时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增长。二是经济增长同时可以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是因为：（1）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引起当地居民收入的增加，进而引起居民需求的变化，新需求又会产生新产业，最终逼迫产业结构的调整；（2）区域收入提高，当地投资额度将会增长，新行业增加，这也会引领产业结构的变换。以上的分析是从理论角度来看的，本研究将从经济计量学角度验证以上分析针对甘肃及河西地区五市同样是否适用？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获取

（一）研究方法

关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近年来研究的比较多。

李翔、邓峰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比较了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区域，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是产业结构合理化；而经济处于中等发展程度的中部区域，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的西部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不明显[2]。王海晨、方大春利用2001—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证明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竟然存在着阻碍作用[3]。陶桂芬、方晶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总效应小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其经济增长的作用；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小于产业结构合理化[4]。徐辉、李宏伟分析了2004—2013年西北地区3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稳定，产业结构高级化则具有不确定性，两者均对经济增长有着明显影响，总体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更具有效果[5]。王振华、李旭基于辽宁省的县域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认为辽宁省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6]。陈少晖、张锡书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对于福建省经济增长有提升拉动作用[7]。黄昶生、刘超运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对山东省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GDP就会增加6.64个百分点，认为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了山东省的经济增长[8]。冯小舟、周荣荣、张倩利用泰尔指数和非农业产值比重指标，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实证研究证明江苏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均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但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小于合理化，同时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可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9]。曹文彬、张贵成构建了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无锡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协同的均衡关系，且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小于产业结构合理化[10]。王峰通过计量模型验证了甘肃省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甘肃省经济增长拉动了产业结构高度化，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则推动了经济增长[11]。朱智文、张娟娟通过研究认为甘肃省的产业结构变动推动了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明显[12]。

通过对以上学者的研究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从指标角度分析，他们分析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基本上都是利用泰尔系数、结构调整系数、产业结构高级化值为衡量指标，利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衡量的比较少；（2）从结果角度分析，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推动经济增长贡献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也有学者认为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程度不一样，发达地区（东部）贡献大，较发达地区（中部）贡献较小，落后地区（西部）贡献不明显。

因此，本研究将借鉴以前学者研究成果，以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衡量指标，构建甘肃省河西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计量经济模型，进而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变量选取。产业结构高级化也称为产业结构高度化，它是指某个区域经济发展重点或产业结构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次转移的过程，标志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发展阶段、方向，它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基础，脱离合理化的高度化只能是一种“虚高度化”[13]。从以前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其采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指标包括有Clark定义的产业结构调整系数、泰尔指数、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产业结构变动值、Moore指标等。但是其都有一定的缺陷，产业结构变动值、Moore指标虽涉及各产业的联系，但不能反映产业结构升级的信息，产业结构调整系数不能反映第二、三产业结构之间的变化。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涵盖了三次产业之间的相对结构的变化，并包含了各产业的重要程度，所以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比其它指标更能全面的反映产业结构升级的信息，因此本文选择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水平）在不同时间的差异变化之中，可以运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作为指标来定量测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程度），产业结构层次系数用以下公式计算（靖学青，2008）[14]。

公式（1）中，q（j）表示三次产业所占比重，从公式（1）中可以看出，w值越小，表示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越低级，其值越大，表示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越高级，产业结构越优化。理论上讲，w值最大为100 n，最小为100。但对于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来说，并不是说产业结构越高级越好，其价值和意义在于考察不同区域之间、不同时间之间，结构高级化变动状况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比较，而不是反映某区域某年份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绝对水平。

2.数据来源。文章所用数据来源于2000—2015年的《甘肃发展年鉴》，并以1999—2014年嘉峪关、金昌、武威、张掖、酒泉等五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为依据进行计算作为补充，研究时间范围为1999—2014年。

三、河西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实证研究

运用公式（1）计算得出1999年以来甘肃省、河西地区以及嘉峪关、金昌、武威、张掖、酒泉等河西五市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及其指数（见表1、表2）。

表1 1999—2014河西地区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表

从表1、表2数据变化可以得出：

第一，从时间纵向变化方面来看，1999年以来，河西地区和甘肃省的三次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基本上都在不断增大，河西地区由1999年的199.59上升变化为2014年的221.62，甘肃则由1999年的217.00上升变化为 2014年的230.85，但是河西地区每年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都小于同年的甘肃，这说明河西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始终低于甘肃的平均水平。

表2 1999—2014河西地区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指数表（指数以1999年为100）

从5个地区来看，1999—2014年，其三次产业结构层次系数除了武威以外，其它4个地区基本上是不断变化增大，说明嘉峪关、金昌、张掖、酒泉地区三次产业结构高级化都在比较稳定的上升。

1999年，嘉峪关、金昌、酒泉的三次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大于河西地区的平均水平，而武威、张掖则小于平均水平。2009年三次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大于平均数的地区有嘉峪关、酒泉，小于的则有金昌、武威、张掖，2014年大于平均数的有嘉峪关、酒泉，小于的则有金昌、武威、张掖。这说明自1999年来，嘉峪关、酒泉一直处于河西地区产业高级化的领先地位，而金昌、武威、张掖则处于相对落后地位，武威是个比较特殊的存在，2005—2008年，武威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是高于河西地区的平均数，1999—2004，2009—2014年则低于平均数，说明，2004年、2009年武威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发生了改变。与1999年相比较，2014年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位次上升的有酒泉、张掖，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位次下降的有嘉峪关和武威，没有改变的是金昌。

第二，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速度方面，通过计算甘肃、河西及其5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指数（见表2），我们发现 1999—2014年，河西地区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增大了22.03，增长了约11.04%，甘肃则仅增大了13.85，增长了约6.4%，说明近十多年来，河西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上升的幅度和速度大于甘肃省。从5个地区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速度从大到小排列的顺序是：张掖、酒泉、金昌、嘉峪关、武威，其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上升变动了4.18%~17.90%不等，其中高于河西平均水平的是张掖，其它则低于河西平均水平，金昌、武威、张掖、酒泉高于甘肃省的平均水平，而武威市却经过多年的发展变化，尤其是2009年，变动则是负数，说明武威相对于河西其它地区来说，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不是来源于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而是来源于其它因素。

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测量

（一）变量描述及其选择

为研究河西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选取河西五市的GDP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用Y来表示，将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分别作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记为X。本文根据甘肃河西地区1999—2014年的样本数据进行测算，其相关系数达到0.905 1，同时为使数据平稳性得到保证，对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处理。

（二）模型估计及检验

用来描述河西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设定回归模型方程为[15]：

通过Eviews8.0软件运行的普通最小二乘法运算[16]，得到公式（2）、公式（3）的回归估计的输出结果见表3、表4。

表3 LS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表4 LS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本研究对象的样本容量是n=16，解释变量为两个的计量模型，在α=0.05的显著水平下，查询D-W分布表，可以得出临界值 dL=1.106，dU=1.371，模型中 dU

接下来我们从统计与经济两个角度来检验模型的合理程度。

第一，统计检验角度：模型估计得到的R2=0.8705，说明本模型的拟合程度比较好，而且常数项的系数与自变量系数的P值均通过了统计的显著性检验[17]。

第二，经济意义检验角度：lnX，lnY的系数为正值，这和我们从直观角度上的判断是相符合的，即：对于河西地区而言，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会推进河西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

五、研究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第一，西部大开发战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理念提出后，河西地区的经济增长因素有很多，但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其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它们之间有较强的关联，相关系数达到了0.905 1，这也证明了一个结论：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

第二，描述经济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系数为24，其含义是河西地区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每增加1个单位，河西地区经济（GDP）就增加24亿元；描述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系数为0.036 6，其含义是河西地区的GDP每增长1亿元，其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就增加0.036 6，从两个数据我们可以得出，对于河西地区来说，产业结构高级化推动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但是总体而言，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效应反而不如产业结构高级化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效应。

第三，对于河西地区来说，其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是不稳定的。这就说明河西地区五个市发展经济动力、政策、方向是不同的，这也是因为其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不同而造成的结果。嘉峪关、金昌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以工业为主，酒泉、张掖则稳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其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最稳定，武威则是以第一产业为主，产业结构在高级化进程中出现了反复变动的结果。从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的角度来看，酒泉、张掖处于比较健康的位置，嘉峪关、金昌相对健康，武威则落后其它四市。我们从产业结构合理化这个视角来看，河西地区五市目前的政策导向使得经济增长的各项要素正稳步走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目标。

这些蕴含的政策含义说明，河西地区五个市的实际情况不完全相同，经济发展的资源不一样，基础不一样，它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制约武威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发展速度慢，其可以采用通过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速度来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制约嘉峪关和金昌经济发展的因素是战略定位实施的时间比较短，如，近几年才开始发展第三产业和旅游业，其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效果还不突出，只要持续发展第三产业和旅游业，同样可以达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目标；而酒泉、张掖近几年战略定位适当，政策引导、资金投入倾向性明确，产业结构高级化效率较高，最终其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中渐渐促使了当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因此在河西地区五市的经济发展也相对健康合理。

从整个“河西走廊经济区”角度看，其产业结构是合理的，武威、张掖有较强的第一产业优势，嘉峪关、金昌则有较强的第二产业优势，酒泉的第三产业优势相对明显，正因为具有优势互补的基础，在省政府组织下，统筹编制“河西走廊经济区”一体化发展规划，并将其上升为国家级经济战略，这样就可以建设一个健康的经济发展环境，将河西地区打造成真正的“河西走廊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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