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符号学角度看当代“造物”文化

尹小玲

[摘要]从符号学角度看，“造物”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人工制品，更是一个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的符号。使用者对“造物”的选择和消费，包含了符号意义的消费。造物者可以通过对造物“赋值”，来满足和引导使用者对“造物”意义的追求。

[关键词]造物；符号意义；赋值；造物文化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creation is not only the artificial product that with practical value， but also an expression with symbolic and metaphorical meanings. The user's choice and consumption of a creation contains his consumption of its semiology meaning， while the creator can endow his creation with symbolic meanings to satisfy and guide the user's demand for meanings.

[Key words]Creation；Symbolic meaning；Endow the creation with symbolic meanings；Creation culture

“造物”一词从词性上来说，具有双重性。一是作为动词（create），制造器物或创造器物，强调“造”的动作和过程。二是作为名词，指制造或创造的对象或结果，强调“物”本身（creation）。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作为“造物”结果的“物”，专指人造物，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造物”为人所造，且为人所用，这就建立起物和人之间的关系。从古至今，人对“造物”的使用，实用价值是最基本的层面。而根据符号学理论，“所有在某种形式上或在其他方面能为知觉揭示出意义的一切现象都是符号，尤其当知觉作为对某些事物的描绘或作为意义的体现、并对意义作出揭示之时，更是如此”[1]。造物的符号意义，往往是人在使用物时，更注重的一个层面。使用者对“造物”的符号意义的注重，也必然会影响到“造物”的过程，进而影响到“造物”文化。如何合理地利用“造物”的符号意义，建构和提升“造物”文化便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一、“造物”的符号性

“同所有的自然物体一样，人造物也是结构与功能的统一体。但是与自然物体不同的是，人造物的功能是意向性意义上的功能，在人造物身上聚集和反映着人类的意向。”[2]也就是说，人“造物”，首先必须立足于对一定物质材料的改造和利用，同时又必须凝聚人的主观意志和目的，体现人的意向，结果是被创造或发明的物体对其制造者和使用者有某种功能或意向。简言之，造物是“合目的”的过程和结果。而这个“目的”，最初只是实用或使用目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渐渐有了交往、审美、礼仪的需求。“造物”也不再仅仅是物质性的，仅具有实用价值的物，而是一个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的符号。符号学来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3]38，而“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3]37，它是全部符号事实中一个特殊的系统。索绪尔认为符号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由能指（significant）和所指（signifier）两方面组成，能指是表示意义的形式，所指是被表示的意义。而语言单位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概念，一方面是声音形象：“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3]101-102在“能指”和“所指”二分的基础上，索绪尔提出并充分阐述了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即“任意性”原则。“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3]102这里的“任意”指两者的联系不是特定的，它们之间不存在天然和必然的联系，同一概念在不同语言里有不同的音响能指便是证明。与此同时，索绪尔又对“任意性”进行了补充说明，认为“它不应该使人想起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我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可论证的，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概念，一方面是声音形象：“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3]101-102在“能指”和“所指”二分的基础上，索绪尔提出并充分阐述了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即“任意性”原则。“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3]102这里的“任意”指两者的联系不是特定的，它们之间不存在天然和必然的联系，同一概念在不同语言里有不同的音响能指便是证明。与此同时，索绪尔又对“任意性”进行了补充说明，认为“它不应该使人想起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我们的意思是说，它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3]104这可以用索绪尔自己的话来解释：“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3]103也就是说，能指对所表示的观念来说，是自由的，任意的；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

不仅语言是符号，“造物”，作为人的创造性活动的结果，也是确认造物者本质力量和价值的符号。从符号学理论角度看“造物”进行判断、选择，进而选择某种生活方式或某种符号意义上的身份。

二、“造物”置换为身份象征的文化逻辑

将“造物”视为身份的象征古已有之。古代中国注重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的社会秩序，为了维护这种秩序，就产生了礼制。“‘礼以‘亲亲、‘尊尊为原则，实际上就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如何根据血缘辈分形成亲疏卑贱之序，以及如何从这种‘不同达致‘和谐的根本规范或主要根据。”[5]根据这些规范，社会成员因身份地位的不同，其衣着、住所、交通工具、饮食等都有不同的区分。沈从文在《古人的文化》一书中就谈到，在商代，“奴隶主和贵族，平时常穿彩色丝绸衣服，还加上种种织绣花纹，用个宽宽的花带子束腰。奴隶或平民，则穿本色布衣或粗毛布衣。”[6]67“唐代官服彩绫，照制度应当是按品级织成各种本色花鸟。”[6]11交通工具方面，北宋官制定鞍镫制度时，分二十来种，最高级为“金银闹装鞍”，最低品级的官吏，也是“铁制银衔镫鞍具”。[6]192各个等级使用何种“造物”规则明确，界限森严，不可错位和僭越。由此可见，“造物”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器物和财物，不仅仅为着个体衣食住行的方便，更是身份等级的象征。人们可以根据所使用“造物”的不同判断使用者身份的尊卑贵贱与其在血缘辈分中的亲疏长幼差序。

而当下社会，“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7]1这样的社会，用杰姆逊的话说：“商品已经成为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在过去的时代里，人们的思想、哲学观点也许很重要，但在今天的商品消费时代里，只要你需要消费，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无关宏旨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旧时的意识形态，只有商品消费，而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8]如果说在古代中国，“礼”制约了人们对“造物”的选择和使用，“造物”因此也模拟和固化了人们的等级身份。当下中国，消费则为人们制造了更多选择和使用“造物”的渠道和机会，人们通过消费“造物”，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

人们对“造物”的消费，从来都不是一种单纯的物质消耗行为，而是包含了意义的消费。“在鲍德里亚看来，面向大众的商品生产运动的重要特征，是在资本主义交换价值支配下，原有的‘自然使用价值消失了，从而使商品变成了索绪尔意义上的记号，其意义可以任意地由它在能指的自我参考系统中来确定。因此，消费就决不能理解为对使用价值、实物用途的消费，而应主要看作是对记号的消费。”[9]因此，消费行为从本质上说是给消费者“铭刻”上记号的行为。也就是说，消费者通常购买能够表现他或她自己“记号”的商品（“造物”），借以彰显某种个性、生活方式或理想自我。作为消费品的“造物”不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是一种功用性的符号，人们通过对它的消费，确立自己的某种身份认同，这既表示个体在社会等级秩序中找到自己的归属，也意味着以某种方式区别于其他个体。对“造物”的消费置换为“身份”及某种“优越感”的凸显。

身份认同（identity）一词有本就有两个含义。第一，同一性，即A和B的相同或同一。第二，独特性，它表现为在时间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贯性和连贯性。由此可见，“身份认同”揭示了“相似”（similarity）和差异“difference”的关系。一个人前后的同一特性，或一群人的相似性，同时也构成这个人与“他人”，这群人与“他们”（其他人）的关系。[10]53简言之，身份认同既指某个人与某一群体或其他人相联系的倾向，又指对人或物加以分类的过程。人们看待一个人，总是根据某种分类规则和范畴而将其放在社会地图中的一个恰当位置。

在消费社会语境中，消费本身就是既用于建构身份认同的原材料，又是身份认同的体现和表达。“一方面，‘我就是所消费的东西和我采取的消费方式；另一方面，面对商品世界，‘我消费什么和怎样消费，是由‘我对‘我是谁的看法决定的。”[10]65换句话说，“我”消费什么“造物”，“我”就是谁，“造物”成为“我”身份的表征。

三、合理利用“造物”的符号性提升“造物”文化

既然人们在消费“造物”时更注重其符号意义，这就为设计和制造“物”找到一个突破口，这就是对“物”的意义的附加，也就是如前所述为造物“赋值”。当然，意义的附加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为“造物”所附加的符号意义，植根社会文化心理，符合人的内心需求，可以引领健康的生活方式，甚至引领新的“造物”理念。二是为造物“赋值”可能只是迎合消费社会中人们对“身份”的欲求，制造出新的消费刺激，对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建设性的意义。对于后一种倾向，我们需要特别警惕。“因为设计关联着人类技术文明的使用方向，关联着有限资源的使用方式，关联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寄予所在，因此我们不得不把设计的价值联系到人类文明发展的走向的高度予以反思。”[11]104因此，在利用“造物”的符号意义的层面，要处理好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积极“赋值”，引导健康的造物文化；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过度“赋值”，在某种程度上要回到造物原点。

（一）積极“赋值”，引导健康的“造物”文化

为造物“赋值”，首先要考虑的是赋什么样的值。在当下的中国设计语境中，无论是设计理念还是造物语汇都更多受到西方造物文化的影响，从这个层面来说，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为“造物”注入传统文化精神至关重要。而从关注人类诗意生存的终极目标上看，如何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最关键的问题。“自然”通常在与文化的比较中获得其意义。作为自为存在的“自然”，因其原生态和本然状态被认为是需要“文化”改造的，在与“文化”的比较中处于劣势。而在人类通过各种技术和文化手段对自然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原本作为人类生活环境与人类融为一体的自然，不断遭到破坏。人类在文明的进程中越来越远离自然，甚至以牺牲自然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代价，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自然的力量，寻找回归自然的途径，自然也因此获得与文化相比的优势地位。

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造物”因其富含传统韵味和自然意趣深受好评。我们不妨以建筑师王澍的建筑为例。作为第一个获得“普利兹克”奖的中国建筑师，王澍有很多知名的建筑作品，如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图1、2）、宁波博物馆（图3）等。但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浙江省富阳洞桥镇文村改造的新农居。文村是一个处于山区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小村，有40多幢明代、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民居，它们沿溪而建，采用当地常见的杭灰石建造，每块石砖保留着不同的纹理。但城市的建造风气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乡村，各种风格迥异的现代民居穿插在古民居中，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王澍说，“老房子就是活着的历史，历史都没了，还有什么根基？”因此，他设计建造的文村新村，就像在老村上自然生长出来的。他用灰、黄、白的三色基调，以夯土墙、抹泥墙、杭灰石墙、剁斧石的外立面设计，使新村和老村有机融合。材料是就地取材，有的还直接取材自村里废弃的老建筑。工艺也是当地的传统工艺（夯土技术、抹泥技术、杭灰石垒砌）。而老村的老房子，或是就地重建，或是根据每个房子不同的风格进行深度改造，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这批新造的农居，几乎每户都是敞开式的，所有隔断都用木幕墙来完成，屋内都设置了天井。考虑到农民生产生活的习惯，进门就能看到存放农具的储藏空间，厨房宽敞且还有柴灶，种种细节让这些‘新农居反而与传统民居更为接近。”[12]（图4、5）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发现王澍的文村改造，很好地处理了这样几组关系：一是新农居与当地文脉的传承，不管是新建还是改造都保持了“老房子”的味道，留住了乡村的历史；二是新农居与自然环境的融合。望得见山，看得见水，加上乡土性的建筑材料（黄黏土、杭灰石等），新农居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三是新农居与使用者的关系。新农居的使用者是文村的农民，其细节设计紧密结合他们的生产生活习惯，同时也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真正实现“以备民用”。在这几组关系里，新农居似乎都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它从传统里、历史里自然长出来，从地域环境里长出来，从村民的日常生活里长出来。这不仅仅是建造了乡村栖居空间，更营造了“有生态的环境，有传统的历史，有现代化的生活”的新型乡村生活方式，甚至可能改变乡村经济模式。

而对文村以外的人来说，王澍建造了一个充满传统韵味，自然意趣的桃花源。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与传统渐行渐远，与自然日渐疏离。乡村因此成为无数脱离田园的城市人的乡愁寄予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自然”都成为稀有商品，因此也具有强大的符号意义。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要给所有的“造物”，都附加上“传统”的烙印，或者“自然”的光晕，我们也很难一一列举可以赋予“造物”的符号意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有当造物的符号意义指向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尊重，指向人类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时，才真正实现了造物的价值。反之，“当人类造物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发展，丝毫不考虑自然界的承受能力（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或丝毫不考虑其他人的生存（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时”[13]，造物无价值且具有破坏性。

（二）回到造物原点，避免过度“赋值”

不可否认，当下社会中，“多数设计正在沦为一种商业利润‘发泡剂的角色，众多设计‘创新在现代生产技术的鼓励之下，甘为经济上的利己主义、商业上的消费主义与文化上的享乐主义‘帮闲；而在许多为工业生产逻辑与市场经营模式所支配的设计方法背后，往往隐含着对于资源价值、时间价值、人文价值、社会价值的漠视，其后果是许多的设计付出只能为商品的快速生产，快速消费推波助澜，而不能增加任何新的文化贡献。”[11]104而这样的设计往往迎合人们的消费欲望，将诸如奢华、成功、时尚、阶层、身份、权力等附加在造物中，因为“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做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7]47。造物因具有一种能够界定消费者或对消费者进行分类的功能，而进一步刺激消费，这种消费往往是伴随着焦虑感和炫耀性。“我是谁”不再由“我”的主体性决定，而由“我”对“物”的消费和拥有决定。而过多炫耀性的“造物”的出现，不仅有可能使“物”奴役人，也可能造成对有限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导致“我”的异化与“造物”价值的全面失落。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回到造物原点，避免对“造物”过度赋值。就像日本设计师原研哉所说，“我们以前只是在设计一些‘刺激，而现在我们要与那种过去分道扬镳，用明亮的眼睛看待平常，得出设计的新思路。”[14]无印良品就一反众多品牌追求新奇、酷炫的策略，从环保、节约和简朴的理念出发，追求“这样就好”。这一理念实质上是强调和提倡一种克制的消费，“以最环保的方式提供充分满足的价值，给消费者带来恰到好处的舒适感，避免过度消费带来的压迫感。”[15]（图6）

结语

总的来说，当代的造物文化应该体现在对传统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对有限资源的节约，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人类自由生存的追求，而不是一味迎合人们对身份的执念，对消费的欲望而催生出新的消费刺激，制造物的丰盈。因此，从符号层面说，一方面，重视造物的符号意义，积极灌注與人类终极理想相符的形而上意义，引导人们通过生活方式而不是物质的丰盛来提升生活质量。另一方面，避免将刺激消费的种种虚幻的意义附加在造物上，回到造物的原点，恢复造物的原初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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