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与文学期刊《德意志电讯》

邹 霞 陈力丹

青年时代的恩格斯，曾是数家报刊的通讯员，其多数作品写于他在不来梅实习经商时期（1838年7月—1841年3月）和在柏林服兵役时期（1841年9月—1842年11月），这两个时期的作品，反映出了恩格斯民主革命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过程。在不来梅时期，恩格斯的民主思想觉醒，并快速发展、成熟，其中，“青年德意志”①“青年德意志”是德国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七月革命和德国人民起义的影响下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和文学团体，受海涅和白尔尼的影响极大。该流派主张信仰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文学作品和政论反映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该流派在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大多数人很快沦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该流派也于1848年后解体。代表作家谷兹科创办的文学期刊《德意志电讯》是恩格斯走上社会、接触政论活动的第一个重要媒体。

一、青年恩格斯与《德意志电讯》

在伍珀河谷，恩格斯度过了他的童年和中学时代。去不来梅，是恩格斯迫于家业、父命，从中学辍学，并开始学习经商。当时，不来梅是德意志联邦的自由市，作为重要的港口城市，它的海路与世界各国相通，在这里，资本主义发展很快，进步文化和思想也非常活跃。恩格斯在不来梅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实习时期，阅读各类进步的报刊，以及历史、哲学、文学、艺术著作，吸取了很多开阔眼界的思想。恩格斯在中学时期就已经萌生了向往民主自由、反抗专制统治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不来梅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成长为民主主义思想。当时恩格斯民主主义思想呈现与发展的第一个重要论坛，就是《德意志电讯》这一文学期刊。

19世纪30年代，德国文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作家团体重视文学对政治鼓动和社会批判的作用。柏林是当时德意志联邦最大的邦国——普鲁士王国的首都，是各种政治思想聚集的地方，在此，德国出现了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派别“青年德意志”，这个派别的作家们的作品主要体现反抗情绪，要求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比恩格斯大9岁的卡尔·斐迪南·谷兹科（Karl Ferdinand Gutzkow，1811-1878）便是“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作家之一。1837年，谷兹科创办和主编具有“青年德意志”风格的文学期刊《德意志电讯》（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该刊首先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版；1838年起，该刊在汉堡由霍夫曼和康培出版社负责出版发行，1848年停刊。由于其政治倾向，该刊1838年第1期就遭到德意志各邦的查禁，1841年普鲁士政府也一度查禁该刊。

作为“青年德意志”的思想阵地，《德意志电讯》在汉堡成为当时德国最有生气的刊物，正是通过该刊，恩格斯走上社会、开始接触政论活动。

1839年3-4月，恩格斯最早的政论——《伍珀河谷来信》在《德意志电讯》的第49-52号、第57、59号上匿名连载。文中他用在家乡耳闻目睹的事实，揭露了虔诚主义①虔诚主义是17世纪德国路德教派中形成的一个神秘主义派别，它提出宗教情感高于宗教教义，反对理性主义思维和启蒙时代的哲学。19世纪虔诚主义的特点是极端神秘主义和虚伪。虔诚主义宣称一切娱乐活动及阅读非宗教的书籍的行为都是犯罪。《伍珀河谷来信》中恩格斯批判和揭示了家乡深受虔诚主义影响的各种关系。伪善和反理性的本质，谴责其对人民的精神控制，揭露了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的罪恶。同时，恩格斯相信，虔诚主义这个“旧蒙昧主义的断崖也抵挡不住时代的巨流：沙石一定会被水流卷走，断崖一定会轰然倒塌。”[1]从此，恩格斯开始同家庭、学校和社会带给他的宗教影响决裂，成为“青年德意志”的拥护者。

图1 刊载《伍珀河谷来信》一文的《德意志电讯》版面上部

图2 卡尔·谷兹科

实际上，在撰写《伍珀河谷来信》之前，恩格斯已经关注“青年德意志”及《德意志电讯》了。1939年2月，恩格斯曾在书信中对该刊的稿件质量进行了讽刺②在恩格斯的书信《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2月19日）中，有名为《电报》的讽刺短诗一首：“你自诩为快手，那一挥而就的东西，必定是连篇废话无疑。”。恩格斯对《德意志电讯》、谷兹科及其在“青年德意志”中的地位也有着固定的看法，在《伍珀河谷来信》中，恩格斯批判门巴和埃尔伯费尔德两地的教育时说，“他们③“他们”指恩格斯家乡的门巴人和埃尔伯费尔德人。恩格斯认为，因为当地教育和国民学校受到虔诚主义的影响，人们无法获得扎实的教育，也难得谈及文学。谁也不了解青年德意志在文学上的作用，把它看成海涅、谷兹科和蒙特等先生所主持的一伙蛊惑者的秘密团体。”[1]可见，恩格斯认可“青年德意志”在文学上的积极作用，并充当起了该流派的拥护者。

恩格斯将《德意志电讯》作为自己的政论论坛，则与谷兹科的号召和激励有关。

1939年，在《德意志电讯》迁至汉堡后的一期试刊中，谷兹科征求投稿：“让我们由衷地把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人介绍给我们的读者，而那些年老、受人尊崇的名人的大作，与其说让编辑部感到欣喜，不如说使编辑部感到难堪。”[2]19岁的恩格斯响应了谷兹科的号召，开始给《德意志电讯》撰稿。事实表明，他的撰稿得到了谷兹科的欢迎和激励。1839年12月，恩格斯在致他的家乡朋友弗里德里希·格雷培（Friedrich Graeber，1822-1895）的信里写道：“我正在努力从事文学写作；我得到了谷兹科的保证，欢迎我投稿……”[3]在写这封信时，恩格斯已经为《德意志电讯》撰稿两篇，分别为《伍珀河谷来信》及《寄自埃尔伯费尔德》（《电讯》1839年11月第178号）。受到鼓舞后，恩格斯不仅撰写政论，还撰写诗歌和各种散文，锤炼文风。

不来梅时期，恩格斯找到了自己的政论论坛，《德意志电讯》也达到了发展的顶峰。

二、《德意志电讯》与恩格斯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

至1841年底，恩格斯共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作品19篇，如《德国民间故事书》《卡尔·倍克》《齐格弗里特的故乡》《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等，还有一些诗作及一篇哲学论文《谢林论黑格尔》。恩格斯还为《电讯》写了一些简讯，但目前只有一篇可以确定为恩格斯所写。

为《德意志电讯》撰稿时期，恩格斯密切关注文学（包括作家、作品、流派等）对社会现实的意义，这些文章源于他对时下文学与现实社会政治局势变迁的思考，饱含渴望自由、反对专制的思想。期间，恩格斯的民主革命思想不断成长，从温和到发展，到激进，再迈向成熟，最后，他抛弃滞后于社会运动与进步思想的“青年德意志”，转向“青年黑格尔派”①“青年黑格尔派”是19世纪30年代德国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产生的激进派，主要从事对宗教特别是对福音书的批判性研究，该流派活跃于柏林。其主要成员大卫·施特劳斯对青年恩格斯的思想转变有着极大的影响。恩格斯曾参加该流派代表鲍威尔兄弟的柏林“自由人”活动。后来他和马克思与该派决裂，共同写作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专著，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寻求思想武器。

（一）温和：要求文学作品反映争取自由和反对专制的斗争

为《德意志电讯》撰稿初期，恩格斯注重文学的社会现实价值，他希望文学作品反映社会中争取自由和反对专制的斗争。

在《德国民间故事书》（《电讯》1839年11月第186、188-191号）一文中，恩格斯从德国民间故事书无法令人满意的状况出发，指出，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提升人民的精神素质，“使他们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们的勇气并唤起他们对祖国的热爱。”[1]恩格斯自少年时代起就非常喜爱民间故事书，他曾研究和大力收集了各种民间故事书，他认为真正的民间故事书，不仅要具有“健康的、正直的德意志精神”[1]，即具有一切时代所共有的特点，还“决不能叙述那些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或者甚至是错误的旧时代的习俗”[1]。实际上，恩格斯是要求民间故事书从侧面反映德国日益发展的立宪主义、反抗贵族压迫和反对虔诚主义的斗争。

19世纪30年代末，“青年德意志”内部各流派之间就文学的现实意义和作用展开讨论，恩格斯撰写《卡尔·倍克》（《电讯》1839年12月第202、203号）一文，对此第一次较为详细地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肯定了青年文学的作用，他认为，“德国人向来以自己的诗歌自豪”[1]，特别是在经历了书报检查制度之后，诗歌这一抒情宝库决不应毁于青年一代。恩格斯同时指出：“现在是认真研究并抨击其真正弱点的时候了。”[1]他分析了奥地利诗人卡尔·倍克（Karl Isidor Beck，1817-1879）的新旧诗作，认为文学不应表现作者“悲伤厌世”的情绪，而应表现争取自由、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

（二）发展：要求文学作品回应时下社会问题、声援社会运动

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快速发展，恩格斯进一步提出：作家与文学作品还应当跟上时代，回应现实社会问题，声援社会运动。

在文学作品回应社会问题方面，恩格斯亲身躬行，反应迅速。1839年，当教会生活与国家生活之中出现了扼杀自由思想、妄图恢复旧秩序的反动现象时，恩格斯撰写了《时代的倒退征兆》（《电讯》1840年2月第26-28号）一文警醒世人，他认为，与教会生活、政治生活之间相适应的“文学艺术中一些不明显的倾向，是向过去几世纪的不知不觉的倒退，它们虽未威胁到时代本身，却威胁到了时代风尚……”[1]1840年1月，德国作家弗兰茨·卡尔·约埃尔-雅科比（Franz Karl Joel-Jacoby，1810-1863）的《斗争与胜利》这一充满反动思想的书籍出版，恩格斯即撰写《约埃尔·雅科比》（《电讯》1840年4月第55号）抨击雅科比。在《圣赫勒拿岛》等诗歌和《风景》这一旅行游记中，恩格斯也分别针对拿破仑遗骸迁址、普鲁士政治局势和汉诺威①德国的汉诺威地区。该地区经1814年维也纳会议后提升为汉诺威王国，与英国组成共主联邦。1937年，汉诺威国王依靠反动地主集团废除宪法，哥丁根大学对此抗议的七位自由派教授被撤职，还有人被放逐，汉诺威事件在整个德国引发了广泛的反应。政治发展的新动向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恩格斯快速回应社会现实，曾有两次乌龙：听闻德国《贵族报》遭查禁、社会主义代表人物阿纳斯塔西乌斯·格律恩（Anastasius Grün，1806-1876）谋求侍卫官职位时，他信以为真，分别撰写了《为德国〈贵族报〉做的追思弥撒》（《电讯》1840年4月第59、60号）、《关于阿纳斯塔西乌斯·格律恩谋求侍卫官职位的活动》（《电讯》1840年4月第61号），但消息不实。

此外，恩格斯还提出文学作品应当声援社会运动。1839年，德国诗人、自由主义者奥古斯特·普拉滕（August Platen，1796-1835）的文集问世，恩格斯随即撰写了《普拉滕》（《电讯》1840年2月第31号）一文，从历史的角度公正地评价了《普拉滕文集》。他分析了作品中存在的反对封建主义、向往自由的思想，肯定了在波兰自由斗争鼓舞下，普拉滕作品中高于文集诗意而突出表现出来的他的“崇高性格”和“伟大的热情”。同时，他也指出了文集的遗憾之处，“这些诗没有在前几个月当德国民族意识奋起反抗帝俄欧洲的五头政治的时候发表，否则这些诗就是对五头政治的最好回答”[1]。在此，恩格斯希望文集反映德国民族对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五强霸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的态度，能够声援当时的反抗运动。

（三）激进：撰文号召和鼓舞德国青年，投身于民主革命斗争

后续的政论活动中，恩格斯一边批判文学中出现的倒退现象，一边表达自己追求社会进步和自由的渴望，期间，他的思想愈发激进。到了1840年底，他的文章中已经呈现出了革命民主主义倾向。恩格斯不仅用激昂的文字号召和鼓舞德国青年，表达对自由民主国家的热切希望，他还跳出文学批判，通过撰写政论，投身到了民主革命斗争中。

在《齐格弗里特的故乡》（《电讯》1840年12月第197号）一文中，恩格斯以游记的形式，描述了他以前曾经游历过的克桑滕——《尼贝龙根之歌》主人公齐格弗里特的故乡，并将齐格弗里特这一敢作敢为的英雄形象作为“德国青年的代表”，开始号召渴望有所作为的德国青年：“我们要走出去，跨入自由的天地，冲破谨小慎微的束缚，为夺取生活的桂冠，为有所作为而奋斗。”[1]此时，恩格斯希望德国青年能去反抗当时德意志各邦在政治上的控制和压迫。

1840年，有很多关于反对拿破仑外来统治时期的文学作品出版，其中，恩格斯认为民族独立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的《忆往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者阿恩特曾于1813年参加过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这本书1840年7月在莱比锡出版后，又于10月再版。恩格斯因此撰写了《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电讯》1841年1月第2-5号）一文，探讨德国政治精神的发展，他不仅批判德意志狂无视历史、煽动德国对法国的片面仇恨，还提出了德国民主改造的明确要求，即“废除一切等级，建立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平等的公民国家！”[1]在文章最后，恩格斯又发出号召：“我们要团结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强大的——以及像上帝所喜欢的自由的德意志民族。”[1]

1840年，德国已故作家、评论家和戏剧活动家卡尔·勒贝雷希特·伊默曼（Karl Leberecht Immermann，1796-1840）的《回忆录》在汉堡出版，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思想和政治倾向的广泛讨论。恩格斯之前曾撰写诗作《悼伊默曼之死》（《知识界晨报》1840年10月10日第243号），1841年又撰写《伊默曼的〈回忆录〉》（《电讯》1841年4月第53-55号）一文较为全面地评价了伊默曼，再次对1813年解放战争之后的种种社会变迁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相信，“现代的命运不取决于畏惧斗争的瞻前顾后，不取决于老年人习以为常的平庸迟钝，而是取决于年轻人崇高奔放的激情。”[1]因此，他充满热情地鼓动德国青年：“只要我们还年轻，还富有火热的力量，就让我们去为自由而斗争吧；谁知道当暮年悄悄来临时，我们还能不能进行这样的斗争！”[1]

（四）成熟：从“青年德意志”转向“青年黑格尔派”寻求思想武器

恩格斯民主革命思想的成熟，体现在他更为激进、更为坚定的哲学与政治信仰的选择上：1841年，恩格斯成为黑格尔派的拥护者。

1841年4月，恩格斯离开不来梅回到故乡，暂停给《德意志电讯》撰稿。同年9月底，他到柏林服兵役（炮兵），白天军事训练，晚上到柏林大学旁听黑格尔派教授的哲学课。当时，柏林大学有一批很有影响的黑格尔派教授，校园内自由思想非常活跃，学术氛围也十分浓厚，恩格斯对之高度赞誉：“任何大学都没有像它那样屹立于当代思想运动的中心，并且像它那样使自己成为思想斗争的舞台。”[1]处于柏林大学多种哲学学派激烈争论之中，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建立起密切联系，他不仅参与该派的柏林“自由人”①“自由人”是19世纪40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茵、路·布尔、麦·施蒂娜等人。该派在1842年至1844年陷入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活动，还与之一起批判宗教，抨击普鲁士专制制度。

当德国哲学家谢林（Friedrio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在柏林大学讲坛上向黑格尔发起进攻、宣传神秘启示哲学时，恩格斯很快投入到了反对谢林、拥护黑格尔哲学的斗争中。1841年12月，恩格斯寄自柏林的论文《谢林论黑格尔》在《德意志电讯》（第207、208号）上发表。此时，恩格斯从倾向文学性质的“青年德意志”转向了倾向政治哲学性质的“青年黑格尔派”，并试图从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中寻求批判宗教、反对专制的思想武器。

三、恩格斯与《德意志电讯》的疏远

随着德国民主运动的发展，“青年德意志”思想上的不成熟和政治上的不稳定逐渐暴露，谷兹科及《德意志电讯》思想上未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而恩格斯则在思想上成熟起来，并在1842年以后与该刊疏远。

实际上，1939年底，在恩格斯撰写《卡尔·倍克》一文时，他与谷兹科就“青年德意志”内部流派辩论的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1835年12月，在德国官方针对“青年德意志”的书报检查和压制下，除了谷兹科和卢道夫·文巴尔克（Ludolf Wienbarg，1802-1872），大多数“青年德意志”成员抛弃了纲领，部分成员与该派断绝关系，或寻求官方谅解与庇护。因此，在“青年德意志”内部，以谷兹科为首的自由作家与对立阵营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恩格斯不愿介入论战，他认为论战不利于进步力量反对反动势力。1840年3月，他在《知识界午夜报》上发表了《现代文学生活。I剧作家卡尔·谷兹科》（第51-54号）、《现代文学生活。II现代的论战》（第83-87号），做出批判：“谷兹科肯定也会很快认识到，他的论战终究会使公众感到无聊。……但愿他们在相互对比，评价自己的长处时，遵循的……是年轻一代的态度……但愿他们从《哈雷年鉴》那里学习到，论战只能针对往日的遗毒和死者的幽灵。但愿他们能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在汉堡和莱比锡之间就可能有一种文学力量崛起，压灭他们论战的火光。”[1]文中，恩格斯对“青年德意志”感到失望和不满，开始寄希望于“青年黑格尔派”。但在寻求其他的作品刊发渠道（《知识界晨报》）的同时，恩格斯仍坚持为《德意志电讯》撰稿，发表政论。

1842年7月，恩格斯发表于《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的《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第160-162期）一文，清算了“青年德意志”与谷兹科，他写道：“谷兹科具有写作政论文章的才能；他是天生的新闻记者，但他只有一种办法能够保持这个地位，那就是他必须领会宗教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最新发展，并使自己的《电讯》（据说他准备恢复出版这份杂志）完全为伟大的时代运动服务。假如他也让那些堕落的美文学习作在他的杂志上占主要分量，他的杂志就会落得与其他美文学刊物同样的下场。而这些美文学刊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们逐渐被政治性报纸所吞噬；这些政治性报纸完全可以对付那么一点点文学的。”[1]在此文中，恩格斯也批判了“青年德意志”作家暴露出来的各种糊涂见解和可笑观点，并宣告了他同“青年德意志”的决裂：“青年德意志已经成为过去，青年黑格尔派出现了。”[1]

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的疏远和接近“青年黑格尔派”并不是他走向政治成熟的终点。1844年8月，他与马克思在巴黎雷让斯咖啡馆会面，决定与唯心主义的“青年黑格尔派”决裂，并于当年出版了合著《神圣家族》，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鲍威尔兄弟的哲学思想。第二年共同写作进一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从而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1847年11月，他们在布鲁塞尔的白天鹅咖啡馆完成合著《共产党宣言》。

1845年12月的两期《德意志电讯》，曾连载过恩格斯的一篇文章《英国谷物法史》。除此之外，直到1848年该刊停刊，恩格斯没有再与之发生联系。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54；58-59；84；84；85；96；95；108；105；259；277；281；305；305；424；142-143；454；446.

[2] 卡尔·谷兹科.1839年电讯.1839年德意志电讯试刊，183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