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胡风在抗战前后的因缘际会

颜坤琰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揭发、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随即，在多种因素影响下，胡风的命运急转直下。一代诗人、文艺理论家胡风锒铛入狱，成了毛泽东的“钦犯”（晓风：《胡风传》，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遂酿成了新中国第一冤案。

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党中央拨乱反正，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昭雪，还胡风“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的本来面目，得到了“在任何条件下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胡风悼词》）的定论。

如果我们拂去尘埃，检点历史，你会发现，其实，毛泽东与胡风的关系也不总是让人停留在毛批胡这一点印象上，他们也曾有过一段因缘际会。

毛泽东欣赏胡风主编的刊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胡风人生历程中的鼎盛时期，他在文学领域的建树，已经饮誉海内外，有“中国的别林斯基”之谓：他与鲁迅的师友之谊，更给他增添了一道耀眼的光环。胡风自认为，早在“30年代第一年起，就是以共产主义者的为人道德约束自己”（《胡风致熊子民》，载 《胡风全集》 第9卷第599页）。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参加了日本共产党，回国后一直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诩。1943年及1945年，胡风在重庆先后受到国共两党最高领袖的接见，这表明他绝非等闲之辈，在社会上和文坛中的地位更是令人瞩目。但他绝对不是能游走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民主人士，他是百分之百的左翼文化人。

1935年春末夏初，胡风创办了一个不定期的文学刊物 《木屑文丛》。时值瞿秋白刚在长汀英勇就义，为了悼念他，胡风特意从鲁迅那里要来一篇瞿秋白的遗译稿，以“环”的笔名刊登于 《木屑文丛》。小说则有吴奚如写的 《活摇活动》，是纪念为洪湖苏维埃运动而献身的烈士的。此篇小说是左联战士、青年作家吴奚如用眼泪掺和墨水写出来的，反映了王明路线推行的消灭富农的土地政策是促使洪湖苏维埃运动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吴奚如说：“胡风对我在小说中提出的主张极为称赞，也认为洪湖苏区所执行的一扫光政策打击面过大，使贫雇农孤立，于夺取天下不利。”（吴奚如：《我所认识的胡风》）

纵观这一辑 《木屑文丛》 的文章篇目，充满了浓烈的普罗文学的味道，有鲜明的革命倾向。因此，书店不仅不接受，甚至连发行代售也拒绝，胡风只得四处托朋友一本一本地推销。鲁迅先生也出面帮忙，托内山书店代为销售。胡风原以为这本印数不多、买的人又少的书不会有什么影响，殊不知毛泽东竟阅读了这本 《木屑文丛》，并留下了印象。据吴奚如回忆：“我在‘抗大第一期担任政治教员，讲授 《中国革命问题》 这门课，有幸能不时见到毛主席。有一次，毛主席对我说，曾看过我那篇小说 （即 《活摇活动》——引注），说当时在江西中央苏区，对富农的政策是八个大字：‘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吴奚如：《我所认识的胡风》） 毛泽东不仅读了胡风主编的 《木屑文丛》，而且在对富农的政策上，两人竟有相似的看法。

抗战时期，胡风主编的文艺刊物 《七月》，不仅有反映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作品，也刊载了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战斗生活的篇章，在国统区影响很大，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颇受欢迎。每期刊物出版后，胡风都要通过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数十份，其中一部分赠送给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一部分则是请延安的朋友代销。同时，还通过其他渠道输送到晋察冀、苏南、苏北等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当时就很喜欢阅读 《七月》，对 《七月》 的评价甚高。1938年夏，吴奚如从延安来武汉，胡风特地去看他。吴奚如给胡风带来了左联时期的老朋友雪苇的信，在雪苇的这封信中，转述了毛泽东在读完由胡风托雪苇转赠给他的 《七月》 第三集第一期后，给雪苇的复信：

我已看了《座谈会记录》 （指 《七月》 第三集第一期上所发表、由胡风整理、七月社召开的作者座谈会记录：《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引注） ，很喜欢，如有新的请续寄我。

毛泽东在信中还表示了感谢。雪苇在给胡风的信中说：“这是你的光荣，《七月》 的光荣。以后希望你一定经常给他一份。”

胡风得知毛泽东对 《七月》 的垂青，真是喜出望外，这更增强了他对毛泽东的崇敬和信任。

胡风崇敬毛澤东

淞沪抗战爆发后，胡风等文化人相继撤退到武汉。胡风经过多方努力，《七月》 得以复刊出版。抗战进入第二个年头，此时武汉的氛围使胡风产生一种压抑感。鲁迅先生虽已去世，但在宗派主义者的眼里却并未盖棺论定，依然对他抱有轻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当时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就曾多次表示对鲁迅的反感，说他是个“读书人，脾气古怪，清高，不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吴奚如：《我所认识的胡风》）。鲁迅的精神，在抗战中似乎已不起作用，鲁迅的声望，似乎也被抗战的炮声所淹没了。对此，胡风忧心如焚。恰在此时，他接到一篇署名“大漠”写的文稿：《毛泽东论鲁迅》，声明是根据毛泽东的讲话记录整理的。胡风读完文稿，喜不自胜，顿生知音之感。他很想找投稿人谈一谈，但此君是路过武汉顺便给 《七月》 投稿的，没有留下地址，可惜无一面之缘。

《毛泽东论鲁迅》，是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举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所作的演讲的记录稿。有趣的是，同一天，胡风也参加了武汉各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武汉的纪念会是自发性的，规模很小，与会者有三四百人。当时，武汉情况相当复杂，中共在武汉的代表只有董必武在，无暇顾及；至于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则怕因此把自己弄“红”了，所以对这个纪念会没有予以重视。在此情势之下，胡风则挺身而出，组织了会议，被推为大会主席，并在大会上致辞。这是毛、胡二人在异地、在同一时间段、对同一位伟人，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大概也是毛、胡二人唯一一次语言文字的交集吧。

胡风决定将 《毛泽东论鲁迅》 发表在1938年3月出版的 《七月》 第十期上。这是他最欣慰、最得意的一件大事。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党的领袖对鲁迅的评价，提出了在伟大的战争中更应该学习宝贵的‘鲁迅精神的要求，开拓了正确地研究鲁迅的道路：是针对着抗战发展的具体的历史要求而提出这个极重大的问题的。”

一年后的1939年7月，胡风在重庆的 《七月》复刊号上，又推出了白危撰写的 《毛泽东断片》。

白危，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积极参加了左翼新兴木刻运动，他在鲁迅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编译了中国版画史上第一部木刻讲义 《木刻创作法》，还曾写过 《记鲁迅》的文章。抗战爆发后，白危去兰州参加救亡运动，主编由毛泽东题写刊头的 《战号》 周刊。不久，经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介绍，白危到延安参观访问，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五个多月的时间里，白危写出了五十万字的报告文学：《延安印象记》。遗憾的是文稿大都丢失，只剩部分篇章。1939年5月2日，白危夫妇来到两路口重庆邨探望胡风，并将 《毛泽东断片》文稿交给了胡风。此时，白危已应陶行知邀请，在距重庆北碚不远的草街子育才学校任教导主任。

《毛泽东断片》 是一篇描写一位住在陕北窑洞里的伟人的力作，四千余字。作者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毛泽东简朴的生活、谦逊的作风、渊博的知识、幽默风趣的谈吐，以及民众对他的衷心爱戴：把“人民的大救星”“20世纪40年代的普洛米修斯——毛泽东”的真切形象，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白危在文章后面的“附记”中写道：

此文于1938年10月在延安会见毛泽东先生之后写就，其时因武汉危急，急于返汉，其中谈话，未经毛先生校阅，倘有出入之处，该由我负责。

1939年4月20日于重庆，补志。

在国统区，公开为共产党张目，公开宣扬毛泽东，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就在几个月前，胡风突然接到一个诡谲的传讯条子，是由重庆卫戍司令部发出，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转送来的。胡风心想：“我又没做违法的事，为啥要传讯我呢？”当他找到那个科长，理直气壮地质问他们“为什么要传讯我”时，科长先是表示不知此事，后来又说可能是下面的人搞错了，是一个误会，等等。最后收回了传讯条，假惺惺地客气一番，然后把胡风送了出来。后来有人告诉胡风，这件事并不是没有来头的，那是国民党想恐吓他，要他少说话，少写文章。但性格倔强的胡风没有被吓倒，相反，他积极筹措 《七月》 的复刊，并且有意将赞颂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文章放在复刊号上。

胡风曾不无得意地写道：“这期最突出的是白危的 《毛泽东断片》，这是继 《毛泽东论鲁迅》 后的一篇关于这位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伟大人物的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作为著名的左翼文化人，雾都重庆的胡风，与红色延安，与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无疑建立起了一种深沉的精神联系。”（胡学常：《胡风事件的起源》，载 《百年潮》2004年第11期）

抗战期间，胡风不时阅读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理论著作，非常佩服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他活学活用，结合当时的文化现状写出理论文章。如他读了毛泽东的 《论持久战》 后，深有感触，在躲避日机空袭的间隙，写成了 《论持久战中的文化运动》，对抗战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珍藏毛泽东墨宝，数十年毫发未损

2014年，胡风的女儿张晓风曾对来访者说：“抗战期间，身在延安的丁玲常给在重庆的父亲来信，叙说自己的生活和心情，幽默风趣，并寄来一些稿件。父亲在所编的 《七月》 和 《希望》 上发表了不少她的文章，还编印了她的小说集 《我在霞村的时候》，按丁玲的嘱咐将稿费寄给她母亲作为生活费。”（张晓风：《胡风与丁玲萧军冯雪峰被扭曲的战友情谊》，2015年1月31日 《北京青年报》）

丁玲在给胡风的信中还转述了毛泽东欢迎胡风来延安的讯息。胡风在日记中写道：“1938.12.18—— 丁信说毛欢迎我去延安，但她以为还是在这里办 《七月》 的好。”

1939年6月下旬，胡风因痔疮复发，未能跟随重庆各界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到南方各战区进行慰问，只好留在北碚帅家坝的家中养病。数日后病情好转，他便急忙渡过嘉陵江，赶到北碚街上唐性天开办的华中图书公司，收到了丁玲寄来的一包稿子。其中有丁玲自己的文稿，以及田间的诗和雪苇的论文；另外还有一份用纸包得很仔细的、用毛笔写在两张十六开大小的浅黄色毛边纸上的旧诗词。一看内容他便明白了，那是毛主席给丁玲亲笔书写的诗词：《临江仙》。这件事在胡风1939年7月3日的日记中有记载：“过华中 （“华中”即“华中图书公司”，地址在北碚。作者注），得丁玲寄来一包稿子，田间的诗和雪苇的论文，M氏手写的旧诗词。”

对这珍贵的墨宝，丁玲怕在动荡的战乱生活中丢失，特地托付在大后方的胡风为她保存。胡风将它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在信封上写了“毛笔”两个字，小心翼翼地放在他装重要文稿的手提包里，这样便能随时拎着它去躲警报，可以寸步不离地带在身边。这不仅映衬出胡风的良苦用心，更显示了胡风对毛泽东的一片赤诚。对这件墨宝，张晓风说她父亲“无论是躲避日机的轰炸，还是在香港沦陷后的逃难途中，一直小心护卫着，毫发无损”。

抗战胜利后，胡风将“毛笔”带到上海，后来又带到北京。随着胡风的被捕，他的日记、书信、文稿及其他一些个人物品，统统被公安部没收，这个装着“毛笔”的手提包，也被锁进了公安部的保险柜。1965年，胡风入狱十年后被判刑，公安部发还了部分个人物品，手提包回到胡风夫人梅志身边。1968年夏天，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成都的红卫兵来到梅志所在的劳改农场—— 芦山县劳改局苗溪茶场，他们翻箱倒柜，拿走了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梅志看见破旧的手提包被丢在地上，没人要，她赶紧捡起来，发现里面的文稿虽然被抄走了，但藏在夹层里的“毛笔”却安然无恙。1979年年初，胡风出狱。1980年3月，胡风夫妇回到北京。初夏的一天，梅志從幸存下来的手提包的夹层中取出“毛笔”，对胡风说，现在好了，到物归原主的时候了。然而此时，他们却不知道丁玲的住址。于是，6月13日梅志给丁玲写了封短简探询：

记得四十年前，你从延安曾寄来文稿及主席手迹。文稿以后编成 《我在霞村的时候》，版税也已直接寄你。手迹一直保存至今，虽经历了许多灾难和波折，幸好还完整无缺。

1953年迁京时，本已捡出，想找一机会面交你，并听你谈谈当时情况，可因种种不愉快事，将它耽下了。

最近在藏文稿的皮包中，找出了这手迹，不能说完璧归赵，实在应该立即奉还物主。因不知你的确实地址，望来信告知寄何处为妥？

丁玲后来得此信息喜出望外，立即让女儿蒋祖慧夫妇来胡风家取走了这份“毛笔”，这才真正“物归原主”了。

毛泽东会见胡风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的中国军民，终于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8月28日，毛泽东应邀来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国共和谈。

9月4日，住在赖家桥乡间的胡风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和文艺界的朋友见见面。胡风立即搭车进城，先去民国路作家书屋找到冯雪峰，晚上便和他一道去曾家岩五十号的周公馆，由周副主席的秘书徐冰陪同，来到郊外红岩山上的八路军办事处。徐冰告诉他们，毛主席就在这里，可以找时机面晤。办事处正在举行舞会，徐冰好不容易才瞅到机会，将胡风和冯雪峰引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很客气地和他们握手，毛泽东说：“胡风同志我知道，你的 《七月》 办得很好，我是你的忠实读者！你为我们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你辛苦了！”胡风谦逊地微笑着，有些腼腆的样子。正当谈话要深入下去的时候，一位从延安来的女记者，跑来拉着毛泽东，将毛泽东拉进了舞池。后来虽然又有机会站在一起，但刚和毛泽东谈上几句，他就又被人拉走了。此后，胡风再也没有机会和毛泽东作深入的交谈。

胡风在与胡乔木、何其芳的交谈中，因国共和谈的成功，“双十协定”的签订，大家都产生了一种胜利的轻松的感觉。在毛泽东离渝前夕，国民党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举办了欢送毛泽东的鸡尾酒会，胡风应邀出席。因宾客如云，胡风连想上前给毛泽东敬一杯酒的机会都没有。10月11日晨，胡风参加了去九龙坡机场欢送毛泽东乘机返回延安的行列。

毛泽东和周恩来握别后，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步入机舱。飞机在轰鸣声中腾空而起。曾为毛泽东深入龙潭虎穴而提心吊胆的胡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在心中默默地祝福毛泽东一路平安。

（选自《名人传记》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