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广告牌》：把选择权留给观众

王钟的

当电影片尾字幕开始滚动，灯光亮起，我依然有这样一种场景的设想：风波平息的若干天后，“三块广告牌”成为当地一大旅游景点，原本无人经过的偏僻公路，访客络绎不绝，他们从遥远的地方开车过来，就为了看看著名的三块广告牌究竟长得怎么样。

三块广告牌上分别写着：惨遭奸杀！凶手至今逍遥法外，你在干什么？威洛比局长？

当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为的是给这部电影增添一分荒诞。实际上，《三块广告牌》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米尔德丽德与狄克森这对欢喜冤家握手言和，但奸杀米尔德丽德女儿安琪拉的真凶依然没有找到，在偶遇一位涉嫌奸杀其他女子的军人以后，他们出于正义的朴素追求，他们打算扮演义警，对其处以私刑。

如果私刑真的被执行了，则意味着公权力信任机制的完全崩盘。如果两人最后调转车头，选择放下，则意味着正义不彰，凶手逍遥法外。电影把选择权留给了观众，也把深深的思考留给了观众。

《三块广告牌》所讲述的故事，对中国观众而言，存在不少中西方文化差异间存在的理解障碍。例如，美国南方的保守主义、种族歧视等。就连影片中出现的几首经典民谣，也让一般中国观众感到陌生。但是，主干情节呈现的公权力缺位后的私力救济，让人产生几分似曾相识之感。

故事发生在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美国小镇，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式给故事增添了几分戏剧色彩。在电影里，女主人公米尔德丽德与小镇上的乡亲们展开了三轮交锋，俨然成了“人民公敌”。

第一轮是与公权力的代表者——警察局长威洛比。在旁人的眼中，威洛比兢兢业业工作一辈子，又罹患癌症，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威洛比最后选择自杀，在外人看来就是米尔德丽德逼死了他。这一轮交锋，双方难言胜负，堪称悲壮。

第二轮是与以警察狄克森为代表的小镇原住民。他对广告公司职员施加暴行，甚至在母亲的指点下，把米尔德丽德的同事兼朋友关进了监狱。作为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狄克森不是一个合格的警察，却是最普通的镇民，正如警察局长所说，如果不把这种带有黑人歧视倾向的人留下来，那警察局就招不到人了。

第三轮，则是与自己的亲人。因为米尔德丽德“铁石心肠”般的行为，儿子在学校被孤立，整个家庭因为米尔德丽德的维权受到了二次伤害。而同样经历丧女之痛、最应该跟米尔德丽德站在同一个战壕里的前夫，却在自我麻痹中寻求新的生活，还悄悄地放了一把火烧掉了广告牌，企图烧掉悲痛的记忆。

历经“亲叛众离”，依然没有找到凶手，单看目的，米尔德丽德输得很彻底。如果是美国观众，或许可以从中看到自由主义的偏激、政府的官僚主义、平权运动的不彻底，这些专属于美国社会内部的病症。对于中国观众而言，这部影片最大的价值，可能意味着一堂深刻的法治理念普及课。

大家都知道，法治是个好东西，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法治与朴素的正义观之间存在微妙的距离。在现实中，“疑罪从无”等程序正义的法治原则，并不指向让每个坏人都得到强有力惩处的结果正义，著名的辛普森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公权力的謙抑，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为个体维权增加了不可预知的障碍。如何在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取得平衡，始终考验着人类的政治文明和智慧。

面对执法部门的无能为力，米尔德丽德愤怒地质问为什么不能采集全镇男性的DNA样本用于比对，甚至建议在全国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采集DNA样本。警察局长威洛比面对眼前这个失去理性的女子，只能淡淡地回应：“这是违反民权法的行为，政府没有权力这么做。”

同样，公权力受挑战时表现出来的软弱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米尔德丽德一把火烧了警察局，当局居然查不出纵火者，连警察局门口都没有一个摄像头。

尽管每个人物都有大大小小的缺陷，但在《三块广告牌》里露脸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坏人。恰恰在这个大家都为他们考虑的“好人社会”里，对少数而极端的恶竟然无能为力，迫使“好人”用极端来对抗极端。其悲剧性的结局警示人们：人民对法治的信仰，不仅来源于法治胜利时正义彰显的光辉时刻，更在于法治失败和黯淡时，对法治精神的呵护与坚守。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3月13日）